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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540 | 1 汪士铎：“天国”与“末世” (ZT)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May 14 20:04:18 2012, 美东)
那一年，汪士铎第一次见到，他从小熟悉的南京城禁卫如此森严。
那是咸丰三年（1853年），城外突然建起了数不清的坚实的营垒、高耸的望楼。每一营
垒，内有一道、外有三四道壕沟环绕，多者甚至有七八道壕沟，壕沟深八尺、宽六到八
尺不等……此前宽敞的城门也被砌窄，每处设巡守两人，士卒不许脱衣而寝。城内各街
亦建起更楼，若街有设馆，馆内又另置更楼……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严密的防备已经到
了“全城内外，在目如绘”的地步。
但是，这样的情形只会更加重一些人内心的恐惧，52岁的汪士铎就是如此，无论如何，
他已决定要逃离这座城市了。
1853年11月16日，汪士铎贿赂了一位采薪馆的头目，约好次日早饭后由其带出城外。第
二天，汪士铎装扮成书吏的样子，随人从守卫相对薄弱的南门出城，来到驯象门外一个
叫江疯子的人家。太平军管理采薪的人，写了一个发柴小帖给他，午饭后，汪士铎便由
江疯子带至山上。
上山后，江疯子伺机令汪士铎伏在地上，急忙拿杂草将其盖住，然后嘱咐他勿嗽勿动。
在乱草竹竿下面，汪士铎听到人声犬声，忽远忽近，不敢稍动，“欲溺即溺于其所”。
晚上掌灯时分，人声渐息，又渐闻城上起更，这时，江疯子才来将其带回他家，为其剃
头改装。吃过晚饭，等到五更时，汪士铎离开了江疯子家，由另一带路人引领，沿着田
间小径乘夜潜行，开始了逃难的行程。
过去的几个月，汪士铎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变故，在本应含饴弄孙的年纪，他却突然遭
受了妻离子散，伶仃孤苦的折磨。我们已不清楚，离开南京时，汪士铎怀着怎样的情绪
，去开始背井逃亡的生活。我们只是从后来他凌乱的笔记中，能看出一丝悔恨：因为在
年初的时候，朋友便曾劝告他离开南京。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8月刊：出天国记_
太平天国160年祭
■ 被困南京
在太平军到来之前，汪士铎的生活，如同那个时代众多的士人一样，读书治学、坐馆授
徒、用心举业，人生的主要活动都循着这类角色所应有的行为范式。尽管汪士铎的早年
也曾清苦度日，仕途不顺（直到39岁才中举人），但生活却大致平稳而少有波澜。
1853年，即癸丑年春天，又是清朝三年一次的会试时间，汪士铎应朋友之邀，相约同赴
京师参加礼部考试，准备一二月间便出发。而与此
同时，太平军的消息也不断传来，那年春节他们离开武昌，已沿江而下，南京城内开始
有些人心惶恐。迁徙出城的人也慢慢增多，春节刚过，汪士铎的一位朋友便来辞行，准
备到云台山避祸。
据汪士铎回忆，那些天里，既非阴雨，天色也黯黯昏昏，日月无光，对于紧张的气氛，
他虽然也有预感，但“以书籍衣物之众不能舍之”，所以迟迟没有离开。
而且，他的秉性里有太多读书人的优柔寡断，在避难一事上，真是顾虑重重。他说，外
地没有相熟而可以依靠的人，有位挚友家住江边不妥，去徽州又太远；离开后房子没人
守护，每一物都不舍割爱；路途太远盘缠所费必多，而且又必须计算到此后每日的食用
，还要留足将来回家的盘川；若没人在家守宅，贼寇走后岂不无家可归？他尤为顾念的
是，家中他四十柜的藏书，避难时如何搬走。那时有位熟人已经乘舟南行，他得知雇一
小舟便要四五十元，况且又听说路上土匪抢掠甚多，行路极难，汪士铎更加迟疑起来。
当日江苏巡抚杨文定出示公告，有散布讹言迁徙者立斩，并说贼兵已退，劝市民开店如
故。汪士铎对于局势也表现得十分乐观，他有些天真地认为，钦差大臣向荣在湖北必然
从后追剿，钦差督师陆建瀛必然在前迎剿，琦善必然从河南率兵南下以造犄角之势，而
皇帝必然会急求方略以拯救局势，到时救兵四方而来，太平军必腹背受敌。在他看来，
安庆八卦城坚固能守，此前广西湖南省城都不曾破，安庆也不至于被攻破，即使攻破也
须时日。况且南京城四周小孤山、采石、太平、东西梁山必然驻有重兵，一路上贼兵必
受重重牵制，汪士铎认定待安庆危急后，再走不迟。
然而，这不切实际的幻想与侥幸，却令他失去了避难的大好时机。他并不知道，九江以
下，太平军“直入无人之境”，两个月后，便已抵达南京城外。
二月初十日，太平军在城北的仪凤门附近挖掘地道，用火药将城墙炸出一口，三百余名
太平军由此登上城墙，杀进南京。不久，水西门一带又有千余名太平军攀云梯爬上城墙
，南京城遂被攻破。太平军入城后，先是在北极阁一带活动，而身在城南的汪士铎直到
这时还不知“贼”已入城，当日上午筹防局依然传出消息“获贼数名”，汪士铎正打算
去看，未到江宁府，便见飞骑数人大喊“已到虹桥矣”，才赶紧回到家中。
街道里巷，顿时犹如长夜一般寂静。当时南京城各处城门已纷纷大开，太平军蜂拥而入
，城墙上炮声突然静了下来。到了傍晚，炮声及喊杀声又开始忽远忽近地传来，恐怖的
气氛开始笼罩全城。当晚，惶恐害怕的汪士铎与其妻女，甚至已想悬梁自尽，怀抱中不
满两岁的幼子，又令这位已经失去过一个男孩的老人迟迟未决。整个夜晚，他都端坐在
前屋等待新的消息，妻子担心他会寻死，也时不时从内室出来探看。
在南京城破后的最初十天里，太平军每日往城里搜括抢掠后便离去，似乎还没有长驻的
打算，那时“城外无卡子，城门无守御”，汪士铎见到那些“无留恋财物”，又“心无
家室妇女之累”的人们逃离却依然迟疑，在外没有熟人，不认识道路，没有结伴而行的
朋友，去后如何生计，这些顾虑让他错过了最后的避难机会。二月二十日后，城内守卫
渐紧，再不能任意出入了。
汪士铎也许还没意识到，从城门紧闭的那一刻开始，人间的种种不幸便接二连三地降临
到他的身上。
■ 天国绝路
二月十一日早上，汪士铎第一次见到“长毛”，一群太平军以搜索官兵为名闯进家里掠
取财物，汪士铎只得待在前屋任其搜括，看着纷纷前来的“贼匪”络绎如织。第二天，
太平军又来，令汪士铎去将街上的尸体抬出城外。到了城外，汪士铎见到，“贼骑如云
至城外不绝”，而道路上随处可见军队过后遗落的元宝。太平军的装束也十分奇怪，他
们都头缠红巾，“短衣窄袖，或红或黑，赤足，红绿长巾，又以花巾绕项，持刀矛或骑
或步，亦间有戴竹盔者，以二十五人为一队，队伍甚肃”（《汪悔翁乙丙日记》）。
二月十三日早上，汪士铎在家不安，便外出找人商询办法，见街上许多人围聚一起，上
前发现正有一人踞坐持刀劝人去拜弟兄。汪士铎得知，许多里人已前往拜弟兄，其仪式
并不叩拜，只需一通姓名即给一红布，挂身上即可出入里巷无阻碍。众人毫不怀疑便偕
同前往，他们先是来到一处宅内，那里食物山积，听人自食自取，一会儿一太平军又言
此处狭窄，可至城外。于是有一身材高大、肤色深黑的太平军头目，手持大刀引导大家
来到城外某氏宅院。汪士铎看到一人立厅前，手持黄布两方和一块腰牌，跟人分发，而
前往领取的则都五五十十一组，一方黄布上印有“右一军后四北”，另一方则印“圣兵
”二字。汪士铎他们才恍然惊觉，原来市民们纷纷被骗到此是为了将他们编入太平军！
随着太平军占领南京，太平天国的制度也被移植进来，原本城中大清的百姓开始被裹挟
进天国的系统之内。城市里，太平天国实行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取消家庭，将男女分开
分别编入男馆女馆、男营女营，夫妇不得同居，母子、父女亦难得相见。丈夫到女馆探
妻只能在离门数步之外问答，而且声音必须洪亮，让大家听见，以防说“私房话”。
正当汪士铎落进太平天国军营的同时，他的妻子女儿也被送进了女馆，这些读书人家的
女人被迫从事担货、挖壕、负米、砍柴一类的差役，并时时受到“贼婆”们的凌虐，惨
苦之状，几番欲死。因太平天国有老人馆之例，三月，汪士铎由女婿谋于太平军头目，
方离开军营，允其在家立老人馆，但此时妻女常住女馆，家人遂相离散，互不能依。而
为逃避差役，汪士铎也不得不整日东躲西藏。
显然，天国的这些制度与传统士人们所维系的伦理纲常完全背道而驰，而太平天国的科
举制度则进一步将士人们逼上绝路。
天国规定，凡清朝的庠生、监生等，非天爵，一律革除功名。如此一来，读书人若欲寻
进阶的门路，只得重新参加天国的考试。然而天国的科举试题却“不本四书五经”，而
取自天王颁行的诏书，以“阐述太平真主救世的道理”。
那些自小诵读儒家经典的士人怎么能接受天国的“上帝真道”呢。陈作霖在《可园备忘
录》中这样写道，自己17岁陷在南京时见到“贼书”的态度，“《三字经》《幼学诗》
、天条十款，大略言：天地系天父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兄耶稣以救世受十字架刑，人当
崇信其说，不可为红眼蛇精阎罗妖所惑。阅未终篇，不禁失笑。”《金陵纪事》一书的
作者则直言：“所刻《三字经》等书，不如驴鸣狗吠。”
因而，天国即便实行科举，对饱读诗书的书生们而言，却形同虚设。1853年八月初十为
东试的日期（为纪念东王生日），天国政府出示令士子提前十日到诏命衙报名，可是如
期报名者不到五十人，天国于是展限十日，鸣钲传令，不应试者斩，整个南京前往应试
的各色人等仍不及三百人。那次考试试题为：四海之内有东王。一位胁迫入试的秀才王
某，借机作诗讽刺道：“四海皆清士，何容此陆梁！人惟知北阙，世竟有东王。……杀
贼应凭向，殃民总是杨。……”杨秀清见后大怒，遂处以极刑而死。
死亡成了“卫道”的士人们难以逃避的命运。当时，清末一位有名的画家汤贻汾，曾任
满清高官，年老致仕后也居住在江宁城内。南京被破时，他着好衣冠，伏在地上向北九
叩，悲泣地说道：“臣老惫无状，不能死疆场，请为历以杀贼！”然后投池而死，身上
的衣带里是他最后写下的绝命词，其词写道：“死生终一瞬，忠义贵千秋。骨肉非甘弃
，儿孙好自谋。故乡魂可到，绝笔泪难收。蒿葬无遗憾，平生积罪尤。”
汪士铎突然掉进一个由“天命真圣主诏书”“天条书”这样一些话语构成的世界里，偏
偏他又作不出“上帝权能诛灭妖氛”“一统山河乐太平”这类的题目，天国里怎么会有
自己的位置？
如果在此之前他犹犹豫豫、患得患失，说书籍繁重、拖家带口而逃难不便的话，那么到
了这时，家中财货已被抢劫一空，儿女遭难，再留在城中根本毫无出路，汪士铎已无所
顾忌，决定离开这“天国”世界了。
到了十一月，汪士铎终于等到了出城的机会。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8月刊：出天
国记_太平天国160年祭
■ 避难绩溪
1854年7月，汪士铎辗转数地后，来到五百里外安徽南部山区的绩溪，开始了一段战乱
时相对稳定的生活。他在那里以授徒为业，聊以生计，并自号“无不悔翁”，这个号本
身便有些万念俱灰的心态。
之前，读书人那种匡扶大计的雄心壮志，也曾激荡在汪士铎身上。太平军到达南京前夕
，汪士铎曾以三事上奏当局：一、勤采问，二十里设一局，自省至安庆，自安庆至湖北
，日十二时动静迅闻。二、求人才，不拘资格。三、易置要冲沿途文武官，令能保此方
者受之，不拘何人……然而当局并不以为然，说“此格于例不能行也”。不无失落的汪
士铎无奈而罢。
士人们报效之路的日趋狭隘，使得运蹇不遇的汪士铎似乎只得在僻远的山野屈居生活，
但山村的僻静却难以抚平他激愤压抑、委屈不平的内心。他不断地抱怨着琐碎的生活，
来到绩溪后，他说当地天太寒，山气重，地太狭薄，山太多，水太少，室太暗，俗太野
，人太固执，宫室
制太雷同，太晦暗，床太狭，床不平，食物太少，俗太苦，食太硬太咸，房窄狭黑暗如
狱，如地狱无窗，衣狭小窄促，虫太多，蚊太多。生活上也是种种的不如意：柴太贵又
要自劈，百物贵至数倍……
在讲求温柔敦厚、修齐治平的传统道德中，对于世俗琐屑生活的过多不满与注意，往往
会损害一个有修养的士人的品格，但这似乎已不能令汪士铎克制住心绪的恶劣。其无休
止的抱怨背后，是战乱给这个老人所带来的，且当时无人体谅的伤心欲绝。
汪士铎一共有过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但从四十岁以后，他便开始不断忍受着子女一个
个夭折的不幸，长大成人的只有长女、次女及三女。而太平军之难中，次女不久便绝食
自尽，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江南大营时，逃亡的长女也投水而亡。消息传到绩溪，对
汪士铎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两女生前曾是汪士铎最深爱的子女，汪士铎清晰记得自己
编史志时女儿们一旁帮忙的样子。女儿去世后，他“日则恍惚，夜则神魂不安，梦书惊
呼”，目睹亲人凄苦不幸，自己却不能顾恤，那深深的自责与内疚便成了其不堪承受的
“生女之害”。
从来到绩溪的第二年，汪士铎开始以笔记的方式记下了大量他在南京等地所目睹的惨状
，而且开始痛切地反省政治、思想、文化的种种问题。也许是现实人生的苦难在他内心
留下的伤痕太过深刻，“一些可能是古往今来最激烈、最偏激、最极端的议论”，在汪
士铎的头脑中闪现出来。
他激烈地批判儒学虚浮空洞，“徒美谈以惑世诬民”，不能救世。他说，孔子之弊在于
“过仁、过文”“讳言兵”，“长于修己、短于治世”。他提议政府“禁读《中庸》等
大话”，更要把全天下道学家像除草杀禽般除尽。他希望秦始皇复起，统领白起、王翦
、黄巢、朱温、张献忠、李自成等猛将或剧盗，“为苍苍者一洗之稂秀”“杀无道以就
有道”。
在那个沮丧的年代，如果说走投无路的底层士人，只好在疯言疯语般的文字里，发泄自
己内心愤恨、激荡的情绪的话，那么，与此同时，大局的败坏，令体制内的士人们也同
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1853年，太平军攻占安庆，安徽地方一片混乱，李鸿章回家参与兴办团练，但满腔雄心
壮志，却不料一败再败，一事无成，曾作诗“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可见其潦倒悲凉
的地步。1855年，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的第二年，曾国藩便被石达开重创水营，烧毁湘
军战船一百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
■ 入幕
1859年正月，应胡林翼之邀，汪士铎离开了绩溪，前往湖北。与此同时，几乎走投无路
的李鸿章在其兄李瀚章的引荐下入曾国藩幕。一年后，曾国藩督两江，驻军祁门，汪士
铎也入幕为之策划。
极度动荡的局势，令人们意识到那是一个急需变革的时代，但文化上却是一个“因循、
疲软的时代”。在最需经世致用的时候，讲究仁政、王道的儒学在社会性与实用性上就
显得不怎么令人满意了。于是，也就不难理解，汪士铎为何大肆批判儒学无用，主张兵
刑，主张杀人，为的就是给文化中注入一股亢厉之气。
这个时候，一个渐渐明朗的出路似乎浮现出来。以曾国藩为首领，聚集在一起的这批儒
生，以卫道为使命，将传统道德的精神力量重新挥发起来。在传统的秩序里，曾国藩以
儒带兵，以自身浩博充沛的元气，重振起这个已是千疮百孔的社会里最后一丝活力与生
气。
王安定在《湘军记》中说：“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
。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
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
自赴也。”这正是对那一过程的说明。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南京，扑灭了天平天国。在这个过程里，曾国藩以学问建立
起无尚的“事功”。他的成功似乎又为传统士人的道路选择提供了榜样，然而汪士铎的
心里，却依然绝望。
在绩溪避乱时，汪士铎注意到一些底层社会的细节，比如：他住在蔡邨时，通村千余家
，竟然没有一本官历，“四书五经殆如天书，古或有之，今亡矣”。汪士铎感觉到比儒
家经典更有力量，更能影响下层群众的文化资源乃是小说演义与世俗戏文，在整个社会
的根基中，儒学已经根本没有发挥影响的空间了。
当时，对于汪士铎这种底层的士人而言，他们既无法达到曾国藩的宏深，又无由接触到
西方的思想资源，因而他们的议论只是在旧文化里打转，翻来复去，始终跳不出传统的
框架。台湾学者王汎森在《汪悔翁与〈乙丙日记〉》中说：“他们亲眼看到帝国已是一
具被蛀空了的躯壳，是一具烂尸，大风一吹，便无影无踪，但是却显然没有发现新的出
路。”这或许就是当日士人共同面临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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