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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262 | 1 四、后毛泽东时代的“鲁迅文化”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一代青少年也长大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成了中国新一代
的知识分子。“文革”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让一代从“文革”中觉醒的青少年迅速地逃
离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们逃离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却并未逃离鲁迅；
相反，他们与鲁迅更加亲近了。剥离了“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涂到鲁迅身上的政治釉
彩，他们终于可以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了，这就是“立人”的鲁迅，“启蒙”的鲁迅，
威武不屈、特立独行、始终保持自己人格尊严的鲁迅。想到“文革”时中国人的整体失
落，想到在意识形态恐怖笼罩下的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所表现的怯懦和卑屈，他们更
感受到鲁迅的“立人”思想与“改造国民劣根性”思想的价值，以及鲁迅作为一个“精
神斗士”的伟大道德力量。于是，鲁迅更成了他们心目中的一面光辉旗帜，一个中国知
识分子惟一值得骄傲和珍惜的精神源泉。拜倒在鲁迅脚下，活在鲁迅的“精神谱系”中
，守护鲁迅“圣人”和“精神之父”的地位，也就是守护“文革”后重新凝聚起来的知
识分子的价值理想、人格尊严和伦理精神。保卫鲁迅的声名和荣誉，不允许任何人对他
有任何污损乃至怀疑，似乎已经成了这些学人庄严的政治使命、学术使命和伦理责任。
他们也把自己这种庄严的使命感赋予了时代和历史的意义。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
这样想和这样做，不但已经远远离开了学人应有的知性和怀疑精神，也将有意无意地把
鲁迅设置为一道学术屏障，自己则成了“卫道者”和一种话语霸权。
事实上，鲁迅作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期的人物，本身就交织着传统
和现代文化的复杂纠葛。无论他的思想、思维方式，还是他的追求、选择、精神困惑和
种种迷茫，包括革命对他的利用和改写，以及他与一代学人的关系，都包蕴着深邃的历
史内容。可以这样说，“鲁迅”——这个引号中的“鲁迅”不只是鲁迅本人的情况，还
包含着缠绕在他身上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复杂内容，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已经构成一
种牵连深广、盘根错节的文化。如果用今天中国学人已经可以基本认同的现代人文理念
来关照“鲁迅”，可能会提出大量饶有意义的思想史问题。
上一世纪末，谢泳曾在一篇文章中，就鲁迅与胡适的对照提出了自己的“困惑”：
“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鲁迅一直得到官方的首肯
，而胡适却从来都是挨骂的。为什么新时代愿意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作为自己的旗帜
，却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诤友的胡适呢？”“‘文革’时期鲁迅的书是他同时代作家中惟
一没有被禁止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读鲁迅的书长大的，可为
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
，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这一切是从何而来的呢？”[15] 这的确都是
些重大的“困惑”，破解这些“困惑”，其实就是要破解笔者上文所说的“文化”。然
而，谢泳这些“困惑”，在大多数学人、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和“鲁迅研究”专家那里是
不以为然的。他们或“顾左右而言它”，或以鲁迅被官方“歪曲”、“改写”来回避问
题，或充满了“精神战士”般的义愤。在胡与鲁的对比中，则以简单的“补台”与“拆
台”为标准加以褒贬。有人更把扬胡抑鲁看成（政治）“倾向性”问题，言外之意就是
要政治出面加以干预。
《收获》2000年第2期开辟了“走近鲁迅”专栏，并刊登了3篇文章，冯骥才的“鲁
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的”悼鲁迅“（这是林语堂1936
年11月客居纽约时写的，次年发表于《宇宙风》杂志）。3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鲁
迅和围绕着鲁迅所形成的文化现象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文章发表后，首先在鲁迅故
乡绍兴引起轩然大波。该市作协主席以公开信质问中国作家协会：“这次《收获》讨伐
鲁迅，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作为我们协会主席和刊物主编的巴金知不知道这事？如
果不知道，那么，这次‘倒鲁’是谁策划又代表了谁的旨意？用意何在？”他还要求中
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刊出这封公开信并作出答复。公开信首先刊登在《绍兴日报》
，新华社就此事发了消息。绍兴市鲁迅研究会、绍兴市作协、绍兴市文联、绍兴市社科
联几个单位还召开了“反对贬损鲁迅”座谈会。与会者表示：“作为鲁迅故乡的文学和
社科工作者，我们有职责、有义务捍卫鲁迅精神，让鲁迅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中国
作协虽未对公开信直接表态，但此后《文艺报》在“鲁迅是中国现代进步文化的代表”
的大标题下发表了题为“鲁迅的革命精神不容亵渎”的“北京召开鲁迅研究热点问题讨
论会”消息。至此，这一事件算是告一段落。
显然，这种“神圣的捍卫”与学人应有的“为学”精神相悖谬。然而，这“悖谬”
恰恰是“鲁迅”作为一种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属于鲁迅的思想加以拆解，可以
清楚地看到：他既是反专制的，又是专制的；他追求个性的解放、独立和自由，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专制性深恶痛绝，但同时他也把自己和自己的思想绝对化为一种神圣的价值
；他站在“社会精英”立场，以“启蒙”意识（这“启蒙”意识与欧洲18世纪的启蒙精
神并无共同之处）“改造国民劣根性”；他对异见、异端的决不宽容，他对民主、法治
的坚决抵制，就源于此种思想。由此，他成了一个“彻底革命”的“精神斗士”。正是
这种骨子里的专制性让他与共产党的社会大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重要的不是这种专制
性指向谁，而在于这种绝对化思维。英国著名思想家伯林是这样评价这种思维的：“没
有什么东西比这种信念更有害：某些个体或群体（或者部落、国家、民族、教会）认为
，只有他、她或他们惟一拥有真理，特别是那些关于怎样生活、成为什么与做什么的真
理；而与他们不同的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邪恶与疯狂的，因此需要抑制与镇压。
相信只有自己正确，这是一种可怕而危险的自大：拥有看到惟一真理的灵眼，而如果别
人不同意，错的只能是他们。这使得一个人相信对于他的民族、教会或全人世人类，存
在着一个目标而且是惟一一个目标，只要这个目标能够实现，无论遭到多大的不幸（特
别是就别人而言）都是值得的。……”[16] 的确，有这种思维在，就不会有自由、民
主、人权、平等、多元、法治这样一些人类的普适性价值，当然也不会尊重任何学术自
由。
鲁迅与包括胡适在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在这些问题上的战斗，贯穿了他整个后半生。
他的这些思想也直接表露在他早年的重要文章“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非
常遗憾，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都笼罩在这种思维中。胡适们只是作为“另类”
与这种主流思维进行着无望的斗争。那些“神圣的捍卫者”扮演的正是鲁迅式“精神战
士”的角色。不过稍有区别的是，鲁迅作为“精神战士”，是特立独行、面向统治的权
力，如今这些“精神战士”却是托庇于权势。仔细想来，“思想斗士”、“精神战士”
这一类美丽的冠名，是挺可怕的。在人类的精神世界、思想世界，其实是不必“斗”也
勿需“斗”的，它需要的是理性、研究、探讨、辩析，是锲而不舍、知难而进的知性精
神。谁也不具有绝对真理性，谁也不应压服谁，谁也不神圣，惟一神圣的是我们每一个
人对任何“神圣之物”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中国的希望也许就在于我们彻底走出那种绝对化思维。
摘自《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四期，作者：郭铁成。
全文完。 | c*****d
发帖数: 7143 | 2 当代中国研究 是个什么样的杂志啊，国内不会发表这种文章吧？
【在 a*o 的大作中提到】
: 四、后毛泽东时代的“鲁迅文化”
: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一代青少年也长大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成了中国新一代
: 的知识分子。“文革”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让一代从“文革”中觉醒的青少年迅速地逃
: 离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们逃离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却并未逃离鲁迅；
: 相反，他们与鲁迅更加亲近了。剥离了“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涂到鲁迅身上的政治釉
: 彩，他们终于可以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了，这就是“立人”的鲁迅，“启蒙”的鲁迅，
: 威武不屈、特立独行、始终保持自己人格尊严的鲁迅。想到“文革”时中国人的整体失
: 落，想到在意识形态恐怖笼罩下的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所表现的怯懦和卑屈，他们更
: 感受到鲁迅的“立人”思想与“改造国民劣根性”思想的价值，以及鲁迅作为一个“精
: 神斗士”的伟大道德力量。于是，鲁迅更成了他们心目中的一面光辉旗帜，一个中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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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262 | 3 "
《当代中国研究》于1990年创刊，是一份针对中国当代议题与时事进行探讨之国际性期
刊（每年出版两期），并且是唯一一份中文期刊由国际知名学者组成国际编辑团队，透
过同侪审 查方式进行筛选及审查。期刊内容主要包含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
、国际关係、环境保护、现代历史及人文科学等领域。主要读者包含学者、研究人员、
资料分析人员、公共政策决策人员及对当代中国议题有兴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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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html
里面的文章还不错的，非常尖刻。估计在中国是禁书。。
【在 c*****d 的大作中提到】
: 当代中国研究 是个什么样的杂志啊，国内不会发表这种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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