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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 | 1 1.中国人从小就习惯给人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感触更深
。小时候看电影不多，一看电影便要问爸爸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后来发现我们这
代人最幸福，因为好人坏人一看就知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主人公一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反面角色则是胡汉三、
南霸天、黄世仁那样的人，从长相上就能看得出来。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传统延续
下来，并不仅仅因为这方面的文化基础是如此浅薄，更主要是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革
命”的背景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问题，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几乎没有中间地带。这种“革命基因”慢慢渗透到我们看待人性和世界的DNA里，形
成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法则。
非常遗憾的是，如今很多年轻人依然持有“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逻辑观。可事实
上，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没有纯粹的“好”，也没有纯粹的“坏”。每个人心中都并存
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
遗留在中国人DNA中的二元对立逻辑，让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都是危险的。打破这种
简单对立的思维，是一个真正的基础，全社会都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前行。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负面欲望，扬善弃恶；法律
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线，它不能让你变成好人，但
是它要求你杜绝坏的行为——抢劫、偷东西、杀人是不行的；此外还有环境，如果整个
社会环境充满善意和安宁，人们和谐相处，人性中的善就会更多地被激活。
我们倡导道德、公益和爱，期待更多的响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世界去寻找“好人
”，而是要思考：如何用好的教育、好的法律、好的制度、好的环境等，把人们心中原
本就存在的善激发出来。
2.从当年的“小悦悦”事件到宝马车碾童事件，再到如今一起又一起摔倒的老人讹诈搀
扶者的案例，大家都很难过，觉得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一塌糊涂。可是，问题仅仅在于“
道德”吗？
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小悦悦事件”发生在国外，第一个受谴责的肯定是孩子的父母，其次才是司机与
围观者。我们可以说，小悦悦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不容易。但情感
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严肃的法制角度看问题，作为两岁多孩子的监护人，
小悦悦父母的监管缺失，才是这起悲剧的真正关键点。
《人民日报》有一位知名记者，讲过一个经典案例。她妹妹在美国生活，有一次妹妹的
孩子回中国，住在她家。一天晚上，她临时有事出门，时间不长，就把孩子单独留在家
里。正好这时候妹妹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跟孩子聊天，问他：“你大姨呢？”孩子说：
“不在家。”妹妹一听急了，“就你一个人在家吗？”孩子说：“对，就我一个人。”
姐姐回来以后，妹妹勃然大怒，对她说：“姐姐你这么做是违法行为！”因为在美国，
把未成年儿童单独留在家里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说到这儿，如果大家不解，还可以换一个思路。
老人摔倒被好心人扶，为什么一瞬间反而要抓住对方说：“你撞了我！”因为这个老人
是“坏人”吗？
倒退20年，如果大街上两辆汽车追尾，司机肯定下车就打。为什么呢？不打不行！谁打
输了谁赔钱。可是现在，谁还会因为追尾大打出手？经常是把车靠边一停，互相递根烟
，把保险号一抄就完了。
比20年前和现在，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中国人变得讲礼节了，道德水准提升了。可是
，为什么中国人撞车后的道德水准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有“交通强制险”的介
入。所有汽车必须买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争取权益，于是在这个
问题上，人性里“善”的一面流露了出来。
摔倒的老人为什么讹诈扶他的人？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医疗保险，他们摔倒在地不能动
弹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还不是来自肉体——中国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脑子里蹦出来的第
一个想法是，孩子要给自己掏钱治伤，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们扛不住。在这之前，他
们可能行了一辈子的善，但是这一瞬间都不存在了，他们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扶自
己起来的人。如果中国的老人都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还会发生这么多起讹诈事件吗？
因此，涉及道德的问题，不应只追问人们“有没有道德”，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社
会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进步到了让人们“可以展现道德”的时候。中国人不缺
德，缺的就是让“德”展现出来的制度保障与大环境。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中国，还没
有到达这个阶段。所有糟糕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强迫我们去设法提高基础保障和完善社
会综合配套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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