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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1 在被虐杀整整四十年后，沈元——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仍是个陌生的名字，网上关于他
的信息也稀稀落落，有点儿冷清。即使在他的母校北大，大多数学子连林昭尚且不知道
，更不要说沈元了。这个流血太多、至今还将许多流血者的名字视为禁忌的民族，经历
了太多的非正常死亡，太多的暴戾和虐杀，对流血、杀人彷佛早已麻木，沈元只是这个
被杀者名单中的一个，在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名录中，他能拥有一席之地，几百字的
介绍，似乎已属万幸，因为更多的人连姓名都已被湮没了。
郭罗基回忆沈元当右派经过
我读过沈元同学郭罗基的长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北京大学反右运
动回忆录〉，对他的生平和遭难才有了一点了解。沈元以“叛国投敌”的反革命罪被夺
去三十二岁的年轻生命是在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种下祸根却是在更年轻的
一九五七年，甚至更早的一九五六年。那时他在北大历史系求学，满脑子的雄心壮志，
要成为“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他也确实有“狂妄”的理由，在史学上有
过人的天分，也坐得住冷板凳，他生前不仅深得黎澍、丁守和等学者的赏识，凭一篇〈
急就篇研究〉就得到了郭沫若、范文澜的好评。
一九五六年，他从英国《工人日报》读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暴虐无情、杀人如麻的斯大林原先在他心目中的光环瞬间滑落，震惊之余，他摘译了部
分内容与同学分享。这是他们学的《联共（布）党史教程》看不到的，在同学议论中，
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后，郭罗基仍记得他当时的疑问，“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
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斯大林凭什么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干
了坏事可以长期隐瞒？”赫鲁晓夫仅仅归结为个人崇拜，他却直言根本上还是制度问题
。一九五六年所谓“双百”方针出笼，正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何况又是私下的议
论，他自然没有什么顾虑。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姿
态动人，话语漂亮，储安平等人就是这样上当的。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
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
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搞的。“五一九”以后，他虽然
也同意林希翎、谭天荣的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
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还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他是标准的
左派。说到底，他只想做学问，钻他的故纸堆。然而，在北大按百分比划右派时，他还
是在劫难逃。
在感叹命运之神对沈元的不公时，熟悉他的人常常感叹一个天才的夭折。赏识他的黎澍
认为他遭难的因由来自人妒其才，这些说法也许没有错，我更在意的则是自一九五七年
那场灾难降临以来，包括他身边的同学、最接近的人们做出的反应。“在对沈元进行揭
发批判时，四二三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那些
同学当初可都是认同他的观点，而且是一起出墙报的。他的中学女同学、时在北大东语
系的宋诒瑞直接找到郭罗基，要与沈元划清界限，把沈元与她的通信都交给党组织。如
果不是郭冒险把这些信悄悄藏了起来，他们很可能因这些私人通信而被打成“反革命小
集团”。幸免的宋诒瑞多年后编了一本纪念沈元的文集《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
高材生之死》。
反右之前已被当作异己监视
远在“鸣放”之前，沈元的党员同学就指责他“不靠拢党组织”。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被
悄悄地盯着，当然每个人都被盯着。这就可以理解郭罗基想保他过关时，上级认定“他
早就是右派”，不仅指出他的“《准风月谈》就是向党进攻，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是猖狂
地向党进攻。”甚至追溯到他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那些私下的议论，原来指控他
“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伏笔在一九五七年之前就已埋下。
成为“右派”，而且是“极右”，这是沈元短暂一生的转折点，一九五七年是他通向一
九七〇年之路的起点，事实上，死亡之门一九五七年即为他打开了。数年之后，沈元以
“摘帽右派”之身成为识才、爱才的黎澍助手，并在《历史研究》发表多篇有分量的文
章，一次次引起轰动，范文澜说他文章比自己写得好。研究机关和大学都在谈论这位“
右派明星”。历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揭发“沈元事件”的油印材
料竟然寄到了毛泽东那里，虽被秘书田家英暂时压下，接着又有人到中宣部告发“黎澍
重用右派”。中宣部调查之后下的结论，“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老实说，有史学才
华的沈元与那个时代并不构成冲突，他既没有林昭那样洞穿极权奥秘的思想，成为右派
之后也没有对现实提出批评和质疑，他只想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内做学术研究，
而不是挑战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现存权力。
然而，等到“文革”，就连黎澍也被揪出来，这片土地已无才华横溢的沈元容身之处。
一九六八年夏天，他化装成黑人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表示去苏的意愿，被拒绝收留，
过几天再去，即遭逮捕。随身所带的所谓“机密材料”不过是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文
革受难者》说他是进入马里驻华使馆）。
举报者与当局合谋杀害沈元
最终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个黑暗的罪恶的制度，但不能排除那些来自人性、人心的
致命伤害，正是这些伤害与制度一起将他一步步推向了刑场。或许有人会说，那些打小
报告，举报他的，在大难临头时为求自保落井下石的，妒忌他的才华而告发到中宣部乃
至毛泽东那里的人，都是制度的产物，是那个鼓励告密的时代造成的。这样说诚然没有
错，问题在于许多时候，举报、告密不是来自上级命令和职务行为，完全是自动的、自
发的个人行为。即使为了自保，在运动到来时迫于压力的划清界限，也并不完全是不可
免的。这当中仍有可凭良心选择的余地。
毫无疑问，来自原本抱有同样观点的同学尤其是亲密关系的同学的揭发，对他内心造成
的伤害是巨大的。所以，当他得知中学同学交出他们的通信时，脱口而出：“她怎么能
这样干？”郭罗基劝他说：“你不要怪她，这种时候谁都会这样干。”这也确是实话，
那个时代这样干恰恰是正常的，不这样干却是不正常的。（不过宋诒瑞回忆，交出这些
信还有一个天真的用意，就是想证明沈元不过是个普通纯真的学生，这应该也是可信的
。）这是一个制度对人性的异化，不仅将恐惧内化到一个人的骨髓中，更严重的是往往
还自认为在做一件正确的事，与这个制度、时代保持一致乃至参与作恶不是一种羞耻，
反而是一种光荣。
沈元最终想逃离这样变态的国度、变态的时代，并因此而丧命。可以说，是这个密不透
风的极权制度杀害了他，更是他身边的人合谋杀害了他。如果不能从人性深处得到反省
，仅仅在制度上寻找沈元之死的根源，还是不够的。在他被虐杀四十年后，在我们这块
土地上，唤醒良心、人性，重建社会，与改变制度的责任一样紧迫，甚至更为艰难。记
住沈元他们，记得许多被黑暗无情吞噬的人们，无论是天才洋溢的生命，还是普普通通
的受难者，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更是为了建立一种人人可以免于恐惧、免于被异化、
免于被虐杀的安全正常的生活。这比简单地追诉谁是凶手来得重要，也远比感叹天才的
消亡来得沉重。
一九八一年，在沈元被杀十一年后，迟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嚎啕大
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这一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恸哭，应该
永留在历史当中，时时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
二〇一〇年十月四日
《开放》2010年11月号 | Z**********g
发帖数: 14173 | 2 这就是个垃圾东林党后裔，上刑场怕什么，来个汪兆铭先生的“引刀成一快”，多洒脱
。 | Z**********g
发帖数: 1417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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