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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65 | 1 对于徐景贤，我觉得我们应该表达应有的尊重。
他在上海生活74年，我在上海也生活了50年。同在一座城市，都是动笔杆的，还都写过
剧本，还互知其名，但在四年以前我们从未见过面。
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写他；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却很想写写他。
他是徐景贤！
如今三、四十岁以下的人，几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许人了。可在“文革”十年，他却是大
大的风云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当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划
者、操纵者。当年在上海滩，谁个不知他是声名显赫的市委书记徐景贤？哪个不晓他是
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张那样阴沉乖张，也不像姚那样纵笔
招摇。很多人说，张像狗头军师，姚像刀笔衙吏，徐则更像个黉门秀才，印象并不恶。
徐体貌修长白皙，也让枯瘦的张、肥矮的姚，相形见绌。徐是当年许多左倾妇女的偶像
。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当年的“徐郎”仍然津津乐道，说他作报告从不
用稿，说起话来井井有条………一种钦慕之情，溢于言表。
每当听到这种私下的暧昧的言说，总令我感慨万千。“文革”已经奄忽40年，那么惨痛
深刻的政治血迹，却逐渐淡去；而对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经久不忘。
历史就如千面少女，任人打扮；历史也像癔病患者，极易错乱。前代的历史真容便是这
样诡秘地不断地“变脸”，甚至是销声匿迹地隐藏在当今历史的背面，或者完全被消融
，或者彻底被整容。当然这不是人民所书写的历史，而是权势者所炮制的历史。
2002年12月15日，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钱枫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不久前他在医
院遇到徐景贤，只见他老多了，一无当年的风采。两人说话间，提到我，徐景贤请钱枫
代他向我致意，并说文革中为《边疆新苗》之事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他要向我道歉。
我很惊讶，也有一丝感动。
《边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写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这个戏本是“
遵命文学”，已经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条，万万没想到也会挨批！
当时正处在“批林批孔”的党内斗争高潮，文艺界也正在批判所谓的“文艺黑线”回潮
，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上海多次点名《边疆新苗》，说它有小资的“花花草草”，有大资
的噱头笑料，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创作目标。于是1974年3月21日上午，在我们剧院召开
全市文艺院团对《边疆新苗》的现场批判大会；而这天正是我妻子在医院临产，我不能
请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将接受批判。
我在剧院挨批，妻子在医院待产，我的心情之忧、之恶可想而知……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过批、挨过斗，挂牌下跪，羞辱难当，但也没有这次对我的批判
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批得我差点神经失常。
提出对我批判的是身为文化部长的于会泳，而身为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并未下达这样指示
。不久我还听说，于会泳、徐景贤之间，在对待《边疆新苗》的态度以及如何修改的问
题上也有分歧，徐景贤是比较倾向我们的。
挨批以后，我们剧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黑龙江知青点采访，于是又不得不
无穷无尽的讨论，无穷无尽的修改，在这出破戏身上继续浪费精力和生命。
1975年， 政治形势更加动荡，突然之间，11月2日徐景贤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局党委书
记说：“《边疆新苗》还是不错的，你们将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就尽快演出。”还说：“去年对这个戏解剖有无过头的地方，也请研究研究。”
于会泳说《边疆新苗》“问题严重”，徐景贤说这戏“还是不错的”；于说对这出戏“
批判”，徐说是“解剖”。二人明显不一致。可是好梦不长，时隔仅两个多月，1976年
1月13日，又传达于会泳的指示，说：“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艺界的翻案风极为猖狂，
现在要反击，要炮轰，要搞运动！”于会泳说的“翻案风”是否包括徐景贤对《边疆新
苗》的“翻案”呢？这令我们整个剧组极为不安。又过了不久，文化局又传达徐景贤对
我的批示，大意说：“沙叶新年富力强，有写作能力，应该为他提供条件，深入生活，
写出更好的剧本。”啊？是吗？我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
于会泳给我的感觉总是阴风习习，徐景贤则是暖风徐来——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感觉
。至于他二人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不敢说，但毕竟有所不同。任何政治组织，任何利益
集体，哪怕宣过誓、拜过把、歃过血、结过盟，都会因时势的衍变，总是既有忠诚，也
有背叛；既有团结，也有分裂；既有和谐，也有争斗；既有觉悟，也有顽固；何况单独
的个人？于会泳至死不认罪，最后服毒自杀。徐景贤认罪服罪，甚至连无直接责任的罪
错，如《边疆新苗》之事，也要道歉，你能说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犯，就没区
别？况且他不只是对我一人道歉，对其他被错批错斗的人也都道过歉。
所以，当徐景贤出狱之后，托人带话向我问好致歉，我是接受的。
半年后，2003年“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徐景贤打电话来，要来我家看我。我连忙说你
岁数比我大，还是我来看你。 5月2日上午9时45分，我按约准时来到他家后门口。我站
在楼下，只见徐景贤下楼来了，佝偻着，横着身子，扶着墙壁，忙不迭地来接我。我第
一个印象是他真的老了，但没有想到他老弱得如此厉害。这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文革
”权贵徐景贤？难以置信！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他两鬓有霜了……
徐景贤又艰难地爬上楼，在前面为我引路，还不断地提醒我：“楼梯窄，你要当心。这
弄堂里的房子，是1925年造的，比我年龄还大，老了，旧了。不过也正适合我住，我也
老了，旧了。”我不知道怎么应答，只觉得有点凄楚。但我相信他不是牢骚；他是笑着
说的，还带着点幽默语气。
上得楼来，才知道这一幢楼住了好几户人家，厨房是共用的，过道也是共用的，显得逼
仄拥挤。他领我去他的书房，也很小，是利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来的，约15平房米，有
书橱、书桌、沙发等最简单的家具，也都老了，也都旧了。
还没落座， 徐景贤的 夫人葛蕴芳端来茶水招呼。徐景贤介绍说，解放初她曾任夏衍的
第一任秘书。爱屋及乌，令我肃然起敬。她很客气，话不多，连连说：“请坐、请坐！”
就这样，我和徐景贤，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一个“文革”的当政者，面对面地坐在
一起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同一个平
面上平等相见，我们握手，我们问好，他敬茶，我送礼……
他诚恳地对我表示歉意，说他当时随便一句话都可能对我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他请求
我原谅。我含含糊糊地说：“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如今站在历史的高
度去回顾以往的种种，不应该完全由个人负责。”
他说：“不，我是有责任的。我应该向你道歉。”
难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怨仇？我们之间真有怨仇吗？怨仇只是在我们之间吗？如果说罪
恶不应由他一人负责，那谁该负全责呢？债有主，冤有头。主是他吗？头是他吗？问苍
茫大地，谁主谁头？一时思绪飘忽而紊乱，脑海里立即涌现天安门城楼那挥动的巨手……
接着，徐景贤向我叙说“四人帮”倒台之后他的经历：被捕、审讯、交代、关押，判刑
。他判了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我问：“18年？你怎么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样长！”
他说：“也许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较好吧。最早他们说，对我免于刑事处分；后来北京公
审‘四人帮’，又说要判我的刑了。对我的定性也有改变，最早定我为‘四人帮’的余
党，后来定为死党，所以判了18年。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天水有精神病，不能判刑。王秀
珍工人出身，资历浅，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们这几个头头，总要有一个判得重一些，
就把我顶上去了。”我不知道徐景贤说的判刑经过是否实情，但他在叙述这一经过时，
毫无一点怨言倒是真的。语气平静，说的像是别人的事。
徐景贤在狱中身体不好，他的夫人葛蕴芳给邓颖超写信，邓有批示，让上海酌情处理。
上海便以“特种原因”为由，提前三年于1992年6月让他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1999
年恢复公民权利。
他说：“漫长的狱中生活对我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冷静地思考好多问题，思前想后，反
复追问，认真洗脑，终于让一个比较明白的脑袋长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了。我以前就是你
一篇文章里说的那种‘执左道以乱政’的人，但我曾经是个追求进步、忠于人民的人呀
，怎么会成为罪人了呢？我不断反思，想弄个明白，就想写本回忆录，想把我的经历和
反思写下来。再不写，没人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可能写的。张春桥并没死，今年
85岁，他儿子和我有些往来，我可以从他儿子那里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他在狱中连话都
不说，审判他的时候也不说，怎么会写回忆录？外界又传说姚文元写了回忆录，也是谣
言。他的秘书我很熟，姚文元让他告诉我，他没写回忆录，也没打算写。王秀珍呢？不
是动笔杆子的人，写不来。只有我写了。我写还有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我和中央一层的
毛、周还有王洪文都有接触。中间这一层，我本人就身在其中。下面的这些人，陈阿大
、‘四大金刚’，也很熟悉。所以如今只剩下我可以写写上海的‘文革’十年了。我抱
定宗旨，只说事实，不说观点。我只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让读者和专家去评说。”
2003年底，徐景贤回忆录《十年一梦》终于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了我一本
。我告诉他外界对他的回忆录的总体反映较好，说是信史，但也有批评，说他反思不深
，也没对自己进行批判。
他说：“不深，是可能的，我现在只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就这
样写了。至于自我批判，我在狱中写检查交代的时候写了无数遍，那是给公安局、给上
面看的，读者也许不感兴趣。我只说事实，不说观点。”其实他的回忆录也有观点，这
便是“‘文革’是灾难，要彻底否定。”这是他叙述所有事实的核心，这也是这本回忆
录的价值所在。
初次见面，徐景贤谈兴甚浓，在晤谈中，他还主动说起一位风头人物的“文革”历史所
引起的诸多争议。
徐景贤说：“这人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
，是‘石一歌’的。他总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
的负责人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
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有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
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
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
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
，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
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
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
这次见面之后， 6月19日，他还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尾说：“另外，附上一篇《“咬”
》的报道，给你休闲时看看。”所谓“咬”，就是“咬”那位风头人物的，徐景贤特地
剪下寄来，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这也正表明他对自己“文革”历史的态度，不掩饰，
实事求是。
只要对自己的历史能够持有这样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他。不论你有
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
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徐景贤10月31日下午四时在家中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11月6日下午二时在中山医院举
行遗体捐赠仪式。此前我接到徐景贤家属的讣告，我表示我要向徐景贤遗体告别。 11
月6日中午，在我出发前居然有关方面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关注，虽然非常客气，但我很
生气！我说：“徐景贤曾是罪犯，但18年的监狱已经对他有过惩处，如今他是享有合法
权益的公民，人已去世，我为何不能前去吊唁？我非去不可！”
“文革”博物馆不让建立，“文革”研讨会议不让举行，如今连“文革”人物去世竟然
也不让凭吊，这太过分了，太绝情无理了！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所有的
中国人，以及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们，忘掉“文革”，忘掉浩劫，忘掉罪责，忘掉祸首！
不，我们不能忘记，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不能忘记！
徐景贤的追悼会我毅然前去参加，为了探视这个历史人物最后一眼，为了向他已献出的
遗体深鞠一躬，更为了不忘记“文革”这给千百万中国人造成极大灾难的血腥历史！
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很多，花篮花圈摆满一屋，我想仅就捐献遗体一事，他也应该得到人
们的尊重。看看八宝山，看看纪念堂，或存骨灰，或留尸骨，能有几人像徐景贤一样呢？
挽联上写着：“用权不循私 有错善反思；人品贵真诚 勤奋伴一生”，这基本上可以概
括他的一生。
“文革”十年间，他身居要职，但他一人得道，家人并未就此升天，确如挽联所言“用
权不循私”。亲戚中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在外地插队多年，他也没让他们调回
上海。外甥中有人想参军，他不给他们开后门。他父母单独住在老旧的石库门内数十年
，没煤卫设施，很想改善住房条件，他也拒绝二老的要求，他说：“等到周围邻居家家
户户都安装煤卫之后一起解决，我们不能特殊。”以徐景贤的私德，对比如今的吏治官
风，对比陈良宇的所作所为，真有云泥之别！
“文革”如今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是禁区；而徐景贤勇于触及禁区，善于进
行反思，终于将反思的成果撰写为回忆录，也应予尊重。省视徐景贤的“愚忠”的一生
，此举当是他在精神上的首次叛逆，他超越了禁区，也超越了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说“
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了”。他愚忠的时候，犯了大错；他不愚不忠了，反而做了件好
事，至少是应该做的、有意义的事。
可惜的是，徐景贤的反思，仅仅局限过去，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晤谈中，他从未涉及对
最近三十年政局的看法，更未谈论现在他对他前半生一直忠于的党、一直忠于的制度的
见解。我想“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后的徐景贤，也许会有和以前不尽相同的观点
。我真想听听，可惜他全带走了…… | T*****y
发帖数: 18592 | 2 他回忆录我也看过。确实没有自我批判什么的。不过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全书弥漫着一股上海味儿
油腔滑调。让人感觉，是一个轻松、和煦而油滑的人
大阴谋没有，小算计不少
那么样的一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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