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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顾颉刚疑古思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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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heory.jschina.com.cn/a/200904/t32280.shtml
摘要:顾颉刚及其领导的“古史辨”派,曾经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右史坛,风靡
一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和出土文物的丰富,人们对疑古史学有了新
的认识。本文即剖析顾颉刚疑古思想提出的背景和目的,抽出其有代表性的十大论点进
行探讨,评价它的成就和影响。
关键词:顾颉刚;疑古思想;古史;伪史
作者简介:杨善群(1937-),男,上海人,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
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在史坛崛起,其领导人
物顾颉刚被称为“疑古大师”[1]。从1926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九本
(第七册分为上中下三本),洋洋数百万言,人们称其为“疑古文献的大成”[2],
在史坛上掀起一股巨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地下文物—
—有关的古籍竹简、帛书不断出土,人们对“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有了新的认识,需
要对《古史辨》的成败得失重新进行评价和总结,对它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检查和反思,
以利于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正如已故当代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所指出的:“这
一学派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直至今日曾成为我国古史研究领域中的主导力量。流
风所披,远播海外,其影响迄未衰竭。不过,由于这些年来古史研究的长足进展,使这
一学派也逐渐露出令人质疑、并应重新估价,以图改进的不少问题。”[3]本文即拟
顺应历史的需求,对顾颉刚疑古思想提出的背景和目的、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探索古史所
形成的主要论点以及它的成就和影响,进行比较全面的探讨和分析。在史学领域中回顾
过去,就是为了开拓未来。
一、疑古思想提出的背景和目的
顾颉刚年轻时正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他的疑古思想要推倒封建史学的偶像
,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思想史上具有相当大的进步意义。
疑古思想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特别是自南宋以来,这种思想迅猛发展,到清代
更出现愈演愈烈之势。据顾颉刚自述,他的疑古思想,受南宋的郑樵、清代的姚际恒和
崔述三人的影响最大。郑樵曾作《诗辨妄》,对历来《诗经》的各家注解都有批评,这
种做法深得顾的赞同。姚际恒这个人曾受到顾的特别注意,他著的《古今伪书考》,竟
判定流行的古籍十有八九都是假的,这在顾的“脑筋里起了一回大震荡”[4]。至于
崔述,他对西周以前的历史和孔子事迹,作了大量的《考信录》,许多失真的记载被他
一扫而空。顾认为这“是一件大快事”[4]。清末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也曾给顾以巨
大的影响。康的《新学伪经考》,论证古文经都为西汉末刘歆所伪造。顾认为此说“完
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康的《孔子改制考》,论上古事茫昧无稽,战国诸子大都托
古改制。顾称此说“极惬心餍理”,“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5]。对顾颉刚疑古思
想的形成影响甚大的,还有当时学者胡适和钱玄同。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
抛开唐虞夏商周,而从周宣王讲起。这使顾对适之先生非常信服。至于钱玄同,更是一
位积极主张疑古的学者,顾的许多疑古主张就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发表出来。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又承受了自南宋至清代许多学者疑古辨伪思想的熏陶
,再加上当时一些学者的推波助澜,顾颉刚曾回忆当时的思想情绪说:“我的胆子越来
越大了。”[4]十分显然,“古史辨”疑古运动的兴起,是由于反封建的五四精神的
激励,是我国历史学者中疑古辨伪思潮发展的登峰造极,是历史长期积累与现实潮流激
荡所形成的必然结果。
疑古思想既已提出,疑古方针亦已确立,一本本“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
而编著的”[6]《古史辨》陆续出版,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据顾先生自述:“
以考证方法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
流而已。”[4]可知《古史辨》的主要目的,就是“推倒伪史书”。在另一场合,顾
先生又说:“我自己的工作”是“偏于破坏伪史方面”[7]。一是要“推倒伪史书”
,二是要“破坏伪史”,《古史辨》的这两大目的原是密不可分的。《古史辨》的另一
位学者罗根泽把他们的工作归结为“辨真伪”和“考年代”两大类:“辨真伪,追求伪
迹,摈斥不使厕于学术界,义主破坏;考年代,稽考作书时期,以还学术史上之时代价
值,义主建设。”[8]由于“古史辨”派的学者以“破坏伪史”和“推倒伪史书”为
目的,不断“追求伪迹”,他们在《古史辨》之外,还计划出《辨伪丛刊》、《辨伪丛
书》和《辨伪丛著》,因而辨出的“伪史”和“伪书”当然越积越多;同时,“考年代
”也是以“推倒”和“破坏”为目的的,其考出的史书著作年代往往愈拖愈后。那么,
“古史辨”派的学者们辛苦了数十年,是否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呢?这必须对他们的成果
作一番大致的考察。
二、疑古思想主要论点剖析
厚厚九大本《古史辨》,其中有关疑古的论述太多了。为便于阐述,这里抽出顾先
生所倡导的有代表性的十个论点,进行介绍和探讨。
(一)“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
这是顾先生由疑古而提出的最有影响的古史理论。他把《诗经》、《尚书》和《论
语》三部书作了比较后认为:“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
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
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5]“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这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9]。
平心而论,对于古史的传说有后人编造的情况,但大多数应该是古人口耳相传的记
录。把中国古史说成“层累地造成”,是不恰当的。比如:“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
的”,这就不对。据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尚书·尧典》上的天文记载,是“殷
末周初之现象”①。然则《尧典》中关于尧舜之事在“殷末周初”早已出现,并非《论
语》中孔子的编造。再如汉代司马迁作的《史记》,其古史系统比前代不知“放大”了
多少倍,但那是在总结前人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据王国维用甲骨文对《史记·殷本纪
》的核查,证明其所记殷代世系基本正确。可见这些古史记载,决非胡乱编撰,“层累
地造成”。
(二)禹是动物,是神,与夏无关。
破坏伪史,顾先生首先从“禹”这个历史人物开始。他从《说文》释“禹”为“虫
也,从禸”,又释“禸”为“兽足蹂地也”,就推测禹“大约是蜥蜴之类”,“或是九
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他从《诗经》中的一句话:“禹敷下土方”,就说:“禹是上帝
派下来的神,不是人。”[9]他又引了《尚书》中“陟禹之迹”等文句后说:“禹与
夏是毫无关系的。”[10]
关于“禹是动物”,顾先生虽然后来声明“将这个假设丢掉了”,但我们还是要指
出:用人名的意义来考证历史,这个方法是不足取的。比如某人名“鹏”,按顾的考证
方法,那是一只大鸟;某人名“菊”,那只是一朵花:都不是人。怎么可以如此推论!
再说古代对于天神的迷信十分浓烈,西周的国王都称“天子”,如解释为“天的儿子”
,那么他们都是“神,不是人”了?至于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不能仅凭一两篇文字或一
两个句子就得出结论,要阅读全部有关史料才能下判断,这是个常识问题。
(三)尧舜禅让说是战国时代墨家所编造。
在夏朝之前有尧舜禅让的事,对此,顾先生曾一再指出:“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
受了时势的刺戟,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11];“(尧舜禅让)这是墨家为了宣传
主义而造出来的”[12];“尧舜禅让的故事,我们敢说是墨家创作的”[13]。这样
,尧舜禅让的历史又被“推倒”和“破坏”了。
其实,如前所述,《尚书·尧典》中的天文记载是“殷末周初之现象”,那么《尧
典》所记尧舜禅让之事也应该在殷末周初已开始写作,由口头传说而形成文字记载,因
而它绝不是到战国时代才由墨家“造出来”的。再说,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在人类最
初的原始共产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比较低下,阶级还没有出现,部落联盟的首领有可
能由“禅让”产生。但是顾先生却说:有人“用了唯物史观来解释故事”,“这样一来
,墨家因宣传主义而造出的故事,便成了原始共产时代的史料了。”对用唯物史观来解
释故事不以为然。接着又辩驳道:“我们知道战国以前整个的社会都建筑在阶级制度上
”[13],把人类初期的原始共产社会一笔抹杀。这显然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四)孔子作《春秋》说是儒家所伪造。
《春秋》一书是孔子作的,许多文献都有记载。但顾先生却说:“《春秋》一书本
和孔子没有关系,所以《论语》中一字不提。”大约到了战国中期,一班儒家“在鲁国
的史官处找到一堆断烂的记事竹简”,就骗人道:“这是孔子作的,孔子行的是天子之
事。”[12]这样,孔子作《春秋》一事又被说成是儒家的“骗人”宣传而否定了。
关于孔子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曰:“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
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
惧。”又引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记
·孔子世家》也引孔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于是,孔子“乃因
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可知《春秋》确为孔子所作
,有许多深沉的话语,寄托着他的政治理想,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的。至于“《论语》中
一字不提”,因为《论语》不是孔子一生行事的总记录,可能有些话没有收录进去,不
能认为《论语》中没有便是假造。过去曾有人因为《左传》中不提孙武,便否认吴国将
军、《孙子兵法》作者孙武的存在②,这是同样没有道理的。
(五)《老子》成书在秦汉之际。
老子是春秋末年人,约与孔子同时。《史记》中有《老子列传》,记述孔子曾向老
子问礼,以及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情况。然则《老子》一书当
是春秋末年老子的著作。但是顾先生在研究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后认为:“《
老子》的成书时代必在此二书之间”;“《老子》一书的编成是西元前三世纪下半叶之
事”[14],亦即在秦朝末年或西汉初年。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1993年冬,湖北省荆门市郭店的战国中期楚国墓葬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抄写《老
子》的竹简[15]。根据竹简抄写必先于墓葬时代、而其成书时代更应在其前的通则,
湖北荆门郭店的这一考古发现,以出土的实物证明,《老子》一书只能是孔子向之问礼
的老子所撰,其成书时代在春秋晚期③。
(六)《尚书》中的《禹贡》作于战国,《尧典》写定于汉武帝时。
《禹贡》记述大禹治水以及当时九州的地理和贡物,其写作时代应该比较早。但顾
先生认为,它“是战国时代的著作”[5],其主要理由:“九州乃是战国的时势引起
的区划土地的一种假设。”[16]而《尧典》的写定,顾先生认为在“汉武帝时”,因
为“汉武帝的政事都与《尧典》相合”[13]。
顾先生的上述主张,在当时已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指出九州的划分远在战国
之前:如《齐侯钟》说成汤“咸有九州”;《左传·襄公四年》记:“芒芒禹迹,画为
九州”,等等。近年发现西周中期的铜器《遂公》,其铭文已谈到禹区别不同的土地,
规定各地的贡赋,再联系《禹贡》中的其他许多事实,学者们考定《禹贡》的写作时代
应该在“西周中期”[17]。至于《尧典》,科学家竺可桢已考定其天象记载是“殷末
周初”的,那么其写作年代也应在此附近。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人,他作《史记》大量引
述古代典籍,其中《五帝本纪》就几乎全文引述《尧典》。如果《尧典》是当时刚刚炮
制出来,他会立即拿来引用而不知其中底细吗?这是不可能的。
(七)《周礼》是刘歆伪造,《左传》为刘歆重编。
关于《周礼》一书,顾先生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周礼》)盖刘歆所
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又引钱玄同说康氏的话是“一语破的之论”。然后
得出结论:《周礼》“是刘歆伪造”[18]。顾先生又曾不止一次地申述:“《左传》
是一部很有问题的书”,“为刘歆改头换面之作”[19]。“刘歆重编《左传》。”[
18]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据研究,《周礼》是一部以周代制度为蓝本而阐述政治理想的书,有三百六十余个
官职,有儒、法、阴阳五行等各家思想,它最初在汉景帝或武帝时由河间献王所得。《
汉书·景十三王传》云:“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而《周官》即《周礼》就
是其中一部。可知《周礼》一书早已流传,它不可能是刘歆所伪造。至于《左传》,在
西汉时有两种传本:一是孔壁藏本,一是民间传本。刘歆对《左传》特别爱好,在《移
太常博士书》中曾为孔壁所得《春秋左氏》“藏于秘府”未立学官而鸣冤叫屈,又从人
“学习民间私传本《左传》”[20]。因此,刘歆不可能“重编”《左传》,做“改头
换面”的工作。
(八)“炎帝神农氏”等古史人物名为刘歆所编造。
对刘歆如何编造“五德终始说”的古史体系,顾先生特别有研究。他指出,当时在
黄帝之前需要配一位火德的首领。查世系,黄帝之前有神农氏,但神农氏之为火德,未
免不像;而炎帝的名字一看就是火德。于是造伪者就把黄帝前一代的神农氏和表示火德
的炎帝“合起来”,出现了“炎帝神农氏”一名。此外,刘歆的《世经》还编造了“太
昊伏羲氏”和“少昊金天氏”等名,以完善其体系[19]。
上述揭露,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查先秦古籍以至《史记》叙述,炎帝和神农氏是
明显的二人。但到刘歆的《世经》编造“五德终始”体系,出现“炎帝神农氏”一名后
,两者就“合二为一”了。再如古史传说中的东夷族首领太昊和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
牧的伏羲氏,本也是互不相关的二人。刘歆为编造体系把二者又捏合为一,造成古史传
说的混乱④。过去曾有人为刘歆辩护,说“一切委过于刘歆”,是“今文学派的做法”
,刘歆“没有伪造古史系统”[21]。这是大可不必的。
(九)夏“少康中兴”的历史是东汉人所编造。
夏朝太康时曾被东夷有穷国的后羿攻入夏都,夺取政权,后经过三代人,约40年的
艰苦斗争,夏朝终于在少康时又重新夺回政权,历史上称为“少康中兴”。这件事,《
史记·夏本纪》失载,但在《左传》的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史记·吴世家》的伍子
胥谏词中都有较详细的叙述,《楚辞·离骚》中也有长段涉及。对此,顾先生认为:“
《左传》所载是经过后人窜改的文字”,“《吴世家》曾经后人的伪窜”,“少康中兴
的故事是东汉人造出的”,“少康中兴就是光武中兴的倒影”[10]。
这真是大胆的假设!求证倒也容易:凡是不合这个假设的文字,都是后人“窜改”
或“伪窜”的;夏朝有“少康中兴”,东汉有“光武中兴”,那么“少康中兴”就是“
东汉人造出的”。由于这个考证太简单和离奇,至今各种历史著作无一采纳此主张,只
能作为“疑古”的一段插曲了。
(十)《孔子家语》是王肃伪造。
《孔子家语》一书,历来疑古者多有论述。顾先生对此书进一步作了结论:“《孔
子家语》不但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部杂凑书。”“这是王肃的造伪”,他“假托圣言
,造此一书”,“拿圣人的证据来压倒郑玄”[12]。“王肃的《孔子家语·解自序》
上很露出伪作的马脚”,“这个问题,直到清代中叶而完全解决”,“这一宗造伪书的
案子就判定了”[18]。
1973年,河北省定县的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一种定名为《儒家者言》,内
有十章与《孔子家语》基本相同[22]。1977年,安徽阜阳的西汉初期墓葬中又出土了
许多竹简、木牍,其中一块木牍上书写篇题46条,其“内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语》
中见到”。论者评述:“旧说以为《孔子家语》,王肃伪作,今阜阳汉简木牍证明早在
西汉初期,已有类似书籍。”[23]当代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对此作深入研究后指
出:“从体例来看,竹简《家语》和今本是相近似的。”“王肃当时一手抄辑出这部书
,是难于欺人的。王肃在序言中已说明《家语》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这应当是事
实。”“看来我们对今本《家语》的认识应当重新考虑。”[24]王肃是三国魏人,他
伪造的《孔子家语》却在几百年前的西汉初期墓葬中已经有了,这岂非咄咄怪事!这一
宗判定了的“造伪书的案子”,因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而被拨乱反正了。
三、疑古思想的成就和影响
综观上述顾先生疑古思想所提出的有代表性的十大论点,除揭露刘歆为编排“五德
终始”的古史系统而伪造“炎帝神农氏”、“太昊伏羲氏”等首领人物,比较符合历史
实际外,其他的论点大多无法说通,难以成立,或被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所否定。过去
有学者认为:“他们(指古史辨派)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在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
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时候。”[25]但现
在看来,这个说法还不够精确:《禹贡》的写作应该在西周中期;而《尧典》的星象记
载既然确定为“殷末周初”,那么其写作年代也不会晚到春秋战国。其实,顾先生疑古
思想的最大成就,应该是对刘歆关于“五德终始”古史系统编排和伪造的揭露。这个愚
弄人民的古史系统,确实是很荒谬的。
必须指出,由于古史辨派长期以来的过分疑古或极端疑古,因而产生了一些负面影
响。
其一,把古史搅成一片空白。按顾先生的疑古理论,中国古代禹以前的历史是“层
累地造成的”,尧舜禅让的事迹是战国时代墨家编造的,神农、黄帝都是想象中的人物
,于是他论述说:“试问唐虞是什么景况,实际上只有漆黑一团!”“照我们现在的观
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26]“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但把伪史和
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5
]这样,顾先生在疑古思想指导下,把东周以前有关伏羲、神农、黄帝、炎帝、尧、舜
、夏、商以及西周的历史,一刀全部砍去。对于这种做法,当时学术界如王国维、张荫
麟等人曾不断提出反对意见;还有人当面对顾先生说:“你们再不要考古史了,给你们
一考什么都没有了!”[10]可见这种疑古的考证给古史研究带来的危害。
其二,造成大量古书的冤假错案。前已论述,顾先生认为《孔子家语》系王肃伪造
,但在王肃前几百年的西汉墓葬中已有此书。可见这是一件冤假错案。《古史辨》第四
册有罗根泽《〈孔丛子〉探源》一文,论定《孔丛子》是“伪书”。现在李学勤先生对
该书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后认为:“《孔丛子》一书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24
]可见这又是一件冤假错案。《古史辨》第六册有唐钺《尹文和〈尹文子〉》、罗根泽
《〈尹文子〉探源》两文,论定《尹文子》是“伪书”。现在有不少学者进行辨正,证
明“《尹文子》是稷下学者尹文写作的极其珍贵的真书”③。可见这是又一件冤假错案
。《古史辨》第四册还有马叙伦《〈列子〉伪书考》等二文,论证《列子》是“伪书”
。目前也有不少学者进行辨正。甚为有趣的是,马氏据《列子·仲尼》篇谓“西方之人
,有圣者焉”,即论定其“剽取浮屠”。此事日人武内义雄早就指出:“仲尼篇所谓西
方圣人,乃道家者流之理想人物,与佛教无关系。”[27]今查《庄子·让王》也有“
西方有人,似有道者”的话。可见这是又一起冤假错案。此外,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判
为“伪书”的冤假错案,还有《文子》、《冠子》、《尉缭子》等。
其三,不少古籍的成书年代被拖后许多。如前所述,顾先生认为《老子》成书在《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之间,亦即在秦末汉初。但近年发现在战国中期墓葬中已有《
老子》竹简,可知它是春秋末年老子所撰。这样,《老子》的成书年代被拖后二三百年
。再看《禹贡》,据考古发现和近人研究,其写作应在西周中期,而顾先生认为在战国
,这也拖后了四五百年。至于《尧典》,顾先生认为写定在汉武帝时,而其星象的记载
为“殷末周初”,写作时代当亦与此相近。这里被拖后的年代就更多了。古史辨派另有
一志同道合的学者罗根泽,他作《〈管子〉探源》一书,把《管子》中的许多论著判为
汉代人作,特别是《轻重》十八篇,论定为“汉武昭时理财家作”[8]。现已有不少
学者进行辨正,列出各种证据,证明它们是战国时代的著作⑤。这样,《管子》中许多
论著的写作时代也被拖后二三百年。
其四,一些历史人物和事迹被说成“神”或“神话”。比如治水的英雄、夏朝的开
创者禹,顾先生就一再说他“是上帝派下来的神”或“是平地成天的一个神人”[12]
。受此影响,郭沫若也认为禹“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28]。范文澜也说:禹是被
后世“夸大为治洪水的神人”;“禹治洪水是一个很悠久很普遍的神话”[29]。本来
,禹治洪水是古代人向大自然开战的壮举,禹因治水有功而被举为舜的接班人,因而成
为夏朝的第一代君主,这根本不是“神人”和“神话”。再说黄帝,本来是一个部落联
盟的首领。因为其分支繁衍得非常广,后来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这在许多史籍中都
有记载。但顾先生却说:“黄帝本是一个最有权力的上帝,于是他们(按指造伪史者)
就把他从天上拉下来了。”[12]黄帝成了“最有权力的上帝”,又被“从天上拉下来
”,真是莫名其妙!
值得欣喜的是,顾先生在晚年不再坚持以疑古作为自己的治学方向,不再“偏于破
坏”,而是以考证史事为主,立足于建设,写出大量有扎实功底的史学论文,如《〈逸
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和评论》、《“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
、《由“烝”、“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以及由《大诰译证》修补而成
的许多有关周初史事的论文,大多刊于《文史》。他还因抗战时期移居西北,得知许多
少数民族的习俗,用以论证古史,写成《史林杂识初编》这本很有用的历史著作,由中
华书局出版。香港史学家许冠三在其《新史学九十年》一书中,称顾先生是“始于疑终
于信”,最后二十年“完全以立为宗”,“考信方面且是后来居上”[30]。对顾先生
的转变予以充分肯定。
中国历史上的疑古思潮,如果从南宋算起,已有将近千年的历史。可见其根深蒂固
,盘根错节。古史辨派则是把这股思潮更发展到极端。当代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
:“这一思潮的影响深远,要对古代历史文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不摆脱有关观
点的拘束。”“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
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31]这是确实的。比如《古文尚书》当作“伪书”,这
虽是古史辨派的前辈造成的冤假错案,现代学者已有许多著作和论文进行辨正⑥,但学
术界的各种媒体仍不敢报道,不敢转载,不敢摘引,他们要观望,要慎重。听说有的编
辑这样认为:“既然《古文尚书》过去已经定案,今天再不宜讨论。”他们还是不能摆
脱疑古时代的束缚。看来,要“走出疑古时代”,还需经过长期的多方努力。
注释:
①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载《科学》第10卷第12
期。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85年新一版引用其结论,并将竺文附录于书后,
以见其科学证明之严密。
②宋人叶适的《习学记言》、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以及现代学者金德建的
《古籍丛考》等,都因孙武事不见于《左传》记载,便否认孙武其人的存在。详杨善群
《孙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见第72-74页。
③关于《老子》、《孔子家语》、《孔丛子》、《冠子》、《尹文子》、《文子》
、《列子》等古籍的真伪及其成书年代,详见杨善群《论古籍辨伪的拨乱反正》,载《
学术界》2007年第4期,第70-79页。
④关于刘歆为王莽篡权制造舆论而伪编“炎帝神农氏”等名,可参阅杨善群《炎帝
与神农氏“合二为一”考辨》,刊《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8期,第18-20页。
⑤请参阅胡家聪《〈管子·轻重〉作于战国考》,《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杨善群《〈管子·轻重〉的写作时代与理论源流》,《管子学刊》2000年第2期。
⑥请参阅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年版;刘建国:《先秦伪
书辨正》,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杨善群:《辨伪学的歧途——评〈尚书古文疏证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396-401页,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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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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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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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文艺出版社,199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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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190-200.
[31]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自序4;导论19.
文章来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31卷(总第143期)
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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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常谢谢,顾颉刚是个好历史学家,不过疑古是第一步,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了一般,
实证考古也很重要,二位一体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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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正好新从国内运来一批本科时候看的书.其中有一本顾的.回头来写下记忆里当年的读后
感.

【在 d*****g 的大作中提到】
: http://theory.jschina.com.cn/a/200904/t32280.shtml
: 摘要:顾颉刚及其领导的“古史辨”派,曾经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右史坛,风靡
: 一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和出土文物的丰富,人们对疑古史学有了新
: 的认识。本文即剖析顾颉刚疑古思想提出的背景和目的,抽出其有代表性的十大论点进
: 行探讨,评价它的成就和影响。
: 关键词:顾颉刚;疑古思想;古史;伪史
: 作者简介:杨善群(1937-),男,上海人,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
: 究。
: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在史坛崛起,其领导人
: 物顾颉刚被称为“疑古大师”[1]。从1926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九本

z******9
发帖数: 1644
4
翘首期盼,先行谢过。

读后

【在 g****t 的大作中提到】
: 我正好新从国内运来一批本科时候看的书.其中有一本顾的.回头来写下记忆里当年的读后
: 感.

y****e
发帖数: 1785
5
最近鸟头先生的徒子徒孙大翻案阿,这篇太烂,应该把年初南开学报那片转来

【在 d*****g 的大作中提到】
: http://theory.jschina.com.cn/a/200904/t32280.shtml
: 摘要:顾颉刚及其领导的“古史辨”派,曾经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右史坛,风靡
: 一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和出土文物的丰富,人们对疑古史学有了新
: 的认识。本文即剖析顾颉刚疑古思想提出的背景和目的,抽出其有代表性的十大论点进
: 行探讨,评价它的成就和影响。
: 关键词:顾颉刚;疑古思想;古史;伪史
: 作者简介:杨善群(1937-),男,上海人,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
: 究。
: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在史坛崛起,其领导人
: 物顾颉刚被称为“疑古大师”[1]。从1926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九本

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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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那徒子徒孙,是不是指李将军啊?呵呵 :)

【在 y****e 的大作中提到】
: 最近鸟头先生的徒子徒孙大翻案阿,这篇太烂,应该把年初南开学报那片转来
z******9
发帖数: 1644
7
科普关于“鸟头先生”的典故。

午覺醒來,精神百倍,于是學說也就壓倒了濤聲了。
“禹來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鯀的儿子的話,”一個拿拄杖的學者說。“我
曾經搜集了許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譜,很下過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個結論:闊
人的子孫都是闊人,坏人的子孫都是坏人——這就叫作‘遺傳’。所以,鯀不成功,他
的儿子禹一定也不會成功,因為愚人是生不出聰明人來的!”
“O.K!”一個不拿拄杖的學者說。
“不過您要想想咱們的太上皇〔11〕,”別一個不拿拄杖的學者道。
“他先前雖然有些‘頑’,現在可是改好了。倘是愚人,就永遠不會改好……”
“O.K!”
“這這些些都是費話,”又一個學者吃吃的說,立刻把鼻尖脹得通紅。“你們是受
了謠言的騙的。其實并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虫,虫虫會治水的嗎?我看鯀也沒有
的,‘鯀’是一條魚,魚魚會治水水水的嗎?”他說到這里,把兩腳一蹬,顯得非常用
勁。
“不過鯀卻的确是有的,七年以前,我還親眼看見他到昆侖山腳下去賞梅花的。”
“那么,他的名字弄錯了,他大概不叫‘鯀’,他的名字應該叫‘人’!至于禹,
那可一定是一條虫,我有許多證据,可以證明他的烏有,叫大家來公評……”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來,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樹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
研成漿,調了炭粉,在樹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寫上抹殺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廿
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葉,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給一貝殼鮮
水苔。
橫豎到處都是水,獵也不能打,地也不能种,只要還活著,所有的是閒工夫,來看
的人倒也很不少。松樹下挨擠了三天,到處都發出歎息的聲音,有的是佩服,有的是皮
勞。但到第四天的正午,一個鄉下人終于說話了,這時那學者正在吃炒面。
“人里面,是有叫作阿禹的,”鄉下人說。“況且‘禹’也不是虫,這是我們鄉下
人的簡筆字,老爺們都寫作‘禺’,〔12〕是大猴子……”
“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嗎?……”學者跳起來了,連忙咽下沒有嚼爛的一口面,鼻
子紅到發紫,吆喝道。
“有的呀,連叫阿狗阿貓的也有。”
“鳥頭先生,您不要和他去辯論了,”拿拄杖的學者放下面包,攔在中間,說。“
鄉下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譜來,”他又轉向鄉下人,大聲道,“我一定會發見你的上
代都是愚人……”
“我就從來沒有過家譜……”
“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們這些東西可惡!”
“不過這這也用不著家譜,我的學說是不會錯的。”鳥頭先生更加憤憤的說。“先
前,許多學者都寫信來贊成我的學說,那些信我都帶在這里……”
“不不,那可應該查家譜……”
“但是我竟沒有家譜,”那“愚人”說。“現在又是這么的人荒馬亂,交通不方便
,要等您的朋友們來信贊成,當作證据,真也比螺螄殼里做道場還難。證据就在眼前:
您叫鳥頭先生,莫非真的是一個鳥儿的頭,并不是人嗎?”
“哼!”鳥頭先生气忿到連耳輪都發紫了。“你竟這樣的侮辱我!說我不是人!我
要和你到皋陶〔13〕大人那里去法律解決!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愿大辟——就是殺
頭呀,你懂了沒有?要不然,你是應該反坐的。你等著罷,不要動,等我吃完了炒面。

“先生,”鄉下人麻木而平靜的回答道,“您是學者,總該知道現在已是午后,別
人也要肚子餓的。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卻和聰明人的一樣:也要餓。真是對不起得很,
我要撈青苔去了,等您上了呈子之后,我再來投案罷。”于是他跳上木排,拿起网兜,
撈著水草,泛泛的遠開去了。看客也漸漸的走散,鳥頭先生就紅著耳輪和鼻尖從新吃炒
面,拿拄杖的學者在搖頭。
然而“禹”究竟是一條虫,還是一個人呢,卻仍然是一個大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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