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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陈徒手
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一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依照社会
主义阵营的对等惯例，北京先后在郊区建立了
11个友好人民公社，各自承担与11个社会主义
国家交往的民间外事任务。各友好人民公社自从
命名以来，每逢春节都会与相关国家使馆进行礼
节性的拜访、赠礼活动。尤其在1960年春节正逢
经济困难，为了加强对外宣传人民公社的意义，
中方有意安排各友好公社主动邀请有关使馆到
公社过节，并送了一些公社生产的鸡、鸭、鱼、鲜
菜等礼品。没想到，各使馆大都以大使（或代办）
为首，率领全体使馆人员参加。国务院外办对此
举评价甚高，刻意在事后报告中加以提携：“整个
活动气氛融洽热闹，反映良好。”
随着中苏两党争执的加深，所在地区不同、
关系深浅不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出于各自利益的
考虑，在面向中苏两大党的困窘境遇中，表现了
程度不同的摇摆和略显差别的偏向。1961年后，
在复杂微妙、不容差错的外交格局中，北京友好
人民公社必须完成的对外交往就显得如履薄冰。
与苏、东欧使馆的交往性质必然从热闹逐渐发展
到扭曲，直至“文革”爆发，这种双方都无法忍受
的来往总算告一段落。
二
1961年春节正赶上莫斯科会议结束不久，
中苏关系稍有缓和，中方决意再主动进行一些友
好团结工作，让北京现有的九个友好公社仿照去
年再邀相关使馆去公社过年。北京市外办1961
年1月28日为此向国务院外办呈送上一份《关
于北京市各友好公社今年春节对外活动的意
见》，内中称：“通过此次活动，以公社具体事例，
进一步说明我党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如对方要
求参观可以安排，由于去年农业受灾，副食品有
些紧张，吃饭、送礼可比去年简单些。”
公社活动的费用可由市外事经费中报销，但
如何掩饰公社的经济困窘确是一个难题（市外事
办工作人员时常汇报：村里环境卫生较差、公社
外宾休息室的厕所太旧太脏、会场标语横幅所用
之布破旧、外宾拍摄穿破衣服的儿童、公社人员
到使馆吃饭狼吞虎咽等）。但高层领导更担忧的
是，如何把握住中苏两党关系乍寒时暖的适度。
国务院外办负责人张彦1月30日用铅笔在市外
办的报告上批复道：“同意。请市外办将有关部
门、有关公社负责同志早些开会，交代政策，作出
妥善安排。既要搞得热烈，又要很好掌握分寸，搞
得适当。”
在中方看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朝鲜、越南、
阿尔巴尼亚等属于一条心、不必刻意回避的兄弟
国家，双方之间顾虑较少，公社干部的心态就很
容易放开。从市外办汇报的材料看，2月14日越
南大使陈子平率使馆9人来公社，事前越南代办
就特意叮嘱不要大吃大喝，结果“简易会餐上谈
笑风生，显得特别亲切自然”（中越公社干部语）；
阿尔巴尼亚大使夫人、代办一行十三人在2月
15日初一上午11时到达公社，照例就是双方表
演节目、钓鱼、打枪，然后一起包饺子，其间活跃
的使馆诗人恰奇一再提出要找个时间到公社，专
门对爱好文学的社员介绍阿的文化、文学工作，
公社干部满心欢喜地答允；大兴中朝友好公社以
九个凉菜、两个炒菜和饺子款待朝鲜客人，还放
映了《人民公社万岁》的短纪录片，朝鲜代办还贴
心地表示：“朝鲜也很穷，也必须要苦干实干，才
能建设好国家。”
此次春节公社过年，来的客人级别最高的为
在京的匈牙利外交部副部长，2月17日他带来使
馆40多人，一下子让公社接待干部措手不及，显
得忙乱，以致客人桌上的酒都倒上了，而炒菜还没
有上。公社干部称，双方没聊政治性话题，只是说
了一些家常话。2月15日保加利亚大使、来访的
贸易代表团团长一行7人在公社吃了四个凉菜、
四个热菜和饺子，但客人没有参与包饺子，只是参
加一个座谈会。跟去的外事干部描述道：“到会的
老人们对答得很好，都说‘吃了面，吃了肉，年过得
很好’。大使问社员黄子全去年收入如何？黄回答
说，收入600多元，加上供给共800多元。”
中德友好公社报来一个账单，供市外办报销：
“送使馆鸭子两只、鱼三条、青菜8种20斤，
合30元。使馆外宾来公社过节15人，陪同15
人，按每人二元计算，合60元。另纸烟15盒，6.3
元，茶叶2元，糖果3元，水果8.7元。以上各项
合110元。”
从整体来看，此次春节公社过年基本上相安
无事，双方有意减少争执的意味。唯独中苏友好
公社给苏联使馆送礼时，使馆党委书记、代办苏
达利克夫大谈苏联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大力发
展农业，开荒地，注意水利建设，养猪业也很发
达，现有很多工厂正在为中国赶造机械。苏达利
克夫还问公社干部，社员春节供应如何？吃几顿
饭？收入如何？政治弦已经绷得很紧的公社干部
敷衍答了几句，不敢多言语，就草草而退。
三
1962年春节，又遇上苏共22大闭幕后的复
杂局势，中国声援阿尔巴尼亚批判苏联，苏、东欧
国家不愿罢休。是否还要援惯例请使馆到公社过
节，让外事部门踌躇了许久。最终国务院外办和
外交部给各友好公社订下一个行事准则：“对阿、
朝、越，特别是阿尔巴尼亚要搞得热情一些，对其
他国家比往年略低一些，不要过分热情，礼到就
行了。在接触中，仍应主动宣传三面红旗、公社优
越性，防止泄密。有关中、苏、阿关系和反修问题，
对阿坚定的马列主义立场可主动表示支持和赞
扬，对其他国家不主动谈此问题，如对方提出，对
朝、越可多找共同语言，强调友好团结；对苏联和
东欧国家要坚持马列主义原则，要提高警惕，防
止人家钻空子，如遇批评，要坚决顶回去，但不与
纠缠。尽量避免接触群众，不主动安排参观访问
等活动。”（见1962年1月27日市外事办《关于九个友
好人民公社春节活动的请示》）
在市外办草拟的报告中，原是“如遇挑衅坚
决顶回去”，国务院外办改为语气稍缓的“如遇批
评要坚决顶回去”。外交部苏联司一位陈姓司长
给市外办打来电话，说送使馆的过节礼物可降低
一点，送些萝卜、白菜就可以了。市外办主任辛毅
当即向各友好公社布置，除阿尔巴尼亚、朝鲜、越
南三国使馆以外，其他使馆只送鲜菜三四种，不
送鸡、鸭、鱼。使馆外交官到公社吃年饭时，阿、
朝、越使馆可吃4个热菜、2个凉菜和饺子，其他
使馆只能吃2个热菜、2个凉菜和饺子。
市外办再三强调，活动要突出中央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主动进行一些
团结友好工作。吃饭时要注意节约，切勿铺张，防
止去年备菜多、吃花生米聊天等现象。由于农村供
应困难和混乱，辛毅还特别关照一点：使馆外宾去
公社的路途中要尽可能避开集市，如实在无法回
避，就请公社当日将市场管理安排妥当。
受中苏两党相互较量的影响，各党之间出于
各自利益的考虑出现了相当微妙的变化，连原本
称“亚洲兄弟党”的朝鲜、越南在政治表态时也略
显低调，1962年到公社过节总体就显得暗淡、压
抑。2月3日越南使馆只派出了临时代办等5人
到公社，首次未谈及政治话题。朝鲜使馆也只来
了临时代办，放映朝鲜电影时秩序较乱，群众随
意出入，使馆汽车门被小孩拉开也无人及时制
止，吃饭时菜也凉了一些。在半年前举行的庆祝
朝鲜解放十六周年的活动时，公社书记赵彪按常
态曾向朝鲜人员坦率地谈了学习六十条的情况，
事后被上面批评为“不分清内外，随便向外宾介
绍内部布置情况”。这次公社干部更是谨慎异常，
只能说一番报纸上的用语。
热情无边、表现毫无拘束，只属于阿尔巴尼
亚外交官。2月5日大使及夫人、参赞带了34人
（其中有儿童17人）上午10时就赶到公社，参观
鸡鸭场时送给外宾小朋友十几个鸡、鹅蛋。在席
间由于缺少阿语翻译，双方交流不畅，只能用中
阿语言合唱两国歌曲。兴奋的大使则信口开河，
向公社干部谈了蒙古党中央会议内部意见不统
一、苏联驻缅甸大使压制缅甸群众团体成立缅阿
友协等诸多事情，他还借酒劲骂道：“赫鲁晓夫很
卑鄙无耻，他不会长久的，他的修正主义一闹，使
一些兄弟党闹分裂，损失很大。”公社干部大都静
静地听着，不知怎么应和。（见市委外事小组1962年
2月27日《各公社春节活动情况》）
最拘谨的是保加利亚大使，简短的祝酒词也
要念稿子，几次出现冷场，他就会给公社干部递上
糖和饼干，紧张地找一句话问：“看到报上讲以生
产队为（核算）单位，是否和所有制有关系？”生怕
给主人刺激，又急忙补充说：“以后有机会再谈。”
有意思的是，匈牙利大使、东德大使都主动
谈到自己国家的农业困难，但最后都会不自觉地
捎到中国几句。匈牙利大使说：“去年我们国家下
半年较旱，秋作物不太好，影响畜牧业的发展，有
了一些困难。粮食不够，匈牙利国小，可以靠进口
解决。中国国大，依靠进口解决有困难。”东德大
使说：“我们都是兄弟国家，没有什么不能讲的。
我们的农业有困难，有反动分子捣乱，柏林封锁
后好转了。农业问题不简单，得一步步解决。你们
国家的问题也是农业。”（见1962年2月各友好
公社春节活动汇报材料）
四
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使
馆（尤其是苏联、东欧）在北京的各项活动都受到
中方各种名目的限制，与中共和国家相关行政部
门的联络多少都带上程序化和表面化，中方有了
较高程度的内部防范、提防的意识，“严防泄密、
内外有别”成了涉外工作中再三强调的首要原
则。这样就给使馆外交人员与中方接触、了解中
方增添很大的困难，在高唱友好团结的主旋律之
下众多外交官在一般工作层面上竟会难以展开。
实际上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方就开始有
意疏离与外国人的接触，巧妙地不让苏联、东欧
的专家、留学生参与所在中方单位的政治学习，
不许中方人员向专家、留学生透露学习文件内
容，斩断了使馆了解高层动态、下层生活的耳目
关系。同时尽可能限制中方人员与外交人员的来
往，连中方基层单位向苏联相关单位发出的十月
革命贺电都要由中央外事办审核，有一回事前已
认可但事后又觉得措词不妥，竟要求把几十个贺
电连夜从北京市邮局追回。这样制造的紧张局势
很自然使基层单位有了“排外”的本能，1962年
11月国际电台对社会主义部欲做十月革命对苏
广播专题节目，已获市外办同意，但北京有线电
厂、第一机床厂等与苏联支援有关的工厂就坚决
拒绝电台来人采访。
在友好公社参加对外活动的群众大都事先
经过审查，教给一定的表达口径。从外事部门而
言，要力求减少外宾与群众直接接触的机会，以
防群众说话不慎暴露问题。1961年5月8日为
庆祝捷克解放16周年，捷克使馆来公社放映《拉
弹弓的人》，原订在小礼堂放映，但闻讯赶来的群
众过多，临时决定移到大院放映，最后观看的人
数多达上千人。就在这倒腾的时间段里，有20多
位捷克使馆人员在公社院内休息停留。事后上级
马上追查捷克人在此时是否与群众接触，有否发
生泄密事故？责问主事者为何不把外宾立即请到
休息室与群众割开？责令公社领导要还原当时场
景，一一核查清楚。（见1961年5月中捷友好公社汇
报材料）
外国人订阅中方报纸的范围也在不断收缩，
理由是“为了确保党和国家的机密”（市委1960
年9月14日致中央外事小组请示报告语）。1960
年5月5日中央转发中央保密委员会的规定，其
中第9条是“地方的、军队的报刊禁止出口”。邮
电部党组也随即通知，邮局今后不再办理地方报
纸的对外发行。许多报刊、出版社纷纷通告邮局，
他们的报刊不订给外国人。截止1960年9月，在
京外国人能订阅的报纸只有寥寥可数的12种，
杂志29种，报纸中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新少年报》、《新
华社俄文电讯报》，甚至有一份《广播节目报》。此
举首先招到驻京外国记者的严重不满，使馆方面
也要求解决限制订阅，纷纷派员前往邮局询问原
因，邮局向上频频告急。之后马上出现一个事先
未想周全的难题：一些外国人不能订阅的地方党
刊如《北京日报》等，一般都在北京市场上公开出
售，如果外国人去买，是否同意卖给？
到了1960年10月底，国务院外办也觉得邮
电部的规定执行起来确有一定困难，而且“会使
我国驻外机构和人员遭到报复并使我们在政治
上处于被动，给人攻击我们的把柄”（见1960年10
月28日国务院外办致周恩来、陈毅的报告）。虽然周恩
来同意社会主义国家驻华机构和人员仍可准许
继续订阅地方报纸，但经过此番折腾，驻华使馆
阅览和收集中方信息的能力打了折扣，他们与中
方联系的渠道变得狭窄和困难起来。
在这样交流阻隔的背景下，能有机会来到友
好公社过节，亲身感性地认识中国基层单位的真
实状态，这对社会主义阵营使馆来说已是十分难
得、不可多求的机遇。所以使馆外交官员到了公
社后就会迫不及待地询问，求解他们所关切的具
体问题。连像越南这样被视为“亲兄弟国家”的使
馆人员1961年6月3日借到公社劳动机会，在
种白薯秧时都会悄声问身旁的公社干部：咱们中
央是否有一个12条新政策，这新政策都是些什
么？越南人连问三人，不得结果。事后昌平中越友
好公社汇报说：“我们根据领导指示，均没有吐
露，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没听说’，注意保守
党和国家的机密。”毕竟人民公社如何运行？是否
陷入困境？对中国经济到底影响多大？对在京外
交使团来说还是一个捉摸不透的谜团，是一个无
法捅破的封闭大网。
从公社上报的文字材料中，就可以清晰地看
到他们解渴一般的举动：
中德友好公社报告：
2月5日（初一），（东德）大使夫妇、参赞等
13人11时至下午2时在公社参加活动。气氛较
友好，强调团结，也提反帝斗争，没有挑衅等情
况。但也明显看出，他们是有准备、有分工地摸公
社的情况。大使、一秘问公社的规模、干部分工、
收入是否增加？有的问社员在食堂还是在家里包
饺子吃？公社有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可
以合作。
在外宾追问下说了以下两个数字：一是一个
强劳力每年收入400元；二是每个工分值（好队）
约一角。
中捷友好公社报告：
2月6日11时到，1时半离开，大使为首的
16人吃年饭。边吃边问，有四五个人做笔记。大
使反复追问体制变化情况，是否从今年改成以生
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什么要改？均未得到正
面答复，转而追问1961年小麦平均产量，书记张
廷亮告以90来斤（实际上1961年只40多斤，
1960年是90多斤）。其他问题均给了不得要领的
答复。副书记李连桂在参赞的围攻下，透露了社
员口粮是330～350斤，1961年种3000亩玉米，
平均每亩200来斤。后来公社干部转守为攻，问
捷克的情况，对方才稍有收敛。
北京市委外事小组1962年2月27日据此
编出一期简报向上报告，把外交人员爱问话的行
为上纲上线：“一般使馆都企图利用和公社联欢
机会，想方设法地摸我农村公社的情况，捷、德使
馆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摸我公社各方面的情
况。”实质上外办早已将公社的成就和不足、农业
六十条及整社等问题事先理好了对外宣传口径，
在具体数字上也给了模糊化的回答余地，并且还
提醒公社干部“准备进行必要时适当的斗争”、
“如果污蔑我三面红旗，明显干涉我内政时应当
场驳斥”。使馆外交人员在这种境遇中已经很难
摸到公社真实的情况，他们只能在“虚拟的语境”
中满足一下探寻的心情。
五
从市外办下达的几份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
依据的是中央1961年、1962年“国庆接待指示”
和1962年4月国务院外办《关于对外宾进行宣
传的几点意见》等相关文件。这些文件的要点在
于，保证在经济困难时期不让各类敌对、不友好
的势力获得把柄和攻击口实，防止消极的不利影
响，打造一个密不透风、维护形象的铁桶般世界。
驻京外宾最爱询问基层单位的生产数字，因
为外国人觉得单纯简单的数字比存在的事实更
易打听，也为中方接待人员容易接受。市委外事
小组的请示报告中称：“如果不讲几个具体数字，
往往引起外宾的怀疑。”因此中央专门下文指示：
凡是可以推算出全面数字的、技术上保密的，以
及对外公布会造成不好影响的（如生产大幅度下
降），不要透露。国务院外办还补充说，有时可用
相对数字，不必引用绝对数字。
市委外事小组由此为开放单位规定以下数
字可以讲：一是厂矿企业的产值、产量根据各单
位具体情况，没有问题的可以讲，如果不便讲可
只谈设计能力和正常的日产量；二是人民公社的
蔬菜粮食总产量和平均亩产量、社员的平均收
入；三是接待外宾人员个人的口粮定量，只限外
宾问及时只讲自己，不讲别人。（见市委外事小组
1962年9月29日致市委《关于1962年国庆节基层单位
接待外宾工作的请示报告》）
到了1963年反修战火愈演愈烈，国务院外
办更要求全国开放单位统一与中央“对表”、“对
口径”，1963年5月下发了“对外宾宣传中若干
政策性问题的解答意见”，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模
拟了应回答的大致要点。
涉及人民公社、对外关系的部分有这样几条：
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实现“两个过渡”，现
在如何理解？
答：我们仍然认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的组
织形式，将为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
所有制的过渡，和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找到一个最适当的途径。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实
现这样的过渡，这决定于客观条件。我们在有关
人民公社的决议等文件中所指出的方向是完全
正确的。
问：目前农村人民公社为什么实行二级式或
三级式集体所有制？基本核算单位为什么在原则
上下放到生产队？
答：这样的安排既适应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
力水平，而且为农业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创造十分
重要的前程，是为广大农民所热烈拥护的。
问：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是否继续对外宣传？
答：在外宾问及时，可说农村人民公社由于
是一个政社合一的组织，因此有关活动由公社的
有关部门分别执行。
问：过去苏联援助建设的企业，现在是否还
要主动说明这一情况？
答：需要时可以一般地说明本企业是由哪一
个兄弟国家设计并提供设备的，不要说这是他们
对我们的“无私援助”，可以说明一切费用均按协
议规定由我国负责偿还。
问：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是什么？
答：正在进行编制（不可透露任何意图）。
这些问答带有当年中国特有的政治风格，突
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回
避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巨大的内在矛盾，用“言
辞繁荣”来掩饰千疮百孔的现实世界。这种钦定
的问答内容很容易为友好公社接待干部所掌握，
以后各友好公社汇报的接待材料大都充斥了这
类僵化枯燥的内容，可以想象当年使馆外交官在
现场的郁闷和无奈。在1964年、1965年的公社
汇报中，时常可以看到有的参赞刚吃完饭不顾礼
节就起身离去，有的听讲时不集中精力，有的甚
至打起瞌睡。更有一位保加利亚参赞忍不住打断
主人冗长的讲话，提了几个问题，主人不慌不忙
地说：“您所问的问题，我在下面第×个小节时会
讲到的。”有的外交人员直接说：“这是宣传口号、
公式化”、“像录音机。”（见《1965年北京外事办
公室外宾接待工作总结》）
六
1963年1月18日市外办向国务院外办请
示，提出各友好公社仍可大体仿照往年惯例进行
春节对外活动，对阿、朝、越、古巴要搞得亲切热
情，对其他国家大体维持去年情况，即不要过分
热情，礼到就行了，不主动谈及反对现代修正主
义的问题。第二天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就批复
同意，用红笔删去请示报告中“尽量避免苏欧国
家使馆人员接触群众”一句话。
该年春节各使馆到公社过年，照例还是不停
询问公社的生产情况。但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现
象：“这次他们主要摸我养猪的发展情况，很多使
馆都对这个问题特感兴趣，问得很详细、很具体，
如养100公斤重的肥猪需要多少饲料？公母猪各
有多少？母猪怎样喂小猪等？”（见市委外事小组
1963年2月8日《各友好公社春节活动情况》）
波兰、捷克大使均对1962年使馆与公社之
间的来往减少表示遗憾，希望今后能更多地加强
联系。苏、捷、波、德、匈使馆提出要在1963年多
来公社参加劳动，苏联大使当场要派150多人去
帮助公社干活。
从1961年开始，一些使馆曾陆续派出二三
十人规模的人员到公社参加拔萝卜、种白薯等简
易劳动，有时他们自己带来简单的午餐，再由公
社配做一些菜和汤。像苏联大使提出百多人参加
劳动的要求，确实以前所没有过的，中方在关系
愈加恶化的政治形势下自然会加以委婉拒绝。
1963年3月30日中央对外文委上报《关于
庆祝东欧和蒙古国庆活动的请示》，邓小平、彭真
阅悉，获周恩来、陈毅批准。报告中提出：“（东欧、
蒙古等）这些国家的领导集团政治上是修正主义
的人，但与苏联的指挥棒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
矛盾，对我国的态度虽然总的说来都是不好的，
而在程度上也颇有不同。这些国家的广大人民群
众则是对我国友好的。”出于中央在国际反修斗
争中搞大统一战线的精神，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
矛盾，对外文委希望在接待态度上对波、匈、罗、
蒙可以略高一些，对捷、德、保可略低一些。
这样就决定对波、匈、罗、蒙可搞150人规模
的酒会、友好公社电影晚会，由外交部一位副部
长参加；而对表现不佳的保加利亚只办80人规
模的酒会，外交部只去一位副司长，态度更糟的
东德、捷克只能弄友好公社电影晚会这样低级别
的活动。
到了1964年春节，情况又出现一个较大的
变化，就是中方一再寄予厚望的古巴卡斯特罗此
前访问苏联，发表的公报让中共高层颇感不快，
认定为“内容不好”。但高层对此颇为无奈，考虑
到卡斯特罗对中国友好，又坚决反帝，发表公报
后也还没有不好的表现，因此指示中古友好公社
仍应热情亲切，不能冷淡。外办田路还特别交代：
“此次古巴遭灾，我方第一个援助，东西先到，影
响很大，而苏联乘机要条件，不真诚援助。卡斯特
罗这次又访苏，我们一定要理解古巴的处境，不
能对古巴朋友另眼看待。”
这一年苏、东欧使馆的态度明显降温，也对
等采取了“礼到就行”的应付措施。中德友好公社
书记杜林等二人去使馆送礼，送的是十七八斤重
的一小筐菠菜。杜林事后汇报说：“今年使馆的接
待比去年冷淡，去年是八个人在大客厅接待，今
年是四个人在小客厅接待。招待的东西也比较
少，而且事先没准备好，大多是临时端上来的。香
烟是在谈了半天以后才拿出来的。”
使馆外交官喜欢在饭桌上致即兴的祝酒词，
这往往使公社干部紧张万分。保加利亚大使说了
这么一句：“中国人、俄罗斯人、保加利亚人汇集
的智慧对人类的和平和文化也是有贡献的。”在
场的海淀区委张书记和公社周书记听了感到有
修味，但又觉得不太明显，于是张书记致词时表
示同意大使的讲话。事后外办批评张书记警惕性
不高，没有听出祝酒词中的修正主义货色。
本来中方认定阿、朝、越三国反修更明朗化，
更加强了（外办干部田路语），没想到1965年就
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反差，这自然让中方基层外事
人员很不受用，很不理解，在撰写工作汇报中就
有一种潜在的不解、埋怨情绪：
随着越南抗美斗争的深入和反修斗争的发
展，1965年十一个友好公社的对外活动也出现
某些新的情况。中越友好社和越南使馆的友好往
来次数最多，内容也充实，在接触中表现非常亲
切的兄弟情谊；中朝社过去关系密切，来往频繁，
1965年以来由于两党两国在某些问题上立场、
观点不完全一致，反映到朝使馆和友好社的联系
方面有明显的变化，1964年双方来往24次，
1965年仅8次，在接触中话比较少了，气氛不那
么亲切了；由于古巴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中
古友好社从一个加强友谊的阵地，变成和修正主
义者短兵相接的前哨。（见1965年市外办《活动组
1965年工作概况及问题》初稿）
1965年春节过后，友好公社的诸项活动呈
现疲惫、烦躁之态，不尽如人意之处甚多，高层只
能低调地指示：“对阿、朝、越、罗，尽可能找共同
语言，扎扎实实地搞友好；对修字号的，则采取高
姿态，坚持原则立场，抓团结旗帜，做人的工作尽
可能向对方施加影响，对分歧问题我不主动挑起
争论，但时刻准备着反击对方的挑衅。”
七
从1961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由于两党
两国关系风云变幻甚多，形势缓急不同，经手领
导安排的内容不一，各友好公社对外交往之中难
免就会发生诸多充满戏剧性、夸张性的事情，构
成了此时段民间外交跌宕起伏、难以确定、持续
纠结的特征。
1961年4月28日波兰使馆突然打电话给
中波友好公社，表示要去公社放映介绍波兰文化
古迹的电影，公社接电话者说研究后答复。上报
后对外文委副主任张致祥指示，请波使馆将片子
交公社，由公社自选时间自行放映，用毕退还。此
时波使馆去外交部办理通行证，外交部也以公社
农忙为由推诿一下，但波使馆坚持要去。公社给
使馆电话回复，说这几天农活正忙，天气又不好，
路又远，希望将影片借给，使馆就不必派人来了。
波兰人又追问有无什么困难，公社说没有。波方
就说：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今晚就去。
外交部曾副部长得悉后，责问公社为什么随
便答复使馆问题，他说：“名义是友好，实际胡闹，
散布毒素，这是政治问题，（公社）对友好有糊涂
观念。”市外办赶紧派出政治上较强的干部去公
社具体掌握，确定以下原则：公社干部只一两人
出面接待，观众不要太多，不议论影片，好坏一律
不鼓掌。如影片有修正主义，我们表示看不懂，不
感兴趣，如宣传大腿舞、摇摆舞，则表示不习惯，
这是伤风败俗。如片子不好，必要时还可部分人
中途退场。
但刚刚开始放映，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来
了紧急指示，说不必搞得太冷太僵，友好工作还
是要做，是否鼓掌需看内容好坏。这一指示传达
后，在摸清影片内容后公社又陆续增加了一些观
众，散场时自然形成夹道鼓掌欢送的形式。公社
干部称：“对方尚没看出开始我们曾做冷淡处理
的布置。”（见市外办1961年4月4日《关于波兰使馆
到中波友好社放映电影的情况报告》）
1963年使馆到公社办国庆电影晚会，基本
上不做政治性的讲话，只是放映前由公社负责人
宣布：电影晚会现在开始，请同志们观看我国彩
色影片《红珊瑚》。结束后又说：晚会到此结束，让
我们欢送外宾。1965年市外办做工作总结时也
承认，友好公社的一些做法过于死板，变成了一
套僵硬的死公式。
不仅友好公社了陷入单一的僵局，整个外事
环境也已经变得极为刚性，同时也极为脆弱和神
经质。根据中苏两国文化协定，1963年11月欲
在农展馆举办“苏联七年计划摄影展览”，国务院
外办廖承志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采取苏方对
我“人民公社摄影展览”相应的办法，即要求在两
个月展出时间里，为了不出问题，每天组织100
至250人参观，尽可能不让散客进场，参观时不
批评，不表扬，不留言，不提问，不挑衅。外办还希
望由公安局参与此事组织工作，以确保政治上的
绝对安全。
1963年11月苏中友协代表团到起重机厂、
中苏友好公社参观访问，在起重机厂大会上代表
团内一州委书记谈到：“苏联人民在赫鲁晓夫同
志为首的苏共中央领导下，为实现22大提出的
宏伟任务而努力。”整个会场无一人鼓掌，显出死
一般的寂静，气氛急转而下，州委书记被迫未能
讲下去。等到了中苏友好公社，苏方代表团团长
在集会中说：“苏共坚持国际主义，维护马列主
义，不允许任何人对马列主义进行歪曲。”群众也
是无人鼓掌，满脸无表情，就是团长最后祝贺公
社取得成就，也是全场静音。代表团知趣而退时
群众既不鼓掌，也不握手。（见1963年11月2日市
外办《关于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的报告》）
其实无人鼓掌的方式还算客气，在1961年
时苏方人员几次到友好公社和工厂，一谈到22
大和赫鲁晓夫，场上就有不少人大声咳嗽，还有
人故意把座位弄出响声。
1964年10月底苏中友协再次组团来华，巧
逢赫鲁晓夫下台，中共对苏共新领导寄予厚望，
于是决定庆祝十月革命的气氛应比去年热烈而
隆重，少见地在机场向全体团员献花，临时撤除
代表团所住的宾馆、旅途中所能见到的反修小册子。
但是苏共新领导的表现并不合中共高层之
意愿。11月6日国务院外办紧急命令石景山中
苏友好公社在当日参观活动中取消原定的下列
安排：200多人的欢迎场面，少先队员献花，会场
摆放的国旗、彩旗，麦克风扩大器。同时到会的
250名社员缩减为50人参加，但开会前还应组
织200名机动人员待命，万一中央临时决定恢复
原计划，马上可以进入会场。外办如此安排的要
点在于，要让苏联人明显地感觉到6日的气氛与
5日的气氛不一样，安排得要有技巧，不让其抓
住把柄。（见1964年11月6日《到中苏社参观的紧急
通知》）
苏联人在友好公社看到用胡萝卜喂牛甚感惊
讶，莫斯科州委书记粱戈列夫说：“在莫斯科还不
能用这样好的胡萝卜喂牛，我们只能把次胡萝卜
喂牛，好的还留给人吃。莫斯科农庄的管理工作没
有你们好，还需要向你们学习。”使馆参赞甘生则
问到：“用这样好的东西喂牛，为什么牛不肥？”
在事先布置好的村商店，看到满柜的鱼肉，
苏联人好奇地问：“为什么没有人买？”商店的几
张油票没及时收起来，结果这么一个被疏忽的细
节引来了苏联人对票证的追问。有的社员在炉台
上偷烤白薯片，一位耳聋的老太太没被隔开而与
外宾接触造成不便，穿着借来衣裤的小学生接过
纪念章不会表示感谢等等，这些形象上的漏洞都
让上层领导颇为不快。（见1964年11月10日中苏
友好公社党委《关于十月革命节接待活动情况的报告》）
这种疏离、淡漠和无味已经成为苏、东欧国
家来访人员对友好公社最鲜明的印记，同样深深
地刻在公社干部群众的骨子里，已经成为他们对
外自然流露的常态。
1965年10月底苏军红旗歌舞团在天津演
出遭到有组织的冷遇，周恩来接报后颇为震惊。
11月1日凌晨5时他令秘书周家鼎写信急告总
政刘志坚、对外文委李昌、文化部肖望华，要求迅
速接受天津的教训，做好接待工作。周恩来认为：
“红旗歌舞团这一批演员绝大多数在1952年来
过中国，对中国有感情。这一次又是专程为庆祝
十月革命节而来的，同时也恰恰是在我解放军歌
舞团赴苏演出遭到冷遇的情况下来我国的，我们
一定要多做工作，把工作做到家，两相对照，给他
们以良好形象，以便回国后在苏军中、苏联人民
中扩大影响。”
周恩来当即决定自己和陈毅出席当晚的开
幕式，要求对于节目内容要好好研究一下，对好
节目要热烈鼓掌。周恩来本来要在大会堂楼上前
伸的两侧安排军乐队奏两国国歌，结束时奏两军
军歌，做到出乎意料之外。但在当日下午二时周
又觉得过于突出，电话通知取消此项演奏计划。
正因为周恩来这种升温的措施，11月6日
上午红旗歌舞团到中苏友好公社参观时，竟难得
受到300多社员夹道欢迎的待遇，演出时可谓掌
声雷动，尤其是临时加演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更是长达数分钟。市外办事后《中苏社和红旗歌
舞团联欢的情况》中透露，这场活动临时变化较
多，可能是使馆人员和歌舞团内的坏蛋在有意捣
乱，想打乱我原计划，好让我出些漏洞抓小辫子。
但总体组织较好，对外是成功的。
整整五六年的压抑和限制，红旗歌舞团的来
访给双方都带来了无尽的欢喜和轻松，可惜这只
是一次偶然机遇，只能说这是中苏关系的寒冬到
来之际友好公社呈现的最后一抹暖意。■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
中苏友好人民公社：石景山中苏友好人民公社
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大兴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
中德友好人民公社：朝阳东坝中德友好人民公社
中保友好人民公社：海淀四季青中保友好人民公社
中古友好人民公社：朝阳双桥中古友好人民公社
中波友好人民公社：顺义李家桥中波友好人民公社
中匈友好人民公社：丰台黄土岗（花乡）中匈友好人民公社
中越友好人民公社：昌平沙河中越友好人民公社
中罗友好人民公社：丰台卢沟桥中罗友好人民公社
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朝阳孙河中阿友好人民公社
中捷友好人民公社：丰台长辛店中捷友好人民公社
中柬友好人民公社：房山长阳中柬友好人民公社
中日友好人民公社：海淀东北旺中日友好人民公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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