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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1 文坛巨匠巴金被称为中国文人的良心，晚年所写的《随想录》、《真话集》等文章，处
处可见这位老人晚年对历史深刻的反省，对自己无情的拷问，其发自肺腑的忏悔之言让
后辈难以忘记。巴金晚年的忏悔名言“对自己在那个时代的表演感到恶心”，不仅令人
深思，对一个依然扭曲的时代来说，更是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李悦在《一个时代的终结》中表示，巴金的晚年是忏悔的晚年也是说真话的晚年。有人
发现，中国的大多数民众在一个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会集体下跪说：我忏悔！但在那
个运动结束之后，又集体昂首站起来说：我控诉！但巴金却在十年动乱结束后，仍然跪
着说：“我忏悔！”这才是巴金的可贵之处。
在《随想录》《一颗桃核的喜剧》中，巴金最初责问自己：“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
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在《怀念非英兄》一文中，巴金直
接拷问自己，对自己随大流撰写的批判文章表达了深刻的反省：“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
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
巴金的好朋友胡风去世后，巴金写下了《怀念胡风》的追思文章。文中巴金对自己为了
“过关”而写下批判胡风的文章，表达出无以复加的痛悔之意。
巴金坦言：当他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
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
，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
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
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
原谅我。”
李悦认为，“一个具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才是真诚的作家，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
知的冒牌作家。”巴金去世后，很少有文人对过去的谎言进行忏悔，更多的文人仍在尽
情歌颂，说真话依然是很一件奢侈的事情！
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政坛中人，晚年说真话，都值得晚辈们敬重和反思。有媒体披露
，当年的爱国港商霍英东晚年也留下一段难能可贵的“临终遗言”，这位晚年活跃在京
港两地的大佬，耳闻目睹了许多扭曲的社会乱象，到了最后，也发出了自己清醒的声音。
“要提的问题，也是社会上都在议论的：政府部门、干部都在搞‘私’的，影响很不好
，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日渐没落，国家的前途就会多事。我常常自思难解：我们不怕
西方制裁、封锁，不怕军事威胁，为什么怕依法治国、依法治党，怕社会、怕人民、怕
舆论监督？党和政府要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去，多听人民的声音，多了解问题，要让
人民政协起到参政议政、监督党和政府的作用，我看这样有百利而无一弊。”
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卸任前，向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时，也
一再强调要“讲真话”，“听真话”，“知者尽言，国家之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
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讲真话，拓视野，重道德，有胆识，身为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晚年为说真话而感慨唏
嘘！足以说明，在这个时代说真话、听真话是多么艰难！
导致中国人不愿意说真话、不愿意听真话的原因很多，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舆论氛围
，人们都习惯了说假话甚至为谎言辩护，都在鼓励人们说假话、听假话，一些政坛中人
甚至社会名流，也不屑于说真话，甚至反对说真话。于是，从上到下，我们看到的、听
到的更多是虚假的谎言。
在一个不敢说真话，不许说真话，害怕真话的时代，谎言其实比真话更受欢迎甚至更有
市场，因为我们每天所看到、所听到、所接触到的，都是形形色色的欺骗和谎言，当一
个人或者一群人被谎言所包围甚至环绕时，谎言就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说真话本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特质，也是是茫茫黑夜里的呐喊者，更是一个时代开民智去
愚昧的引导者，倘若一个时代，不再有说真话的人，全是沉默的羔羊，甚至是奴颜卑膝
的侏儒和犬儒，那么，这个时代，必定是恶者横行的沃土和乐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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