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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723 | 1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147013.html
王春瑜
姚雪垠同志是大家所熟悉的老作家。尽管我和其他同志一样，感觉他的长篇历史小
说《李自成》，也有把古人现代化——诸如李自成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
老神仙太神之类的倾向，但是，每当想到这是建国后我国第一部描写明末农民战争的历
史小说，我便感到雪垠同志的努力是可贵的。不过，最近读了他在《文汇月刊》发表的
长文《评〈甲申三百年祭〉》，则感到文中大部分论点难以苟同。
雪垠同志把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说得一钱不值，斥为“代表一种不严肃的学风
”、“黯然无光的著作”、“反科学的历史著作”，断言必须“推倒”；而且只有这样
做，才“是对祖国历史负责，对全国读书界负责，对千百万中学生负责”。《甲申三百
年祭》果真被雪垠同志“推倒”了吗？我看根本没有。
雪垠同志花了那么多的笔墨，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抓问题，大力抨击，但归结起
来，实际上只有两大类： 一是史学界迄无定论，至今还在争论中的问题，雪垠同志执
其一说，便将郭老的论点一笔勾销，并大加挞伐；二是郭老囿于抗战期间的治史条件（
史学界对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成果，微不足道，难以借鉴；搜罗史籍不便），以及他
的学术专长，本来就不在明史领域，因此述及某些史实，难免有失误之处。对这两类问
题略加分析，我认为雪垠同志想“推倒”《甲申三百年祭》，不仅是劳而无功，而且对
郭老的评价也是很不公正的。
关于第一类问题，不妨以李岩为例。究竟有无李岩其人？早在清朝前期，就有人提
出怀疑。1978年，顾诚同志在《历史研究》第五期发表《李岩质疑》一文，广搜史籍，
钩沉抉微，极力主张历史上并无李岩其人。毋庸讳言，我是倾向于顾诚同志的看法的。
但这决不等于说，顾诚同志的结论就是李岩问题的终极真理，更不等于说，自此文发表
后，史学界凡是认为历史上有李岩其人的，就要如雪垠同志指责的，是什么“沿袭荒唐
谬说”、“不严肃”。不，李岩的问题还是会争论下去的。目前，专治明史的同志，看
法很不一致。在有关著述中，有的继续认为确有李岩其人，有的赞同并无李岩其人，各
说并存。我以为这是很正常的。事实上，主张无李岩说的同志，要把明清之际关于李岩
的大量记载，逐条辨明来龙去脉，予以勾销，还要作出艰苦的努力。譬如说，我看就难
以勾销这条记载： “周同谷，字翰西，号鹤臞。诸生，曾充史可法幕僚。”［1］明亡
，流寓昆山，著有《同谷集》、《霜猿集》等书。《霜猿集》载诗80余首。并作注、咏
，述崇祯一朝时事，可供史家引证者不少。其中的一首诗谓： “膏沐无施有泪悬，去
朝王母冠群仙，清河当日为予说，可作千秋信史传。”诗中说的是什么？周同谷注道：
“懿安后自尽，悬绝于地，伪将军李岩知为后，戒其党勿得犯。欲送还太康伯家，后
从容自缢死。……张孟坚从贼入宫，亲见后死，曾为予言之，足证野史之失。”这里，
周同谷记下了曾亲眼目睹李岩救懿安皇后的张孟坚的口述，因此他才这样重视，认为“
可作千秋信史传”。就周同谷来说，他对明末农民军是仇视的，记下这条史料倒并非是
要让李岩流芳千秋，而是说明懿安皇后张氏的结局。由于天启皇帝的贵妃任氏，在明亡
后曾冒充懿安皇后，招摇撞骗，致使讹言四起，误传懿安皇后在李自成进宫后，没有自
缢死，甚至投降了。此事遂成一大疑案。而张孟坚的目击所语，“足证野史之失”。应
当指出，周同谷是个严肃的文人，《霜猿集》记崇祯朝史事，皆有所据，绝大部分都有
比较高的史料价值。惟其如此，前辈明史学者孟森先生曾特作《霜猿集校订补注》一书
。［2］判断张孟坚述李岩事是否可信的关键之一，是在于懿安皇后在李自成军进宫后
，是否确实自缢于宫中；因为如果失掉这个前提，李岩“戒其党勿得犯”之说，便是胡
扯。顺治时，贺宿作《懿安事略》谓： “顺治庚子（1660），余至燕，遇旧时内侍王
永寿，曾管事宫中。余乃问张后陷贼乎？王奄叹曰： 伤哉，此言也！……崇祯甲申，
李贼入京师，宫中鼎沸，后闻变自缢，永寿已目睹其死。”这里，又清清楚楚地记录了
太监王永寿的目击记，张后的确“闻变自缢”而死。清初文人对王永寿之说相当重视，
龚鼎孳、纪昀为张后所作事略、传记，以及毛奇龄作《彤史拾遗记》，都采入以存真。
吴伟业撰《绥寇纪略》时，显然经过推敲，也将王永寿语特地编入《补遗》中，载谓：
“懿安后缢而未绝，伪将军李岩，河南人，知为后，禁其下勿侵犯。”当然，细察张
孟坚、王永寿语的全文，也微有不同。如翻检谈迁《国榷》、《北游录》、顾炎武《昌
平山水记》等史籍，说法更不大一样。但是，正如孟森在《霜猿集校订补注》中所作结
论那样，“要之清廷能得其尸（按： 指张后）而为之合葬于德陵（按： 指明熹宗即天
启皇帝财陵），则必自有根据矣（按： 葬张后事见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元年五月己
酉条及《清史稿·世祖纪》）。”
总而言之，从《霜猿集》看来，清初各种史籍中关于李岩的记载还很不少，不能一
概目为因袭《定鼎奇闻》之类反动小说的胡诌。这类记载，对主张无李岩其人说的同志
不利。真相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就不言而喻，对于史学界还远远没有取得
一致结论的李岩问题，雪垠同志因为自己否定有李岩其人，便批评郭老“不肯多看一点
历史资料，急于写文，轻作论断”，甚至说郭老“沿袭荒唐谬说，且加宣扬……恐怕不
能算是史学家应有的严肃态度”。这是无法服人的。顺便提一下，姚雪垠同志过去也是
深信有李岩其人的。比如1974年3月就说过： “我认为李岩确有其人，但身世籍贯有疑
问。”［3］直到1977年5月，他在为《李自成》写的再版前言中，仍然说“大顺军中确
有李信（按： 李信即李岩）这个人”。［4］只是在1978年以后，他才否定有李岩的存
在。我认为，随着史学界研究的深入，否定自己过去的某些学术观点，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不应该据此指责姚雪垠同志在1978年以前说有李岩，就是“沿袭荒唐谬说”，或者
说，“为什么不多找一些资料看看？”但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又怎么能够对30多
年前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写了李岩，而作出这样的责难呢？
关于第二类问题，即《甲申三百年祭》中史实方面确有某些失误，雪垠同志加以订
正，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在对《甲申三百年祭》作总体评价时，应该如何权衡这些失误
？我认为，连雪垠同志也表示敬重的明史专家谢国桢先生在1964年版《增订晚明史籍考
》中评价《甲申三百年祭》的一段话，是发人深思的： “或者有人谓作者对于史事颇
有所疏……此可谓但见其枝节，而未能窥其全体，读史者主要当提出关键性之问题，若
追求于一隅，或苛责于末节，此可谓未识其大者也。”这是公允之论。而综观姚文，他
对郭老的评价，正是丢掉“全体”，“苛责于末节”。这是很不公道的。尽人皆知，《
李自成》是历史小说，创作时，主要当然是用艺术想象虚构，但也必须依据历史，援引
史料。同样尽人皆知的是，雪垠同志是作家，而不是史学家。因此，他在引用史料以及
为小说作历史注脚时，也难免有一些失误。聊举一例。谈迁《北游录·纪闻上·榜购一
词》条载谓： “总督（按： 应为督师）杨文岳（按： 文岳是文弱之误）（嗣昌）出
师榜缉剧贼张献忠，画二人头，书《西江月》词一首，曰： ‘此是谷城叛贼，而今狗
命垂亡。兴安平利走四方，四下天兵赶上。逃去改名换姓，单身黑衣逃藏。军民人等绑
来降，玉带锦衣升赏。’祖此词遍粘通衢，可笑甚矣。”而雪垠同志在《李自成》第一
卷上册第70页引此词时，却说是“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告示”；而且把这首《西江月》，
写成“此是李闯逆贼，而今狗命垂亡。……撒下天罗地网，量他无处逃藏。军民人等绑
来降，玉帝锦衣升赏”。显然，雪垠同志已将这首《西江月》改了。但这一改，问题就
来了。不仅改成“此是李闯逆贼”，毫无根据，而且词的下半阕，什么“撒下天罗地网
，量他无处逃藏”，这种类似现代电影《地道战》主题歌的语气，也不像明朝人的口吻
；将“玉带锦衣升赏”，改成“玉帝锦衣升赏”，尤为不妥。因为当时“军民人等”如
果看了布告，说拼了命把“李闯逆贼”抓来后，可以到天上的玉皇大帝那儿去领赏，那
不更是笑话吗？有谁还相信而愿意卖命呢？
不妨再举一例。无论是清初以及当代否定历史上有李岩其人的，一个共同的重要论
点，是说李岩是清初小说《定鼎奇闻》、《樵史通俗演义》等编造出来，然后又混入史
籍，搞乱了历史真相的。雪垠同志在《评〈甲申三百年祭〉》中，从《开封府志》转引
康熙《杞县志》原载的《李公子辨》，力证杞县无李岩其人。但是，正是这篇《李公子
辨》，指责“《樵史》诬伪多端，莫可枚举”，并说“或谓书乃一卖国大老雇人代作。
果尔，则欲掩滔天，不惜吊诡”。对此，雪垠同志抄录后，未置一词。可是，这种对《
樵史》的指责，以及对该书著者的臆测，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樵史》的全称
为《樵史通俗演义》，计40回，1937年北京大学史料室曾据马隅卿先生旧藏清初刊本翻
印，但因为旋即战火纷飞，书多散失，流传甚少。这本书的著者是谁，前辈史学家孟森
先生在为重印本所撰的序文《书樵史通俗演义》中，以及谢国桢先生在《晚明史籍考》
中，均未能考出。查光绪《青浦县志》卷27，“艺术”，第8页载谓： “《樵史》，四
卷，陆应旸著。”所言甚明。陆应旸的生平，也见于此志卷19，“文苑传”，第15—16
页。文谓： “陆应阳（按： 当为旸字之误），字伯生，郊子也。少补县学生，已而被
斥，绝意仕进。……王世贞好以名笼络后进，常誉应阳。应阳不往，时论益以为高。万
历时修复孔宅，应阳之力居多。卒年八十有六。应阳作诗，喜用鸿雁字，人呼为陆鸿雁
。”证之以《樵史》，书写到南明弘光小朝廷覆亡为止，没有写唐、桂二王，正如孟森
先生所说，《樵史》“或者成书在南部甫下之后”。由此推算，陆应旸盖卒于清顺治初
年，生年当在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左右；一生经历八朝（包括弘光在内），实亦史所罕
见。应旸在《樵史》序中谓： “望旧都兮迢迢，思贤人兮焦焦。”明遗民之心情，溢
于言表。书中叙述李自成事迹时，曾批评《剿寇小说》、《新世弘勋》（即《定鼎奇闻
》），指出皆不足据。孟森先生说此书“为明遗（民）写实之作，而托体于通俗以自晦
者也。笔墨甚高而故作俚语”。所言甚是。由此不难看出，《李公子辨》指责《樵史》
“诬伪多端，莫可枚举”，甚至怀疑此书“乃一卖国大老雇人代作”，是站不住脚的。
《樵史》第二十九回，是“李公子投闯逃祸，杨督师失机殒生”，述及李岩造反事迹。
到底有无李岩？当然可以继续研究、争鸣。但不能将史料价值很高的《樵史》与反动小
说《新世弘勋》简单等同，《樵史》中既述及李岩，就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而雪垠
同志引《李公子辨》时，抄完了事，因袭清初人的旧说，显然是不够妥当的。
当然，雪垠同志的这些失误，不过是枝微末节，即使把雪垠同志《李自成》和近几
年写的几篇历史论文中种种失误全部搜集起来，也绝对不能由此立论，把《李自成》一
书说得一钱不值，甚至要加以“推倒”。可是，为什么雪垠同志批评郭老时，却又是这
样做呢？
雪垠同志声称只有“推倒”《甲申三百年祭》，才“是对祖国历史负责，对全国读
书界负责，对千百万中学生负责”。这些话，对批评郭老此文是很不妥当的。值得注意
的是，雪垠同志言下之意，起码是自认为对历史、读书界、中学生一向是很负责的。我
看也不见得。且举一例。他在《李自成》第一卷上册第319页写道： “几年之后，他（
指李自成）还是念念不忘在商洛山中的一段生活，曾于战争之暇写过《商雒杂忆》七绝
十二首和七古一首。可惜大顺军失败之后……不但这十二首七绝不再存留于天地之间，
连那首七古也被埋没了三百多年，最近才有人因偶然的机会发现半首，余下的一半也将
永难找到了。……现在抄在下边……： ‘收拾残破费经营，暂驻商雒苦练兵。月夜贪
看击剑晚，星晨风送马蹄轻’。”真是活龙活现！小说家言，波谲云诡，我们除对雪垠
同志艺术匠心深感钦佩外，本来无可指责。但是，这首诗却糊弄了不少人。1974年，中
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并非研究明史的青年写的小册子《李自成起义》（当时，史学园地群
芳凋谢，《李自成起义》在书店十分显眼，雪垠同志应该是能看到的），竟将这首《商
雒杂忆》当做史料引用，此门一开，某些史学论著遂竞相效尤，将此诗视为李自成的珍
贵史料而纷纷引用，先后达11种之多。其实，这首诗的作者不是李自成，而是写《李自
成》的雪垠同志自己。既然这首诗已在史学界特别是包括中学生在内的读书界引起误解
，造成紊乱，雪垠同志为什么一声不吭呢？
明清史料，浩如烟海；明清之际史事，纷繁复杂。史书之间，互相抵牾处极多，即
使大家公认的已故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撇开学术观点不谈，在史料的
引用、诠释上，也并不乏失误之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
理解的。任何人都有他的局限性。“学如积薪，后来居上”，随着研究的深入，认识的
深化，对前人包括学术大师在内的著作中的论点，以及所引史料中的谬误提出批评，当
然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肃认真的，有分寸的，最要紧的是
必须实事求是。苛责前贤是不对的。对于像《甲申三百年祭》这样一部在中国革命过程
中起过重大影响，至今还有现实意义的史学名著，更应该仔细区分其主流与枝节。如果
因某些学术见解不同，以及抓到了某些史实的失误，就要将全书“推倒”，这就未免是
见小眚而掩大德了，也就很难说是实事求是。未知雪垠同志以为然否？
（刊于《光明日报》1981年11月9日“史学”版）
注释：
［1］ 《重修常昭合志》卷20，第388页。
［2］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惜印本较少，流传不广。
［3］ 《关于长篇小说〈李自成〉》，第98页。
［4］ 《李自成》第一卷，上册，第2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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