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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原土改工作团成员谈炎黄春秋《大地主刘文彩》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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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确凿:刘文彩就是恶霸地主海归只能去北京或者上海,其他地方太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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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刘文彩话题: 地主话题: 土地改革话题: 租谷话题: 大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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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土改工作团成员谈炎黄春秋《大地主刘文彩》一文
金仲葵
原文标题:铲除封建制度基础的伟大胜利
金仲葵
来源:《中华魂》2010年第11期
来信
《中华魂》编辑部的老师们:
前些日子我从《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上读到一篇文章:《大地主刘文彩:集体
记忆的重构》(署名王永华),着重介绍笑蜀的《大地主刘文彩》一书,说根据该书的
记载,刘文彩根本不是残酷剥削农民的恶霸地主,而是热心教育事业的开明绅士。王文
最后发表议论:《大地主刘文彩》等的问世是一种努力——“试图改变过去几十年制造
的关于刘文彩的集体记忆,还原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从而完成对这一有争议的复杂的地
主人物的重构,以构建新的集体记忆”。这就同我们从课本上和老师的讲述中知道的刘
文彩南辕北辙了。我不敢贸然相信,特向你们请教,望能请熟悉这方面情况的老师写点
文章,用事实说话,还刘文彩以本来面目,为我辈释疑解难。多所叨扰,不胜感激。
此致
崇高的敬礼!
晚辈 常文今
复信
常文今同志:
来信已由《中华魂》杂志社转来,所附《炎黄春秋》上的文章也已读过。大概因为
我们是四川的老人,对于该文所述刘文彩等的事情有所了解,所以让我们来写复信。今
年是建国后土地改革的60周年,回顾土地改革伟大变革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四川大邑地主刘文彩
关于刘文彩的事情,到底谁是谁非呢?我们觉得应以事实为准,证据为凭。  四
川还有一批现年八、九十岁的老人是60年前的当事人,请听听他们根据亲身经历所作的
证词吧。  首先,请听大邑几位老农民诉说刘文彩是怎样剥削和压迫他们的。  陈
子云说:“我家先租种王家10亩田,每年每亩交租谷1石(担)。后来刘文彩强买了王
家的田,就要我家把租谷加为1石1斗。他刘家收租谷的斗又比别家的大,佃农要多交半
升租谷才装得满1斗。”  徐德三说:“刘文彩家的风谷机装了6扇叶子,比别人的多
两扇,风力很猛,能把好谷子吹出去,说那是瘪壳,又不准我们拿回去。天旱减产,刘
文彩不减租,要收铁板租,逼迫我家把6分秧田卖给他家,交够租谷。”  揭升飞说
:“我家租种刘文彩2亩1分田,每年交租谷2石4斗,就剩不下多少了,只能靠小春一季
收的小麦和胡豆做口粮。1946年我家交的租谷明说是2石4斗,实际交了3石,其中6斗谷
子是被刘家特制的风谷机吹出去当成瘪壳归刘家所有了。”  萧华峰说:“我家租种
刘文彩3亩6分田,有一年收成不好,交不够租谷,我爷爷就被刘家狗腿子拉去关起来,
逼着我家把耕牛卖了,交够租谷才放人。随后又夺佃,不让我家租种他的田了。”
施跃成说:“我家有一年交不够刘文彩的租谷,我父亲也被刘家关押过。”  这些足
以说明,刘文彩收租真是巧取豪夺,非一般地主的收租剥削可比,只有恶霸地主才干得
出来。  其次,请再听听一部分烈士亲属控诉刘文彩是怎样杀害其亲人的。  曾唐
氏说:“1947年春天,萧汝霖和周鼎文拉队伍进山闹革命,刘文彩知道后立即派他的亲
信山防大队长郭保之带队去攻打,在天车坡打死了我的丈夫曾松盛和十几个兄弟,整得
我家好惨啊!”  朱家福说:“我父亲朱英汉15岁参加红军,当过八路军的连长,被
派回四川搞地下武装,1948年7月12日在大邑唐场遭到刘文彩反动武装的袭击,带队突
围中阵亡,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直到四川解放才得翻身。”  萧雨说:“我二叔萧汝
霖是中共西南地下武装负责人,于1946年9月25日和战友徐达人在大邑龙门坎被刘文彩
的亲信抓获,交刘文彩刑讯后枪杀。”徐应芳说:“我父徐达人和萧汝霖叔叔被刘文彩
抓去后打得半死,然后枪杀示众。我父亲的睾丸都被割了,好残忍啊!”  1949年秋
收后,大邑三岔、元兴、王泗……几个乡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要求刘家为首的
地主集团实行“二五减租条例”的斗争,在成都卧病的刘文彩传话镇压,搬来了3个保
安团进行围剿,杀害了共产党员田载重、萧国珂二人和农民领袖王汉卿的父亲。  以
上这些都是临近解放时残杀中共党员和革命者的罪行。而早在1928年,刘文彩任叙南中
将清乡司令时,还杀害了中共宜宾负责人李筱文和李家勋。  根据以上两方面的事实
,在1952年的土地改革中依法将刘文彩划为恶霸地主,是完全正确的。由于他已病逝,
未依法予以惩处。试问,如今为刘文彩翻案的人为何不向那些受害的老农民和烈士家属
做些了解?为何不到烈士陵园去看一看?为何只找刘家后裔及他们的“相关人士“做所
谓的调查?  有人为刘文彩翻案,正与他的立场、图谋相吻合。他要借此为突破口,
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其手段,一是掩盖刘文彩一贯残
杀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这一要害,进而编造刘文彩和刘文辉是“二位一体”、“联共反
蒋”、“全家族起义”的谎言。二是吹嘘刘文彩晚年办学这一生平“亮点”,加以美化
,以此为翻案的切入点。三是夸张地主庄园陈列馆个别失实之处,以偏概全。现一一辨
明。  此人压根不提刘文彩于1947年春和1948年7月12日两次袭击地下革命武装、杀
害其多名成员之事,对1948年9月25日抓捕和杀害中共地下武装负责人萧汝霖及其战友
徐达人一事则轻描淡写地说是郭保之干的。此事被人揭穿以后,他才不得不在网上承认
萧、徐是刘文彩杀的,但又编出新的谎言,说杀萧、徐是由于怕他们被捕后暴露出刘文
彩“联共反蒋”的秘密,故杀人灭口。这就是所谓为了“联共”才不得不杀共产党员。
如此编故事,越来越离奇。  关于刘文彩办中学,从客观上看,发展了教育事业,但
其意图和做法究竟如何,请听几位当事人的证词:  原文彩中学老师、进步青年诗人
杜谷说:“文彩中学从1946年春开办,我是那一年下学期到校任教的,当时的校长是中
共地下党员吴德让,教师中有一些来自成都的名师和进步文化人,教学质量较高,民主
进步的气氛浓厚。这后一点引起了刘文彩的注意,便强令校长于那一学期结束后不再续
聘我和另一位进步教师。再过一个学期,连吴校长和所有进步教师都不再续聘了。换上
了一个地方上的学痞当校长,加强了军训教官对学生的法西斯管教,把学校办成了培植
个人势力,沽名钓誉,对自己歌功颂德的刘氏家学。以后校长陷于地方派系斗争,被人
暗杀于校内,全县哗然。”  原文彩中学学生马支沉说:“我欠了学校半个月伙食费
,学校扣留了我的被盖和洗脸盆,把我赶出了校门。”  陈桂林说:“我父亲是修文
彩中学的监工。我们陈家大坟园里有几十株一抱多粗的大柏树,全被砍去修文彩中学了
,没有给我家一分钱。哪个敢去向刘总办要钱啊!”农民王达年家大坟园和伍家坟院都
有许多合抱的大柏树也都被无偿砍去修文彩中学和文彩公馆了。  农民邓全法说:“
修文彩中学时,我在当铁匠学徒,被抽调去劳动了两个月,未得分文工钱。”  至于
水牢的说法确有失实,后来弄清楚那是屯放鸦片烟的地方,县上就改正了。怎么能拿这
类个别的失误来以偏概全并为刘文彩开脱罪行呢?刘文彩私设公堂,进行刑讯,滥杀革
命者的罪行难道掩盖得了么?
关于土地改革以前的农村状况
否定土地改革,翻历史的公案,当然决不止《炎黄春秋》上的这篇文章。我们最近
翻阅杨奎松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一书,其中的奇谈怪论亦属不少。就在
刊登大型泥塑“收租院”图片的那一页上,就有如下的文字:“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
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
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中还有
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上的能手。”  这位作者竭力证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都只
是一些小地主”。他说:“中共建国前各地情况虽然千差万别,多数省份都会有极少数
大地主,但小地主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占据着地主阶层中的绝大多数
。”即使是富有的地主,那也不怎么样。他援引一个日本人的调查:“即使是村里有田
60亩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粮度日,他家与其他农
户在吃饭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是逢年过节多少还能吃上一点白面,约占全家年消耗粮
食总量的8%。在衣着上他们也与一般农户的差别不大。夏天都赤膊,以尽量节省布料,
冬天鞋帽极少花钱上市场去买,多靠边角布料自己缝制。被服通常要盖上三四年才会更
新,因布料质量较次,故往往一两年后就会破损,也都是补了又补坚持着用。”多么勤
俭节约、生活简朴的地主阶级啊!  但是实际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据对重庆市郊的
1196户、6159人的调查统计,其中地主共104户,495人;富农55户,426人;中农、贫
农、雇农和小商人等1037户,5238人。平均地主每户占田地122石4斗余。这就是说,占
总人口数8%的地主占有土地75%至96%,而占总人口数85%以上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
有少量的土地。川西是西南地区土地更集中的地方,一般的情况是:地主户数占总户数
的4%左右,而占有土地总亩数的65—75%,中、贫、雇农占总户数80—90%,却只占有
土地总亩数的20—30%。如成都县城区镇七保,当地地主户数不到10%,占有土地77%,
而占85%以上的中、贫、雇农却只占有14%的土地。(参看白希著《开国大土改》,中共
党史出版社出版)笔者接触的大量事实也表明,这里援引的西南地区,亦即大型泥塑《
收租院》撷取背景的所在,在土地改革以前的情况确实如此。事实就是事实,狡辩当属
徒劳。
挖掉贫困落后根子的重要举措
替刘文彩翻案,此文作者的意图和事情蕴含的意义当然不限于这件事本身。就拿农
村土地改革来说吧,这就涉及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个举措究竟是正确的、
十分必要,还是错误的、贻害无穷?任何稍稍尊重历史的人所持的观点都只能是前者,
而决不应是后者。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这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任务,但是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却没有力量领导农民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便历史地
落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没有中国农村的这个大变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便无从谈起。应当看到,建国后的土地改革运动
,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中进行得最顺利、搞得
最好的一次。这毫不足怪,因为我们党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更加丰富了,进行土地改革
的条件也更为有利了。  据我们所知,从1950年冬季开始,全国新解放区分三批发动
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季为止,除了有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外
,土改已全部完成。这不仅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几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
料,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
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
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
,这是我们国家挖掉贫困落后根子,走向繁荣富强的一条重要举措。  竭力替刘文彩
翻案,否定伟大的土地改革,事情还不止于此。王文声称:“在这个文化日益多元的社
会,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说出事实的真相了。这无疑是社会的巨大进步,由此极大地影响
着历史的重构方式。”这就是说,我们的历史,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当代史都得
重写了。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切莫小觑了这种改写历史的企图。  我们的一些意见就
是这些。承蒙垂询,直告如上。  专此顺祝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原中共川
西地下武装及大邑土改工作团成员集体作复
执笔人:金仲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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