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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news.ifeng.com/a/20150306/43283816_0.shtml
2015年03月06日08:47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吴锦勋
核心提示：1966年，我快做母亲了，当时中国大陆正开始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
命，杨蔚兴致高昂，在自己人的场合会说：“他妈的，中国人有救了，要翻身了！”
本文摘自：《台湾，请听我说》，作者：吴锦勋，出版：华夏出版社
二次大战末期、国民党迁台前后，一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以各种方式渗透进台湾，在
台湾进行情报搜集工作，这些人到底有多少？怎么潜入台湾？最后有什么下场？……仍
是一个谜团。
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冷战结构之下，台湾被编整成为美国反共的一环，台湾当
局仿佛得到美国默许般，更加肆无忌惮地逮捕、扫荡政治异议分子。
1950年秋天，任职台中某派出所的巡佐杨蔚，因“匪谍”案遭到逮捕。时年二十四岁的
杨蔚坚不认罪，送绿岛感化三年；继又因不服感化，策划暴动，又被转送土城、琉球前
后管训七年，出狱时已三十三岁，以一手好文笔，慢慢成为一名记者。
六年后，这个神秘的男子成为作家季季的丈夫，不仅彻底改变季季的一生，也卷入了以
陈映真为首的“民主台湾联盟”一案，让这个以读书会形式发展的左翼组织曝光，引发
大逮捕事件。一举牵连十多位前途似锦的知识分子、艺文精英，包括蒋纬国的妻舅丘延
亮、陈映真及其亲弟弟、好友吴耀忠等人，更波及了黄春明、老兵纪录片《刘必稼》导
演陈耀圻等人。
陈映真多年后回顾事件说，他们“让一个被布建为文教记者的侦探所出卖，陆续被捕”
。他所谓的文教记者，暗指当时《联合报》名记者杨蔚，也就是作家季季的前夫。
事件中唯一未被捕的杨蔚，终其一生深受创伤折磨，道德破碎、行为错乱，他先为共产
党工作，后被迫为国民党效力，结果自己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
在那个我以为既纯真又奔放的青春年代，政治好像我们身后的“背景”，我看不见它、
忽略它，但其实它一直存在。我们在它面前尽兴地演出，忘了它在我们身后，在我们头
顶笼罩。
我们没有察觉，当自以为找到幸福时，这个背景慢慢、慢慢降到我们头上，最后降到我
们面前。等它降到我们面前时，就是扑面而来，我们只能面对它，被打成脸红脖子粗，
不可能错身而过。
嫁给这个谜一样的外省人
我很喜欢写作，读虎尾女中高二时获《亚洲文学》小说征文第一名，高三毕业时，竟为
了参加文艺营而放弃了刚好撞期的大学联考，结果，文艺营结业时获得小说创作第一名。
一个女生，不读书不工作，每天窝在家写小说，在那个时代的乡下是很奇异的事。十九
岁，我受不了说媒的压力，一个人坐着慢车从云林二仑乡永定村来到台北，开始我的新
人生。
那时我一个人住在永和竹林路，开始职业写作生涯，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小说，被平鑫涛
先生注意到，后来成为《皇冠》杂志社签约的“基本作家”。
刚来台北的第一年，我就认识了杨蔚，他大我十七岁。初次见面，看他平头、宽脸、高
个儿、戴眼镜、穿着白衬衫，我被他豪迈但略带忧郁的气质吸引。那时他已出狱六年，
在《联合报》新艺版撰写“这一代的旋律”、“为现代画摇旗”两个专栏，叫好又叫座
，是当时的名记者。
他开始约我吃饭，聊说他母亲是日本福冈人，他在哈尔滨出生，也会日文，读完初一就
跟父亲到处打游击，十七岁便四处闯荡，1949年辗转来到台湾。才认识一个月，他就向
我求婚。五个月后，我们结婚了。
1965年5月9日，担任介绍人的平鑫涛先生，热心邀请二十多位皇冠基本作家，参加我和
杨蔚的婚礼。记得那天，我们坐了两个多小时公路局汽车，来到新店北势溪上游的鹭鸶
潭，会游泳的人光着身，穿一条内裤，咚就跳入了溪里游泳。其他的人在岸边铺上塑胶
布，摆上各种吃的、喝的，坐在河滩上唱歌聊天。
清澄的溪水在阳光里绿得发亮，雪白的鹭鸶在松林间悠闲飞舞。大家快乐喧闹一阵，之
后游泳的人被平先生喊上岸，内裤还滴着水。文友们慎重点上红烛，在朱西宁、琼瑶的
主婚下，我赤着脚，捧着路边刚摘的马樱丹，跟杨蔚喝了交杯酒，就这样结婚了。
我家在永定乡下算家世好的，嫁给外省人是很丢脸的事，我母亲痛哭流涕，非常反对。
当时乡下人都认为没有读书的、家里很穷的，甚至在台北做风尘女的，才会嫁给外省人
。而且当时外省人以士兵居多，多半都是低阶的士官或少尉，很少有校级以上的高阶军
官。
但我父亲没有反对，他十四岁就到东京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思想开明。他原本不知杨蔚
背景，因为我家订《联合报》，他看了杨蔚的文章，认为他是优秀青年。我是老大，下
有五个妹妹，最小才是弟弟。父亲等于是把杨蔚当成大儿子，结婚前，我父亲写信告诉
他：“我不只把你当半子，我把你当儿子看待。”这句话让孤单一人在台的杨蔚非常感
动。我母亲哭了很久，最后也接受他了。
只是后面的发展谁也料想不到，我敢嫁给他不是勇气，而是无知。就因为无知，我才会
嫁给了一个“共产党员”。
政治犯的梦魇
我听过杨蔚在绿岛坐了十年牢，但我以为政治犯坐过牢就没事了，不知道他们一辈子还
有这么多的“未了”。婚后才没几天，我常被杨蔚睡梦中大叫“不要啊！不要啊！”惊
醒，他总是双手在空中挥舞，伴随恐慌尖叫。之后，他就会默默坐在床头闷不吭声地抽
烟。
有一次，他抽烟到天都蒙蒙亮，看到一旁吓醒默默流泪的我，才终于说，关在绿岛时，
小小牢房挤了十多个人，睡梦中总听到有人被叫出去，再也没有回来，那些深夜被拖出
去的人，总是忍不住大叫：“不要啊！不要啊！”最后这句话，成为活下来的人的梦魇
。睡梦中的尖叫，成为杨蔚挥之不去的终身之病。
1966年，我快做母亲了，当时中国大陆正开始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杨蔚兴
致高昂，在自己人的场合会说：“他妈的，中国人有救了，要翻身了！”好像连儿子快
要出生都没这么高兴。
杨蔚曾在《联合报》“这一代的旋律”这个专栏报道丘延亮（因身形胖，绰号“阿肥”
），两人因而结为好友，定期在阿肥家和陈映真（绰号“大头”）聚会，同时参与的还
有两位日本外务省派来的见习外交官，他们来台学中文，借以了解台湾左翼青年的想法
，准备日后与中国打交道。
阿肥是蒋纬国的内弟，蒋纬国娶了阿肥同父异母（德国人）的姊姊丘如雪。他们以为在
“国戚”家搞读书会，比较安全。除了读左派书籍，他们还利用短波，深夜收听“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并一字一字抄录，交换阅读心得。
当时陈映真正受大陆革命影响，他多年后曾以第三人称自我批判说：“在1966年底到
1967年初，他和他亲密的朋友们，受到思想渴求实践的压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
组织的道路。”
那时候，杨蔚常常天亮才回家，经我逼问，他才哭着说出一个天大的秘密，原来他出狱
后，继续受警总监控，要他定期汇报新闻界及文艺界友人的近况。后来大头、阿肥他们
被警总盯上后，杨蔚去聚会，都被迫在身上别一个纽扣大小的无线录音器，警总的人就
躲在附近车里录音。
背叛的代价
杨蔚好不容易在台湾有了家，有了小孩，因为之前有案底，若再被捉进去，必死无疑，
因此不得不跟警总合作。他不想去聚会，但连不去的自由都没有。他一面参与这个“幼
稚组织”，一面疲于应付警总无度需索，还要加上背叛、背德的自我谴责。
1968年5月27日，他彻夜未归。第二天早上十点，他回家后，先是沉默，最后崩溃般地
掩面痛哭：“陈映真他们被抓了……”我很担心他受牵连，他说：“我是大哥，他们没
有把我供出来。”
实情当然不是如此，他是用“自首”换来自由。那个案子回头来看，大概是当时台湾文
艺界最大的白色恐怖。被捕的人都是精英分子，不论从事文学、画画、音乐、电影的都
是最精英的创作者。
他们入狱时都很年轻，出狱后伴随理想的破灭，很多人深受打击，最后患了某种瘾或忧
郁症，有的拼命抽烟，有的拼命喝酒，最后患肝癌死掉，如李梅树的弟子、画家吴耀忠
。只有阿肥被捕时还是台大人类学系学生，1971年底出狱后赴美留学，拿下芝加哥大学
人类学博士，现在仍坚持左派运动。
在这次事件里唯一逃过一劫的杨蔚，面对这些左翼好友被捕，一直有很深、很深的愧疚
。好几次，他骑车经过永和中正桥，在桥边徘徊，差点就跳下去。他觉得一生做错很多
事情，一直想毁灭自己。
也就在好友坐牢度日时，他却开始用狂赌来麻痹脑袋。他事后拿到警总两万元奖金，原
本口头讲说要去银行开户存起来做儿子的教育基金，但很快就赌得一干二净。我向他问
起这笔钱，他暴怒地回说：“我为什么要存那些肮脏钱啊，那是警总的钱啊！” | z**********e
发帖数: 22064 | 2 其实他也没说错：因为文革，台湾暂时安全了，中华文明的最后一缕香火，被文革给拯
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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