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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崇祯年间,东林党争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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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隔壁的老罗 隔壁的老罗 微信号 xinjingluo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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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让自己知道,当下的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
公元1644年3月19日,崇祯于煤山自缢。
太监的评价:“若厂公还在,天下本不会如此的。”
文官的评价是:“独夫授首,何足道哉!”
崇祯皇帝遗恨:“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可见相互的怨恨。
要说到崇祯朝廷,免不了要说东林党。
最近一年常在无锡,动笔前想去下一直没进的东林书院,于是阴雨初冬,驱车前往,未
料巷口冷清,书院内部施工,闭门谢客。正遗憾间,管理员送客开门,入内留个影,匆
匆作别。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第一次见东林党和顾宪成的名号还是初中课本,却不料
以今日时境,自把某种势力比作东林党后,东林已快成敏感词了。
东林源于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被削职回无锡老家讲学,得地方官员支持重建东林书院
,与高攀龙、李三才等在朝在野人士,形成一种政治势力。起先多民间饱学正直之士,
政治势力在万历后期到达顶峰,天启年作为阉党打击迫害的对象,崇祯剪除阉党,朝廷
上东林与其他齐楚浙三党党争不已,迅速堕落,把内忧外患的崇祯朝廷拖垮。

要说明白大明江山为何而亡,还真得从东林说起。
说东林结党对抗皇权,这是别有用心者的当代语言,当时还不可能有一个利益团体通过
党派主张减免一项税收的政治机制。东林党是朋党的党,和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完全不是
一回事。在梁启超把Party翻译为党之前,绝不会有官员以党自居。该名号诞生,是朝
中其他三党对手加给它的贬义词。
东林自始只是一个书院,但书院在晚明政治中有特殊意义。就现有的残余规模,东林书
院依然相当大,可见在当时的影响力。
和宋代研究型书院不同,明代书院能直接为帝国输送高级管理人才,明代八股取士,文
章要求是儒家典籍结合当时时政,和现在高考作文比较像。每到考试年,各书院就开始
压题,出版一些金榜必中百题百练之类书籍,开设辅导班。像顾宪成这样退役高官,这
时候就很有优势,熟悉朝堂内幕,知晓皇上喜好。如果本身学问不错的话,压题准,到
地方上招生可是一呼百应。那时候就按地域自然形成东林和齐楚浙昆宣几大派别,但成
水火之势,还是因为万历朝后期朝中持续不断的争斗而成。
从理论上说,帝国归于天子一家,运营管理的内容大多属于技术问题,不需要进行上纲
上线归纳到什么党,但张居正之后,朝廷的空气显得吊诡起来。
中国历朝都有言官制度,就是帮皇上拧巴着直言纠错的官员,在我们印象中,御史大夫
这种职务,形象上都是很正直的硬汉担任,“武战死,文谏死”,是儒生士人的典范,
但没太多实权,出场的时候多半是到了game over时候多个陪葬。
不过这个职务到万历后期却变得很重要。明自胡惟庸之后,废了宰相一职,皇上如果精
力旺盛,就直接统管六部,但如果管不过来,就需要有内阁辅助。六部以下的官员任免
自有考核办法,但内阁人选需要言官参与内推,罢免也多半是御史弹劾。
所以这就是党争何以在万历后期形成,张居正强势,御史也搞不成什么,但张居正一死
,申时行内阁摆不平,身为内阁反而需要御史做外援,万历皇帝又居深宫大门不出,由
得那些文官组队打怪,渐成官场习气。
言官职务,一般都是清流,会不会办事不要紧,要紧的是会说,所以会让一些有名望的
人来担任。很多有政治远见的官员,在入阁前,特别是在做地方巡抚时,就和社会清流
勾兑,形成势力,以其入阁后在御史条线形成援手。
当时王阳明心学被一帮弟子搞得神神叨叨,顾宪成在学说上是朱子理学,经世致用的古
典儒学,建立了东林的理论高度;当时淮抚李三才与顾宪成关系极好,提供经费并积极
建立组织。这个时候,一个政治势力需要几方面人员都齐全了。

晚明在张居正治下,经济发展很快,是当时世界的贸易中心,墨西哥银元的输入,确立
了中国的银本位制度,当时江南经济的发展就如改革开放的中国一样挡也挡不住,奠定
了东林发展的经济基础。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对申时行还算客气,但要说党争的局面,还就是在他主持内阁期
间形成的,后期积重难返,肇始于申时行内阁。
但是要说最根本的,东林发展也好,变质也好,都还是源于最高统治者一手创造的政治
生态。
万历后期朝中表面上看最大的事是立储,皇上要立小儿子,文官们觉得乱了纲常,于是
皇上消极怠工不上早朝。但是仔细想想也不对啊,废长立幼的事历史上从来都不见少,
万历皇帝朱翊钧既可以通过废立皇后达到目的,也可以将太子贬为庶民达到目的,真要
想这么干,文官系统是挡不住的。
朱翊钧是个智商超绝的人,而且对自己的智商也很得意:“朕五岁即能读书。”非常崇
拜他的祖父嘉靖皇帝(也是个智商超绝的人),深得道家无为而治的精髓,一个人在深
宫装神弄鬼就把群臣治的服服帖帖。万历对前半段张居正大权独揽做了深刻反思,想通
过挑动文官系统的内斗控制群臣。
万历的计划是以皇储之位为诱饵,将文官集团分化成“皇长子党”和“福王党”,如他
祖父嘉靖帝年轻时做的,当时将文官集团分化成了杨廷和为首的“护礼派”和张璁、桂
萼为首的“议礼派”,终于赶走了大权在握的首辅杨廷和。
这是帝王常用的权谋,并不新奇,只是需要在群臣中找到那么一个“秦桧”,能为一世
的利禄留一个青史骂名之人。不过当时嘉靖有些事做的太绝,议礼派诸臣张璁、桂萼、
杨一清等,在帮助嘉靖帝斗倒了杨廷和父子后,一个个下场都很惨。时隔不远,满朝文
臣饱读经史之人,前车之鉴如此,又怎会轻易中计?
文官集团们死死地维护宗法“立嫡立长”,谁都不敢去当“福王党”,因此光明正大,
理直气壮。大家支持的从来不是皇长子,而是帝国的正义;反对的从来也不是福王,而
是万历帝破坏正义的企图。
正因为群臣都必须依靠“政治正确”对抗皇上,至此,朝廷的气氛开始变得唯政治化,
任何一个小小的管理技术问题,都要扯出一个政治高度来。申时行控盘能力不足,东林
、宣、昆、浙、齐各党,每天都为“国本”问题争论不停,正因为这些问题原本就很虚
,也不可能争论出个结果,最后的决策就不再取决于是非,而是“谁是自己人”了。
朝廷确实陷入的分裂和党争,但这种分裂却不是万历皇帝所期望的结果。皇上需要的只
是一个“干活党”和一个“流氓党”。“干活党”治理好国家,增加国库税收,打赢该
赢的仗,“流氓党”牵制好“干活党”,不让他们脱离皇权轨道,在朝堂上冠冕堂皇地
做些皇上心里想但不需要交代做的“脏活”。
没达到预期的皇上被群臣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吵得没劲透了,索性罢工二十多年。虽然不
上朝,万历一朝没有宦官之乱,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权臣当道。对于日军攻打朝鲜、
女真入侵和梃击案这些大事都有迅速反馈,高智商的皇上用自己的方式控制朝局。
在万历一朝,东林党完成了从无到有的三阶段,从在野到在朝、从言官到内阁的过程。
第一阶段事申时行内阁时期,顾宪成讲学李三才投资创业完成东林组织的发展初期;第
二阶段是王锡爵沈一贯内阁时期,东林作为最大在野党,控制着言官和社会舆论,并与
齐楚浙三党混战;第三阶段到天启元年,叶向高入阁,东林党完成从内阁到外廷的全面
控制。

事情总有阴阳两面,当东林把持朝政时,就成了最高统治者必须要被压制的唯一目标。
万历不喜欢的儿子朱常洛继位不足三十天,由孙子朱由校即任,为天启皇帝。
匆匆继位的朱由校仅16岁,从未受过帝王教育,得靠身边的太监辅佐,任用魏忠贤。与
东林党党争中失势的三党投靠“九千岁”,组成所谓“阉党”,朝中总算分出了“干活
党”和“流氓党”,算是达成了万历帝的未了心愿。
如果说万历朝党争是无聊的文斗,天启朝的党争是残酷的武斗。
东林党的声誉是天启年间被阉党迫害而确立的,而东林杨涟、左光斗等在对抗阉党过程
中,一个个都是铁骨硬汉,没有辱没儒家传统的“士”的精神,其气节可歌可泣。
天启四年,东林党人杨涟弹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因此被捕,与左光斗、周顺昌、
黄尊素等人一同被杀害。
魏忠贤又派人编《三朝要典》,以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案为题,迫害东林书院,
魏大中、高攀龙、顾大章、周起元、缪昌斯等先后被迫害而死。
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使东林党蒙上恶名,并将党人贴榜于全国,每榜至少有百
余人,凡被列名的,生者削其籍,死者将其追夺。
东林书院在民间本来就有声誉,遭此迫害,更受同情,东林人士获得了道德支持。苏州
城外有“五人墓碑记”。
东林天启年间备受打击,但万事万物的阴阳两面还在发挥着作用,天启后期怪事多,至
今讲不清楚。
天启6年,北京发生“王恭厂大爆炸”,死亡2万余人,原因不明。
天启7年,朱由校不慎落水病重,霍维华献“灵露饮”,以五谷蒸馏而成,清甜可口,
但几个月后病情加剧,浑身浮肿,召见信王朱由检,即行驾崩,时年23岁。
霍维华是魏忠贤干将,但在崇祯朝清理阉党后,依然官至兵部尚书,此事非常蹊跷。
如果说这一系列怪事是东林阴谋反扑,逻辑上是成立的,证据链是缺乏的。

天启七年崇祯即位,魏忠贤被流放南直隶凤阳府,东林党人余人才免遭魏忠贤的打击。
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与阉党余
势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一直延续到南明覆灭。
再次回到朝廷权力中心的东林党人,已经没有了视死如归的杨涟那样的真烈士。东林党
当时头面人物钱谦益、侯方域,一老一少。清军南下,弘光朝覆亡,柳如是劝钱谦益与
她一同投水殉国,钱却以“水太冷,不能下”为由不肯。
天启一朝的东林党,是以身作则、杀身成仁的信仰集团,而崇祯之后的东林党,除了史
可法外,几乎悉数伪君子。
为什么正义凛然的清流志士东林党人,变成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集团?是被阉党打怕了
?照理说遇到明主应有意气奋发新气象才对。
前文说过,东林的发展和变质都是源于最高统治者一手创造的政治生态,崇祯朝中的政
治生态出现一种新的一面,
中学课文《五人墓碑记》中有一句:“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说的是崇祯皇帝继位
后让魏忠贤在路上自缢。当时我心里有个结:一个亡国之君被称为“圣人”还是头一遭
吧。
初登皇位的崇祯,以迅雷之势诛灭魏忠贤,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然而,年仅17
岁的少年天子,似乎真的以“圣人”自居了。既觉得那汉文帝只是中上等的皇帝,又觉
得唐太宗家法败坏,羞于相提并论。可能心里只有尧舜可以比。
崇祯皇帝私德很好,好学、勤奋、节俭,但最大的问题也是匆忙继位,缺乏帝王教育。
帝王的教育都是帝王家私下传授,崇祯早年丧母,没人教过他怎么做皇帝。
崇祯学的是儒家学说,儒家是教人怎么做臣子怎么做宰相的,帝王要学的是道是佛,要
学会如何控制住自己的手,最重要是不要犯“政治多动症”的毛病。信仰儒学以圣人为
对标的皇帝都把江山搞得一团糟,崇祯之前有王莽、之后有道光皇帝。
儒家往往在心目中勾勒了一个天下大同的盛世乌托邦,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生活到道德学
问,凡事都有一个理想的规则。
如果作为这样一个有理想的官员,这很不错,但这种有理想的皇帝对国家有害无益。
除阉党而大获人心之后,少年天子崇祯在“圣人”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心要打造“千古
一帝”的人设。
作为良相,必须是道德楷模,作为帝王,是有耍流氓的权力的。
中国传统的阴阳世界观,勾画了一个总会有遗憾的世界。从不追求正确,只追求平衡。
说白了,帝王政治就是要平衡好“干活党”和“流氓党”。
这样的社会肯定不是完美的社会,不是乌托邦,但一定是有效率的,百姓生活福祉相对
来说是最好的。
一旦帝王自己去占了道德楷模的位子,传统意义上的“奸臣”自然也不会出现,因为没
人会为你去背锅了,但同时也没人会为你干活了。满朝上下,只有一种人会存在——惟
上是从的马屁精。
有人说崇祯的覆亡是因为控制不了东林党,这过于抬举东林了,搞不定杨涟左光斗还有
可能,但钱谦益侯方域太容易搞定了吧。文官集团是一个干活集团,可以蔡京控制用秦
桧控制用刘瑾控制用严嵩控制用魏忠贤去控制,这时候文官集团会还会抗争中获得道德
上的荣誉感,但崇祯用了一种牺牲掉文官集团生命力的方式去控制,这是一种最差的选
择。我们可以比照一下王莽和道光朝廷的官员百相。
不是控制不了,而是控制过度,万马齐喑啊。
所有的乌托邦都会以悲剧收场,更何况这个乌托邦和世界经济背道而驰。
年轻的崇祯没有机会像王莽一样阐述自己的大同世界理想,但依照他的受教育水平,可
以得知他还是会停留在三皇五帝井田时代,他肯定看不见世界已经进入了大航海时代,
也看不见工商税、矿税的潜力和价值,同样看不到驿站这种物流业对经济的意义。
由于基础教育的缺失,政治的无知加经济的无知,崇祯皇帝刚刚勾画了他的乌托邦帝国
,事情就开始走向想不到的另一面,可悲的是,他至死未能明白这一点。
崇祯一朝17年,首辅如走马灯一样换,一共有50个,平均一年3个,其中最长的温体仁
却存活了7年,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崇祯朝的政治生态。
面对这个刚愎自用、对自己的施政能力有着超强而可笑的信心、根本容不下不同意见的
皇帝。温体仁一味奉承,装作非常谦虚的样子,给崇祯留下了一个“朴忠”的好印象,
愈加宠信不已。一次崇祯向他询问军饷粮草等时,他竟然说:“臣虽愚笨无知,但票拟
时却不说假话。兵饷之事,只有靠圣明裁决。”
翻译成现在的职场语言,就是“我会不折不扣地执行,但判断力比较差,就靠皇上您了
”。
自己在朝中的口碑不好搞不定事情,就装可怜,称自己为“孤臣”,不擅长结党营私。
这又迎合了“君子不党”的儒家教条让皇上大为欢喜。
说得简单点,温体仁对崇祯皇帝只要拍好马屁,让崇祯陶醉于“千古一帝”的人设之中
,但温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所以转到面对朝臣的一面,他绝对不允许能力比他强的人
接近皇上。
上有好者,下比甚焉。崇祯朝整个文官体系就这么垮掉了。
崇祯年间的政治生态分两期,前期第一阶段,无论东林还是三党,其实只剩下一党——
马屁党。
照理来说,拍马屁需要“揣度上意”,但这种纯唯上的政治生态到了第二阶段,大家会
连上意都懒得揣度了——因为上意是天然变化无常的,揣度反而会要了自己的命。
当年和清军议和的时候,明明是崇祯秘密派遣兵部尚书陈新甲去议和的,事情泄密就把
陈新甲杀了。
首辅薛国观在明朝财政不行的时候建议崇祯逼迫皇亲国戚拿钱,等把李国瑞的钱抄出来
,掉头杀了薛国观。
兵科给事中刘懋请裁驿递节约成本,崇祯下令裁撤,李自成由此造反,崇祯又“呼其名
(刘懋)而诅咒之,图其形而丛射之”,出了事又开始埋怨下面出主意的人,还画小人
诅咒。
有人说这是崇祯的性格使然,也对也不对,这是一个对自己人设过度自信的人一手打造
的政治生态。
到崇祯后期,文臣又变得非常一致,绝不做判断决策提议,不担任何责任,就算皇上暗
示一百遍,我也不接这个领子,所需要做的只需一致喊口号,政治上正确以免日后落下
把柄,心里都清楚这会把可怜的皇上送得很远。
当时崇祯希望大臣中能有人站出来提议南迁,自己再顺势应和,这样给自己一个台阶能
够顺利迁都。
熟料这些大臣都是权术高手,对崇祯用意心知肚明,竟无一人站出来提议南迁,绝不承
担南迁后万一要出现的政治风险。
甚至当有大臣提出“皇上即不南迁,宜令太子诸王居旧都(南京)”,崇祯心动这个方
案,太子先走自己就有机会移驾南京。正打算将此议执行时,熟料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竟
站出来反驳:“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以诸臣试图另立皇帝来驳斥太子南行的
提议,说到这分头上,众臣若再站出来提议南迁便如同造反,所以当时无人再敢发声。
光时亨这一驳斥气的崇祯大骂:“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也”,骂完便拂袖退
朝。
崇祯后期真心可怜,每一步活路都被大臣封死,大臣们看上去只是不断加强皇上塑造的
“圣人”人设。
李自成在挥师北京,兵临城下之际,特使杜勋前往谈判:大明和大顺“割地讲和”,即
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大明犒赏大顺军银百万两,从此以后,大顺军可为朝廷内遏
群寇、外剿清妖。
现在京城形如累卵,照理说,这是大明帝国、同时也是崇祯能侥幸逃过国灭身死的最后
、也是最好的机会了。
崇祯问身边的魏藻德:“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可谁能承担这种政治后
果,就跟要不要放弃宁远的争议时一样,魏藻德一言不发,只是鞠躬俯首。
崇祯只得让杜勋出城答复李自成:“朕还没想好,等想好了,再颁旨。”李自成收到了
杜勋的回话,遂断了和议之想,下令全线攻城。彰义门、德胜门、平则门等次第打开。
宫城内的崇祯听得外面声如雷震,心知不妙,召问阁臣:“卿等知外城破乎?”阁臣众
口同声地答道:“不知。”崇祯搓着手问:“事亟矣,今出何策?”
众人的回答是,吉人自有天相,皇上洪福齐天,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险呈祥的。
在崇祯后期,皇上面对的也不再是什么东林和三党,只有一个坐等看皇上笑话的文臣集
团。他们在所有决策上都表现出出奇的一致性。
这官做得其实也挺容易的。
要说崇祯年间,东林和三党有党争吧,有的,不过没有那种通常理解的“你们决定的,
我们都要反对”这样的党争,因为帝国只有一个人能表达意见,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拿出
来讨论和反对,所谓党争就是私下使劲,抢地盘使绊子人事安插等。
这时候帝国所有的风险和压力,都集中在皇上一人,三十四岁的年轻皇帝,已是须发皆
白。
崇祯十七年的初春,年轻皇帝朱由检吊死在北京景山的一颗大树上,大明王朝算是谢幕
了。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
秦淮水榭花开早,
谁知道容易冰消!
眼看他起朱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孔尚任《哀江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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