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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7852 | 1 税负曲线牵扯千年兴衰
1279年，在元军的猛攻之下，雷州失守，逃至崖山的赵昺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
当元军的撕杀声渐行渐近时，丞相陆秀夫毅然负上8岁幼主赵昺，面向大海，纵身一跃
，自此南宋灭。
300多年后的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攻克北京外城，次日凌晨，崇祯帝朱由检在极度悔
恨之中自缢煤山，明朝亡。
不管是南宋赵昺，还是明末崇祯，他们可能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葬
送了他们的大好河山。
穿越千年的历史薄雾，重温这些王朝更迭的悲剧结局，看似刀光剑影的力量对决，背后
都有一条神秘的税负曲线，勾勒出王朝大致相同的兴衰轨迹：
立国之初，吸取前朝教训，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人民安居乐业，府库充盈殷实，并达
盛世状况;盛世之时，享乐奢靡之风日盛，官府消耗逐年猛增，税负也就水涨船高，人
民开始不堪重负;盛世之后，官府开始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以致税收枯竭，民不聊生
，直至灭亡。
税负松紧看兴衰
作为维系王朝运转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税负之松紧，不但是国家兴衰的晴雨表，也是
万民苦乐的温度计。
赵宋之殇，朱明之亡，原因杂陈，而其中一个关键，正是明末黄宗羲所说的“税负积累
莫返之弊”，也即当代学者秦晖据此总结的“黄宗羲定律”：封建王朝千年以来，均通
过并税式改革来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
反倒愈益加重。
某种意义上，税负松紧的历史，其实就是另一部王朝的兴衰史。
回到千年前大宋立国之初。赵匡胤的迅速崛起，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但经历半
个世纪的动荡，整个社会遭到摧残，经济凋敝，即便有如赵匡胤这样的创世雄主，也未
能彻底杜绝边患，改变经济发展的大环境。
赵匡胤之后，伴随西夏、辽、金的不断入侵，宋朝需要缴纳的岁币也逐渐加码，加上朝
廷用度极其奢靡浮华，其财政收入也从北宋中期的6千万贯，迅速发展到南宋时期的1亿
贯以上。这一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虽然部分原因可归结为宋朝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老百姓税负不断加重的史实。
相关数据显示，不管是土地还是人口，南宋总体上都不如北宋。相比北宋，南宋的土地
减少了1/3，税收却增加了2/3， 之所以“地少人少税多”，税种的增多和税负的加重
显然是“罪魁祸首”。对于宋朝的杂税繁多，朱熹甚至称古来刻剥百姓的办法，本朝(
南宋)全有。
朱明之兴亡，同样可以在税负松紧中管窥一二。14世纪到17世纪的大明王朝，依然是个
农业国家，国家财政主要依赖田赋。但其开国后，却出台了一些很不合理的免税制度，
即藩王、皇室成员、功臣等受赐的土地均免除赋税和差役。
现代税制的免税，或鼓励生产，或刺激消费，或倾向弱势，或保护环境。但大明王朝的
免税政策却只保护了王侯公卿，而没有充分体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享受免税特权的集团也就越来越庞大。据有关资料介绍，享受宗禄的
宗室人数洪武初为58人，嘉靖年间增至28840人，不到200年增加近500倍。
这一庞大的利益集团，不但享受着免税的特殊待遇，随着王朝的衰弱，他们还将吸血巨
管插进了老百姓羸弱的身子。当财政日益窘迫时，大明王朝绞尽脑汁，最后亦只有增加
税负一途：万历年间，满族起于白山黑水，辽东战事频仍，财政危机骤至，朝廷遂征“
辽饷”。
但其税负的增加，非但未能拒敌于关外，反而激起民变。崇祯年间，农民起义蜂起，朝
廷为“练兵剿贼”，又开征“剿饷”和“练饷”。
这种毫无章法和穷凶极恶的取财之道，不但得罪了大多数百姓官绅，而且还激化了社会
矛盾，动摇了国家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税负的轻重好坏，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左右着
国家兴衰。1644年，横征暴敛的崇祯一朝，最终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中轰然倒下。
翻开历史，因加重税负而加剧衰亡的，从秦汉的租赋到晚唐的两税法再到宋朝的免役法
，类似的悲剧命运，又何止朱明一家。
财政危机“富国”策
在经济学家熊彼特看来，财政税负的历史，不但使人们能够洞察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
规律，还能洞察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他认为：“在社会的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
殒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财政政策的危机……”
面对走向衰亡的命运，不管是晚唐的杨炎，还是北宋的王安石，抑或明朝的张居正和倪
元路，他们都曾围绕税负这一核心问题努力过——革新、变法、改制，可谓花样翻新，
层出不穷，但这种周期性衰亡的历史宿命，依然在他们的帝国重演。
从税负的角度审视，某种程度上，它们之所以周期性地兴亡废替，之所以“其兴也忽焉
，其亡也勃焉”，正是因为陷入了“黄宗羲定律”这个漩涡。
但在“黄宗羲定律”的背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在左右着这个怪圈，使其始终
挥之不去呢?
距今940年的“王安石变法”，或许可以成为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脚。
1069年，为缓解财政危机，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拉开了他“富国强兵”的变法大
幕。就内容而言，即便以当今诸法论之，王安石变法也不乏先进一面，不管是免役法、
青苗法，还是市易法，都有现代金融的影子。诚如黄仁宇在论及该变法时所说：“早我
们之前900年，中国(宋朝)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世
界里其他地方提出。”
如此先进的变法为何却以失败告终?其中关键，除了当时官僚体制的强大羁绊之外，从
王安石变法的动机分析，其主要目的还只是停留在增加朝廷赋税上，即其所谓的“富国
强兵”，而非“富民强民”。
这种“放水养鱼”似的变法革新，即便可收一时休养生息之效，但最后的目的，还是为
了能够捞到更多更肥美的鱼儿。如此变法，自然无法真正与民生息，更无法长治久安。
1085年，王安石变法终因农民不堪重负而告失败，使其“富国”不成，“强兵”更加无
望。当然，王安石的悲剧，也正是他“只富国不富民”改革的恶果。
打开更为广阔的历史视线，细究历代的多次变法，情况同样如此。不管是晚唐的“两税
法”，明朝中后期的“一条鞭法”，以及清朝的“摊丁入亩”，从变法动机而论，与王
安石变法并无二样，均是“富国”之策，而非“富民”之举，更无增进百姓生活水平之
意。
税负怪圈待突破
按照现在的经济学理论，一般情况下，富国必先富民，只有国民富裕了，才有充足的税
收来源和旺盛的消费需求，进而长久地增进国力，形成良性循环。
如此道理，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多有所察。他们应当知道“富民”的重要性，也深知陷
入“黄宗羲定律”的危害。但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当面对财政压力的时候，为什么最后
都成了糊涂蛋，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只富国不富民”的税负变革路径?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所谓的盛世，但每个盛世最后又都沦为衰落的
起点。一种分析认为，在每个朝代的生息时代，社会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富在社会
经济开始好转的时候就需要再分配，而政治被垄断在权贵阶层手里，分配的天平就不可
避免地倒向他们。当社会财富基本瓜分完毕的时候，所谓的盛世，也就变成了衰落的开
始。
从这个维度理解，朝廷之所以“只富国不富民”，究其实质并非“只富国”，而是“只
富权贵”，只是以“富国”为幌子达 “肥私”之目的，至少在客观上都走向了“肥私
”的终点。而最后的结局是，极少数权贵中饱私囊，富可敌国，而大多数老百姓，则水
深火热，民不聊生，国家也同时走向凋敝破败。
1644年，崇祯十七年，当李自成快要攻破北京的时候，农民已经无粮无钱可征，但崇祯
朝的那些皇亲国戚以及各色官僚，却如铁公鸡般一毛不拔，至死都不愿捐钱挽救危亡。
何止大明王朝，两千年封建王朝里，那条不断上扬的税负曲线，都正好与当朝权贵的财
富膨胀同向运动，而王朝的兴衰，则与之背离。而在这个税负和财富分配的怪圈背后，
则隐藏着更为根本的政府治理问题，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兴亡废替，基本上都可以从中找
到答案。
政府治理，不管是税制结构，还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分配关系，
关键一条就是“财富如何分配”，国家又如何调控这种分配，也即财政税收之道。
一般情况下，要达到“善治”，国家必须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实现让社会能够承受的
财富公平分配。否则，税负和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必然成为“黄宗羲定律”永不停息
的动力，王朝的兴衰废替，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铁律。
古代的王朝更迭如此，进入现代社会的经济危机，同样印证了这一逻辑：税负不公，分
配失衡，大部分人失去消费能力，有效需求变得不足，继而产能过剩，最后爆发危机—
—从1825年开始的第一次全球意义的经济危机，到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风暴，概莫
能外。 |
l*****i
发帖数: 20533 | 2 发展的社会导致社会问题增加，从而需要更为庞大的政府机构去运作，结果早先的税收
水平无法支持，只能增税。但是大商人大地主大官僚可以运用政治资源尽力避免税收负
担落到自己头上，于是主要承担者就是中下层民众，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最终导致社
会矛盾尖锐化，而同时政府却依然收入不足，无法有效管理，一旦遇上自然灾害，或者
军事开支被迫增加，自然造成各种混乱。
钱粮资源就等于控制力。如果没有集中在皇帝手上，那也可以集中在大地主大商人手上
，造成许多土皇帝。所以并不是说中央政府减轻税收人民就能富裕。一个合理的社会运
行机制才能使人民富裕。与传统认知恰恰相反，现代社会比起古代那往往都是高税收，
但是由于保障了权力的统一，稳定了社会的运行规则，反而更容易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
本质上，过分强调轻徭薄赋，其实就是向往无政府的自由，但是现实中无政府往往不是
自由，而是混乱。苛捐杂税固然不可取，但是只要税收运用合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那么即便很高的税收比率，也并非就会让百姓民不聊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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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7852 | 3 中国历史上在税负问题上最主要的问题是富人交税比例远远低于穷人，甚至富人根本不
交税，而穷人被税负逼得活不下去。
【在 l*****i 的大作中提到】
: 发展的社会导致社会问题增加，从而需要更为庞大的政府机构去运作，结果早先的税收
: 水平无法支持，只能增税。但是大商人大地主大官僚可以运用政治资源尽力避免税收负
: 担落到自己头上，于是主要承担者就是中下层民众，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最终导致社
: 会矛盾尖锐化，而同时政府却依然收入不足，无法有效管理，一旦遇上自然灾害，或者
: 军事开支被迫增加，自然造成各种混乱。
: 钱粮资源就等于控制力。如果没有集中在皇帝手上，那也可以集中在大地主大商人手上
: ，造成许多土皇帝。所以并不是说中央政府减轻税收人民就能富裕。一个合理的社会运
: 行机制才能使人民富裕。与传统认知恰恰相反，现代社会比起古代那往往都是高税收，
: 但是由于保障了权力的统一，稳定了社会的运行规则，反而更容易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
: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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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发帖数: 18578 | 4 解决问题很简单，就是遗产税，能够贯彻落实了，贫富悬殊会大大降低，而白手起家的
平民英雄会有更多的机会。
【在 h*h 的大作中提到】
: 中国历史上在税负问题上最主要的问题是富人交税比例远远低于穷人，甚至富人根本不
: 交税，而穷人被税负逼得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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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7852 | 5 主要办法是非零最低起征线和非线性税率（收入越高税率越高），遗产税也算一个。宗旨就是富人多交税，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反向行之，结果就是周期性的社会大动荡，死掉人口的大多数。不得不说，儒家其实很蠢，文科生嘛。
【在 e********3 的大作中提到】
: 解决问题很简单，就是遗产税，能够贯彻落实了，贫富悬殊会大大降低，而白手起家的
: 平民英雄会有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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