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n
发帖数: 21641 | 1 1952年12月22日，我刚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不久，夜里淞庄宿舍的灯光突然大亮。第二
天听说，抓了一批托派。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托派”为何物，后来学习“马列主义基
础”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才知道，这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走狗，是一帮杀人凶
手。至于中国的托派，人们只知道党史上有一个“托陈取消派”，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
奸特务。在国际共运史、苏共党史、中共党史，只要戴上托派的帽子，就等于反革命，
必死无疑。后来看的书多了，知道托洛茨基并非被妖魔化的那样，而是十月革命的功臣
，红军的缔造者，至死不渝的革命家。然而，关于中国的托派，仍然不甚了了。直至读
到吴基民的《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才稍微详细一点地知道在中国革命历
史上还有一批鲜为人知的另类革命家——托派。
《炼狱》以简短的篇幅，介绍了中国托派的奋斗与苦难。它告诉读者中国托派的产
生和历史演变，逐个介绍了托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作者不仅查阅了各种书面资料，而且
亲自访问了一批劫后余生的托派人物，记录了他们的经历和所受的难以想象的苦难。这
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为中国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中国的托派没有辉煌的业绩，更没有尝到过胜利的喜悦，他们的奋斗不为别的，而
是为了信念，为了中国人的美好生活。
托派中有不少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领导人，甚至有像陈独秀这样的中共创
始人，这些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为什么又脱离了共产党，成为异端呢？
实际上，中国的托派是大革命失败的产物。中国的大革命是轰动世界的大事件，是
孤立的苏联的希望所在。那些日子，苏联的《真理报》每天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中国大革
命的进展，把苏联的命运同中国大革命的命运紧紧地联接在一起。遗憾的是，大革命期
间中共的行动是由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遥控的，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指挥肯定是要失
败的。
列宁逝世前后，俄共（后来的联共）开始了激烈的党内斗争，起初争论只涉及党内
民主、经济政策、历史问题等等，后来随着中国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党内的争论发展为
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的争论，出现两派，一个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派，一个是
已经开始在联共党内失势的托洛茨基派。中共遵循的是斯大林的方针，然而在此方针的
指挥下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寻找失败的原因和摆脱困境的出路。有
一批被送到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那里亲眼看到了联共内部的分歧和斗争，
知道他们党内对中国大革命还有另一种主张——托洛茨基的主张，这种主张往往与他们
的苦苦思索不谋而合。于是在这些学生中出现了支持托洛茨基观点的所谓托派。他们毕
业后被遣送回国，也就把托派的火种带到中国。
在整个大革命过程中，托洛茨基不断批判斯大林的方针，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独立
性，退出国民党，不要轻信蒋介石、汪精卫，要有自己的武装，等等。所谓陈独秀的右
倾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的路线，被迫执行的陈独秀只不过是代人受过而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陈独秀一旦了解到托洛茨基的主张，立即加入托派组织中去，一
些在中共担任高级职务的领导人也纷纷转到托派的立场。这时候托洛茨基在联共的党内
已经失势，他的支持者大多被开除出党，有的遭到逮捕，有的遭到流放，他们吸引人之
处不是权力，不是卢布，不是枪支，而是主张和思想。
本来所有这一切都是总结历史教训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党遭到挫折和失败后都应
当做的事，必须做的事，并不涉及什么派别问题。不幸的是，这是在苏联指挥下的革命
，因此对革命的总结本身也不能摆脱联共自身内部的派别斗争。这样，总结经验教训就
成了派别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是中国出现了有组织的托洛茨基派。这个派别一诞生就
注定要遭受苦难、磨难，打入万劫不复的炼狱的。第一，他们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一个
接一个的剿共高潮。国民党哪能分辨出什么是正统的共产党，什么是托洛茨基派！它只
知道，他们的目标都是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搞共产革命的。因此在他们的牢房里关
押的既有共产党人，也有托派党员。不过应当说，国民党没有看错，两者确实都是它的
敌人。第二，他们要面对的是来自共产党的打击。当然，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执政，不
可能动用专政的武器，但是凡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对托派或疑似托派是绝对不客气的。
在日本人的占领区，情况同样如此。在夹缝中求生存，进行奋斗的托派的境遇可以想象
。并且，他们一旦脱离共产党，也就意味着断了自己生存的经济基础，再也得不到苏联
卢布的支持了。他们多数只能依靠卖文为生，并靠此提供所需的活动经费。陈独秀自己
的生活已经够困难的了，但是还得拿出自己的稿费去支持托派的活动。在这种艰难的环
境下，这些人坚持斗争，为的不是金钱富贵，而是实现自己的信念。他们相信自己的主
张是正确的，相信自己奋斗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他们是一群向风车挑战，同风车斗争
的堂吉诃德。
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上，他们找到了比斯大林正确的主张，然而在中国革命的
道路上，无论斯大林的主张，还是托洛茨基的主张都不切合中国的实际，都不能引导中
国走向胜利。不过那时候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在探索之中，没有形成。在这
种情况下，出现各种认识和想法是很自然的，谁是谁非不是用革除教门的办法所能解决
的。尤其是像陈独秀这样的大家，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否则也当不了“五四运动”
的总司令，成不了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加入托派是同自己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后来毛
泽东要他公开承认错误，对陈独秀来说，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认错悔过之类是从斯大
林那里学来的。在列宁时期有过不少党内争论，争论完了，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有“悔
过”一说。到斯大林时期，公开悔过是“犯错误者”必须过的一关。斯大林需要羞辱对
手，只有这样，才能享受胜利的喜悦，才能使对方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不悔过、
不羞辱自己的也许只有两人，这就是托洛茨基和陈独秀！
帮派会社的传统是对外部敌人可以宽恕，甚至可以结盟，但对内部的“叛徒”必须
严惩，必须清除，置之死地而后快。苏联对托派就是如此。托洛茨基失败了，先是被流
放至边远的阿拉木图，然后是被驱逐出境，再后是多次暗杀，终于丧生在苏联特工的冰
斧之下。罗织罪名是实施这些措施的舆论准备，斯大林一口咬定托派是“一伙暗害分子
、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间谍
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有了这些吓人的帽子，就可以格杀勿论了。上世纪三十年代
托派在苏联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在国外活动的托派已经断绝了同国内的联系，然而
斯大林需要制造一个永存的假想敌，把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坏事都同托派联系在一起。三
十年代苏联的三大公开审判案都同托洛茨基挂钩，连被指责为右派的布哈林案也变成“
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把曾经水火不相容的两派捏在一起。王明、康生用的也是这种
伎俩，他们硬说中国的托派接受日本津贴、充当日本间谍。王明公然宣称：“反对托派
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日本间谍。”在王明占据领导地位
的时期，托派这顶帽子是他排除异己的一个法宝，不仅真托派受到打击，而且一些与王
明有分歧反对过他的人也被打成托派，例如在中山大学反对过他的俞秀松、董亦湘，八
路军高级将领左权。
世界托派组织从成立时起，就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内部派别众多。中国托派是世
界托派组织的一个缩影，从建党之时起一直存在四派，无法真正统一起来。本来人数就
不多，又分成四派，其战斗力可想而知。陈独秀1938年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这样一
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如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
动的障碍。”这是对托派的非常清醒的评价。
中国托派的功绩与其说是革命斗争，不如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历来讲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一般只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组现象，十月革命后在中国一开始得到传播的只有列宁、
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学习，那时还没有斯大
林的事。托派中有不少精通外语的人才，在不能从事其他活动的情况下，就坐下来埋头
翻译，不仅翻译托洛茨基的著作，也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精通多种外语
的杜畏之曾担任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人时的翻译。他加入托派仅一
年，1933年脱离了托派，专事教书和翻译，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论》等几十本书。解放后他先后被
关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和北京的秦城监狱从事翻译工作，大概还“为反修斗争”服务过
。刘仁静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建党的元老，是中国托派中唯一去土耳其朝拜过托洛茨基
的人，他在1937年退出了托派，以后一直在国民党机关中工作。1950年发表公开声明，
承认错误，此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就是他翻译的。郑超麟
去世时讣告中给他的一个正式头衔是“翻译家”，他翻译过曾经作为中共党校教材的布
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托洛茨基的名著《俄国革命史》。1975年出狱后，还组织翻
译了伊萨克的《托洛茨基三部曲》（中译名为《先知三部曲》）。托派在传播马克思主
义中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忘记的。顺便说一下，托派反斯大林，但不反列宁，不反马克思
和恩格斯。这很有点像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梅德韦杰夫兄弟。
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担心毛是中国的铁托，是“人造黄
油”，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需要斯大林的支持，不但宣布“一边倒”，而且
采取行动证明给斯大林看。1952年12月22日“大肃托”，一夜之间逮捕了一千多名托派
分子，这大概是送给斯大林的一份生日礼物。这些被捕的托派被分别判处三年、五年、
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以至无期徒刑。还有黄鉴铜、郑超麟、尹宽和喻硕遗四人以“罪
恶太大，实在无法量刑”而被挂了起来，一直被关押在监狱，成了实际上的无期徒刑！
1972年，毛泽东指示释放所有在押的托派，但那时全国正处于混乱之中，一句顶一万句
的最高指示并没有得到落实。1975年中共中央提议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罪犯，这些反
国民党的托派才搭上车，一起获得释放。获得释放并没有完全摆脱困境，除像郑超麟这
样的少数人进入政协或文史馆外，多数人在政治上、生活上仍然困难重重。
中国的托派，如作者说的，是一些了不起的人，选择了一种信仰，一生无悔！他们
奋斗过，牺牲过，并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郑超麟在《人民日报》的通讯上看到
，在白公馆、渣滓洞中牺牲的一位叫张露萍的烈士，是托派成员，不禁感叹道：“五星
红旗上也曾有托派先烈的血！”然而参加托派成了他们的“原罪”，洗不清刷不白，一
生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在炼狱中煎熬，直至生命的终结。
本书作者吴基民访问了存活的一些托派成员如王国龙、周仁生、周履锵等，记录了
托派的历史，诚如余秋雨教授对他说的：关于托派，如果你不写，别人不一定会写；而
现在不写，也许以后永远也不会有人写了……而这些事，这些人恰恰是应该有人去关心
去研究的。
这正是《炼狱》一书的意义所在。
来源: 上海书评2011-1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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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1641 | 2 1952年12月22日，我刚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不久，夜里淞庄宿舍的灯光突然大亮。第二
天听说，抓了一批托派。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托派”为何物，后来学习“马列主义基
础”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才知道，这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走狗，是一帮杀人凶
手。至于中国的托派，人们只知道党史上有一个“托陈取消派”，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
奸特务。在国际共运史、苏共党史、中共党史，只要戴上托派的帽子，就等于反革命，
必死无疑。后来看的书多了，知道托洛茨基并非被妖魔化的那样，而是十月革命的功臣
，红军的缔造者，至死不渝的革命家。然而，关于中国的托派，仍然不甚了了。直至读
到吴基民的《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才稍微详细一点地知道在中国革命历
史上还有一批鲜为人知的另类革命家——托派。
《炼狱》以简短的篇幅，介绍了中国托派的奋斗与苦难。它告诉读者中国托派的产
生和历史演变，逐个介绍了托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作者不仅查阅了各种书面资料，而且
亲自访问了一批劫后余生的托派人物，记录了他们的经历和所受的难以想象的苦难。这
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为中国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中国的托派没有辉煌的业绩，更没有尝到过胜利的喜悦，他们的奋斗不为别的，而
是为了信念，为了中国人的美好生活。
托派中有不少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领导人，甚至有像陈独秀这样的中共创
始人，这些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为什么又脱离了共产党，成为异端呢？
实际上，中国的托派是大革命失败的产物。中国的大革命是轰动世界的大事件，是
孤立的苏联的希望所在。那些日子，苏联的《真理报》每天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中国大革
命的进展，把苏联的命运同中国大革命的命运紧紧地联接在一起。遗憾的是，大革命期
间中共的行动是由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遥控的，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指挥肯定是要失
败的。
列宁逝世前后，俄共（后来的联共）开始了激烈的党内斗争，起初争论只涉及党内
民主、经济政策、历史问题等等，后来随着中国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党内的争论发展为
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的争论，出现两派，一个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派，一个是
已经开始在联共党内失势的托洛茨基派。中共遵循的是斯大林的方针，然而在此方针的
指挥下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寻找失败的原因和摆脱困境的出路。有
一批被送到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那里亲眼看到了联共内部的分歧和斗争，
知道他们党内对中国大革命还有另一种主张——托洛茨基的主张，这种主张往往与他们
的苦苦思索不谋而合。于是在这些学生中出现了支持托洛茨基观点的所谓托派。他们毕
业后被遣送回国，也就把托派的火种带到中国。
在整个大革命过程中，托洛茨基不断批判斯大林的方针，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独立
性，退出国民党，不要轻信蒋介石、汪精卫，要有自己的武装，等等。所谓陈独秀的右
倾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的路线，被迫执行的陈独秀只不过是代人受过而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陈独秀一旦了解到托洛茨基的主张，立即加入托派组织中去，一
些在中共担任高级职务的领导人也纷纷转到托派的立场。这时候托洛茨基在联共的党内
已经失势，他的支持者大多被开除出党，有的遭到逮捕，有的遭到流放，他们吸引人之
处不是权力，不是卢布，不是枪支，而是主张和思想。
本来所有这一切都是总结历史教训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党遭到挫折和失败后都应
当做的事，必须做的事，并不涉及什么派别问题。不幸的是，这是在苏联指挥下的革命
，因此对革命的总结本身也不能摆脱联共自身内部的派别斗争。这样，总结经验教训就
成了派别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是中国出现了有组织的托洛茨基派。这个派别一诞生就
注定要遭受苦难、磨难，打入万劫不复的炼狱的。第一，他们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一个
接一个的剿共高潮。国民党哪能分辨出什么是正统的共产党，什么是托洛茨基派！它只
知道，他们的目标都是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搞共产革命的。因此在他们的牢房里关
押的既有共产党人，也有托派党员。不过应当说，国民党没有看错，两者确实都是它的
敌人。第二，他们要面对的是来自共产党的打击。当然，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执政，不
可能动用专政的武器，但是凡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对托派或疑似托派是绝对不客气的。
在日本人的占领区，情况同样如此。在夹缝中求生存，进行奋斗的托派的境遇可以想象
。并且，他们一旦脱离共产党，也就意味着断了自己生存的经济基础，再也得不到苏联
卢布的支持了。他们多数只能依靠卖文为生，并靠此提供所需的活动经费。陈独秀自己
的生活已经够困难的了，但是还得拿出自己的稿费去支持托派的活动。在这种艰难的环
境下，这些人坚持斗争，为的不是金钱富贵，而是实现自己的信念。他们相信自己的主
张是正确的，相信自己奋斗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他们是一群向风车挑战，同风车斗争
的堂吉诃德。
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上，他们找到了比斯大林正确的主张，然而在中国革命的
道路上，无论斯大林的主张，还是托洛茨基的主张都不切合中国的实际，都不能引导中
国走向胜利。不过那时候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在探索之中，没有形成。在这
种情况下，出现各种认识和想法是很自然的，谁是谁非不是用革除教门的办法所能解决
的。尤其是像陈独秀这样的大家，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否则也当不了“五四运动”
的总司令，成不了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加入托派是同自己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后来毛
泽东要他公开承认错误，对陈独秀来说，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认错悔过之类是从斯大
林那里学来的。在列宁时期有过不少党内争论，争论完了，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有“悔
过”一说。到斯大林时期，公开悔过是“犯错误者”必须过的一关。斯大林需要羞辱对
手，只有这样，才能享受胜利的喜悦，才能使对方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不悔过、
不羞辱自己的也许只有两人，这就是托洛茨基和陈独秀！
帮派会社的传统是对外部敌人可以宽恕，甚至可以结盟，但对内部的“叛徒”必须
严惩，必须清除，置之死地而后快。苏联对托派就是如此。托洛茨基失败了，先是被流
放至边远的阿拉木图，然后是被驱逐出境，再后是多次暗杀，终于丧生在苏联特工的冰
斧之下。罗织罪名是实施这些措施的舆论准备，斯大林一口咬定托派是“一伙暗害分子
、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间谍
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有了这些吓人的帽子，就可以格杀勿论了。上世纪三十年代
托派在苏联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在国外活动的托派已经断绝了同国内的联系，然而
斯大林需要制造一个永存的假想敌，把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坏事都同托派联系在一起。三
十年代苏联的三大公开审判案都同托洛茨基挂钩，连被指责为右派的布哈林案也变成“
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把曾经水火不相容的两派捏在一起。王明、康生用的也是这种
伎俩，他们硬说中国的托派接受日本津贴、充当日本间谍。王明公然宣称：“反对托派
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日本间谍。”在王明占据领导地位
的时期，托派这顶帽子是他排除异己的一个法宝，不仅真托派受到打击，而且一些与王
明有分歧反对过他的人也被打成托派，例如在中山大学反对过他的俞秀松、董亦湘，八
路军高级将领左权。
世界托派组织从成立时起，就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内部派别众多。中国托派是世
界托派组织的一个缩影，从建党之时起一直存在四派，无法真正统一起来。本来人数就
不多，又分成四派，其战斗力可想而知。陈独秀1938年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这样一
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如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
动的障碍。”这是对托派的非常清醒的评价。
中国托派的功绩与其说是革命斗争，不如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历来讲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一般只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组现象，十月革命后在中国一开始得到传播的只有列宁、
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学习，那时还没有斯大
林的事。托派中有不少精通外语的人才，在不能从事其他活动的情况下，就坐下来埋头
翻译，不仅翻译托洛茨基的著作，也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精通多种外语
的杜畏之曾担任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人时的翻译。他加入托派仅一
年，1933年脱离了托派，专事教书和翻译，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论》等几十本书。解放后他先后被
关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和北京的秦城监狱从事翻译工作，大概还“为反修斗争”服务过
。刘仁静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建党的元老，是中国托派中唯一去土耳其朝拜过托洛茨基
的人，他在1937年退出了托派，以后一直在国民党机关中工作。1950年发表公开声明，
承认错误，此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就是他翻译的。郑超麟
去世时讣告中给他的一个正式头衔是“翻译家”，他翻译过曾经作为中共党校教材的布
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托洛茨基的名著《俄国革命史》。1975年出狱后，还组织翻
译了伊萨克的《托洛茨基三部曲》（中译名为《先知三部曲》）。托派在传播马克思主
义中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忘记的。顺便说一下，托派反斯大林，但不反列宁，不反马克思
和恩格斯。这很有点像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梅德韦杰夫兄弟。
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担心毛是中国的铁托，是“人造黄
油”，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需要斯大林的支持，不但宣布“一边倒”，而且
采取行动证明给斯大林看。1952年12月22日“大肃托”，一夜之间逮捕了一千多名托派
分子，这大概是送给斯大林的一份生日礼物。这些被捕的托派被分别判处三年、五年、
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以至无期徒刑。还有黄鉴铜、郑超麟、尹宽和喻硕遗四人以“罪
恶太大，实在无法量刑”而被挂了起来，一直被关押在监狱，成了实际上的无期徒刑！
1972年，毛泽东指示释放所有在押的托派，但那时全国正处于混乱之中，一句顶一万句
的最高指示并没有得到落实。1975年中共中央提议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罪犯，这些反
国民党的托派才搭上车，一起获得释放。获得释放并没有完全摆脱困境，除像郑超麟这
样的少数人进入政协或文史馆外，多数人在政治上、生活上仍然困难重重。
中国的托派，如作者说的，是一些了不起的人，选择了一种信仰，一生无悔！他们
奋斗过，牺牲过，并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郑超麟在《人民日报》的通讯上看到
，在白公馆、渣滓洞中牺牲的一位叫张露萍的烈士，是托派成员，不禁感叹道：“五星
红旗上也曾有托派先烈的血！”然而参加托派成了他们的“原罪”，洗不清刷不白，一
生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在炼狱中煎熬，直至生命的终结。
本书作者吴基民访问了存活的一些托派成员如王国龙、周仁生、周履锵等，记录了
托派的历史，诚如余秋雨教授对他说的：关于托派，如果你不写，别人不一定会写；而
现在不写，也许以后永远也不会有人写了……而这些事，这些人恰恰是应该有人去关心
去研究的。
这正是《炼狱》一书的意义所在。
来源: 上海书评2011-10-29 |
p***r
发帖数: 20570 | 3 布哈林，托勒斯基也可以算是革命中被反向筛选的典型了。这有点象什叶派，都是教内
的异端，不过什叶派好歹还有些地盘。
【在 j******n 的大作中提到】
: 1952年12月22日，我刚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不久，夜里淞庄宿舍的灯光突然大亮。第二
: 天听说，抓了一批托派。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托派”为何物，后来学习“马列主义基
: 础”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才知道，这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走狗，是一帮杀人凶
: 手。至于中国的托派，人们只知道党史上有一个“托陈取消派”，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
: 奸特务。在国际共运史、苏共党史、中共党史，只要戴上托派的帽子，就等于反革命，
: 必死无疑。后来看的书多了，知道托洛茨基并非被妖魔化的那样，而是十月革命的功臣
: ，红军的缔造者，至死不渝的革命家。然而，关于中国的托派，仍然不甚了了。直至读
: 到吴基民的《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才稍微详细一点地知道在中国革命历
: 史上还有一批鲜为人知的另类革命家——托派。
: 《炼狱》以简短的篇幅，介绍了中国托派的奋斗与苦难。它告诉读者中国托派的产
|
b*s
发帖数: 82482 | 4 “快去报告列宁，布哈林是叛徒！”
--葛优
【在 p***r 的大作中提到】
: 布哈林，托勒斯基也可以算是革命中被反向筛选的典型了。这有点象什叶派，都是教内
: 的异端，不过什叶派好歹还有些地盘。
|
p***r
发帖数: 20570 | 5 布哈林实在是挺惨的。本来是列宁最器重的，后来被斯大林给毙了。他死的时候５０，
老婆２３，他写了封遗书给老婆，让她背下来，然后烧掉原件，等斯大林死了以后再交
给未来的党的领导人，期待平反。他死之后，老婆被发配到西泊利亚，待了１５年才回
来。５０年代，等斯大林死了，她就把信默写出来，给了赫鲁晓夫，后者本来想平反，
结果法共说如果这样，法共会有一半人退党，于是就算了，这一拖就拖到８８年，哥耳
巴乔夫才给最后平反的，马上苏联也就解体了。信写得不错，讲的就是革命党到执政党
的异化和自己被反向筛选。捷尔任斯基本来支持他的，后来也死的不太清楚。
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
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
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
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有组织地炮制大量的流言蜚语。他们这些行动是
非常果断而有信心的。
现在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世，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了。当时，革命的思想指导
他们的一切行动，使他们对敌人无情，对付各种反革命，保卫了国家。所以契卡机构受
到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而现在，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
构，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
的组织。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我不敢说得更多），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
他们利用了契卡原来的威信，进行最卑鄙的活动。而他们不懂得，他们同时也在消灭他
们自己，因为历史是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的。 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
任何中央委员、党员变为叛徒、恐怖分子、暗杀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
疑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
乌云笼罩在党的头上。我的毫无罪恶的头，将会株连几千名无辜的人，因为要制造
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不但在今天，在我和党七年来没有任何分歧的
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就是在右倾反对派时代，也从未有过。关于柳京和乌格拉诺夫的秘
密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开地说出了我们的观点。
我从18岁起就在党内，我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胜
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这几天却刊登了卑鄙无耻的谎言
，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
的无耻谎言。这个谎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对人民不负责的程度，只能和下面这样的谎
言划等号，就是：现在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辈子都反对资本
主义、君主制度，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
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我希望后代对我的批评不
要严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人们未
曾走过的道路上。那个时代不一样，风尚也不同。那时《真理报》上辟有辩论专栏，大
家在争论，寻找途径，争论后有和好，继续共同前进。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
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扩大，像火焰一样越燃烧越厉
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经过历史的
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
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
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
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想共产主义胜利进军的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
滴鲜血。
【在 b*s 的大作中提到】
: “快去报告列宁，布哈林是叛徒！”
: --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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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发帖数: 20439 | 6 50岁的时候老婆23 这还叫惨啊
【在 p***r 的大作中提到】
: 布哈林实在是挺惨的。本来是列宁最器重的，后来被斯大林给毙了。他死的时候５０，
: 老婆２３，他写了封遗书给老婆，让她背下来，然后烧掉原件，等斯大林死了以后再交
: 给未来的党的领导人，期待平反。他死之后，老婆被发配到西泊利亚，待了１５年才回
: 来。５０年代，等斯大林死了，她就把信默写出来，给了赫鲁晓夫，后者本来想平反，
: 结果法共说如果这样，法共会有一半人退党，于是就算了，这一拖就拖到８８年，哥耳
: 巴乔夫才给最后平反的，马上苏联也就解体了。信写得不错，讲的就是革命党到执政党
: 的异化和自己被反向筛选。捷尔任斯基本来支持他的，后来也死的不太清楚。
: 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
: 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
: 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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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发帖数: 20570 | 7 她嫁的时候布哈林已经被打倒了，整天被批判。
【在 l****i 的大作中提到】
: 50岁的时候老婆23 这还叫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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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
发帖数: 21641 | 8 刚看到一段话
第二，文革中打人的该不该道歉，应该怎样道歉？
当然应该道歉。但最重要的是当权者要道歉，端正是非。没有这一点，个人的自发道歉
，虽然很有意义，但效果十分有限。只有一个国家端正是非，对过去的罪恶实行清算，
还历史以真相，才能有改正之功效，才能教育其人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不然黑白颠倒，是非不清，人心混乱。单靠个人悟性，常常是达不到认识的目的的。有
的人敏感些，开窍一些，有的人则不然，加上没有教育教化，小的时候是小王八蛋，老
的时候是老王八蛋，是很经常的事。农村有俗话说，“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倒
不是这些人生下来就是猪，而是他们没有遇到成人的条件，所以不能变化。人做坏事，
有的是因为愚昧无知，有的是因为愚蠢轻信，有的，当然是evil。所以这里面有种种不
同，减少人做坏事，也要从解决这几方面的问题入手。
个人自发醒悟，向打过的人主动道歉，是件好事，可遇不可求。理想是这样的事情能蔚
然成风，触动一些沉睡的心灵，使他们有灵魂的触动。但这实在是理想化的事。在整个
社会不能大张旗鼓地宣扬这些事情，对文革实施彻底的清算的情况下，只能期待个别的
，少数的人，肯自己站出来，做忏悔，求个人内心的安静，灵魂的熨贴，给那些受害者
一点慰籍。
那些打过人而至今不道歉的人，是无耻的，起码是不觉悟的。能认识到打老婆不对的人
，都应该有这样的觉悟。但可惜的很，社会上认识到打老婆不对的人，还不是绝大多数
，所以前面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人感受到的温情越多，其心便会变得越柔弱，其人
类的理性就越容易发挥，人的绝对道德律令就越容易做功。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电影《朗读者（The Reader）》所表现的。一些人因为被洗脑，
成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没有批判思维，而成为电影里女狱卒那样的“平庸的作恶
者”，在杀人机器上一丝不苟，是没有人性的一颗螺丝钉。其看不见生命的意义，也意
识不到生命的被摧残，因为觉得自己在行高尚的伟业。但认识到真相之后，就有自身人
性的苏醒，悔悟，以至于不能自己，无地自容，最后被沉重的罪感压垮而选择自杀。
没有真相，就没有教育，就很难有觉醒和悔悟。试想，如果没有那些被关着的犹太人因
为不能逃离而被全部烧死的真相的暴露，法庭上各种陈述的教育，那个女狱卒是不会意
识到自己所作的恶的。在目前，对于文革的清算，离这个还太远，还有太多的真相没被
揭露出来。在罪魁祸首没有被追究的情况下，只追究执行者的责任，也是不公平公正的
，不符合社会正义的原则。
南非的真相与和解，是人类进步和美好人性的一个集中体现。其中也充满了人类的智慧
，为中国解决文革难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推倒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是解决中国
各种社会问题的核心。“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独裁专制是中国社会进步，中国人民
获得美好人性的最大的拦路石。不搬除这个拦路石，中国要走向光明进步，是不能想象
的。因为独裁专制的目的邪恶，手段邪恶，所以一切无不邪恶，与人的自由解放精神无
不违逆。要取得中国人的自由解放，非推倒独裁专制不可。没有这一点，不仅文革不能
得到清算，而且还会在目前以至于将来，天天制造文革，只不过是规模小了一号而已。
【在 p***r 的大作中提到】
: 布哈林实在是挺惨的。本来是列宁最器重的，后来被斯大林给毙了。他死的时候５０，
: 老婆２３，他写了封遗书给老婆，让她背下来，然后烧掉原件，等斯大林死了以后再交
: 给未来的党的领导人，期待平反。他死之后，老婆被发配到西泊利亚，待了１５年才回
: 来。５０年代，等斯大林死了，她就把信默写出来，给了赫鲁晓夫，后者本来想平反，
: 结果法共说如果这样，法共会有一半人退党，于是就算了，这一拖就拖到８８年，哥耳
: 巴乔夫才给最后平反的，马上苏联也就解体了。信写得不错，讲的就是革命党到执政党
: 的异化和自己被反向筛选。捷尔任斯基本来支持他的，后来也死的不太清楚。
: 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
: 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
: 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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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
发帖数: 35031 | 9 嘿嘿，说的好
【在 j******n 的大作中提到】
: 刚看到一段话
: 第二，文革中打人的该不该道歉，应该怎样道歉？
: 当然应该道歉。但最重要的是当权者要道歉，端正是非。没有这一点，个人的自发道歉
: ，虽然很有意义，但效果十分有限。只有一个国家端正是非，对过去的罪恶实行清算，
: 还历史以真相，才能有改正之功效，才能教育其人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 不然黑白颠倒，是非不清，人心混乱。单靠个人悟性，常常是达不到认识的目的的。有
: 的人敏感些，开窍一些，有的人则不然，加上没有教育教化，小的时候是小王八蛋，老
: 的时候是老王八蛋，是很经常的事。农村有俗话说，“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倒
: 不是这些人生下来就是猪，而是他们没有遇到成人的条件，所以不能变化。人做坏事，
: 有的是因为愚昧无知，有的是因为愚蠢轻信，有的，当然是evil。所以这里面有种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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