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z**********e
发帖数: 22064 | 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rir.html
老友 http://blog.sina.com.cn/u/1937145005
文革史料：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初澜
梁效
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
判组的笔名，1973年9月4日第一次公开亮相，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摧毁后，梁效也
随即退出历史舞台。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还用过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
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十几个笔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频率最高、名
声最大。
与同时期的“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
“初澜”（文化部写作组）等其他写作组相比，梁效更具有政治影响力，其消息来源也
更广，名气更大，网罗的知名学者更多。
梁效产生的历史背景
197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筹备十大的工作会议。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毛泽东批驳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
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1]。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大后，9月4日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北京日报》发
表。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两校“大批判组”其实
就是梁效，它名义上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实际是江青根据毛泽东的
意图，抽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关人员，拼凑起来的御用写作班子。
梁效的人员组成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由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
主持，另有8341部队一名军人委任书记，清华、北大各一人委任副书记。梁效分别为写
作组、研究组，写作组负责具体写作，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主要负责对写作组的文
章进行“把关”。他们先要由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
“梁效”头头转达、贯彻；此外，他们还要根据江青等人的授意，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
写作。
该写作班子选拔的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文史哲专家，如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
叶朗、胡经之、冯天瑜等。他们中间有四人曾被选为第四届人大代表，一人参加中共十
大，两人列名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享受很高的政治待遇。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
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等曾任顾问。
梁效所写的文章
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发表的有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
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
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而且，这些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
》、《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等重要机关报刊
中都居于显赫位置，当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主要文章有：
1973年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
《北京日报》发表；
1974年1月2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略论秦始皇的暴力》一文在《
人民日报》发表；
1974年1月2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子是怎样利用教育进行反革
命复辟活动的？》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4年2月1日，《红旗》本年第二期转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读柳宗
元〈封建论〉》一文。本文先发表在1973年11月9日《北京日报》上。江青看后，深为
欣赏，下令《红旗》转载；
1974年2月20日，梁效用不同的署名，在《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一期一口气发表了
《林彪与孔孟之道》、《林彪再三挥舞“克己复礼”黑旗居心何在？》、《中庸之道和
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以及《林彪鼓吹的“小国师大国”是叛徒卖国贼哲学》等文章共
八篇以上，占了该期学报全部篇幅的一半左右，这是梁效的一次集中大亮相；
1974年4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先后在本年《红旗
》第四期和《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发表。据说此文是影射周恩来的。
1974年5月6日，柏青的《“学而优则仕”析》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
1974年5月17日，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4年6月1日，梁效的《论商鞅》，在《红旗》本年第六期发表；
1974年6月1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在《人民
日报》和《北京日报》同时发表；
1974年6月20日，施钧、金戈的《谈商鞅变法》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三期发
表；同日，《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三期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法
家代表人物介绍·吕后》；
1974年7月8日，柏青的《剥掉孔老二“博学多识”的画皮》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
1974年8月20日，柏青的《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本
年第四期发表，9月9日，《北京日报》又加以转载；同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
判组”的《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兼论历史上儒法之间卖
国与爱国两条路线的斗争》、《论三国时期的法家路线》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四
期发表，
1974年9月8日，《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一文在《人民日报》一整版篇幅刊登，刊登时
又作了许多修改；同日，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论贾谊》、《古代伟
大的无神论者——西门豹》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四期发表，《有作为女政治家武
则天》这篇文章的原题是《法家女皇武则天》，发表时临时改了标题；
1974年9月14日，梁效顾问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
1974年9月28日，柏青在《北京日报》发表《封建末世的历史画卷——读〈红楼梦〉》；
1974年10月1日，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在《红旗》本年第十期发表；
1974年12月20日，梁效的《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的一点体会》、《论康熙维护国家统一和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历史
研究》本年第一期发表；
同日，闻军的《论刘禹锡的政治诗》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六期上，1975
年2月1日《红旗》本年第二期转载；
1975年2月4日，柏青的《论王莽复辟的历史教训》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5年2月25日，梁效的《评孔老二吹捧的子产——兼论春秋末期儒法斗争的阶级阵线
》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一期；
1975年3月1日，梁效的《批判因循守旧，坚持继续革命》一文在《红旗》本年第三期发
表； 1975年3月15日，梁效的《剖析孔丘的‘仁’》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5年4月20日，梁效、闻军的《论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本年第二期《历史研究》
上发表；
1975年4月25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评林彪所谓的“仁政”》在《
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二期发表；
同日，梁效的《革命的专政，还是儒家的 “仁政”——试论太平天国在政权问题上的
两条路线斗争》、《杜甫的再评论——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潮》在《北京大学学报
》本年第二期上发表；
1975年8月25日，柏青的《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反动的孔学》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
》本年第四期发表；
1975年10月20日，梁效的《洋务运动与洋奴哲学》一文在本年第五期《历史研究》上发
表；
1976年年2月13日，高路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小评论《孔丘之忧》；
1976年年2月15日，高路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小评论《“仁”的妙用》；
1976年2月2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再论孔丘其人》在《人民日报
》和《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一期同时发表；
1976年2月，梁效编写《苏联二三十年代教育大辩论材料》；
1976年3月1日，高路的《反修必须批孔》一文刊载于《红旗》本年第三期；
1976年3月6日，梁效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克己复礼”再批判》一文；
1976年4月20日，梁效的《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和高路的《“整顿”与“正
名”》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二期发表；
1976年5月9日，高路的《尊孔反法的丑恶表演》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6年6月25日，秦戈的《谣言的破产与邓小平的垮台》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
本年第三期上；
1976年7月1日，高路、常戈的《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一文发表在《红旗
本年第七期》上；
1976年9月1日，梁效的《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一文在《红旗》本年第九
期上发表；
1976年9月，梁效用工农兵名义编写的《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列宁巩固无产阶
级专政的战斗七年》小册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年，九、十月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了《刘邦死后，吕后是如何按
刘邦的既定方针办的》、《刘邦死后，他的既定方针是怎样传下去的》、《周勃是如何
支持吕后的》等文章； 1976年10月4日，梁效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
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1976年10月7日，梁效的《〈论总纲〉和克己复礼》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成
为梁效历史上的最后一份公开记录。
梁效的解散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中共高层捣毁后，梁效也因被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点名而遭到解
散，其成员受到范围不同、程度不一、长短各异的批判、审查，并被要求说清楚其与四
人帮的关系。部分人员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
罗思鼎
罗思鼎是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谐音“螺丝钉”，取义于雷锋名言“做
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别名及组织
另有丁学雷、宫效闻、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
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谐音“放眼量”）、金风、方耘、常峰等80多个
笔名（各个写作小组又有自己常用的固定笔名，如文艺组的丁学雷、方泽生、石—歌、
任犊）。最重头的文章也使用上海市委写作组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的名义。因
为开始办公地点在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私家欧式住宅的丁香花园（长宁区华山路），所以
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后迁至徐汇区康平路89号。
正式组建于1971年7月，迄于1976年10月（据朱永嘉回忆，该写作组最初萌芽时间
在1960年代中期中苏论战时，是复旦大学七名年轻教师相约共用的笔名）。是一个编入
政府系列、形似松散庞大而结构紧密的行政管理系统，利用“分层控制、多方插手”方
法运作，直属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代管）。两人给写作组的批示、书信、电话多至
360次以上。朱永嘉、王知常、肖木是该写作组的主要负责人；下分历史组、文学组、
经济组、哲学组等，又下辖有若干外围小组（如“石一歌”和各种教材编写组）；外围
小组人员编制仍在原单位，经费由所在单位担负、筹措、拨付，分合自如，高度集中。
在北京设有联络处。由于当时无宣传部的设置，写作组实际上兼有宣传部的管理职能。
代表作及活动
撰有文章1000多篇。代表作有《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
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评<水浒>的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
派》、《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按毛主席的
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写作组发表的重要文章有：
1973年10月1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一文，经姚文元修改，在《红旗》本年第
十期发表；
1973年10月16日，康立德读《读〈封建论〉》，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二期发表；
1973年11月1日，罗思鼎写作，经姚文元修改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
的斗争——兼论儒法论证的社会基础》在《红旗》本年第十一期发表；
1973年12月16日，康立的《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在《学
习与批判》本年第四期发表；
1974年1月16日，康立的《孔子、儒家和礼》一文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一期刊
出；
1974年2月1日，罗思鼎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
略〉》在《红旗》本年第二期发表；
1974年2月13日，罗思鼎的《评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一文在《人民日报》第二
版的显要位置刊出；
1974年3月3日，康立的《孔子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一文在《红旗》本年第三期发
表；
1974年3月18日，景池的《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一文在《学习
与批判》本年第三期发表；
1974年4月1日，罗思鼎的《评〈吕氏春秋〉》一文在《红旗》本年第四期发表；
1974年4月20日，《朝霞》本年第四期刊载史经的“故事新编”《李鸿章出洋》；
1974年5月20日，翟青的《读韩非的〈五蠹〉篇》一文在《学习与批判》本年底五
期发表；
同日，康立的《林彪为什么要吹捧董仲舒》一文在《学习与批判》本年底五期发表；
1974年6月20日，《学习与批判》本年第六期发表题为《戴季陶铸主义与孔孟之道
》；
1974年7月18日，翟青、焦平的《〈三字经〉——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标本》一文在
《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七期发表；
1974年8月1日，罗思鼎的《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在《红旗》本年第八期上发
表；
同日，翟平的《儒法斗争是“狗咬狗”吗？》和陈今的《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也在《
红旗》本年第八期上发表；
1974年9月1日，梁凌益的《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评〈韩非子〉》一文，在
《红旗》本年第九期刊出；
1974年9月20日，薛庆松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试论劳动人民斗争与
儒法斗争的关系》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九期发表；
1974年10月1日，石仑的《论 “黔首”》在《红旗》本年第十期发表；
1974年11月1日，罗思鼎的《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在《红旗》
本年第十一期发表；
1974年11月20日，翟青的《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在《学习与批判》本年
第十一期发表；
1974年12月14日，《学习与批判》本年第十二期发表题为《王安石传》的文章；
1974年12月20日，康立的《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在《历史研究》本年第一期发
表；
1975年2月10日，罗思鼎的《评淮西之捷——读〈旧唐书·李朔传〉》发表在《学
习与批判》本年第二期上；
1975年7月1日，主要由康立执笔写的《法家路线和黄老思想——读帛书〈经法〉》
一文在《红旗》本年第七期发表；
1975年10月14日，罗思鼎的《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
引起的争论》和翟青的《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余秋雨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十期刊出；
1975年10月23日，康立的《论西汉前期封建生产关系的巩固》在《光明日报》上发
表；
1975年11月14日，罗思鼎的《〈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文在《学习与批判
》本年第十一期发表；
1976年1月14日，方海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一期发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1976年2月14日，《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二期刊载了贾漱章的《台阶小论》、梁凌
益的《从〈宣和遗事〉看“元祐更化”》和宫欣的《回顾二十年代苏联党内的一场大辩
论》，这篇文章《解放日报》提前在2月13日给予转载；
1976年3月1日，翟青的《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发表于《红旗》本年第三期；
1976年3月14日，《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三期刊载了康立的《儒家都是搞阴谋诡计
的》、史峰的《蒋介石是怎样起家的？》、靳戈的《“一人二三反，岂得立也”——读
〈晋书·刘牢之传有感〉》、翟海、范贻的《评托季联盟的检讨》；
1976年4月14日，《学习与批判》本年第四期发表了靳戈的《谣言考》、石镜的《
论太平天国内部尊孔和反孔的斗争》、翟青的《读一片未及发表的文稿》、康立、延风
的《〈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
1976年4月29日，梁凌益的《评辛亥革命后的“实业救国”思潮》在《光明日报》
发表；
1976年5月14日，康立的《司马光登台一年》在《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五期发表；
1976年6月12日，《文汇报》以通栏标题、整版篇幅发表了“特约通讯员”梁凌益
的《这里也是战场——访盛怀宣档案资料清查组》；
1976年7月14日，《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七期发表了《一个老资产阶级分子眼中的
苏联——“耐普曼日记”摘抄》和署名戚承楼的《革命与资本——读〈汪精卫卖国记〉
有感》；
1976年9约14日，《学习与批判》本年第七期发表了《地转实为新地兆——读洪秀
全的〈地震诏〉》。
该写作组活动的历史最长，参与配合的运动最多；写作文体多样，有政论、史论、
杂文、小说、教材等，产量最高；组织分工细致周密，作者队伍庞大，直接掌握的刊物
最多，可以独立新形成协同作战、轮番冲击能力，声势上超过其他御用写作班子；形成
“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的格局。另外还担任了搜集、编印中央、地方党政负责人材
料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的工作，仅密报张春桥、姚文元的就有1000多分。以至
于其成员私下议论他们“所干的事，说出去是要杀头的”（代替了文革初期“游雪涛”
的功能）。有人据此论定它除了写作班子外，还兼有“情报班子、参谋班子”职能。
把持有《学习与批判》、《朝霞》、《自然辩证法》、《教育实践》等8个刊物和
复旦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成员及命运
其成员历史组以复旦大学教师为班底，别的小组另调有原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
师大、上海师院等单位的人。计有陈冀德（文学组组长）、陈孝全（石一歌组长）、胡
锡涛、郭绍虞、徐辑熙、章培恒、王绍玺、谭其骧、陈旭麓、王守稼、吴干兑、刘修明
、吴欢章、孙光萱、余秋雨、丁志伟、戴厚英、胡万春、段瑞夏等近50人（加上外围成
员远远超过此数）。
1976年10月后，该写作组成员都受到审查，有些人长期受影响，著述出版不顺利，
无法评上高级别教授职称；日后再不愿提及这一段伤心史。1977年9月7日国家教育部发
出通知，要求清除中小学教材中“四人帮”及其余党控制的写作班子包括罗思鼎（另有
梁效、初澜、江天、池恒等）的言论、文章、形象。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就是从各级党、政、军领导
机关到基层单位，纷纷调集“无产阶级的笔杆子”和“秀才”，成立自己的写作班子，
以各种各样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撰写形形色色的批判文章，或发表在中央和地方的报
刊上，或刊登于本系统的内部刊物及墙报上。如在北京的清华、北大写作班子“梁效”
、“柏青”（笔名），而在上海则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丁学雷”、“罗思鼎”（笔名
）。在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压制的同时，这些参加大批判的“笔杆子”和“秀
才”们却备受重视、十分吃香，形成强烈的反差。
写作班子成立的背景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于1964年，和中央提出的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背景
和任务密切相关。从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开始，一批中央级的“秀才”调到北京钓鱼台
，撰写反修文章，到1963年为止，总共写出九篇文章——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些
中央级的“秀才”，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中联部副部长
王力、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主编范若愚等，这可以说是解放后中共党内
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写作班子。
1963年5月，毛泽东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如不警惕，“少则几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
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同年7月毛泽东
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至此，国际国内两条战
线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展开了。
上海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封、资、修”的任务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1963
年新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出席上海文艺界新年团拜
会，他在会上提出“大写十三年（1949－1962）”的口号，他说：“今后在创作上，作
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
不要写古人、死人。”随后，柯庆施指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写了一篇《“有
鬼无害”论》的文章，用“梁璧辉”的笔名发表在5月6日的《文汇报》上，打响了揭批
“三家村”的第一枪。
写作班子的成立经过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柯庆施送去的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报告上批示：“许多共
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
怪事。”
1964年初，柯庆施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作了一个报告，动员在思想理论战线全面开展
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与会的是由市委宣传部选定的500多名理论队伍及文教系统的各
级领导。为了具体实施批修战斗，柯庆施决定在上海实行“两手抓”，一手抓成立《未
定文稿》（口头称《内刊》）编辑部，另一手就是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
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这件事，由上海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
直接负责。1964年4月，石西民在华山路丁香花园找叶以群和徐景贤谈话，决定成立市
委写作班子文学组，由叶以群任组长，徐景贤任副组长，从各个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
协会文学研究所等调集写作力量，人员的条件要求必须政治可靠，除了具有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外，还必须是笔头硬扎、有过写作成果、参加过批修战斗实践的。
叶以群当时任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他首先提出把文
学研究所的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调来，他们都是各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其中有戴厚英
（华东师范大学毕业）、高玉蓉、吴圣昔、吴立昌（均为复旦大学毕业）、高彰彩（山
东大学中文系毕业）、陈冀德（上海师院中文系毕业）等人。同时，又从华东师范大学
调来中文系教师王绍玺，从上海师范学院调来中文系教师徐缉熙。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
一些老的研究人员，如王元化、皮作玖、魏绍文等，都被留在所里，未能到批修第一线。
历史组成立的时间和文学组大体相仿，成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等。早在复旦时期，
他们就组合撰写关于讨论“乾嘉学派”的文章，引起石西民的注意，把他们调到丁香花
园成立历史组，撰写有关我国疆域的反修文章。以后，戚本禹在北京发表《评李秀成自
述》一文，认定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为“叛徒”，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以后，上海
写作班子历史组的几位笔杆子支持戚本禹的观点，写了文章，参与论战，最后毛泽东批
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历史组的文章也得到了肯定。
文学组和历史组原来是各管各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生活，领
导也比较松散。有一次汤大民与上海作协文研所来的戴厚英开玩笑，称她为“才女”，
戴厚英还之以“才子”的称号。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传到《内刊》支部书记林学渊的耳
朵里，他一本正经向《内刊》副主编周原冰作了汇报。一天，周原冰来到丁香花园东楼
，把写作班子的人召集起来，郑重其事地告诫大家不要搞低级趣味，要做“战士”，不
要做“院士”。因为这个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写作班子的张春桥就和宣传部长杨
永直商量，把两个组（文学组、历史组）的党员编成一个支部，以后又增加了哲学组和
自然辩证法组。哲学组的成员有从华东政法学院哲学系调来的郭仁杰，从市委党校调来
的程绮华、谢宗范等。自然辩证法组的成员有从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调来的沈竹、科
委调来的李宝恒、社科院调来的纪树立等，都是党员。由徐景贤担任写作班子的支部书
记，郭仁杰担任副书记。写作班子党支部进一步扩大，组织关系隶属市委宣传部总支部
。写作班子的“战斗任务”由市委书记直接布置，选题文稿也由书记审查；写作班子的
党团员组织生活由宣传部总支部管理。这样，市委写作班子的领导关系、组织关系等等
，总算正式确定了。
写作班子的写作程序
当时，市委对于理论队伍、写作队伍有一条方针，就是“以战斗任务带动战斗队伍
”。“战斗任务”是由毛泽东、党中央和市委定的，例如发动对几部“毒草”电影的批
判，就是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下达通知的。中央没有提及的影片，不得擅自批判
；中央没有批准的作者的姓名，也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提到。
“战斗任务”确定以后，市委写作班子就进入“战斗”状态，程序如下：
第一步是编资料。“毒草”影片批判前，先通过上海电影局向北京文化部把这几部
影片的剧本要来，内部排印成册，然后再印原著，摘编有关这些作品和影片的评论文章
。如印了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的电影剧本，还要印出茅盾的原著，加以对照，看看
影片的编导对原著作了哪些增删，同时还要把过去报刊上关于影片《林家铺子》的评论
文章中的论点加以分类摘编，供批判用。
在为姚文元撰写《评“三家村”》一文做准备时，写作班子历史组、文学组、哲学
组全面动员，选编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忆记》及
《燕山夜话》，分类摘录这些文章中有“问题”的观点，编印成册。
以上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印刷厂及文汇、解放两个报社，印成大字本
，标明“内部资料”、“供批判用”等字样，上报给市委领导，同时在写作班子各组内
部使用，并留出一部分由两个报社提供给市委写作班子以外的社会各界特约作者撰写批
判文章。
第二步是拟出批判文章选题。选题有的是由市委写作班子各组自拟，有的是和文汇
、解放报社合拟。每一“战役”都有一个选题计划，除了重点文章以外，还有其他的配
合文章。如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一文发表以后，历史组就和文汇报理论部共同拟
出选题《“三家村”黑店是怎样开张的？》、《反共知识分子的狂妄叫嚣》、《“三家
村”黑店如何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等等。其中又分重点文章和配合文章，重点文
章往往由市委写作班子撰写，配合文章除写作班子承担一部分外，再由报社约社会各界
的“左派”人士写作。
第三步是召开座谈会。批判文章选题由市委领导批准以后，由报社出面，邀请市委
写作班子人员和社会作者参加，讨论选题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放、文汇
两报和《大众电影》需各发一篇打头阵的重要文章，分别由徐景贤、胡锡涛和电影局调
来的几个人撰写，配合选题就由与会各界作者分担。重点文章经报社排出小样，先是由
石西民审查，石西民调走后就由继任的领导张春桥、杨西光审定。他们写下审查意见后
，由写作班子执笔人员反复修改，再由报社派人来取，有的稿件不断改排修改稿，直至
排出最后清样，送市委领导终审决定何日刊登，这样才打响了某次“战役”的第一枪。
由于频繁地发稿、排印、改稿，两个报社的交通员有时一天要到写作班子来回好几次，
他们为了赶速度，开着轻便两用车（类似现在的助动车）送稿样。当时两用车在社会上
还是稀罕物，报社交通员在等待取稿时，写作班子的几个青年作者轮流骑上车，在院子
里学，一段时间下来，几个人都学会了驾驶，可见当时报社和写作班子来往之密切。
写作班子的文章笔名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名称，是石西民起的。当时参加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心中都十
分自豪，认为自己是党所信任的“左派”，心甘情愿地做党的喉舌，用自己的笔积极投
入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美其名日“遵命文学”，实际上全是奉命写作。这一点，从写
作班子所写文章的笔名上也可以看出来。
写作班子成立初始，正值全国开展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高潮，写作班子
除了姚文元写大块文章由领导上决定用真名以外，其他的人基本上都不用真实姓名，而
是用集体笔名，特别是重点文章，更是领导意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文学组的笔名是“
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历史组的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
雷锋，做一颗永不生绣的螺丝钉”。
除了“丁学雷”、“罗思鼎”以外，写作班子各个组还用过很多笔名。从“文革”
前的市委写作班子到“文革”期间的市革委会写作组，用过的笔名不下几十个。比较有
影响的如历史组的笔名“康立”（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这是从丁香花园搬到武康路
，后来又搬到康平路，一直沿用的。文学组有的文章要另起笔名，徐景贤建议说：“我
们刚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后来又写了另一篇较有分量
的文章，起了笔名“方岩梁”（毛泽东诗“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谐音）。因为写作班子
一开始住在丁香花园，文章的笔名姓丁的特别多：两人合写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写
的叫“丁川”，多人合写的则用过“丁影”、“丁闻”、“丁葵”等名字。这些署笔名
的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往往由一个人先执笔起草初稿，另一个人修改，集体讨论后又有
人作进一步加工，直至最后定稿。所以，现在要回顾哪篇文章是谁独自完成的恐怕很难
，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区别了。像后来市革委会写作组《鲁迅传》编写组
的11个青年人，用“石一歌”的笔名集体写文章，正是继承了这样的传统。
即使完全是个人写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使对手摸不清底细。如在
武康路2号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过程中，写了一篇批判历史学家
李平心的文章，当时他正和写作班子历史组同在二楼办公，共同编资料。历史组的基本
班底是四个人：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朱维铮，都是从复旦调来的。姚文元写完后
，开玩笑说：“你们历史组四个人，加上我是五个人，共同来批李平心，这篇文章的笔
名就叫‘伍丁’吧！”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当时在卢湾区工作，姚文元写文章时也用过“
金文”、“金兆文”做笔名。
写作班子卷入“一月夺权”的政治漩涡
写文章除了“名”，还有“利”，为了和“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决裂”，写作班子
提出写战斗文章不要稿费。写作班子成员认为：既然宣称自己在丁香花园学雷锋，而且
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既然认为调到写作班子是非常光荣的事，是党在思想战线前沿
的战士，现在党号召的战斗打响了，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那么，写这样一类
文章怎么还能要稿费呢？于是，写作班子就通知报社停发稿费，而且把早期写的几篇文
章收到的稿费，上交给市委作党费。
当时，被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都以知识分子中的“左派”自居，以能够
成为这支战斗队伍的一员感到无上的光荣。所以，在追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投入对
《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以后，继续紧跟，1966年12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
策动下，全体写作班子成员宣布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投身于上海“一月夺权”，更深
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漩涡。
初澜
笔名。另有 “江天”、“洪途”、“小峦”等笔名。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
接控制下文化部“文艺评论”方面的御用写作班子，名次仅列于梁效、罗思鼎、池恒之
后。其具体事务由于会泳任组长的文化部创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管；写作组长张伯凡。
活动时间为1973年到1976年10月，共发表文章一百六、七十多篇。
其代表作有《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红旗
》1974年第1期）、《评晋剧》（1974年2月29日《人民日报》）、《京剧革命十年》（
《红旗》1974年第4期）、《深入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 ——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
讨论谈起》（1974年第4期《红旗》）、《坚持文艺革命 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
领域文艺黑线的回潮》、《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1974年8月4日《人民
日报》）、《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1976年，虽流产但观点已通过其他渠道在创作、
评论中得到传播、落实），《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红旗》第3
期）。
积极配合当时对建国17年（文革前）文艺的大批判，“破”的方面，鼓吹“文艺黑
线专政”，批“黑画”、批无标题音乐（据称批“黑画”、无标题音乐的矛头是指向周
恩来）、批《三上桃峰》、批《园丁之歌》，对艺术进行缺席的政治宣判，成为文艺方
面的一只战斗力很强的棍子；“立”的方面，脱离现实主义贩卖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
的“根本任务”论，要求“高于生活”，按照“主题先行”、“三突出”的模式进行创
作，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
其文章首先被《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人民音乐》、《舞蹈》、《美术》
等文化部所属全国性艺术刊物转载。其评论文章不是单纯的批评，而是文艺政策的风向
标，权力运作、政治压迫的一种形式——一篇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就使多少
干部挨了整、下了台，有的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
除此之外，该写作组还担当了文革文艺大批判的某种组织、协调工作，承担了收集
文艺界不满于会泳及其主人（四人帮）情报的任务，协助对持不同意见者肆意打压。一
位山西中学教师批评“根本任务”论，认为要“突破样板戏的框框”文艺才能发展。受
到初澜口诛笔伐和当地批斗威逼，被迫害致死。
写作组参与人员在1976年代中后期的揭批查运动中，被要求说清“与篡党夺权阴谋
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参阅：
文革纪事：“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罗思鼎写作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rid.html
文革记事：阴谋文艺的一股狂澜——“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初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wvul.html | T*****y
发帖数: 18592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