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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3 | 1 明初，朱元璋发动了“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作为司法改革的旗手，首先在
法外之法的《大诰》中赋予耆民豪杰可直接将污吏贪官“绑缚赴京治罪”之权，若各级
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
以行政手段来改造司法，发动旨在重新整合社会的清洗运动，形成一整套严密的社
会监控网络，是朱元璋惯用的手法。
朱元璋仿《周书·大诰》之篇名，“陈大道以诰天下”，以“当世事”警诫臣民，
永以为训。“诰”本意为讲道理，采用形象贴切的比喻，生动说理。《大诰》虽继承了
这一特点，以案例和俗语讲述的形式编写，但究以严惩为主旨，血腥味十足。洪武十八
年（1385年）10月至洪武二十年（1387年）12月相继颁发了《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
编》《御制大诰三编》。204条诰文中，整饬吏治的就达到123条，占60%之多。
绑缚赴京的规定首先出现在《大诰》初编第五十九条乡民除患内：“今后布政司府
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
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会议城市乡村，将
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
枭令，拿赴京时，关津渡口，毋得阻挡。”对邀截阻挡及其他阻碍者施以重刑，便是城
乡贤良豪杰绑缚进京的配套制度。
《大诰》初编已经将范围扩大到城乡，但仅限于灭词讼、教唆诬陷之徒。故而《大
诰》续编将范围扩大到一切扰民之徒，而且只赋予高年有德的耆民，不再是贤良方正豪
杰之士，指代更为明确：“……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
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
民拿害民官吏从诏令，但律不许赴京越诉，所以洪武二十六年以后，《大诰》三编
中的条目才不断被载入新颁的律令之中。但到三编发布时，被恶意利用的绑缚制度已十
分普遍，因此在三编中特地将“臣民倚法为奸”放在第一篇，列举各种钻营绑缚条的典
型案例，共计18个。案发地以江浙地区为多，还有山东、江西、南京周边等地，证明诣
阙对离京师遥远之民来说，可望而不可即。从三编中的几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到一个“好
心办坏事”的帝王“拍脑袋”决定的后果，通过绑缚赴京建立起来的群众司法维和，根
子里还是行政思维。
朱元璋期待的绑缚进京制度的效果是“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但显
然并非如此。“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更有
甚者还出现民众借机公报私仇，将胥吏豪强绑缚勒索财物。
到洪武十九年初，朱元璋只发现常熟农人陈寿六谨遵圣意：“《大诰》一出，从吾
命者惟常熟县陈寿六”，所以在续编中特将陈寿六浓重推介成全国优秀典型。
常熟农民陈寿六因受县吏顾瑛欺压迫害，与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县吏，携带《
大诰》赴京面奏。陈寿六的做法显然不符合法定程序，即没有年高耆老，也没有豪杰，
而且没有邻人做证。此案竟然由朱元璋亲审，并未通过通政司，颇为奇怪。作为奖赏，
朱元璋“赏钞二十锭，三人衣服各二件”，并免其杂役三年，还要求将其事迹榜谕市村
；为防止官吏打击报复，特申明敢有罗织生事扰害者族诛，捏词诬陷者族诛。最后竟知
照下面官吏，“陈寿六倘有过失，不许擅勾，以状来闻，然后京师差人宣至，朕亲问其
由”。即使陈寿六违法，可不受一般审判程序管束，特由朱元璋自己审理。
陈寿六作为标杆榜样，当然被朱元璋大书特书，但如若都像陈寿六那样，皇帝如何
应对帝国其他事务？到朱棣之子仁宗掌朝时，更是彻底放弃了绑缚之策，只许诸人首告
，但须经有司拿问解京治罪。
朱元璋铁腕治吏的过程正是“绑缚赴京”制度问世和发展的过程。自洪武十三年治
胡党，十五年空印案发，十八年惩治郭桓案，到十九年扩大为对积年为民害的官吏进行
大规模严打，杀戮近十万人，彻底整肃官场“玩恶泼皮”。不过整治归整治，基层万般
行政事务不能靠群众自立，也不能让皇帝亲力亲为，明代“三班六房”的胥吏和衙役承
担了大量基层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
比如，以消除“天下积年民害”运动为中心的洪武十九年整治，正是以《大诰》续
编为最高指示开展的，仅松江府就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900余名，削减幅度高达四分
之三，借此整顿的全国吏员至少有一半。本该由吏员承担的行政事务不会因为吏员的缩
减而减少，况且，仅仅靠惩罚性制度创新来解决官场吏治的弊端，效果十分有限。清人
沈家本对此曾道：“不究其习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终于威竭而不振也。”时人海瑞
也曾感叹，凭一己之力“日与群小较量是非”倍感“窝蜂难犯”，这实际上侧面回答了
朱元璋自己的疑问：“朕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暮犯？”明代没有杀灭胥吏的威风，
到了清代愈演愈烈，自清代中期以后，即便规定了员额制，但胥吏“乃或贴写或挂名，
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如果按照当时1700个县来
算，胥吏数目之大难以想象，故又有“州县与胥吏共天下”之说，以致出现“任尔官清
似水，怎敌吏胥如油”的现象。
无怪乎到了明清更替之际，顾炎武感叹“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
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官弱吏强，本质上还是与官员以及官场习气有关。朱
元璋的绑缚进京策实际上并未抓住吏治之根本，仍不能解决“官冗于上，吏肆于下”的
官场弊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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