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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6729 | 1 ——道学兴起对男风的排斥
既然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不被宽容，则同性恋者的情欲遂降低为纯粹的低级的生理
发泄，造就了营利性男妓的蓬勃兴盛。
唐人对男风的态度，大抵是不提倡不支持不鼓励。
我们在前文说过汉代的宫廷已经出现女同性恋者，到了唐朝，由于国泰民安，宫女
越进越多，据《新唐书·宦者上》记载：“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
如果按当时人口比例换算，则全中国平均每600名女性中就有一名宫女。可见白居
易所谓的“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并不是诗人的艺术夸张，反而是大大地低估了。
中国历史上的各朝代除了清朝规定宫女一旦年满22岁即可出宫，准其择配之外，其
他王朝都将宫女禁闭至老死。偶尔的例外无非是久旱不雨，皇帝才大发慈悲，将宫女放
出以求得阴阳感应之效。
深锁深宫的寂寞愁苦，往往成为文人笔下动人的辞章。元稹的《行宫》中说：“寥
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一诗
则写道：“……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
可是宫女的性寂寞与性苦闷又岂是诗词可以安抚的？只要一有机会，她们就会逃离
这“见不得人的所在”。有一年正月望日，唐中宗和皇后微服出宫，随同出游的一批宫
女便“皆淫奔而不返”。
但这种机会有如中奖，不可能人人都那么幸运，因此多数宫女只能在默默忍受的同
时，寻找其他方面的慰藉，不是和太监结成“对食”或“菜户”，便是用手或工具进行
自慰，而最普遍的还是发展成女同性恋者。古人称女同性恋为“磨镜”，并非是将阴户
视为镜子，而是女同性恋者亲热时，身体相近似，彼此互为影像，有如镜中之人，相切
相磋。或者一人女扮男装，在腰间系一假阳具和对方进行交合。
每个文明形态可以说都有从性放纵收紧为性禁锢的过程，而性禁锢到了极限，则道
德规范因干预个人私生活空间太多，变成虚伪的教条，沦为摆设。这从世人对男风态度
的演变也可管窥一斑。以华夏文明为例，进入宋朝，性禁锢风潮兴起，然而到了明末则
出现一次强而有力的反弹。
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就文化成就而言，可以说把华夏文明推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然而它也带来很多负面的因素，比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等论调进入公共道德空间，成为法律之外的无形绳索，使得私人空间再无自由可言。因
此明代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中曾下过如此断论：“男色之兴……(因)宋人道学，
此风亦少衰止。”
既然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不被宽容，则同性恋者的情欲遂降低为纯粹的低级的生理
发泄，造就了营利性男妓的蓬勃兴盛。五代至北宋人陶谷撰著的《清异录》就说：“四
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
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
随着整个社会对男色活动的自觉抵制，政府也开始介入其中，对男风充斥的现象进
行打击，陈师道写的《萍洲可谈》云：“书传载弥子瑕以色媚世，至今京师与都邑无赖
男子，用以图衣食，盖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杖一百，告者赏
钱五十贯。”显见从事男色活动是公认的非法行为了。
官府更贴出“禁男淫文”之类的公告，用威胁和恐吓的语气宣称要对男妓采取措施
，如“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说白了，就是要把男同性恋者的阳具切掉
，再把肛门堵上。
不过山高皇帝远，京城法网严密，但其他地区的男色色情业放纵如旧，以至于周密
在《癸辛杂识》感慨地说：“……吴俗此风(指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
，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家
有不男之讼，呼使验之，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
相较于宋朝对同性恋者的管制，与之对峙的北方政权则相对宽纵，在某些时期，妃
嫔与侍女之间的同性恋关系甚至是公开的。比如《金史·海陵纪》载：“凡诸妃位皆以
侍女服男子衣冠，号‘假厮儿’。有胜哥者，阿里虎与之同卧起，如夫妇。”
宫中有一位厨娘三娘看不惯阿里虎的作风，向海陵帝告密。不料海陵帝自身就是一
荒淫之主，哈哈一笑不以为意。
——宋代妇女的地位
在宋代的人情风气之下，社会舆论要求女子守节的远远少于要求改嫁的。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中说，女人不是天生的，女性的形象也不是“天然”的，
而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下、以某些人群为主导、出于某些目的、经由某些过程而刻意建构
起来的。
现代人似乎都认为，由于宋儒万恶的口号，诸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整
个宋代的妇女都掉入了无比黑暗的深渊。
事实上呢？读者知道我肯定要说并非如此了。然而，我的说法是有依据，并不像很
多人那样只是根据几句口号就望文生义、信口开河。
确实，当文明高度发展之后，整个社会的形态往往会出现向男性和男性家族为中心
的倾斜。甚至有些女人死后，其墓志上写的都是某人妻、某人母，而连自己的名字都没
有留下来，这当然是最坏的情况了。
而另一种情况呢，则是对女子进行最强烈的精神禁锢。在这一点上，不论西方东方
都一样，莫过于对女人强加以各种各样的贞节观念了。
但是从宋代的士大夫阶层所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宋
代妇女的贞节观和唐代妇女没有什么不同，依旧是守节和再嫁并存。
先说再嫁。有人要说了，不对啊，就以北宋九朝而论，公主共80人，但是再嫁的寥
寥无几。这是因为除徽宗34女外，其他46位公主有23位未嫁而卒，而剩下的还有几个出
家为尼，又有十几位下嫁公主者很早就去世，所以宋代公主再嫁的确实很少
到了南宋，仅有7位公主，而出嫁的只有理宗一女，其他诸公主没结婚就去世了。所以
呢，要讨论宋代妇女的再嫁问题，像唐代一样列举公主再嫁的人数比例就有点行不通了。
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宋史·宗室传》上的记载：
汝南王允让曾奏：“宗妇年少丧夫，虽无子不许嫁，非人情，请除其例。”
治平中，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以上，即许为婚姻。熙宁十
年(1077年)，诏宗妇非袒免以上亲，与夫听离再嫁者，委宗正司审核，其恩泽已追夺而
乞与后夫者，降一等。未几又诏宗女不得嫁曾娶人者，再适不用此法。
贵为皇族宗亲的女子们作为天下的表率，应该在夫丧之后守节。但是在当时的“人
情”的影响下，却屡屡做出了调整。
而关于民间的妇女改嫁，最能反映出社会态度的，则是元祐年间苏东坡给朝廷上的
一道奏章，这道奏章的题目是《乞改居丧婚娶条状》。苏东坡在上面说：
臣伏以人子居父丧不得嫁娶，人伦之正，王道之本也。……丧三年为二十五月，使
嫁娶要有适时从宜者矣，然不立居丧婚娶之法，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丧、
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礼伤教矣，然犹或可以从权而冒行者，
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伏望圣慈特降指挥，削去上条，稍正礼俗。
这道奏章最终被朝廷批准通过，使得贫困妇女的守丧期一下子从二十五月(三年)改
为三个月(百日)，而男子则依旧要遵行三年之守，在三年之内不得娶妻。可以说，这是
对妇女权益的极度重视了。而即便是这“百日之丧”，如果有的妇女因为贫困而不能坚
持，朝廷也没有追究。南宋理宗时期汇集法律判决文牍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便记载
了一名叫阿常的妇女，不到百日之内“自钱而徐，自徐而张，至于三矣”的事例。
同样是这本《名公书判清明集》，其中还有很多宋代妇女改嫁的案例：
徐氏乃陈师言之继妻……师言死，徐氏自将夫业分作五分……今既不能守志，而自
出嫁与陈嘉谋，则是不为陈师言之妻矣。□(卷九《已出嫁母卖其子物业》)
徐二初娶阿蔡为妻，亲生一女六五娘，再娶阿冯，无子，阿冯带来前夫陈十三之子
，名陈百四。□(卷九《鼓诱寡妇盗卖夫家业》)
叶四有妻阿邵，不能供养，自写立休书、钱领及画手模，将阿邵嫁与吕元五。□(
卷九《婚嫁皆违条法》)
总之，妇女再嫁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在士大夫阶层中，妇女改嫁也是比比皆是，
比如倡导妇女守节的程颐自己作为一族之长，也没有禁制住自己家中的侄媳改嫁。又如
以主持研制的“水运仪象台”而名垂青史的丞相苏颂在的妹妹，先嫁给一个叫做吕昌绪
的人，三年之后守寡，又过了四年，再改嫁给另外一个人。
当然，在这里我也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不会因为宋代妇女改嫁现象的普遍就得出
结论，认为宋代的社会风气是不在乎守节。其实，从整个主流文化来说，宋代社会还是
倾向于褒奖贞节的。
如宋人郑獬所写的《崔夫人墓志铭》中的崔氏，“初归大名孙君，君……气义喜侠
，尽耗其家赀，夫人未尝靳一毫，及孙君卒，夫人孤居益贫，挈二稚儿入京师，依姨氏
，久之，姨又卒，夫人抚二儿以泣曰：‘吾不忍儿之无以毓也’，乃再归于高密赵君”
。这位崔氏呢，最初是有守节的打算的，但是因为家境的窘迫不得不改嫁。这里作者语
气平缓，并没有任何指责的意味，但是也未做太多的评论。
而沈与求的《朱夫人墓志铭》中的湖州朱氏，嫁给“同里潘侯师仲……潘侯卒时，
夫人盛年，既终丧，宜改适，夫人闻之恸绝，自誓弗许……遂嫠居三十年”。沈与求就
评价说：“夫人志节终始，凛凛乎不可夺，烈丈夫有愧焉。”
总体而言，在宋代的人情风气之下，社会舆论要求女子守节的远远少于要求改嫁的
，就算是女子本人坚持守节，也常被家人所左右，父母所夺志。
那么这里读者就有疑问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宋代女子守节的还有那么多呢？我个
人觉得，这属于一种惯性，一种文化上的惯性。自从进入父权社会之后，男尊女卑的思
想经过多年的层积，它已经变成一种类似风俗的东西，深深地渗透到每个人的思维意识
里头了。
男尊女卑在现代看来当然是不合理、要不得的坏思想，但是在古代则不然。仅仅以
战争而论，强而有力的男性显然更有优势；而从整个古代社会分工而言，女性的地位不
高也有其自然的因素存在。我们当然不能说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合理的，但是，在特定
环境、特定时间下，男尊女卑确也是自然而然、无可否认的事实。
所以，在下面，我还要花点时间谈一谈宋儒眼中的女性地位，希望读者原谅我的唠
叨。
——唐代与宋代的女性哪个地位更高
妓女的地位提高了，所受的歧视也就少了，所以能够出席很多大型的社会活动。
关于宋代女性的地位问题，我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有个朋友问我，宋代与唐代相
比，到底哪个朝代的女性更幸福一些？
首先要说的是，宋代和唐代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它再也不是个贵族社会了，而是
一个前所未有的市民社会。打个比方说吧，宋朝的宰相完全可以和普通市民在同一个澡
堂子里洗澡，而在唐朝，嘿嘿，这事连想都不要去想。
市民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政府对民间的事情干预和管制不多。而在贵族社会，比如
汉代，几个老百姓聚在一起喝酒都是违法的，在不是国家的节日里吃肉也是违法的。唐
代的情况虽然好了很多，但是从唐律里还是可以发现，政府实在管得太宽了，而且所有
的法律基本上都是为贵族量身定做的。比如对妾的地位，唐律规定：“妾乃贱流”，“
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就是说在家庭之中，倘若将妾升为妻，两口子都要被判
刑一年半。并且不要以为服完刑就完事了，没完，两口子还要被迫离异。总之，妾就是
妾，永远是贱流，永远是下等人。
下等人永远是下等人，很自然的，上等人就永远是上等人，贵族就永远是贵族了。
除此以外，这种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法律条款还有奴婢“当色令相配偶”。这是啥
意思呢？就是说奴仆婢女只能和奴仆婢女通婚，不光自己要一辈子做奴，连自己的子子
孙孙也要世世代代地“奴”下去。与此相反，到了宋代的《天圣令》，这些法律都被废
弃了。
如果这还不能算是最能体现宋代女性地位提高的直接证据，那么我们就再谈谈妓女
这一特殊群体的命运吧。
在唐代，官吏公然狎娼，官妓、营妓的命运尤其悲惨，根据律法，有时候长官杀害
营妓也是无罪。但在宋代就行不通了，宋朝龚明之所写的《中吴纪闻》说：“乐天(白
居易)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
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宋朝)，必以罪闻矣！”从这条就可以看出，妓女的命运
已然和前代完全不同了，即便是官妓，也不是官老爷随便就可以玩的。
妓女的地位提高了，所受的歧视也就少了，所以能够出席很多大型的社会活动。《
梦粱录》上说：“及顾借官私妓女乘马，及和倩乐官鼓吹，引迎花檐子或粽檐子藤轿，
前往女家，迎取新人。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
求利市钱红。……方请新人下车，一妓女倒朝车行捧镜，又以数妓女执莲炬花烛，导前
迎引。”可见民间结婚风俗仪式乐于请妓女们庆贺，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现在很多人迷恋所谓盛唐，抨击宋代太弱了，这其实是不了解历史的表现。大唐之
盛其实不到一百年，其他的时间，中央完全被藩镇耍着玩，其间老百姓所受的苦，简直
是无边无际。盛唐论者最喜欢提版图疆域问题，但真论起实际控制的地盘，唐朝是完全
不能和两宋相比较的。
这些年来，宋代的弱被过分强调了，而它的强总是被忽略，这实在是不应该啊。其
实一个社会强大与否往往取决于所有社会成员的地位是否平等，而所有平等之中，最基
本的则是男女平等。那么在宋代，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宋代人对母亲的尊敬。我们
不妨先从帝王之家说起，因为在古代，帝王之家的所作所为，即便是最微小的变动，也
会对民间产生长久而持续的影响。
宋代是历史上太后垂帘听政最多的一个朝代。北宋从真宗刘后垂帘开始，先后垂帘
的有仁宗曹后、英宗高后、神宗向后、哲宗孟后，而南宋则有宁宗杨后、理宗谢后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宗高后，她秉政期间，历神宗、哲宗两朝，因其对国家的贡献巨大
，以至于被誉为“女中尧舜”。这可是以前各代的女主从未享有的称誉，即使是自立为
帝的武则天，也没能在史书赢得这样的评价。
总之，宋代的垂帘听政可谓是成为了一种传统。由于有这么多女后秉政，所以宋代
同情女性、理解女性，对女性以独立人格、主体价值的认识和人道的关怀，几乎成为一
种社会化的普遍思潮。我们可以通过《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关于天圣八年(1030年)戊辰
条的记载，看到这些女后们在保护女性地位的努力：“戚里有殴妻致死更赦事发者。太
后怒曰：‘夫妇齐体，奈何殴致死耶？’……”
帝王之家如此，那士大夫之家的情形便大可想见了。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而亲不待”这样的名句，以及专门写出来悼念和怀念已亡母亲的文章，在宋之前凤毛麟
角，而在宋代则是比比皆是了。
尊母当然可以解释为封建家长制在宋代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不过这一发展显然对女
性地位的提高很有利。那么母权高涨是不是意味着女权也能相应成正比地提高呢？下这
样的结论可能就比较冒险了。我个人觉得吧，女性地位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她社会地位的
提高，而社会地位的提高又往往取决于女性对家庭财产的处置权和支配权，而为了做到
这一点，女性则必然要有自己的独立职业。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再详细谈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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