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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898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Belief 讨论区 】
发信人: RealNewton (牛顿), 信区: Belief
标 题: 地下基督教在沙村的传播zt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Jun 14 02:15:31 2012, 美东)
2012-06-03 作者：郭俊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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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受益于同贺雪峰、李建斌、邹国浩、王昱娟等调研小组师友的讨论。本文
所涉及的人名均作了技术处理。
2008年9月27日-10月12日，我们一行在湖北省京山县做调研。我所在小组的驻村
调研点是沙村。沙村紧挨小镇，在镇辖的29个村中占地面积最大，且多丘陵岗地。村内
地广人稀，住处分散，最大的湾子[ 当地人将人口集中居住的地方叫做湾子，它远远小
于村民组的地理范围。]有40户人家，傍公路和责任田而居的单家独户非常常见。10个
村民小组，398户人家，隐伏在四处可见的荒山荒地里。全村耕地面积有4494亩，其中
旱地面积568亩，水田面积3926亩，以水稻、油菜、小麦、棉花、玉米等种植为主；养
殖水面1240亩，其中精养鱼池958亩；山林面积2300亩；荒地面积700亩。
村中人均耕地多达4亩左右，加之养殖业、苗木花卉业的蓬勃发展，户均年纯收
入至少1万元，人们的生活比较富裕，手机、摩托车、冰箱、太阳能等高档物件早已走
进人们的生活。“挣轻巧钱，过舒服日子”，是当地人的一大特色。沙村人最引以为自
豪的，还有他们紧跟城市、国家乃至“世界”的文明和进步观念。比如已发生根本性变
革的“男女平等”的生育观念，“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的教育观念等等。用他们
的话概括，“这里接受文明早一些、快一些”。在这样的村庄里，基督教的发展非常耐
人寻味。本报告将考察地下基督教[ 需要要说明的是，沙村虽然一度教派林立，但“成
气候”的和人们常提起的是地下基督教，也即我们所说的家庭教会，邪教组织在本村往
往只有一两个信徒，而且活动非常隐蔽，因此本报告的考察重点在地下基督教。]在沙
村的传播。
一、地下基督教的传入与发展
村中最先信教的是1989年左右受洗的孙志芬。孙志芬做过20年的赤脚医生，也是
能说会道的能干人。不过她最初信教也是因为自己总是生病，丈夫身体也不太好，家庭
经济特别困难，她无计可施。当时无一人可以分担她的生活重担和精神压力，她的父亲
双目失明，母亲也已去世，将到婚龄又无经济来路的三个弟妹，都需依靠她“成家立业
”，自己的三个女儿也都在上学读书。这时，邻近千城村村长的妻子胡家之上门劝她入
教。胡曾做过集体时期的接生员，后因肺部有疾病，四处求医、拜菩萨都无效后，皈依
了基督教。相似的生活境况打动了艰难之中的孙志芬。孙志芬信教后凭其做过接生员的
资历，四处上门传教“做思想工作”，在1990年代初期即赢得了20多名信徒。
孙志芬亲历了基督教在村庄中几起几落的命运。村里的基督徒最初必须赶到孙桥
镇灌桥的谭章玉家参加聚会，当时整个京山县也就这一个聚会点。谭是京山县第一个信
教、传教的人，也是京山县地下教会一直以来的总负责人。后来聚会点稍增，沙村的信
徒转移到距离稍近的千城村胡家之家，胡是孙桥镇的第一个传教负责人。即便这样，沙
村的基督徒做礼拜也常需要走几个小时。1990年代，沙村中信教人数有明显增加，因此
在本村总负责人孙志芬家增设聚会点。孙志芬1981年因超生退出村诊所后，在家中开设
了不挂牌的诊所，这为做礼拜提供了场所，也为在家传教提供了便利（每个病人都成了
传教对象）。
基督教发展的第一个低谷是因为1992年全镇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孙桥区
的工作组驻村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在召开全村村民会议时，公开点名批评7名信教的积
极分子（包括孙志芬），认为她们传教过于“激进”（见人就传教），并将他们所说的
“信教能治病”界定为愚弄百姓。这之后，村中信教人数骤减了一半，传教、做礼拜等
活动也冷落了一段时间，这也就是地下基督教负责人所说的“政权的逼迫”。
事实上，政府并没有对传教者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村民的印象也是“政府管
不好，就不了而了之”。孙志芬的丈夫因为不太支持孙信教（他认为信教是心理作用，
“信鬼就有鬼缠身，信神就有神”），曾与镇派出所的熟人开玩笑，“我告诉你们地方
，只要星期六的时候你们去，肯定抓得到。”但对方也只是无奈地答复，“他们又不搞
反动，我们怎么抓？”孙志芬自己也曾提到，镇负责人多次找她谈话，但她常理直气壮
地和对方辩驳，“我们不是搞反动！国家说宗教信仰自由。”当时的镇政府以及村基层
组织都很关注基督教的活动，但是因为有着“宗教信仰自由”这一话语，他们往往只能
以做思想工作为主，这对本身就以做思想工作见长的基督徒，如水过鸭毛没有任何效果。
因政府对信徒传教有所警惕，社教运动之后的两三年时间，孙志芬只能偷偷地传
教。她常随身带着圣经书，借着下乡收购鸡蛋，在附近村庄和本村传教。不过她借行医
和下乡收购鸡蛋传教，是人尽皆知的，毕竟村庄里的人都知根知底。
社教运动结束两三年后，地下教会的活动开始复苏，礼拜、聚会等又开始公开化
，村干部没有上面的压力后，也不再见孙志芬的面就“教育”。1995年，经孙志芬批准
，在同村的陈富生家增设聚会点，沙村至此有了两个公开且规模较大的聚会点。同年，
不仅沙村的信教人数激增，全镇信教人数也迅猛增加，在镇里参加培训的讲道人和较虔
诚的平信基督徒也有上百人。沙村信徒人数最多时是1997年、1998年，做多时有近百人
参加聚会，农忙的情况下，两个聚会点也共有五六十人参加聚会，这五六十人多是受洗
过的。
近些年，依孙志芬的感觉，村中信徒在数量上已经骤减，聚会点也只留有孙志芬
的诊所。村里现在共有37人参加常规的地下教会活动（他们未受洗的小孩以及配偶通常
偶尔参加聚会，因此不计算在内），其中11人是风雨无阻的积极分子，再没有上百人共
聚一堂的盛况。后孙又因帮外嫁的女儿看家而离村两年，聚会点转移到“副教主”丁在
兰家，相关事宜仍由孙电话负责和指导。在笔者离村前一星期，孙从武汉赶回家中，下
定决心再次担起宣教的重任，“现在是世道人心的末日，烧杀劫掠到处都是，这就是主
说的末日，我们要把人们从魔鬼那里引导到主的身边。”就在这一个星期，她陪着一位
曾在此下乡的知青四处拜访基督徒，举行了四到五次的小型家庭聚会，这位知青答应回
武汉后常去教堂。
二、地下基督教的活动及其“合法化”
村庄中的教会本是地下教会——没有“领证”也不愿意“领证”，但村民往往笼
统地称之为基督教，不知道其与三自教会的区分。这种模糊的认知，无形中将三自教会
的合法性，赋予了地下教会。
村民们认为教会的活动很正规的一个直观原因，是教会的人理直气壮地公开活动
，人人都知道孙志芬是“教主”。信教的人常背着书包，定点定时地“学习”。“常在
公路上看到他们，去学习认真又积极，跟集体时侯搞识字班一样嘛！”基督徒礼拜五下
午和礼拜天上午集中做祷告、学《圣经》；每月15号和30号有一部分人（通常是地下教
会的负责人和虔诚的普通信徒）去镇上参加学习和培训。
在这些常规和公开的活动之外，基督徒是否有其他的活动，村里人就不知晓了。
其实，沙村的基督徒还有其他一些保密活动，定期展开。一是孙桥镇镇一级的教
会每年两次圣餐聚会，在每月15号和30 号的培训课上，讲道人会通知赴圣餐的具体时
间和地点。台湾牧师蔡春等人每年至少会讲两次课。二是一年一次的同工会，整个京山
县范围内的村一级负责人（讲道人），作为同工可以参加，同去的往往还有宗祥的信徒
。人多时有一两百人参加。培训时间和地点都是临时通知，以保证安全。三是一年一次
的妇女灵修会和青年团契灵修会，有时这部分活动和同工会和在一起展开。
从根本上来讲，村民们之所以因为基督徒“学习”的常规化和公开化，而承认其
合法化，是因为“政府不反对”这一个大判断的存在。按他们的逻辑，如果村庄中的教
会不是国家认可的，那为什么他们公开活动国家也不来治理？这也是他们常反问“国家
都不管，你能够反对？”的原因。加之广播电视中常有基督教、宗教、信仰自由等话语
出现，村民也就在无意识中，承认了地下教会存在的合法性。
对于在1980年代后传入的基督教，人们起初并不关心，认为都是老弱病残才信教
。对于教会的人在做什么，大家在好奇之外似乎不太关心。他们认为信教的只是精神寄
托，“说说笑笑又运动，精神好了病当然好了。”沙村的基督教曾一度派别林立，有从
未露面的东方闪电，神秘的二两粮教，以及公开且让当地百姓觉得正式的家庭教会。当
地人分不清地下教会、三自教会和二两粮以及其他教之间的具体差别，也不太关心他们
的差别，并统称所有的教为基督教。即便是村干部也闹不清哪一个是国家不允许的邪教
，都是国家说“要自由的”，是“教人学好”、是文明，“反正有京山教堂在那里，我
们也不好反对。”村干部依靠直觉断定：人少的那个太迷信，说坛子的米能涨，太迷信
了，应该就是国家说的那个邪教。
当地人对基督教的有限认知，鲜明地体现在他们对宗教信仰独特的划分上，他们
以剔除迷信来确认宗教的内容。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统统被划入迷信的范畴：“迷信
就是烧纸烧香求平安”，“相信鬼神和求佛治病都是迷信”，“烧纸祭祖以前也算是迷
信，现在国家在山东、河南一些地方提倡搞，也可能不算是迷信了”。宗教则是“一个
星期做一两次礼拜”，基督教因此成为大多数当地人唯一认可的宗教，“宗教信仰自由
，就是说的基督教”。
国家曾经对传统信仰进行革命，这给予多数村民尤其是生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他
们现在是村庄中承上启下和数量最多的一代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们总是意味深长地说
起“世上无鬼神，尽是人在闹”的革命话语，他们对迷信的定义无不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国家现代性的话语在这个地方，也格外地深入人心，当地人总是自认为紧跟国家和世
界的，事实也如此。当“宗教信仰自由”的话语，与陌生的基督教一起进入，在当地人
的印象里，基督教就成了国家在批判各种宗教信仰之后，大力提倡的唯一宗教。虽然基
督教的见证也常让他们觉得迷信和不屑。
地下教会在村庄中渐趋具有合法性，也离不开教徒自身尤其是积极分子，为使其
更具有“合法化”而做的种种努力。
首先就是占领村中的道德制高点。基督教关于赌博、喝酒和打骂人等各种禁令，
在享乐主义盛行和道德风气滑坡的村庄，无疑能捕获因道德约束缺乏，而深受其苦的老
人的心，也能博得深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政治精英们的同情。当地人常常在批评基
督教搞迷信（治病）的同时，肯定基督教的一个好处，“起码教人做善事”。有村民开
玩笑说，行善就能与党的政策保持一致，共产党也说要和谐。村中的老书记也曾跟孙志
芬打招呼，问她能否将本组最不孝顺的悍妇拉去“学习”，“信教兴能管住她”。道德
犯罪是无法在法律上惩治的，当村庄中传统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标榜行善的基督教成
为唯一可以尝试着借助的力量，基督教无疑也可能成为村民信赖的制约力量。
其二是关心村庄中的公益事业，扩大教会的正面影响。村教会的负责人孙志芬经
常在公开场合，过问村干部村务。她曾在路上高声询问村书记修桥款的事情。连接9组
和10组的桥梁常被冲毁，她责问书记，据说是10万元的拨款，为什么到后来只有5万，
以至于现在的桥梁不经用。村民们觉得她敢说，也愿意去关心，算是比较正义的。
村庄中的教会甚至有参政的意图。用基督徒的话说，就是要争取基督教在村庄政
治中的一席之地。1992年的社教运动中，孙志芬给从区里下来的工作组提要求，希望在
村的党支部中，给基督教一席之地。工作组负责人非常恼火，在村民大会上公开批评她
，并说不允许共产党中有基督教的席位，要求大家不要听信基督教的胡言乱语。
这次挫折后，孙志芬才知道基督教处境的“艰难”，之后，她改为积极关心公益
事业，要求信徒在交税纳粮、修公路等各种事情中，主动配合干部工作，以争取村庄政
治的认可。村干部不把地下教会当回事，与他们的良好表现，以及其他村民在各种村公
益事业中的偷懒耍滑的对比，不无关系。
其三就是改造历史和对现实再解释。在基督徒的学习中，讲道人常将西方的侵华
史，篡改成宣教与反宣教的历史，而不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汶川地震则是上帝对不信
教者的惩罚，是对自称为龙的传人，而否认为上帝之子者的惩罚。他们还以基督教从西
方传.... | i*****t
发帖数: 24265 | 2 为啥什么东西一到中国就变样了,基督教为啥要和竞选村长有啥关系?
等当上村长后,第一件事恐怕是统一基督教认识,所有异教异端甚至不信的统统要治理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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