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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188 | 1 辛亥革命“成功”了吗？
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至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辛亥革命要干什么？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干成了什么？也就是推翻了帝制。辛亥
以后百年，当时先进者追求的民主、自由、宪政、人权等等依然任重道远。但是帝制这
玩意，后来再也行不通了。尽管民初的中国兵荒马乱，内忧外患，人祸天灾连绵，复辟
派说是今不如昔，客观地讲很多方面的确如此。相比起过去很多人夸张渲染东欧、泰国
等地民主化以后的所谓“乱象”，民初的乱象何啻百倍，比之更甚的恐怕只有俄国革命
后引发的惨烈内战了。
但所谓人心怀旧不过是想入非非，袁世凯、张勋两次尝试复辟帝制，都立即成为国
人公敌，身败名裂。人就是这样怪：有的事情人们就是认准了不能回头的。正如世上不
少国家独立后长期治理不善，但就是乱到卢旺达、索马里那种地步，也没有人把重回殖
民地作为选项。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治安问题严重，过去也曾被一些人引为民主有害的
证据，但南非现在就是白人也无人想恢复种族主义的“好秩序”了。同样，辛亥以后国
人告别帝制也是义无反顾，民国再“乱”，复辟也是不得人心的。
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没有“成功”——当然，有人说它没有成功是因为它“没有解决
土地问题”，因而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对此我们姑置不论，但孙中山先生临终
的遗嘱也说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可见革命后的现实的确令人失望。如
果把革命当作富国强兵的手段，革命后的民国年间显然没能实现这个目的。如果把革命
当作制度的更替，那么帝制虽然废除，民主却未能建立，无论是军阀割据，还是国民党
专政，显然都大有违于辛亥时贤的初衷。当初的民主派固不待言，就是立宪派，乃至保
皇派，也都是既不希望看到军阀割据，也不希望看到专制独裁的。
“辛亥观”的演变
因此后人的“辛亥观”便成为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辛亥革命，连同其象征性人
物孙中山先生，一百年来一直得到各种不同立场甚至互相敌对的中国人的共同称颂。可
以说自清开国以来三百多年的历史中，两岸三地（加港澳）四方（加海外华人）诸派，
有两个人是得到一致推崇的，这两个人都生当“鼎革之际”这种中国历史上最期待英明
领袖的时代，即明清之交和清末民国，但他们一当然不是蒋介石，二肯定也不是毛泽东
，三也并非明末清初包括南明、李顺的诸位成功或失败的帝王，而是郑成功与孙中山。
但是不同的人称赞这两位伟人的缘由却大有区别：如郑成功，大陆方面认为他驱逐荷兰
“收复”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台湾两蒋时代称赞他坚持反清复明，“退守”台
湾延续明祚并希望“光复大陆”，而后来的“绿营”又视他为与海峡对岸分庭抗礼的“
台湾政权”开创者。
孙中山就更是如此了。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和中国国民党的创党“总理”，国
民党对他的崇敬自不待言。共产党对这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尊敬则不仅因为他发
动革命推翻帝制，更因为他后来的“联俄联共”（台湾称为“联俄容共”）。有趣的是
，台湾的绿营很反蒋介石，却也很崇敬孙中山。因为据说蒋“镇压台湾人”，而孙是同
情、支持台湾人的，而且绿营作为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推动和获益者，他们也高度评价孙
中山的民主民权事业，甚至因为扬孙抑蒋还借用了大陆的资源。2003年笔者在台北的国
父纪念馆音像厅看到，那里放映的居然是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的《孙中山》，而且正好看
到孙中山斥责孙科和蒋介石的一幕。我想这显然与当时是绿营执政有关。
然而另一方面，各方中国人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方面自然是大
陆这边更为突出。改革开放前，我们主要是强调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局限性”，责备
革命派软弱，向袁世凯让权，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等等。改革时代这种话语并未消失，但
一种相反方向的反思，即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却时兴起来，而且从1990年代起它不仅
似乎成了民间思想界的主流，而且也获得了从“革命党”思维日益向“执政党”思维转
变的官方思想界的逐渐默认。清末立宪日益获得好评，许多人为中国没有走向君主立宪
制而遗憾。而更典型的“保守主义”则走得更远，诸如“革命不如立宪，立宪不如维新
，维新不如洋务”；“孙黄不如康梁，康梁不如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不如袁
世凯，光绪不如慈禧”等等说法都开始出现，有的还很流行。
这些说法让人联想起汉景帝时有名的“辕黄之争”：辕固生鼓吹汤武革命推翻暴君
，皇上担心今人效法就会犯上作乱；黄生谴责汤武弑君造反是乱臣贼子，皇上又担心会
颠覆了高祖起兵以汉代秦的合法性。弘扬“革命”不行，斥责“革命”也不行，景帝只
好下令：“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你们再也不
许讨论这种敏感问题了，没人说你们是傻子！非要讲汤、武，你们就不能谈谈他们的私
生活八卦吗？结果“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大家都不谈“宏大叙事”了。我
们过去有时也面临这种状况。几年前有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由于多人撰写而
且左右为难，于是前后两部分显得颇为扞格：前面部分像是“黄生”所写，对慈禧、李
鸿章等人给予了深切同情和肯定，在他们面前连康有为都显得像个无事生非的“激进”
捣乱分子，后半部分却是“辕固生”笔法，高调赞扬革命，把孙中山谴责专制、弘扬民
主真谛的长篇大论演绎得大义凛然、慷慨激昂。结果是两头的话都说了却两头不讨好。
“细节化”的辛亥叙事： 什么是政党
不过话又说回来，过去的“宏大叙事”无论哪种说法也确实有“空疏”之弊，“历
史总是表现为细节的”，这话也不无道理。而对历史细节的考证也为我们再说“宏大叙
事”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而且，就是宏大叙事，也不是不能说。毕竟这次革
命在近代中国的历次革命中不是最敏感的，它总是“别人的革命”嘛。所以与台湾两蒋
时代辛亥革命（在国民党看来那是“自己的革命”）研究基本上属于“官学”、民主化
以后孙中山也仍然是蓝绿双方很难得的共同偶像不同，大陆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在改革
以来取得的进展，平心而论，是海峡对岸不能比的。无论就“宏大叙事”的开放度而言
，还是就细节考证（这方面大陆显然也有资料的优势）而言，都是这样。尤其是改革前
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官学化”比台湾更严重，相形之下改革后的进步就更突出。
这些研究的进展有的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我觉得最为醒目的，一是清末民
初辛亥前后的人们对宪政、民主、共和、自由、人权、法治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之深入
，了解之清晰，多有今人不能及者。换句话说，许多他们那时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在今
天还是显得振聋发聩，十分前卫。例如清末国人从日文引进了用“党”字来译称的西语
“party”概念，当时就有了一场关于“党”的讨论。因为传统汉语中的“党”，贬义非
常强，与“党”有关的词如“会党”、“朋党”、“乱党”、“死党”、“结党营私”
、“党同伐异”、“狐群狗党”等等都不是什么好词。而圣贤都强调“无偏无党，王道
荡荡”（《尚书·洪范》），“君子不党”（《论语·述而》）。于是当时的人们就认
真讨论了我们要引进的作为好东西的现代“政党”与传统时代的坏东西“会党”、“朋
党”有何区别。诸如政党是公民以政见认同为纽带的自由结社、会党是贼船能上不能下
的依附性组织；“朋党是专制政治的产物，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政党只要求彼此
政见相合，而会党则要求党员忠于党魁个人；政党是议院中“明目张胆主张国是者”，
而朋党是“鼠伏狐媚以售其奸”的秘密组织；政党是多元的，“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
”，而朋党、会党则是倾轧无度、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如此等等。
参与讨论的各方对这些似乎都有共识。例如辛亥革命大量借助会党力量，但是包括
革命派在内都认为会党不是政党，将来要被取代。立宪派认为秘密结社纪律森严的暴力
革命组织值得同情（他们与革命派并不那么敌对，说详下），但此“民人结作一党，而
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而革命党虽认为非法状
态下秘密结社是必要的，但也承认“本党（按孙中山指其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系秘密结
党，非政党性质”。（雷家桓：《近代资产阶级政党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史学集刊
》1985年第4期，47－54页）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后来这些组织在结束非法状态甚至掌权以后，并没有变成他们
所共同认同的那种“政党”，而是仍然长期处于他们清楚地指出过其弊的“会党”状态
。这还仅仅是认识问题吗？这是“思想启蒙”所可以解决的吗？有趣的是，最近大陆研
究国民党的后起之秀、北大王奇生教授，针对国民党为何失败，发表了高水平的研究著
作，其结论就是国民党后来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革命党”模式，纪律松懈，组织涣散
，忠诚度严重下降，官员也腐败不堪。但除腐败是权力无制约的必然后果，与是否革命
党无关外，其余“纪律松懈”等等，考诸上述，这不就是孙中山等人在从事革命时就已
经希望革命后能够走向的“政党”方向吗？国民党的纪律难道比美国共和党还“松懈”
？美国民主党党员的“忠诚”能超过国民党？所以王奇生教授的研究，真正耐人寻味之
处在于坚持乃至发扬“会党”传统才有可能成功，而走向“政党”却会导致失败，这究
竟是为什么？难道“政党”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真就那么水土不服？中国人真的有一
种厌恶“政党”、喜欢“会党”的特殊“价值观”？如果是这样，为何当初几乎所有的
人又都对“政党”向往备至，并众口一词地反感“会党”呢？
革命还是立宪：也许是个假问题？
再如，改革时期的研究可以说是基本颠覆了过去对“革命派”和“立宪派”（又曰
改良派）的传统认识。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史料体现的立宪派的政治形象越来越激进、
越来越像革命派的结果，只有小部分是革命派的人格形象和策略主张受到新资料质疑的
结果。如侯宜杰先生引述的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的宣传：
这就是违法欺良善，立宪国哪容这等不好官。我们根据法律来问辩，问穷了大家把
脸翻。做官人都把法律犯，小百姓一齐要动蛮，不是乱来不敢反，抱定道理守定秩序总
要闹出天外天。这等对抗为哪件？还是立宪国民的自由权。（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
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71－172页）
如此宣布与官府“翻脸”，号召“小百姓一齐要动蛮”，这还是“改良”吗？
如果说革命与改良不是手段（和平或者暴力）之别，而是目的之别——革命派要求
民主共和制，立宪派要求君主立宪制。那么这种区别今天也已被大大地淡化了。
近年来，不少论者都指出清末朝廷与民间的“立宪派”虽然都讲要立宪，但实质完
全不同。朝廷想搞的是“日本式立宪”，明治维新把权力从诸侯（诸藩）那里收归中央
，以强化天皇的权力，即所谓“废藩置县”，在中国人看起来就像是“西化”形式下的
一次“周秦之变”，即从“封建”变成真正的帝制，使天皇从类似中国古代周天子式的
“虚君”变成秦始皇式拥有实权的“实君”。这种立宪当然也有西方宪政限制君权的一
点影子，但最终还是权归天皇，而责任却在“立宪”名义下推给了臣下（内阁等）。后
来二战时那种战胜了是天皇权力的英明圣断、战败了天皇却不承担战争责任的状况，就
是这种日本式立宪特点的集中体现。
当然，这样的立宪虽然“宪政”的色彩不浓，多少还是有一点，如政党、国会不管
怎么说还是有了。但对于日本而言这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明治以前还处在诸侯林
立、类似“周制”那样的“封建”状态的日本来说，废藩置县（秦始皇“废封建，立郡
县”的日本版），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强化是
一大进步。明治维新并非“光荣革命”，倒更像亨利八世的“反封建”，明治体制下的
天皇完全不像光荣革命后的英王，但与中国的秦始皇相比还是有了一些“都铎式王权”
（类似于亨利八世，或法国路易十四、俄国彼得大帝）那样的特点，也确实发挥了类似
的作为。
但是中国就完全不一样，“周秦之变”已经在两千多年前完成，大清朝已经不是“
封建”而是帝制，而且这个老大帝国已经暮气深重、弊端百出。中国的立宪并不是要走
出“周制”，而恰恰是要走出“秦制”。而中国传统古儒对“周秦之变”一直保留的潜
在的不服气，虽然远远谈不上最近秋风兄讲的“儒家宪政”那么夸张，但向往“三代”
、不满“秦制”的思想脉络还是有的。毛泽东所谓的“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虽然也很
夸张，但他作为商鞅、秦政的支持者对古儒“封建”价值观与帝制相冲突的敏感，也非
仅空穴来风。这种“封建”与帝制、贵族与君主、周制与秦制的矛盾虽然不能被夸张成
“宪政”与帝制的矛盾，但是在西方宪政大潮东渐的背景下，那些对“秦制”不满的古
儒传人至少不会敌视宪政，相反却容易从不满“秦制”走向反对专制、接受宪政，却是
不难理解的。笔者过去就指出鸦片战争后的学西之风首先就是从这些“反法之儒”开始
的。
及至清末，那些立宪派的绅士们尽管对宪政的真谛还未必完全了解（但是也远远不
像过去有人所说的那样肤浅），然而毫无疑问，他们谈论立宪就是冲着“秦制”来的，
搞立宪就是要改变帝制（虽然未必废除帝号，也并不特别仇视某一个具体皇帝），却是
毫无问题的。因此他们当然不能接受朝廷希望搞的那种“日本式立宪”。正如论者所言
，当时绝大多数立宪派要求的是“英国式立宪”，他们“在选择君主立宪政体时，除了
极少数外，绝大部分都崇尚英国的议会政治即虚君共和模式，坚决反对政府师法日本。
何况政府的预备立宪措施不是直接仿效日本立宪后的制度和精神，不少是立宪之前的过
渡形态，层次更为低下”。（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
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557页）
“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
因此，虽然朝廷与立宪派都说要搞立宪，但两者的差别之大，可以说远远超过所谓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差别。日本式立宪就是要学日本在“西化”形式下实现的“周秦之变
”，它是要维护“秦制”、维护君权的。而英国式立宪就是要废除秦制，废除君权，虽
然保留帝位，但那就像英国女王一样不过是个象征而已。其议会民主的实质与革命派所
要的共和制可以说并无区别。革命派和立宪派其实都知道这一点。如革命派的汪精卫说
：“今日之英国非君主政体，乃民主政体也。”（精卫：《希望满洲立宪者盍听诸》，
《民报》第3、5期） 而立宪派的英国式立宪，他们自己的另一个说法就叫“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饮冰：《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
得失》，《新民丛报》第76期）他们自称与“革命党”的区别，不在革命不革命，更不
在立宪不立宪，而在于“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原来，革命派之所以反对保留
君主，不在于英国式宪政与共和制宪政有什么区别，关键在于革命派以“反满”为号召
，满族是征服者，必须赶走，如果说汉人皇帝能否保留还可商量，清朝的满族皇帝那是
绝不能保留的。这就是革命派的“种族革命”与立宪派的“政治革命”真正的不同。换
句话说，这种差别不在于“革命”与否，而在于“排满”与否。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辛
亥元老李书城先生后来曾回忆说：“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而对‘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多不提及。”
（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可见，那时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其实都是要废除帝制实行宪政民主，而清廷的“立宪
”却是要维护帝制。追求如此南辕北辙，清廷与立宪派后来的决裂也就不难理解。革命
派既然非要搞掉“异族”皇帝，除了用暴力自然别无他途。而立宪派则留了一条皇帝若
能放弃皇权甘当“虚君”，就不必强求废君这样一条和平变革的出路。但是假如皇帝坚
不放弃皇权，那立宪派们也是不排除“小百姓一齐要动蛮”的。而清廷只想学日本天皇
，决不愿意当“虚君”，那革命终归就很难避免了。后来也正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加上中
国传统的反对势力（会党、民变之类）汇成大潮一齐“动蛮”，造成了清朝的垮台。
和平的君主立宪可能吗？
由于近20年来人们了解的立宪派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而现在凸显的立宪派与革命
派的实质矛盾，即是否要“排满”的不同，按今天的价值观显然又是立宪派更为进步，
他们“更注重民族团结”，反对汉族独尊，而革命派则显示出更多的民族偏见和狭隘报
复意识。再加上立宪派和平改革与“动蛮”两手都不排除的思想也比革命派的“唯暴力
革命”论更符合当代潮流。所以如今至少在大陆，辛亥研究中为立宪派讨公道已经是蔚
然成风。区别只在于有人认为立宪派与革命派各有所长难分伯仲，不宜褒此贬彼，有人
更走上指责革命派、独褒立宪派的思路，至于那些认为连立宪派都是太“激进”（如上
所述，就事实而言他们确实相当激进），而同情清廷的日本式立宪（其实是次于日本式
的立宪）设想的主张，也已经不算稀奇。
就以肯定立宪派的代表性学者侯宜杰先生而言，他考证了立宪派与革命派势成水火
其实只是国外“政治侨民”中的现象，根源在于海外生存环境下对有限的华人捐款和人
力资源的争夺（秦按：其实这也是古今中外“政治侨民”中的极常见现象，并非只有中
国政治侨民有这样的“劣根性”），并不是真正的思想上的南辕北辙。而在国内，立宪
派与革命派的矛盾就小得多，更多的是互相协作和互相支持，甚至很多情况下革命派与
立宪派的分别就很模糊——正如革命党与会党的区别也很模糊一样。而后来的辛亥革命
，实际上是他们共同发动的。所谓立宪派“逼革命派妥协”，甚至“窃取革命果实”等
等说法，也是不公正的。
笔者以为这些见解都是极有价值的。基于这种见解，现在很多人都为立宪派的和平
改革设想未能实现而扼腕愤叹，认为君主立宪制其实是当时中国最有利的选择，如果能
走这条路，中国后来的政治现代化会顺利得多，没准就成了日本、英国了。而这条路之
所以没走成，除了革命派太“激进”或者清廷太“保守”以外，很多人都认为关键还与
清朝皇室是满族有很大关系。如果中国当时是个汉族王朝，革命派的“排满”就没了理
由，朝廷的“恐汉心理”也不会那么重，君主立宪之路是很可能会成功的。
历史当然很难假设。不过我却认为，对立宪派的重新评价当然很应该。但是由此就
说立宪派的设想有多少可能，确实不好说。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也不相信“历史必然
”的宿命。但是要从既定条件出发来估价事件发生的几率的话，我认为恰恰从“中国传
统”来说和平立宪的可能是极小的，即便当时中国是个汉族王朝。当然，传统并非固定
不变，中国绝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和平的政治改革机会，但在那时，几乎可以说是没
有。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要涉及到更深的历史背景。我们以后再详细道来。
细节越来越清楚，背景却越来越模糊
说细节越来越清楚，是因为这些年来，尤其是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对辛亥当时以及
前后的有关人和事的考证有了极为可观的进展。这些细节廓清了因1911、1927和1949几
次政局大变动造成的主流叙事大摆动制造出来的种种话语，各种神化与妖魔化的说法逐
渐受到了史料的检验，新发现的史实林林总总，总的来说就是：“革命”者未必那么激
进，“保皇”者却也相当进步；胜利者不那么圣洁，失败者也不怎么肮脏；革命派其实
会党习气多于“共和”精神，而立宪派追求的是“英国式”宪政而非“日本式”宪政，
其激进程度看来也与革命派相去不远；甚至连清廷，从新政的决心“远超戊戌”，直到
“清帝逊位诏中体现的共和真谛”，于立宪派、革命党亦不遑多让乃至有所过之。所以
有人说辛亥革命是“很不‘革命’的革命”。
但另一方面，这革命、立宪和清廷等诸方据说区别其实不那么大，而变革的后果却
又非常不理想——这里指民国的“乱象”和宪政至今不能走上轨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
专业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年来在辛亥前后历史细节的考
证逐渐清晰的同时，这场革命的宏观背景却越来越模糊。由于过去这些年来对“中国传
统观”、“中国历史观”认识的多元化，对“帝制”的评价本身越来越成了严重的问题
。与辛亥时期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极度反感帝制，而辛亥以后尽管时事日艰，拒绝
帝制的全民共识却毫无改变的情况大异其趣的是：如今的人们似乎对帝制有了一种越来
越带有玫瑰色的描述。如果按照这种描述，是否应该否定帝制，本身都是个问题，立宪
派与革命派都是愚不可及，根本就没有必要分别高下了。
到底是辛亥时代的人们（绝不仅仅是革命派）错了，还是我们错了？他们当时如此
决绝地不惜“动蛮”也要摆脱帝制，却为什么至今还没能完成宪政大业？过去教科书都
说辛亥以前，或者说晚清以前是专制黑暗、“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而现在从一
些洋人开始，时兴说中国从来经济上是“世界中心”、政治上是父爱式的仁政（或者用
秋风先生的说法叫“儒家宪政”）、伦理上更是尽善尽美的桃花源。如果说晚清以前确
实不错，以后为什么就不行了？是因为传统弊病导致的王朝周期性治乱循环？是某种“
小冰河期”的气候异常使中国进入了“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下行期”？还是西方来的
祸害毁坏了我们传统的桃花源，而受西化影响的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要对此负责
？
同样地，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过去都视为兵荒马乱、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时代
。但近年来怀念民国的风大起，经济上的“黄金十年”，外交上从“改订新约收回利权
”的“革命外交”到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强”之一，当然更不用说当年新文化的风起云
涌和传统国学的云蒸霞蔚，都获得高度评价。最近的人口史研究中有人也指出：刨除当
时连绵不断的战争与天灾，仅就相对和平时期与地区而论，那么由于经济社会医疗的进
步导致人口变化模式由传统的“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发展中
阶段的“高低高”（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在中国既不是发生在1949
年以后也不是发生在清中叶传说中的“人口爆炸”时代，而就是开始在民国时期。这是
真的吗？
显然，对辛亥的认识离不开对其前因后果的认识，否则细节再清楚，也就像一部活
剧，如果剧本糊里糊涂，演员再怎么活灵活现，观众还是会一头雾水。前面说过，辛亥
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也就是推翻了帝制。那么我们对辛亥这场活剧的了解，
就要从帝制的兴衰入手。【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二】
假如辛亥前是汉族王朝？
要理清“帝制兴衰”这个大剧本，还得从它的终场来说起。上次说到君主立宪的设想也
许很好，可是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能实现的几率极小。而且其所以如此，占中国人口绝
大多数的汉族人不能接受满族王朝可能是个原因，但并非主要原因。如前所述，革命党
人确实以“我国今日为异族专制，故不能望君主立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
革命论》，《民报》第4期）作为废君革命的主要理由，甚至明言“中国而欲立宪也，必
汉族之驱并满洲而后能为之”（蛰伸：《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1期）。
但真换了汉族皇帝（如后来的袁世凯），他们就能接受吗？孙中山当时就提到，以现在
的政治如此腐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
局1981年版，325页）。可见当时激进主义确实有市场。除了推翻“异族”外，革命党人
主张民主共和，也还是有追求“彻底”的因素。
不过问题并不在这里。当时国内革命党的影响远不如立宪派，假如清廷甘愿转变为“虚
君”而接受立宪，立宪派的力量加上朝廷应该完全能左右大局，革命是很难发生的。但
问题在于清廷这样做的可能几乎没有。而清廷之所以不可能主动做“虚君”，也有不得
不然之理，而且这主要还不是出于满人的“恐汉症”。
其实这不需要太多的引证。我们看看世界上通过君主立宪成功建立了现代政治的国家，
无论是西方的英国、荷兰、瑞典、挪威等等，还是东方的日本、泰国，都有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它们历史上长期实行“封建”制，君主往往并不集权，却仍然稳定地得到臣民
的尊敬。反过来说，他们王室的地位主要以“德高望重”或某种宗教光环为基础，甚至
仅仅是一种象征符号（如代表某个家族的纹章），也能约定俗成地被认为不可侵犯。这
样的王室当然不一定要掌握实权，而没有实权也就不能为害，即便时政多弊，也责不在
君，公众要求革新时政，但并不怨恨王室，也不支持谁去取而代之——这就是所谓“正
统主义”而非“皇权主义”。实际上那些王室在历史上经常“大权旁落”，却仍然能够
“皇图永固”。
而那些历史上长期实行类似“秦制”的专制国家，从我们周围所谓“儒家文化圈”中的
韩国、朝鲜、越南，直到“圈”外的沙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波斯、埃及等等，都没
有走成君主立宪的道路。它们或者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走上了共和民主的宪政之路，或
者在“共和”的外衣下实行极权制度，因而至今仍然面临民主化的问题。惟一在君主立
宪道路上走得比较久的是伊朗（波斯），巴列维王朝的“日本式立宪”（类似清廷的“
预备立宪”）和自由派的英国式立宪斗了几十年，最终同归于尽，而被霍梅尼式的“神
权共和国”代替了。
所以我认为过去我在《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中讲的一段话还是对的：
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一方面早在辛亥革命中就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另一方
面千年怪圈在此之后仍然延续。如今有人责怪辛亥革命太激进太反传统了，他们认为君
主立宪才适合国情顺应传统。其实，辛亥的局面完全可以用传统逻辑来解释，倒是君主
立宪与我们的真实传统严重相悖。试观英、日等君主立宪成功的国家，传统上王室不仅
没有我们的这般专制，而且更重要的是远比我们的更受敬畏。不说是“万世一系”，但
起码没有“市井之间人人可欲”。即使在自由平等之说盛行的今天，即使是激进的左派
执政，人们也还尊敬王室（正如即使是保守的右派执政，也还尊敬工会）。
而我们那神秘却不神圣、令人恐惧却不敬畏的传统王朝，本身就有“汤武革命”的传统
周期。清朝至辛亥已历时二百六十多年，即使无西学传入，也是“气数”该尽了。若无
西学影响，也会改朝换代。有了西学影响，清朝之后便不再有新王朝，尽管仍然有专制
，但若还打清朝旗号，这本身就已违反传统了！我们已经看到，在真实的传统中，国人
之所以尊崇君主，与其说是基于对纲常名教的信仰，不如说主要是慑于“法术势”。因
此立宪制度下失去了法术势的“虚君”，是很难得到英、日等国立宪君主所受到的那种
尊重的。那些在近代立宪制度之前的历史上就常有不掌握实权的国家的“虚君”，也形
成了尊重虚君的传统。而我们历史上的君主一旦大权旁落，哪怕是旁落到至亲如母（如
唐之武则天）、弟（如宋太祖之于赵光义）、岳父（如西汉末之王莽）、外祖父（如北
周末的杨坚）之手，便难免性命之虞。所以我们的皇帝要么是“实君”，要么是命运悲
惨的废君，而“虚君”比共和离“传统”更远。废清皇室在民初还能保有一定地位而没
有落入墙倒众人推的没顶之灾，从历史上看已属难得了。
要之，法道互补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专制传统。而儒家价值并不支持虚君制，它除了导
出众所周知的“贤君”、“王道”理念外，与共和的距离也并不比与君主立宪的距离大
。所以我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后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没有走上君主立宪之路，是毫不
奇怪的。如果说共和理想在政治上显得很激进，那么它在“文化”上倒似乎很“保守”
。它的很多内容可以在不满“秦制”的古儒传统价值中找到支持（注意：这里说的是在
价值观中找到支持，不是说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宪政”已经被古儒发明了）。
可见传统“秦制”本身存在着行政安全至上和极度不安全互为因果的悖论。它与我国历
史上“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状况是对应的。那种把清亡
后出现混乱局面简单归结为“西化”与“激进”所致的看法是肤浅的：如果清亡后的混
乱是因为西化，那以前的历代王朝灭亡时产生的混乱又是为何？换言之，清亡后的乱世
究竟有几分是现代化“欲速则不达”的结果，几分只是“治乱循环”传统怪圈中的一环
？
此王朝并非彼“王朝”
这里我还要说：过去我们把西方历史上所谓的dynasty中译为“王朝”，西方人也同样把
我们的“王朝”英译为dynasty，现在看来这很值得商榷。记得1980年代的农民战争史讨
论中有人说，中国改朝换代时的社会大动乱是我们历史的特点，有篇文章就反驳说：改
朝换代是每个民族都有的现象，像英国历史上就有金雀花王朝、兰开斯特王朝、都铎王
朝、斯图亚特王朝前后相继，法国也有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华洛瓦王朝、波旁王
朝新陈代谢等等。这显然就是把他们的dynasty更替和我们的“改朝换代”混为一谈了。
古汉语中的“王朝”一词有褒义，指的是上古“三代”作为“诸侯国”的宗主，尤其是
指西周。“王朝”就是周天子的朝廷。那时是没有“汉王朝”、“明王朝”这样的说法
的。而周天子的那个“王朝”在“封建”制下延续八百多年，与英国从今天可以一直上
溯到征服者威廉的一连串dynasty实际属于同一个王系，倒有几分相似，但与“金雀花王
朝”、“都铎王朝”这样的一个个的dynasty就大不一样了。至于秦以下历“朝”，与西
方的dynasty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西语中的dynasty，据说词根出自古希腊语，意思就是权力、能力（power, be able to
），这个词本身原来并不涉及权力的来源，无论选举的还是世袭的都可以用。到了罗马
共和国后期，掌权的往往连续来自同一家族，于是这些“权力家族”就被通称为dynast
y。像罗马帝国的所谓朱利亚·克劳迪“王朝”、弗拉维“王朝”、安东尼“王朝”等等
。这时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变成私相授受了，但形式上还要经过国会（元老院
）选举这一程序。私相授受的方式也比较灵活，可能授给外甥、养子、侍从，甚至是前
帝看中的某个“贤人”（类似中国所谓的禅让），而不一定是儿子，更不一定是嫡长子
。
到了罗马帝国晚期乃至中世纪，世袭已经成为常规，选举的形式往往也没有了。国人把
这时的dynasty称为王朝似乎已经很像。但实际上，由于这时的国王其实不过是诸侯的盟
主（有点类似周天子），实际权力有限，而且在“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规
则下，国王实际上只有一些附庸（封臣）而没有中国意义上的所谓臣民，甚至往往都不
征收“皇粮国税”而只靠自己的领地为生。但另一方面，这种体制下的王统却显得十分
稳定，贵族们尽管争权夺利，却对王统无非分之想。传统时代难有王统的更易，近代化
中保留王统的几率也很大。
就以英国而论，自1066年诺曼征服者威廉占领不列颠后，号称经历了诺曼（1066－1154
）、金雀花（亦称安茹，1154－1399）、兰开斯特（1399－1461）、约克（1461－1485
）、都铎（1485－1603）、斯图亚特（1603－1649，1660－1714）、汉诺威（1714－19
01）、萨克森－科堡－哥达（1901－1917）、温莎（1917至今）等一连串“王朝”（即
dynasty），但实际上，这些“王朝”都是从征服者威廉这一条“根”上出来的，这点从
未变过。
例如诺曼王朝末王斯蒂芬死后无嗣，他的堂妹玛蒂尔达作为诺曼王室的惟一合法后裔，
嫁给了封地在法国的安茹伯爵格奥弗里，其子继位为英王，就成了安茹“王朝”的首王
亨利二世。而安茹伯爵以金雀花为徽章，安茹王朝因而也叫金雀花王朝。该王朝的末王
理查二世承袭祖父之位后，因“独断专行”引起臣下不满，他们趁他去爱尔兰时支持其
堂兄（太上王的另一孙子）兰开斯特公爵取而代之，称亨利四世，这就算开始了“兰开
斯特王朝”。不久那位太上王的又一个孙子约克公爵起而争位，并一度取得优势，这就
是“约克王朝”。而兰开斯特王室亨利五世的遗孀、法国公主卡特琳改嫁威尔士贵族欧
文·都铎，其孙子又娶了约克王室的公主伊丽莎白，于是兰开斯特与约克这两个竞争的
支派又重新合流，新王亨利七世以都铎家族的纹章为王徽，就算建立了“都铎王朝”。
都铎王朝的末王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终身未婚，临终时指定玛格丽特公主（亨利七世的女
儿）与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士勋爵之子詹姆士一世继位，王徽也改用了斯图亚特家族的
纹章，于是“斯图亚特王朝”宣告建立。这个倒霉的王朝碰到了英国革命，一度被共和
派推翻，11年后又“复辟”，但复辟后的英王詹姆士二世因为信天主教而被革命后英国
的新教人民罢黜，人民请来他信新教的女儿玛丽和她的夫婿荷兰亲王威廉作为夫妇“双
王”，这就是著名的“光荣革命”。
但这一“革命”并未导致“改朝换代”。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尽管实质上已经是虚君共和
、议会民主，形式上却不仅有国王，而且连王徽都没改。与历史上王室女性夫婿继位后
就改以夫家族徽为王徽从而开始“新王朝”的习惯不同，威廉夫妇尽管政治（宗教）立
场与先王不同，却仍沿用妻家的（即先王的）纹章，也就是延续了斯图亚特王朝。直到
1714年，由于安妮女王无嗣，王位改由斯图亚特王室公主索菲亚和她的德国新教徒丈夫
、汉诺威选帝侯的儿子乔治一世继承，并换用了汉诺威的王徽，于是出现了“汉诺威王
朝”。而这个“王朝”的末王不是别人，正是大英帝国全盛时代的象征、著名的维多利
亚女王！
“光荣的女王” 是个“亡国之君”？
我们中国人恐怕很难想象，两场“革命”都没有“改朝换代”，而风平浪静、作为英国
历史辉煌顶点而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维多利亚时代”竟是个“王朝末世”，而这个英
国历史上如此声名显赫的伟大女王、在位长达64年之久的“日不落帝国”君主，按中国
人的“王朝”概念却应该算个不折不扣的“亡国之君”。不是吗？汉诺威王朝就是在她
手中“灭亡”的：由于她的丈夫是德国的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阿尔伯特，因此她的
儿子爱德华七世继位后就改用了父亲家的纹章，建立了“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
由于这个王朝名称来自德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德成为敌国，王室为了显示民
族立场，废除了萨克森的称呼，改用时任国王乔治五世继位前温莎公爵的纹章。于是英
国又出现了延续至今的“温莎王朝”。
显然，1066年以来英国的王系血缘至今一脉相承，历时已近千年，只是不一定由父系，
时而由母系延续而已。尽管王室也有内乱，有王位的争夺，包括像兰开斯特家与约克家
争斗导致的“红白玫瑰战争”那样的大混乱，但这一切始终都是征服者威廉后裔这个王
系内部的事，没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外人”从来就不会参与。所谓赵钱孙李都来“群
雄逐鹿”、“问鼎中原”、“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这
样的事在他们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王统的中断和改易，除非发生来自异族的征服才有可
能，如1066年征服者威廉统帅的诺曼人入侵，消灭了土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国，又如
更早时罗马人征服了不列颠。——不过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就已经不仅仅
是改朝换代，而是文明的更替，即黄宗羲所谓的“亡天下”，而不仅是“亡国”了。
不过除了1066年以前那几次“亡天下”，那里似乎也无国可亡。更多的情况下上述“改
朝换代”只是王室的家务事，社会上波澜不惊，通常不过就是换了个王徽而已。像“伟
大的维多利亚女王”，英国有谁记得她是“汉诺威王朝”的“亡国之君”？笔者曾经问
过几个学历史的英国留学生：贵国最近几次“改朝换代”是在什么时候？皆曰不知。又
问：1901年（汉诺威王朝终结）、1917年（温莎王朝开始）在英国发生了什么事？答曰
：1901年？我们在同布尔人打仗，1917年那当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了。问：我说的是英
国国内。答曰：国内？没什么事啊？他们没人会想起那两次“改朝换代”。实际上那也
的确不是什么事。
总之在英国人的传统中，国王就是那家人干的，别人没那个命，想都别想。那家人的事
大家都很感兴趣：从戴安娜的车祸到威廉王子的婚礼。但我们各家各户的事他家管不着
，就是我们大家的事，他家也不能管。即便在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今天，英国人也不会
有像我国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我国帝王的权势之大他们也是闻
所未闻的）。今天的“虚君”就不用说了，就是当年的“实君”也“实”不到哪里去，
连征税那样的事，也要跟纳税人商量。所以“改朝换代”在他们那里算不上什么事。一
千年来英国重大的政治事件，包括1215年的大宪章、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和英国革命，
都与“鼎革之际”无关。
英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政治变革、制度转轨、社会动乱。黑死病曾经导致英国人死去三
分之一，“封建”时代的英国对外有过百年战争，内部有过玫瑰战争，后来革命中还处
死过国王，发生过内战，但那与“改朝换代”都没有什么关系。暴力的英国革命与和平
的光荣革命都没有导致改朝换代，包括仅仅是更换王徽这种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也
没有成为这种革命或动乱的结果。
最后，尽管“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这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常用的概念就是起源
于英国（传统上特指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而且那确实是农民与他们的贵族主人
之间的“阶级斗争”，显示出英国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但是英国的这种“起义”也不
会与“朝廷”为敌，不会是“官逼民反”，更不会要求改朝换代。把这种民间社会内部
的“阶级斗争”与专制帝制下民间社会与朝廷官府的冲突混为一谈，甚至把“庄主（地
主）”带领“庄客”（佃户）“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造反也说成与英国的“农民起
义”性质一样，是很滑稽的。事实上，所谓“农民战争”导致改朝换代这种我国历史上
屡见不鲜、几乎是周期性发生的事，不仅英国历史上闻所未闻，在所有“封建”的民族
，包括我国传统时代实行“封建”制的傣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从未有过。
“有国王的共和国”与“半封建”帝国的宪政之路
也不仅是英国，“封建”制下的“王朝”几乎都是如此。如东欧的波兰，历史上只有皮
亚斯特（960-1386）和雅盖洛（1386-1668）两个“王朝”，而两者间“改朝换代”的方
式是皮亚斯特王朝末代女王雅德维嘉嫁给立陶宛王雅盖洛，从而实现了“波立合并”。
以后的雅盖洛王朝诸王都是这位皮亚斯特王朝女王的子孙。其实说“嫁给”是按中国的
习惯，与欧洲中世纪很多政治婚姻一样，更确切地说法是雅盖洛入赘波兰，他不仅定居
波兰成为波兰国王，而且放弃立陶宛传统多神教，皈依了波兰传统的天主教。换句话说
，无论在血缘上还是政治-宗教上，雅盖洛王朝都是皮亚斯特王朝的延续，只是王徽从母
系换到了父系而已。
在雅盖洛王朝时期，波兰的“封建”越来越甚，王权越来越小，最后发展成贵族共和国
，国王由议会选举产生，完全不论家族。雅盖洛王朝就这样被“自由选王时期（1573-1
795）”取代。但有趣的是：自由选王实行两届后，第三、第四、第五，三届当选的国王
都是雅盖洛家族的人，此后就再没有该家族的人当选了。所以通常雅盖洛“王朝”被认
为延续到1668年，与自由选王的贵族共和国有将近百年的重叠。在这个时期雅盖洛王室
的国王完全按共和制原则选举出任，而且与非王室的人交叉当选。换言之，波兰不仅两
个王朝的“改朝换代”波澜不惊，从王朝到共和也是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不仅没有“革
命”，连“改良”的痕迹也不明显。你甚至不能说波兰搞的是“君主立宪”，因为它的
国王并非“虚君”，他由选举产生，实际等于总统。但他又绝非“实君”，实权操于议
会。只能说这时的波兰是个“有国王的共和国”。
如果换成我们中国的概念：明朝灭亡后朱家皇室子孙不仅安然无恙，还可以通过选举多
次“复辟”，这样的事可以想象吗？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地理位置处于中国与西方之间、传统制度也具有“半
封建半帝制”特点的俄罗斯。
俄国历史的早期也是完全“封建”的。她的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延续了736年之久
（862－1598），其间经历帝国分裂、蒙古入侵，实际霸权在诺夫哥罗德、基辅、弗拉基
米尔、莫斯科之间多次转移，但王公与后来的沙皇一直是留里克家族的人。直到末王费
多尔死后无嗣，王朝才告终结。经过15年的混乱后，贵族会议选举留里克王室的亲戚米
哈伊尔为新沙皇，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1917年被俄国革命推翻。
因此俄国在一千多年历史中也只有一次因国王无嗣导致的“改朝换代”，而且前后两个
王室仍有亲戚关系。
但有趣的是，俄国后期三百年里逐渐由“封建”向中央集权的沙皇专制演变，贵族政治
没落，皇权官僚政治兴起，王室外的人们乃至平民以武力争夺皇权的“群雄逐鹿”现象
也随之发生。这一时期的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这些“民变”领袖都曾有“问鼎”之
志。这是“封建”制下的西欧和俄国前期从未有过的现象。但是处于“半封建半官僚制
”下的沙皇俄国与基本上是官僚制集权帝国的中国仍有区别：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
这些皇权觊觎者只是假冒罗曼诺夫家族的人，自称拥有真沙皇，而反指莫斯科的沙皇为
鱼目混珠，他们从来没有否定罗曼诺夫王朝的权威而追求“改朝换代”。而在中国，从
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外加安禄山、吴三桂者流，更不用说成功了的刘邦、朱元璋等等
，无论成王败寇，哪个不是“皇帝轮流做，如今到我家”？
到了近代，俄罗斯也一度有过和平的君主立宪机遇，尤其在1905年，沙皇和维特首相，
乃至民间主要的反对派力量、“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的立宪民主党人，
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革命派”按他们自己的说法，还是既难说服庄稼汉，又难
说服小市民的。当时沙皇-维特的立宪计划实际上是“半英国式的”，与立宪民主党的计
划虽有距离，但比清末朝廷的“次于日本式立宪”和民间立宪派“英国式立宪”的距离
要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双方谈判破裂，专制政府进行镇压，宪政进程出现逆转。虽
然此后这一进程又缓慢启动，但时机已失，更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庄稼汉还是小
市民都失去了耐心，革命大潮于是席卷而来，和平立宪的机会丧失了。
经历了流血无数的“改朝换代”和更严酷的古拉格时代之后，俄国度过了七十多年，成
为今天的俄罗斯联邦，虽然有“8·19”政变、有1993年的炮打白宫事件，乃至车臣那样
的局部战争，但是无论与沙俄帝国崩溃后死亡数百万的惨烈内战，还是与大清帝国垮台
后的民初乱局相比，后遗症应该说是轻得多。至今二十多年来俄罗斯的宪政民主之路坎
坷曲折，但并未出现实质性逆转。可以说从近代以来，这个进程在俄罗斯就比中东欧国
家（更不用说西欧）更坎坷，但比在中国的进展还是要大。这个现象并不是“宿命”的
，但无疑，俄罗斯的“封建”传统介乎西欧与中国之间，使这个现象有很大的出现几率
。
辛亥中国：革命为什么成为大概率事件？
欧洲的“封建制”当然有基督教“文化”的许多特点（尤其是其政教二元体制），但它
的许多行为逻辑其实是“封建”这种制度，而不是基督教这种“文化”决定的。同样信
奉基督教的专制帝制国家如拜占庭就没有这样的逻辑，而不信基督教的“封建”国家，
比如据说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属于“印度文化圈”的泰国（包括我国傣族的西
双版纳）却有类似的逻辑。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天皇除少数例外通常也是“虚君”（真实的日本历史上有过天皇乃至
皇后皇子专权，镰仓时代皇子为幕府将军之制也有集权色彩，相应地也有过篡弑，有过
南北朝，有过足利尊氏驱逐天皇。但这种情形究属小概率），却长期受到遵奉，“万世
一系”的说法太过夸张（现有日本从“神武天皇”至今125代皇统不断的官方说法实际上
是在江户时代“尊王敬幕”的“封建”观念下通过以官定《大日本史》修改《古事记》
、《日本书纪》的前说后才确立的。参见吕玉新：《尊王敬幕：朱舜水、德川光国之水
户学》，《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2期，34-59页），但没有中国式的“改朝换代”现象
倒是真的。明治维新本身如前所述，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区别很大，却有浓厚的“周秦
之变”色彩，如果照战前的军国主义发展下去，日本走向民主固然难矣，但成了“实君
”的天皇恐怕也再难“万世一系”。军国主义时期盛行的“下克上”已经多次发生刺杀
首相，谁敢说进一步就不会发展到刺杀天皇？只是这段历史很短。倒是到了战后在美军
占领期间，天皇成了真正的虚君，日本成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国——虽说是“英国
式的”，其实从天皇恢复为虚君而受到国民稳定的拥戴来看，又何尝不是回复了“传统
”逻辑、走上从“封建”到君主立宪的道路呢？
总而言之，“封建”时代的“虚君”不是靠垄断权力来维持的，人们对之有不依赖于强
权的“敬畏”乃至敬爱，在传统时代它的“改朝换代”就极为平和，或者说根本没有真
正的“改朝换代”现象，而在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时，它走向和平立宪的道路也就比较
容易。而专制帝制就不同了。斯大林早年在流放土鲁汉斯克时就喜读马基雅维利的《君
主论》，并在这本书上留下了“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以及人的恶习只有“1.软弱
，2.懒惰，3.愚蠢。其他一切（上面提到的除外）无疑都是美德”的批语（罗伊·麦德
维杰夫：《“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斯大林私人藏书》，《莫斯科新闻》2000年
第3期，中译见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6年第4期，32－35页
）。我们以后会看到，这样的价值观在我国“秦制”的思想基础法家的论述中表达得尤
为系统和典型。这个制度安排的基础，正是“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敬君是表
面，畏权是实质，爱君谈不上，无权谁还把你当人看？于是为君者自然擅权，“虚君”
不是犯傻吗？传统时代“改朝换代”，群雄逐鹿杀得尸山血海，到了近代放弃皇权就那
么容易？
秋风先生最近说儒家是主张“封建”的，而“封建”就包含有“宪政”，中国传统是遵
奉儒家的，因此除了秦始皇时的短暂例外，在秦以前和汉武帝以后似乎从来就有“宪政
”。他这个论证链条除了古儒（注意：不是汉武帝以后之法儒）主张“封建”大致不错
，其他几个环节都靠不住。即便在英国，“封建”本身也并不是宪政（包括安茹王朝时
那个“大宪章”，现在被渲染得很神，其实它与近代宪政并没有逻辑关系），否则都铎
式王权、英国革命与光荣革命都无法理解了。而“汉承秦制”后的中国，实际上搞的也
不是古儒主张的那一套，不是“封建”，当然就更不是“宪政”。不过秋风先生的意思
如果是说长期“封建”传统下比较有可能向宪政和平过渡，那倒是真的。但遗憾的是，
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不过，如果和平宪政的可能不大，革命的代价又很沉重而且前途坎坷，那么既不立宪也
不革命，在维护帝制的情况下靠“传统”求复兴，或者充其量搞点“洋务”，船坚炮利
加上忠君爱国行不行呢？如果不行，仅仅是因为国际环境的因素吗？其实早在戊戌以后
这种想法就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不过近年来在“革命派”、“立宪派”都被认为太“
激进”、太“西化”的背景下，在“中国奇迹”鼓舞人们重兴“传统”、“在中国重新
发现历史”的潮流中，这样的想法加上若干话语包装后，实际上已经相当时髦。所以我
们还要重新分析一下：在过去的很多成说已不成立的情况下，历史能否完全颠倒过来？
为什么和平宪政可能不大的情况下，人们又不能继续容忍帝制，以至于使革命成为一个
未必“必然”但却是大概率的事件？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二】
假如辛亥前是汉族王朝？
要理清“帝制兴衰”这个大剧本，还得从它的终场来说起。上次说到君主立宪的设想也
许很好，可是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能实现的几率极小。而且其所以如此，占中国人口绝
大多数的汉族人不能接受满族王朝可能是个原因，但并非主要原因。如前所述，革命党
人确实以“我国今日为异族专制，故不能望君主立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
革命论》，《民报》第4期）作为废君革命的主要理由，甚至明言“中国而欲立宪也，必
汉族之驱并满洲而后能为之”（蛰伸：《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1期）。
但真换了汉族皇帝（如后来的袁世凯），他们就能接受吗？孙中山当时就提到，以现在
的政治如此腐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
局1981年版，325页）。可见当时激进主义确实有市场。除了推翻“异族”外，革命党人
主张民主共和，也还是有追求“彻底”的因素。
不过问题并不在这里。当时国内革命党的影响远不如立宪派，假如清廷甘愿转变为“虚
君”而接受立宪，立宪派的力量加上朝廷应该完全能左右大局，革命是很难发生的。但
问题在于清廷这样做的可能几乎没有。而清廷之所以不可能主动做“虚君”，也有不得
不然之理，而且这主要还不是出于满人的“恐汉症”。
其实这不需要太多的引证。我们看看世界上通过君主立宪成功建立了现代政治的国家，
无论是西方的英国、荷兰、瑞典、挪威等等，还是东方的日本、泰国，都有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它们历史上长期实行“封建”制，君主往往并不集权，却仍然稳定地得到臣民
的尊敬。反过来说，他们王室的地位主要以“德高望重”或某种宗教光环为基础，甚至
仅仅是一种象征符号（如代表某个家族的纹章），也能约定俗成地被认为不可侵犯。这
样的王室当然不一定要掌握实权，而没有实权也就不能为害，即便时政多弊，也责不在
君，公众要求革新时政，但并不怨恨王室，也不支持谁去取而代之——这就是所谓“正
统主义”而非“皇权主义”。实际上那些王室在历史上经常“大权旁落”，却仍然能够
“皇图永固”。
而那些历史上长期实行类似“秦制”的专制国家，从我们周围所谓“儒家文化圈”中的
韩国、朝鲜、越南，直到“圈”外的沙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波斯、埃及等等，都没
有走成君主立宪的道路。它们或者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走上了共和民主的宪政之路，或
者在“共和”的外衣下实行极权制度，因而至今仍然面临民主化的问题。惟一在君主立
宪道路上走得比较久的是伊朗（波斯），巴列维王朝的“日本式立宪”（类似清廷的“
预备立宪”）和自由派的英国式立宪斗了几十年，最终同归于尽，而被霍梅尼式的“神
权共和国”代替了。
所以我认为过去我在《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中讲的一段话还是对的：
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一方面早在辛亥革命中就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另一方
面千年怪圈在此之后仍然延续。如今有人责怪辛亥革命太激进太反传统了，他们认为君
主立宪才适合国情顺应传统。其实，辛亥的局面完全可以用传统逻辑来解释，倒是君主
立宪与我们的真实传统严重相悖。试观英、日等君主立宪成功的国家，传统上王室不仅
没有我们的这般专制，而且更重要的是远比我们的更受敬畏。不说是“万世一系”，但
起码没有“市井之间人人可欲”。即使在自由平等之说盛行的今天，即使是激进的左派
执政，人们也还尊敬王室（正如即使是保守的右派执政，也还尊敬工会）。
而我们那神秘却不神圣、令人恐惧却不敬畏的传统王朝，本身就有“汤武革命”的传统
周期。清朝至辛亥已历时二百六十多年，即使无西学传入，也是“气数”该尽了。若无
西学影响，也会改朝换代。有了西学影响，清朝之后便不再有新王朝，尽管仍然有专制
，但若还打清朝旗号，这本身就已违反传统了！我们已经看到，在真实的传统中，国人
之所以尊崇君主，与其说是基于对纲常名教的信仰，不如说主要是慑于“法术势”。因
此立宪制度下失去了法术势的“虚君”，是很难得到英、日等国立宪君主所受到的那种
尊重的。那些在近代立宪制度之前的历史上就常有不掌握实权的国家的“虚君”，也形
成了尊重虚君的传统。而我们历史上的君主一旦大权旁落，哪怕是旁落到至亲如母（如
唐之武则天）、弟（如宋太祖之于赵光义）、岳父（如西汉末之王莽）、外祖父（如北
周末的杨坚）之手，便难免性命之虞。所以我们的皇帝要么是“实君”，要么是命运悲
惨的废君，而“虚君”比共和离“传统”更远。废清皇室在民初还能保有一定地位而没
有落入墙倒众人推的没顶之灾，从历史上看已属难得了。
要之，法道互补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专制传统。而儒家价值并不支持虚君制，它除了导
出众所周知的“贤君”、“王道”理念外，与共和的距离也并不比与君主立宪的距离大
。所以我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后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没有走上君主立宪之路，是毫不
奇怪的。如果说共和理想在政治上显得很激进，那么它在“文化”上倒似乎很“保守”
。它的很多内容可以在不满“秦制”的古儒传统价值中找到支持（注意：这里说的是在
价值观中找到支持，不是说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宪政”已经被古儒发明了）。
可见传统“秦制”本身存在着行政安全至上和极度不安全互为因果的悖论。它与我国历
史上“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状况是对应的。那种把清亡
后出现混乱局面简单归结为“西化”与“激进”所致的看法是肤浅的：如果清亡后的混
乱是因为西化，那以前的历代王朝灭亡时产生的混乱又是为何？换言之，清亡后的乱世
究竟有几分是现代化“欲速则不达”的结果，几分只是“治乱循环”传统怪圈中的一环
？
此王朝并非彼“王朝”
这里我还要说：过去我们把西方历史上所谓的dynasty中译为“王朝”，西方人也同样把
我们的“王朝”英译为dynasty，现在看来这很值得商榷。记得1980年代的农民战争史讨
论中有人说，中国改朝换代时的社会大动乱是我们历史的特点，有篇文章就反驳说：改
朝换代是每个民族都有的现象，像英国历史上就有金雀花王朝、兰开斯特王朝、都铎王
朝、斯图亚特王朝前后相继，法国也有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华洛瓦王朝、波旁王
朝新陈代谢等等。这显然就是把他们的dynasty更替和我们的“改朝换代”混为一谈了。
古汉语中的“王朝”一词有褒义，指的是上古“三代”作为“诸侯国”的宗主，尤其是
指西周。“王朝”就是周天子的朝廷。那时是没有“汉王朝”、“明王朝”这样的说法
的。而周天子的那个“王朝”在“封建”制下延续八百多年，与英国从今天可以一直上
溯到征服者威廉的一连串dynasty实际属于同一个王系，倒有几分相似，但与“金雀花王
朝”、“都铎王朝”这样的一个个的dynasty就大不一样了。至于秦以下历“朝”，与西
方的dynasty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西语中的dynasty，据说词根出自古希腊语，意思就是权力、能力（power, be able to
），这个词本身原来并不涉及权力的来源，无论选举的还是世袭的都可以用。到了罗马
共和国后期，掌权的往往连续来自同一家族，于是这些“权力家族”就被通称为dynast
y。像罗马帝国的所谓朱利亚·克劳迪“王朝”、弗拉维“王朝”、安东尼“王朝”等等
。这时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变成私相授受了，但形式上还要经过国会（元老院
）选举这一程序。私相授受的方式也比较灵活，可能授给外甥、养子、侍从，甚至是前
帝看中的某个“贤人”（类似中国所谓的禅让），而不一定是儿子，更不一定是嫡长子
。
到了罗马帝国晚期乃至中世纪，世袭已经成为常规，选举的形式往往也没有了。国人把
这时的dynasty称为王朝似乎已经很像。但实际上，由于这时的国王其实不过是诸侯的盟
主（有点类似周天子），实际权力有限，而且在“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规
则下，国王实际上只有一些附庸（封臣）而没有中国意义上的所谓臣民，甚至往往都不
征收“皇粮国税”而只靠自己的领地为生。但另一方面，这种体制下的王统却显得十分
稳定，贵族们尽管争权夺利，却对王统无非分之想。传统时代难有王统的更易，近代化
中保留王统的几率也很大。
就以英国而论，自1066年诺曼征服者威廉占领不列颠后，号称经历了诺曼（1066－1154
）、金雀花（亦称安茹，1154－1399）、兰开斯特（1399－1461）、约克（1461－1485
）、都铎（1485－1603）、斯图亚特（1603－1649，1660－1714）、汉诺威（1714－19
01）、萨克森－科堡－哥达（1901－1917）、温莎（1917至今）等一连串“王朝”（即
dynasty），但实际上，这些“王朝”都是从征服者威廉这一条“根”上出来的，这点从
未变过。
例如诺曼王朝末王斯蒂芬死后无嗣，他的堂妹玛蒂尔达作为诺曼王室的惟一合法后裔，
嫁给了封地在法国的安茹伯爵格奥弗里，其子继位为英王，就成了安茹“王朝”的首王
亨利二世。而安茹伯爵以金雀花为徽章，安茹王朝因而也叫金雀花王朝。该王朝的末王
理查二世承袭祖父之位后，因“独断专行”引起臣下不满，他们趁他去爱尔兰时支持其
堂兄（太上王的另一孙子）兰开斯特公爵取而代之，称亨利四世，这就算开始了“兰开
斯特王朝”。不久那位太上王的又一个孙子约克公爵起而争位，并一度取得优势，这就
是“约克王朝”。而兰开斯特王室亨利五世的遗孀、法国公主卡特琳改嫁威尔士贵族欧
文·都铎，其孙子又娶了约克王室的公主伊丽莎白，于是兰开斯特与约克这两个竞争的
支派又重新合流，新王亨利七世以都铎家族的纹章为王徽，就算建立了“都铎王朝”。
都铎王朝的末王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终身未婚，临终时指定玛格丽特公主（亨利七世的女
儿）与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士勋爵之子詹姆士一世继位，王徽也改用了斯图亚特家族的
纹章，于是“斯图亚特王朝”宣告建立。这个倒霉的王朝碰到了英国革命，一度被共和
派推翻，11年后又“复辟”，但复辟后的英王詹姆士二世因为信天主教而被革命后英国
的新教人民罢黜，人民请来他信新教的女儿玛丽和她的夫婿荷兰亲王威廉作为夫妇“双
王”，这就是著名的“光荣革命”。
但这一“革命”并未导致“改朝换代”。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尽管实质上已经是虚君共和
、议会民主，形式上却不仅有国王，而且连王徽都没改。与历史上王室女性夫婿继位后
就改以夫家族徽为王徽从而开始“新王朝”的习惯不同，威廉夫妇尽管政治（宗教）立
场与先王不同，却仍沿用妻家的（即先王的）纹章，也就是延续了斯图亚特王朝。直到
1714年，由于安妮女王无嗣，王位改由斯图亚特王室公主索菲亚和她的德国新教徒丈夫
、汉诺威选帝侯的儿子乔治一世继承，并换用了汉诺威的王徽，于是出现了“汉诺威王
朝”。而这个“王朝”的末王不是别人，正是大英帝国全盛时代的象征、著名的维多利
亚女王！
“光荣的女王” 是个“亡国之君”？
我们中国人恐怕很难想象，两场“革命”都没有“改朝换代”，而风平浪静、作为英国
历史辉煌顶点而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维多利亚时代”竟是个“王朝末世”，而这个英
国历史上如此声名显赫的伟大女王、在位长达64年之久的“日不落帝国”君主，按中国
人的“王朝”概念却应该算个不折不扣的“亡国之君”。不是吗？汉诺威王朝就是在她
手中“灭亡”的：由于她的丈夫是德国的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阿尔伯特，因此她的
儿子爱德华七世继位后就改用了父亲家的纹章，建立了“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
由于这个王朝名称来自德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德成为敌国，王室为了显示民
族立场，废除了萨克森的称呼，改用时任国王乔治五世继位前温莎公爵的纹章。于是英
国又出现了延续至今的“温莎王朝”。
显然，1066年以来英国的王系血缘至今一脉相承，历时已近千年，只是不一定由父系，
时而由母系延续而已。尽管王室也有内乱，有王位的争夺，包括像兰开斯特家与约克家
争斗导致的“红白玫瑰战争”那样的大混乱，但这一切始终都是征服者威廉后裔这个王
系内部的事，没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外人”从来就不会参与。所谓赵钱孙李都来“群
雄逐鹿”、“问鼎中原”、“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这
样的事在他们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王统的中断和改易，除非发生来自异族的征服才有可
能，如1066年征服者威廉统帅的诺曼人入侵，消灭了土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国，又如
更早时罗马人征服了不列颠。——不过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就已经不仅仅
是改朝换代，而是文明的更替，即黄宗羲所谓的“亡天下”，而不仅是“亡国”了。
不过除了1066年以前那几次“亡天下”，那里似乎也无国可亡。更多的情况下上述“改
朝换代”只是王室的家务事，社会上波澜不惊，通常不过就是换了个王徽而已。像“伟
大的维多利亚女王”，英国有谁记得她是“汉诺威王朝”的“亡国之君”？笔者曾经问
过几个学历史的英国留学生：贵国最近几次“改朝换代”是在什么时候？皆曰不知。又
问：1901年（汉诺威王朝终结）、1917年（温莎王朝开始）在英国发生了什么事？答曰
：1901年？我们在同布尔人打仗，1917年那当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了。问：我说的是英
国国内。答曰：国内？没什么事啊？他们没人会想起那两次“改朝换代”。实际上那也
的确不是什么事。
总之在英国人的传统中，国王就是那家人干的，别人没那个命，想都别想。那家人的事
大家都很感兴趣：从戴安娜的车祸到威廉王子的婚礼。但我们各家各户的事他家管不着
，就是我们大家的事，他家也不能管。即便在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今天，英国人也不会
有像我国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我国帝王的权势之大他们也是闻
所未闻的）。今天的“虚君”就不用说了，就是当年的“实君”也“实”不到哪里去，
连征税那样的事，也要跟纳税人商量。所以“改朝换代”在他们那里算不上什么事。一
千年来英国重大的政治事件，包括1215年的大宪章、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和英国革命，
都与“鼎革之际”无关。
英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政治变革、制度转轨、社会动乱。黑死病曾经导致英国人死去三
分之一，“封建”时代的英国对外有过百年战争，内部有过玫瑰战争，后来革命中还处
死过国王，发生过内战，但那与“改朝换代”都没有什么关系。暴力的英国革命与和平
的光荣革命都没有导致改朝换代，包括仅仅是更换王徽这种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也
没有成为这种革命或动乱的结果。
最后，尽管“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这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常用的概念就是起源
于英国（传统上特指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而且那确实是农民与他们的贵族主人
之间的“阶级斗争”，显示出英国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但是英国的这种“起义”也不
会与“朝廷”为敌，不会是“官逼民反”，更不会要求改朝换代。把这种民间社会内部
的“阶级斗争”与专制帝制下民间社会与朝廷官府的冲突混为一谈，甚至把“庄主（地
主）”带领“庄客”（佃户）“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造反也说成与英国的“农民起
义”性质一样，是很滑稽的。事实上，所谓“农民战争”导致改朝换代这种我国历史上
屡见不鲜、几乎是周期性发生的事，不仅英国历史上闻所未闻，在所有“封建”的民族
，包括我国传统时代实行“封建”制的傣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从未有过。
“有国王的共和国”与“半封建”帝国的宪政之路
也不仅是英国，“封建”制下的“王朝”几乎都是如此。如东欧的波兰，历史上只有皮
亚斯特（960-1386）和雅盖洛（1386-1668）两个“王朝”，而两者间“改朝换代”的方
式是皮亚斯特王朝末代女王雅德维嘉嫁给立陶宛王雅盖洛，从而实现了“波立合并”。
以后的雅盖洛王朝诸王都是这位皮亚斯特王朝女王的子孙。其实说“嫁给”是按中国的
习惯，与欧洲中世纪很多政治婚姻一样，更确切地说法是雅盖洛入赘波兰，他不仅定居
波兰成为波兰国王，而且放弃立陶宛传统多神教，皈依了波兰传统的天主教。换句话说
，无论在血缘上还是政治-宗教上，雅盖洛王朝都是皮亚斯特王朝的延续，只是王徽从母
系换到了父系而已。
在雅盖洛王朝时期，波兰的“封建”越来越甚，王权越来越小，最后发展成贵族共和国
，国王由议会选举产生，完全不论家族。雅盖洛王朝就这样被“自由选王时期（1573-1
795）”取代。但有趣的是：自由选王实行两届后，第三、第四、第五，三届当选的国王
都是雅盖洛家族的人，此后就再没有该家族的人当选了。所以通常雅盖洛“王朝”被认
为延续到1668年，与自由选王的贵族共和国有将近百年的重叠。在这个时期雅盖洛王室
的国王完全按共和制原则选举出任，而且与非王室的人交叉当选。换言之，波兰不仅两
个王朝的“改朝换代”波澜不惊，从王朝到共和也是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不仅没有“革
命”，连“改良”的痕迹也不明显。你甚至不能说波兰搞的是“君主立宪”，因为它的
国王并非“虚君”，他由选举产生，实际等于总统。但他又绝非“实君”，实权操于议
会。只能说这时的波兰是个“有国王的共和国”。
如果换成我们中国的概念：明朝灭亡后朱家皇室子孙不仅安然无恙，还可以通过选举多
次“复辟”，这样的事可以想象吗？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地理位置处于中国与西方之间、传统制度也具有“半
封建半帝制”特点的俄罗斯。
俄国历史的早期也是完全“封建”的。她的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延续了736年之久
（862－1598），其间经历帝国分裂、蒙古入侵，实际霸权在诺夫哥罗德、基辅、弗拉基
米尔、莫斯科之间多次转移，但王公与后来的沙皇一直是留里克家族的人。直到末王费
多尔死后无嗣，王朝才告终结。经过15年的混乱后，贵族会议选举留里克王室的亲戚米
哈伊尔为新沙皇，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1917年被俄国革命推翻。
因此俄国在一千多年历史中也只有一次因国王无嗣导致的“改朝换代”，而且前后两个
王室仍有亲戚关系。
但有趣的是，俄国后期三百年里逐渐由“封建”向中央集权的沙皇专制演变，贵族政治
没落，皇权官僚政治兴起，王室外的人们乃至平民以武力争夺皇权的“群雄逐鹿”现象
也随之发生。这一时期的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这些“民变”领袖都曾有“问鼎”之
志。这是“封建”制下的西欧和俄国前期从未有过的现象。但是处于“半封建半官僚制
”下的沙皇俄国与基本上是官僚制集权帝国的中国仍有区别：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
这些皇权觊觎者只是假冒罗曼诺夫家族的人，自称拥有真沙皇，而反指莫斯科的沙皇为
鱼目混珠，他们从来没有否定罗曼诺夫王朝的权威而追求“改朝换代”。而在中国，从
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外加安禄山、吴三桂者流，更不用说成功了的刘邦、朱元璋等等
，无论成王败寇，哪个不是“皇帝轮流做，如今到我家”？
到了近代，俄罗斯也一度有过和平的君主立宪机遇，尤其在1905年，沙皇和维特首相，
乃至民间主要的反对派力量、“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的立宪民主党人，
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革命派”按他们自己的说法，还是既难说服庄稼汉，又难
说服小市民的。当时沙皇-维特的立宪计划实际上是“半英国式的”，与立宪民主党的计
划虽有距离，但比清末朝廷的“次于日本式立宪”和民间立宪派“英国式立宪”的距离
要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双方谈判破裂，专制政府进行镇压，宪政进程出现逆转。虽
然此后这一进程又缓慢启动，但时机已失，更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庄稼汉还是小
市民都失去了耐心，革命大潮于是席卷而来，和平立宪的机会丧失了。
经历了流血无数的“改朝换代”和更严酷的古拉格时代之后，俄国度过了七十多年，成
为今天的俄罗斯联邦，虽然有“8·19”政变、有1993年的炮打白宫事件，乃至车臣那样
的局部战争，但是无论与沙俄帝国崩溃后死亡数百万的惨烈内战，还是与大清帝国垮台
后的民初乱局相比，后遗症应该说是轻得多。至今二十多年来俄罗斯的宪政民主之路坎
坷曲折，但并未出现实质性逆转。可以说从近代以来，这个进程在俄罗斯就比中东欧国
家（更不用说西欧）更坎坷，但比在中国的进展还是要大。这个现象并不是“宿命”的
，但无疑，俄罗斯的“封建”传统介乎西欧与中国之间，使这个现象有很大的出现几率
。
辛亥中国：革命为什么成为大概率事件？
欧洲的“封建制”当然有基督教“文化”的许多特点（尤其是其政教二元体制），但它
的许多行为逻辑其实是“封建”这种制度，而不是基督教这种“文化”决定的。同样信
奉基督教的专制帝制国家如拜占庭就没有这样的逻辑，而不信基督教的“封建”国家，
比如据说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属于“印度文化圈”的泰国（包括我国傣族的西
双版纳）却有类似的逻辑。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天皇除少数例外通常也是“虚君”（真实的日本历史上有过天皇乃至
皇后皇子专权，镰仓时代皇子为幕府将军之制也有集权色彩，相应地也有过篡弑，有过
南北朝，有过足利尊氏驱逐天皇。但这种情形究属小概率），却长期受到遵奉，“万世
一系”的说法太过夸张（现有日本从“神武天皇”至今125代皇统不断的官方说法实际上
是在江户时代“尊王敬幕”的“封建”观念下通过以官定《大日本史》修改《古事记》
、《日本书纪》的前说后才确立的。参见吕玉新：《尊王敬幕：朱舜水、德川光国之水
户学》，《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2期，34-59页），但没有中国式的“改朝换代”现象
倒是真的。明治维新本身如前所述，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区别很大，却有浓厚的“周秦
之变”色彩，如果照战前的军国主义发展下去，日本走向民主固然难矣，但成了“实君
”的天皇恐怕也再难“万世一系”。军国主义时期盛行的“下克上”已经多次发生刺杀
首相，谁敢说进一步就不会发展到刺杀天皇？只是这段历史很短。倒是到了战后在美军
占领期间，天皇成了真正的虚君，日本成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国——虽说是“英国
式的”，其实从天皇恢复为虚君而受到国民稳定的拥戴来看，又何尝不是回复了“传统
”逻辑、走上从“封建”到君主立宪的道路呢？
总而言之，“封建”时代的“虚君”不是靠垄断权力来维持的，人们对之有不依赖于强
权的“敬畏”乃至敬爱，在传统时代它的“改朝换代”就极为平和，或者说根本没有真
正的“改朝换代”现象，而在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时，它走向和平立宪的道路也就比较
容易。而专制帝制就不同了。斯大林早年在流放土鲁汉斯克时就喜读马基雅维利的《君
主论》，并在这本书上留下了“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以及人的恶习只有“1.软弱
，2.懒惰，3.愚蠢。其他一切（上面提到的除外）无疑都是美德”的批语（罗伊·麦德
维杰夫：《“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斯大林私人藏书》，《莫斯科新闻》2000年
第3期，中译见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6年第4期，32－35页
）。我们以后会看到，这样的价值观在我国“秦制”的思想基础法家的论述中表达得尤
为系统和典型。这个制度安排的基础，正是“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敬君是表
面，畏权是实质，爱君谈不上，无权谁还把你当人看？于是为君者自然擅权，“虚君”
不是犯傻吗？传统时代“改朝换代”，群雄逐鹿杀得尸山血海，到了近代放弃皇权就那
么容易？
秋风先生最近说儒家是主张“封建”的，而“封建”就包含有“宪政”，中国传统是遵
奉儒家的，因此除了秦始皇时的短暂例外，在秦以前和汉武帝以后似乎从来就有“宪政
”。他这个论证链条除了古儒（注意：不是汉武帝以后之法儒）主张“封建”大致不错
，其他几个环节都靠不住。即便在英国，“封建”本身也并不是宪政（包括安茹王朝时
那个“大宪章”，现在被渲染得很神，其实它与近代宪政并没有逻辑关系），否则都铎
式王权、英国革命与光荣革命都无法理解了。而“汉承秦制”后的中国，实际上搞的也
不是古儒主张的那一套，不是“封建”，当然就更不是“宪政”。不过秋风先生的意思
如果是说长期“封建”传统下比较有可能向宪政和平过渡，那倒是真的。但遗憾的是，
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不过，如果和平宪政的可能不大，革命的代价又很沉重而且前途坎坷，那么既不立宪也
不革命，在维护帝制的情况下靠“传统”求复兴，或者充其量搞点“洋务”，船坚炮利
加上忠君爱国行不行呢？如果不行，仅仅是因为国际环境的因素吗？其实早在戊戌以后
这种想法就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不过近年来在“革命派”、“立宪派”都被认为太“
激进”、太“西化”的背景下，在“中国奇迹”鼓舞人们重兴“传统”、“在中国重新
发现历史”的潮流中，这样的想法加上若干话语包装后，实际上已经相当时髦。所以我
们还要重新分析一下：在过去的很多成说已不成立的情况下，历史能否完全颠倒过来？
为什么和平宪政可能不大的情况下，人们又不能继续容忍帝制，以至于使革命成为一个
未必“必然”但却是大概率的事件？
为什么人们厌恶帝制？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
。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
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
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
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
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
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古代没有精确统计，惟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历史上
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固然，人口（在农业时代基本
也就是经济）的升降并非传统中国独有。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
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
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六
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则有
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但这
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
，“末世”亦无汉献唐昭。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
，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的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
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
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近几十年，欧洲中世
纪史学界关于中世纪危机原因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强调“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论”观点
和强调瘟疫与气候灾变的“偶然”论观点之间。前者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认为危
机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过剩，瘟疫只是过剩严重后人口下降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瘟疫是中世纪旧大陆人口数量增加和活动的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有害副产品之一
”，“即使没有黑死病，人口下降的情况仍会发生”。而后者则认为黑死病的流行是“
外源”的，它与气候变迁一样，属于偶然性灾变，与欧洲社会上的人口“过剩”与否没
有什么关系，正如后来的工业革命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因为煤和铁恰巧同时富集于英格兰
一样。
历史上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欧洲人口严重下降，但这仍然无法与中国“改朝换代”
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性相比。图为尼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的名作《死亡的胜利》（约作于
1562年），反映了黑死病之后社会的动荡与恐怖。
西方争论的中国版
有趣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争论也从西方汉学界扩展到了中国史领域。这就是近年来影响
极大的、由美国汉学界发起、很快国际化并传入中国的争论，即“加州学派”与“人口
论学派”的“华山论剑”。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间）一直都是世界
第一，并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欧洲
史学界的一些“反人口论者”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会以原始计划生育手段因应经济变
化、以积极调整来打破“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同样有人发现了传统时代我们先
人的计划生育天赋。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似乎也只是因为江南没有富集的煤铁
。反之，后者则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沦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过密化”和
“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滞和危机，更别提发生工业革命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场争论号称是为了打破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但显然这样的
争论几乎就是西方史学界类似争论的中国版，只是有个时间差而已。这恰恰是再明显不
过的国际学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现象。应该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种争论
都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仅提出了许多、并且解决了其中的一些实证问题，而且从方法论
上对过去那种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且把差异很大的前
近代中国与欧洲都归结为来自“奴隶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形态”的
史学模式是一个很大的纠正。由于这种模式改革前在中国史学界比在西方更具有垄断性
，因此这场争论在中国的意义尤其大。
但是，如果说过去那种关于“封建社会”的西方中心论史观有问题，那么如今这种围绕
“人口、气候和瘟疫”做文章，并且热衷于争论古代“GDP”数值的新西方中心论史观，
恐怕也有同样的毛病。过去那种史观是“制度决定论”，尤其是经济制度（即所谓生产
关系）决定论，这当然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今天无论讲“必然”、“偶然”都不谈制度
，恐怕也有问题。如果说必然性的“人口规律”与偶然性的气候、瘟疫灾变对西方中世
纪的盛衰确实有某种作用，那么在中国它们也有同样作用吗？就像过去说中国古代和西
方中世纪都是“封建社会”因而有同样的“规律”那样？
这显然是可疑的。首先，像“小冰河期”这样的气候灾变，都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
世纪的盛衰与中国传统时代的治乱明显不同步。西方于六七世纪之交发生第一次鼠疫大
灾难时，中国却出现“贞观之治”；14－15世纪发生更大的黑死病之灾时，中国却又出
现永乐、宣德“盛世”。而中国两汉之际大乱时，西方却正值繁荣的“罗马和平”时期
。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么解释这些相反的事实？
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西方的人口下降
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
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如果说西方的瘟疫
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
接表现为“人祸”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人祸”之前中国也有胜于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
祸福相倚”，对比极为鲜明。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
骇人听闻。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
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
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
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
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
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
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
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
展到四千六百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
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
分之一。
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
高峰，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
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
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
子。
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
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
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
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
明代的人口记录很怪，在明太祖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地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
说已经达到5987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人口大概
是5200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数字剩下
1900多万。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
，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第三个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
元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太平天国战争
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2·3亿。以
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元年的水平徘徊。
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
当然，上述都是史书上的官方数字，其中宋代的户、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滞
”，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这三大谜都存在着严重的统计争议。一些研究认为实际情
况没那么骇人。其中，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可以
说是对历史上历次大乱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该书综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潜
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当代水准，尤其
对以上三个“人口之谜”的真相作了具有说服力的澄清。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西汉末
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
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
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
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
5亿，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还有约2000万。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的清末咸、同
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而辛亥革命后的整个民国时期，尽管实际上也是“
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战祸不断，属于两个稳定“朝代”之间“改朝换代”的乱世，
人口却破天荒地出现“乱世增长”，从1910年的4·36亿增至1949年的5·417亿。
因此根据该团队的研究，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现象，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第二
阶段是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正如《中国人口史
》作者所说，这种变化其实主要是因为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而且出现
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
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
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第三阶段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时期人口的“乱世增长”是此
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意义我们以后再说。
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数字所显
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
，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民国时
期外敌（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惨痛
记忆。可是两千年前，在短短几十年内，秦一次坑杀赵降卒40万于长平，楚一次坑杀秦
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而当时整个中国人口也不过才两千多万！
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国看到好几本书说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迄那时
为止最残酷的内战。真是少见多怪了。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太
平天国战争，虽然全国人口减少的比率没有元以前那么高，可是战争波及的那些地区，
人口减少之惊人绝不逊于前代。按地方志记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为战场的江浙一带
，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
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减了五分之四，屠城、屠乡的记载比比皆是！
如此仇恨为哪般？
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为了反满大力渲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实汉族的内战
中更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仅就明清之际的“张献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统计，四川
有人口385万，到清初顺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后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丁！丁是纳税单位，
加上妇孺，加上未录人口，充其量也不超过10万人吧。从385万到10万，要说是人口灭绝
，一点都不假。现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后移进去的。
我当年治明清之际史，喜欢看地方志，康熙初年出现入清以来第一轮修志高潮，四川各
地多有援例而为的。那都是一批怎样的志书啊！乱后之作，纸差印劣，篇幅单薄，不少
注明是县官或同仁私人凑钱印的，因传世极少，如今多属善本。而其中内容，赋役志则
多有一县仅数十丁者，有县官和移民来到无人之地，林莽丘墟，虎多人少，初来移民数
十户一年为虎所食近半者。而其《艺文志》则多为虎口余生孑然幸存者的恐怖纪实，令
人不忍卒读。
清初十余年间，各方或有官吏，亦皆不居城而与遗民在山中结寨自保。当时清朝的四川
巡抚驻川北边远的保宁（今阆中县），明朝（南明）的巡抚则驻川南彝区边缘的洪雅县
一处叫做天生城的山寨，南北双方你攻我伐，多次路过成都及川中天府，但都不驻守，
因为那时的成都已是一片虎狼出没的灌木丛，邻近府县皆无人区，驻军则无处觅食。直
到顺治末年，清朝的巡抚才回到废墟成都重新设置。
过去传统文人把“屠蜀”归罪于“流寇”，说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从意识形态出发，为了维护张献忠这个“农民领袖”，很多人写文章论证“不是张
献忠屠蜀，而是统治阶级屠蜀”。改革后有人就说，其实两说皆是，明末清初的四川，
各方各派都在疯狂杀人。清代文人记载说，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
许多“圣谕碑”，就是张的语录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
杀杀杀！”所以又被称为“七杀碑”。到底有没有“七杀碑”？经过1950年代以来的研
究，的确发现了几块传说中的“大西皇帝圣谕碑”，如今四川广汉市的公园里还竖着一
块。只是碑文与清人的说法有点出入，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
明，自思自量！”后面不是七个杀字，但正如当代著名南明史家顾诚先生评论的：此碑
杀气之明显，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爷对（四川）人百般照顾，可
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该杀。刀下鬼们，你们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活该吧！显然
张献忠杀人如麻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老实说，川人的确不是他张献忠一家可以杀光的。尤其是，张献忠发狂地进行灭绝
性屠杀，是在他败象已露、绝望挣扎的顺治三年，那时他早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庆为
中心的川东，被明将曾英控制，以嘉定（今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则是明将杨展的地盘
。张献忠的屠刀所及，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带。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
军屠戮、贼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实上，那时四川何止“官军”与“流寇”，一般
的人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下，为了自利甚至仅仅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
食，几乎已如那句老话说的，“人对于人是狼”了。
如今国际上对“中国”或“中国人”往往有两种极端的看法：或者说中国人在“传统”
上是和平的民族，或者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其实抽象地谈论“中国”和“中国人
”是很少有意义的。中国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样
，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阴暗。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在社会冲突爆炸之际，人性之
恶便会导致种种残暴不仁之事。对本族人是如此，对其他民族，又何尝例外！中国古代
的专制者与别国的暴君一样搞过领土扩张，搞过种族屠杀乃至种族灭绝。远的不说，一
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准噶尔人就几乎被清朝军队杀绝。被称为“进步思想家”的
汉族著名学者魏源记载说：
初，准部有宰桑六十二，新旧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赛九，共计二十余万户，六
十余万口。……致我朝之赫怒，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
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
计数十万户中，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
一毡帐。
漏网之厄鲁特各贼众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清军）分两路围猎，所至狝剃，
搜山网谷，栉比擒馘，无孑遗焉。
甚至连亲清的准噶尔沙克都汗“不从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投诚清朝，竟然也被清
军将领“袭坑之”，全部活埋了。
与颇为得意于“我朝之赫怒”的魏源不同，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则痛斥“本朝”对准噶
尔人的灭绝：
《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
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
他甚至愤而说出了这样的话：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
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
？！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
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
这话今天听来，怕要被指为汉奸。幸亏人人皆知谭嗣同是为救国变法而死的烈士！
这当然是过激之言。实际上专制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欲尚存噍类焉得乎”的，首先是
中国人自己。即使国力孱弱谈不上扩张，专制暴政下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照样有遭屠杀乃
至灭绝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际的“蜀难”，后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冉魏政权
对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灭，这次大屠杀不仅使时称“五胡”之一并建立过后赵王朝的
羯族从此绝迹，大量汉人也仅仅因为长相“高鼻多须”疑似羯人而横遭“滥死”。
重审历史上的“制度”问题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习惯于以“租佃关系决定论”、“土地兼并危机论”和“农民—地
主斗争论”来解释历史上的这种周期性的浩劫。笔者曾对此提出质疑。传统中国社会危
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国家何其多多，但哪
个像传统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转的“农民战争”？
近年来我发现这样看的人越来越多，已不是什么新奇的认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
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土
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
，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
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
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
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的土地兼并
，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
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级官员”。
然而过去那种一切归咎于租佃制的“制度决定论”衰落后，完全不谈制度之弊的另一种
时髦又取而代之。前述“人口论”与“气候灾变论”的争论就是如此。无论是规律性的
人口周期，还是偶发的自然灾变，总之都已不把传统时代的制度问题当回事。其实如前
所述，这两种解释用在欧洲还可以说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国这样明显的“人祸”就尤其
不合理。
西方中世纪史的前述争论发生在中世纪制度早已终结、现代化早已完成的发达国家，争
论只涉及人口剧减的机制，并不涉及其他方面，争论双方都无意于肯定中世纪制度，也
无意于怀疑西方走出中世纪是否错误。但我们如果也去赶这时髦，情况就不一样了。过
去我们说“传统”很糟糕，因此对这些浩劫有一套解释，但这种解释并不成功。现在我
们不能改说“传统”很优秀了，就根本不解释，好像那些浩劫没有发生过，或者发生了
也只怪“小冰河时期”。即便某次大乱可以如此解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一次次
“爆炸”，难道都能归因于“小冰河”？惟独中国历史上每隔约两百年就出现一次小冰
河，而在其他国家则不曾有。这可能吗？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文化，乃至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就
很恶劣的结论。我宁可认为，而且的确也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些问题并非作为民族标
识的“中国文化”使然，更不是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劣根性”的证明，而是那时的制
度的确有某种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历史上社会危机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就那么惨烈呢？大
家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里说，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
了你。到底中国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会危机中发生这么凶狠残酷的屠杀？我们
要在人类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发掘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资源，就不能不
研究这个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国弱民穷，
人们怨天尤人，难免怨及祖宗，“反传统”的确反得过分；乃至出现所谓“劣根性”之
说，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
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 | b****k
发帖数: 315 | | i*****g
发帖数: 11893 | 3 太长了，看得累。
把问题切割成一个个主题，就鲜明易读了
OK，开始分割
1. 中国人真的有一种厌恶“政党”、喜欢“会党”的特殊“价值观”？如果是这样，
为何当初几乎所有的人又都对“政党”向往备至，并众口一词地反感“会党”呢？
批注：这个还有下面一系调调，我认为，这个的本质是私利和公权的矛盾。
作者提到的这个现象，其实还有个类似的：中国人抱怨贪污腐败，但盛行不绝。因为，
这种贪污腐败，有竞争优势，容易办事。人们抵挡不住这种好处。其坏处是破坏了 无
形的规则，公共规则。但这个是无形的，即使违反了，没有人去惩罚。
同样，这种会党秘密行事，政党公开行事，前者其实有竞争优势。就好比，打仗，谁都
讨厌对手诡诈秘密，但你真叫战争双方摊开来打仗，强者弱者都不愿意。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强化国民的 ‘规则’‘规矩’意识。或者用老tg的话说，党性
，原则。
2，立宪不立宪，改朝还是前年一系。
作者的讨论蔓延无边。
其实，其本质不是国王的血系。其本质是贵族制。就是说有那么一群有实际权力的贵族
（寡头，金融团体，大家族），彼此婚姻往来，也有争斗，形成一个小团体。国家权力
其实在这群人里面运转，国君其实是个象征而已。这就是中国魏晋时代的门阀制度，英
国近代的议会制度的本质。
如果你有这个东西，再去讨论立宪。
中国人没有这个，百代皆行秦政治。因为中国人没有贵族，改朝换代摧毁了贵族。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这种立宪制度，实君或虚君制度，其实是封闭的小圈子，
它并不真正包括统治地域的全部智人。所以，英国一堆殖民地崩溃后，并没有如同秦代
崩溃后，汉朝重新建立帝国。如果你仔细看罗马历史，他们的君王甚至没有血系关系，
经常是某个将领被收为养子，然后成为国君。这个在古代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其实他们
那样，有更大的普世性。
这种英国议会制，其实是封闭的贵族群，然后本族人凌驾于异族之上。这种东西其实不
稳定。
而，中国的帝制，能够覆盖一个大陆，显然是更普世的。我们比他们走在历史前面，但
我们也是一堆问题要解决。
但这种帝制有些特点，一个是，强化皇帝权力，顺带强化了官僚权力。一个是，在治下
，所有人被磨平成被统治者，没有说是楚国人骑在秦国脖子上，在欧洲那里，是法国人
骑在德国人脖子上，或德国人骑在法国人脖子上。
皇帝和官僚出身某地某族，很快丧失了地域属性族性。也就是古代中国所言，帝和王的
区别。
假设两种制度，帝制和立宪千年长期竞争，帝制必胜，因为能更好地覆盖一个大陆。这
就是罗马从共和转成帝制的原因：抛弃小圈子，统治一个大陆。
美国鬼子介于两者之间，理论上它应该进入帝制，才能站稳脚，但它的种族主义太强了
些，欧洲渊源太强了些。
理论上，日本当年入主中国后，想要持续300年，必须进入帝制和改朝这个循环，但日
本人受欧洲影响，错误地用了种族制度。
理论上，中国人日后要混一东亚和世界，肯定是这套制度的发扬。但不幸的是，在这种
制度下，越猴和黑鬼，奥白和我们是平级的。现在这个地域的人们能接受么？
明乎此，你就知道，54以来，看待中国历史黑暗的观念是错的，历史自行运转，是一帮
人用错了观念，看历史格格不入。你将那个虚假观念击碎，历史就变得好理解起来了。 | m***6
发帖数: 8479 | 4 南非现在就是白人也无人想恢复种族主义的“好秩序”了？？
不敢说不代表不想。南非多牛笔，从一个发达国家一跃称为发展中国家
【在 e***s 的大作中提到】
: 辛亥革命“成功”了吗？
: 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至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 辛亥革命要干什么？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干成了什么？也就是推翻了帝制。辛亥
: 以后百年，当时先进者追求的民主、自由、宪政、人权等等依然任重道远。但是帝制这
: 玩意，后来再也行不通了。尽管民初的中国兵荒马乱，内忧外患，人祸天灾连绵，复辟
: 派说是今不如昔，客观地讲很多方面的确如此。相比起过去很多人夸张渲染东欧、泰国
: 等地民主化以后的所谓“乱象”，民初的乱象何啻百倍，比之更甚的恐怕只有俄国革命
: 后引发的惨烈内战了。
: 但所谓人心怀旧不过是想入非非，袁世凯、张勋两次尝试复辟帝制，都立即成为国
: 人公敌，身败名裂。人就是这样怪：有的事情人们就是认准了不能回头的。正如世上不
| c*****i
发帖数: 11737 | 5 概括起来就是制度基于文化，文化源于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有着必然性
【在 b****k 的大作中提到】
: 晕死。so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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