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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238 | 1 中国已10年改革，1984年转入城市阶段，似为形势变化之一转折点。
其后即主动渐失，而经济形势转形恶化。愚见以为，盖与胡耀邦、赵紫阳二位主持决策
者，失察于中国之国情，偏向经济急剧全面私有化、意识形态自由化之政策有关。
真诚有余老练不足
一接近胡公者曾告我，故辞世前数日她前往探视，胡公尝自省曰：“平生真诚有余，老
练不足。”此可视为自知之论。忆胡初就位时（1982年），我亦曾与他有一谈之缘。多
年来，乃一直细察胡公任教轨迹。
盖胡公任政有清廉声望，又果于任事与决断。为政大刀阔斧，失误能改。好读书。亦乐
采进言——虽然有时缺乏客观清醒冷静之判断。
其政绩，主要在“文革”之拨乱反政，平反政治冤案，以及鼓励文艺方面，故知识界口
啤颇高。
然其为政虽能纵横卑阖，却不善于把握平衡。对中国国情、政情、人情之复杂，更常失
其审慎。加以崇尚浮夸，奖誉清谈。有时朝令夕改，朝三暮四。
有时更信口放言，偏离实际。如倡导国人以高消费生产者。又倡导国人改变饮食结构，
变食粮为吃肉为主，语近晋惠帝。故1984年以后，失政渐多，遂终难免一朝嗟跌。
赵前期治蜀，实事求是，雷厉风行。使10年动乱残败之乡，一时梁肉满川。故时蜀人有
“要吃粮，找紫阳”之誉。
然而后来柄国大政，则误被志在“全盘西化”之精谈派所导，尝不顾中国工业化基础示
厚之实际，反而倡导追踪所谓世界观“第三次新浪潮湿”。后期尤失审于中国之特殊国
情，经济方针好大喜功，过于急功近利。
先是采纳不合中国国情之新自由主义，实行巨额赤字与通货膨胀政策，希求刺激经济高
速度发展。遂超发货币、奖金，刺激需求膨胀，国民分配增长猛超生产增长率。短期固
然形成消费市场表面之繁荣，却已伤筋动骨，贻害经济大本。
于1985年后经济结构渐形紊乱，基础部门动摇，企业积累虚耗，固定资产更新滞缓。
财经政策前后相反
1987年后通胀失控转为恶性，于是乃有1988年夏全国抢购风潮，酿成重大危机（近重读
其1980年初的财经报告，明智谨慎，所述政策方针与其后期采纳者恰相反。若能坚持贯
彻之，中国经济发展或会稍慢，但必不致陷入后来之困境）。
而当经济严重失控之后，不图暂作后退以安定局面，更采纳“智囊”所献之“闯关论”
，进而纵横之士乃以“价格改革”巧说掩饰恶性通胀，反责百姓“吃肉骂娘”。
加以1985年期，国家已纲驰荡，社会公德失所。上下交相征利，人间声色犬马。更加黄
潮涌泛，期文扫地。知识贬值勤，廉士羞涩。游谈无根之论勃兴于文坛，投机赌博之风
大盛于四方，舆论界则大噪“腐败难免”、“争权夺利合理”之论。国人之拜金与势利
情态日炽，风气竟有似于欧洲17世纪施行重商主义政策之时代。
凡以上诸端，熟谙中外历史者，皆知其为治国之大忌（不信可读《资金通鉴》与《法国
革命史》。故1986年后，社会已渐人心动摇。1987年后，更民怨载道。然而仍欲以所谓
“对话”巧饰太平，不知国难已迫眉睫也。
结果终失1985年前后改革发展之大好主动局面，反陷中国于1989年危困之局。
利近害远终非善政
总观赵氏之为政，虽在多方面勇于开拓，亦有建树。但诸我政令，厥失远谋，而遗害未
来。古人论政云：为政杂利杂害，而利近害远者，则终非善政也。
然而平心而论，胡、赵皆受命于10年动乱甫定，国家多难之际；为中国改革进步，亦尝
力排众议，宵眠夜旰，奉心尽力。10年间中国面貌大变，虽有深刻危机，亦获空前繁荣
。且民智渐开，民生活跃，二公尝有功焉。
察其前撤，二公皆失于审时度势、瞻前顾后。既因局面所限，亦为理论薄弱，难免摸石
过河，厥不能善始善终。虽一朝蹉跌，但民心怀思。令人痛之，惜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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