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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0589 | 1 文/ 陈徒手
（七）
从1961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由于两党两国关系风云变幻甚多，形势缓急不同，经手领
导安排的内容不一，各友好公社对外交往之中难免就会发生诸多充满戏剧性、夸张性的
事情，构成了此时段民间外交跌宕起伏、难以确定、持续纠结的特征。
1961年4月28日波兰使馆突然打电话给中波友好公社，表示要去公社放映介绍波兰文化
古迹的电影，公接电话者说研究后答复。上报后对外文委副主任张致祥指示，请波使馆
将片子交公社，由公社自选时间自行放映，用毕退还。此时波使馆去外交部办理通行证
，外交部也以公社农忙为由推诿一下，但波使馆坚持要去。公社给使馆电话回复，说这
几天农活正忙，天气又不好，路又远，希望将影片借给，使馆就不必派人来了。波兰人
又追问有无什么困难，公社说没有。波方就说：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今晚就去。
外交部曾副部长得悉后，责问公社为什么随便答复使馆问题，他说：“名义是友好，实
际胡闹，散布毒素，这是政治问题，（公社）对友好有糊涂观念。”市外办赶紧派出政
治上较强的干部去公社具体掌握，确定以下原则：公社干部只一两人出面接待，观众不
要太多，不议论影片，好坏一律不鼓掌。如影片有修正主义，我们表示看不懂，不感兴
趣，如宣传大腿舞、摇摆舞，则表示不习惯，这是伤风败俗。如片子不好，必要时还可
部分人中途退场。
但刚刚开始放映，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来了紧急指示，说不必搞得太冷太僵，友好工
作还是要做，是否鼓掌需看内容好坏。这一指示传达后，在摸清影片内容后公社又陆续
增加了一些观众，散场时自然形成夹道鼓掌欢送的形式。公社干部称：“对方尚没看出
开始我们曾做冷淡处理的布置。”（见市外办1961年4月4日《关于波兰使馆到中波友好
社放映电影的情况报告》）
1963年使馆到公社办国庆电影晚会，基本上不做政治性的讲话，只是放映前由公社负责
人宣布：电影晚会现在开始，请同志们观看我国彩色影片《红珊瑚》。结束后又说：晚
会到此结束，让我们欢送外宾。1965年市外办做工作总结时也承认，友好公社的一些做
法过于死板，变成了一套僵硬的死公式。
不仅友好公社了陷入单一的僵局，整个外事环境也已经变得极为刚性，同时也极为脆弱
和神经质。根据中苏两国文化协定，1963年11月欲在农展馆举办“苏联七年计划摄影展
览”，国务院外办廖承志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采取苏方对我“人民公社摄影展览”
相应的办法，即要求在两个月展出时间里，为了不出问题，每天组织100至250人参观，
尽可能不让散客进场，参观时不批评，不表扬，不留言，不提问，不挑衅。外办还希望
由公安局参与此事组织工作，以确保政治上的绝对安全。
1963年11月苏中友协代表团到起重机厂、中苏友好公社参观访问，在起重机厂大会上代
表团内一州委书记谈到：“苏联人民在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领导下，为实现22
大提出的宏伟任务而努力。”整个会场无一人鼓掌，显出死一般的寂静，气氛急转而下
，州委书记被迫未能讲下去。等到了中苏友好公社，苏方代表团团长在集会中说：“苏
共坚持国际主义，维护马列主义，不允许任何人对马列主义进行歪曲。”群众也是无人
鼓掌，满脸无表情，就是团长最后祝贺公社取得成就，也是全场静音。代表团知趣而退
时群众既不鼓掌，也不握手。（见1963年11月2日市外办《关于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的
报告》）
其实无人鼓掌的方式还算客气，在1961年时苏方人员几次到友好公社和工厂，一谈到22
大和赫鲁晓夫，场上就有不少人大声咳嗽，还有人故意把座位弄出响声。
1964年10月底苏中友协再次组团来华，巧逢赫鲁晓夫下台，中共对苏共新领导寄予厚望
，于是决定庆祝十月革命的气氛应比去年热烈而隆重，少见地在机场向全体团员献花，
临时撤除代表团所住的宾馆、旅途中所能见到的反修小册子。
但是苏共新领导的表现并不合中共高层之意愿，于是就借这个在京的苏方代表团来做文
章。11月6日国务院外办紧急命令石景山中苏友好公社在当日参观活动中取消原定的下
列安排：200多人的欢迎场面，少先队员献花，会场摆放的国旗、彩旗，麦克风扩大器
。同时到会的250名社员缩减为50人参加，但开会前还应组织200名机动人员待命，万一
中央临时决定恢复原计划，马上可以进入会场。外办如此安排的要点在于，要让苏联人
明显地感觉到6日的气氛与5日的气氛不一样，安排得要有技巧，不让其抓住把柄。（见
1964年11月6日《到中苏社参观的紧急通知》）
苏联人在友好公社看到用胡萝卜喂牛甚感惊讶，莫斯科州委书记粱戈列夫说：“在莫斯
科还不能用这样好的胡萝卜喂牛，我们只能把次胡萝卜喂牛，好的还留给人吃。莫斯科
农庄的管理工作没有你们好，还需要向你们学习。”使馆参赞甘生则问到：“用这样好
的东西喂牛，为什么牛不肥？”
在事先布置好的村商店，看到满柜的鱼肉，苏联人好奇地问：“为什么没有人买？”
商店的几张油票没及时收起来，结果这么一个被疏忽的细节引来了苏联人对票证的追问
。有的社员在炉台上偷烤白薯片，一位耳聋的老太太没被隔开而与外宾接触造成不便，
穿着借来衣裤的小学生接过纪念章不会表示感谢等等，这些形象上的漏洞都让上层领导
颇为不快。（见1964年11月10日中苏友好公社党委《关于十月革命节接待活动情况的报
告》）
这种疏离、淡漠和无味已经成为苏、东欧国家来访人员对友好公社最鲜明的印记，同样
深深地铬在公社干部群众的骨子里，已经成为他们对外自然流露的常态。
1965年10月底苏军红旗歌舞团在天津演出遭到有组织的冷遇，周恩来接报后颇为震惊。
11月1日凌晨5时他令秘书周家鼎写信急告总政刘志坚、对外文委李昌、文化部肖望华，
要求迅速接受天津的教训，做好接待工作。周恩来认为：“红旗歌舞团这一批演员绝大
多数在1952年来过中国，对中国有感情。这一次又是专程为庆祝十月革命节而来的，同
时也恰恰是在我解放军歌舞团赴苏演出遭到冷遇的情况下来我国的，我们一定要多做工
作，把工作做到家，两相对照，给他们以良好形象，以便回国后在苏军中、苏联人民中
扩大影响。”
周恩来当即决定自己和陈毅出席当晚的开幕式，要求对于节目内容要好好研究一下，对
好节目要热烈鼓掌。周恩来本来要在大会堂楼上前伸的两侧安排军乐队奏两国国歌，结
束时奏两军军歌，做到出乎意料之外。但在当日下午二时周又觉得过于突出，电话通知
取消此项演奏计划。
正因为周恩来这种升温的措施，11月6日上午红旗歌舞团到中苏友好公社参观时，竟难
得受到300多社员夹道欢迎的待遇，演出时可谓掌声雷动，尤其是临时加演的《莫斯科
郊外的夜晚》更是长达数分钟。市外办事后《中苏社和红旗歌舞团联欢的情况》中透露
，这场活动临时变化较多，可能是使馆人员和歌舞团内的坏蛋在有意捣乱，想打乱我原
计划，好让我出些漏洞抓小辩子。但总体组织较好，对外是成功的。
整整五六年的压抑和限制，双方人员接近崩溃、无力的边缘，红旗歌舞团的来访给双方
都带来了无尽的欢喜和轻松，可惜这只是一次偶然机遇，只能说这是中苏关系的寒冬到
来之际友好公社呈现的最后一抹深情暖意。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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