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
发帖数: 1785 | 1 出自二里头发掘主持者许宏的博客，上面有很多专业角度的科普文章，其科学严谨的治
学思想也是我作为一个理科生比较认同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29cae10100c4py.html
略论二里头时代
一
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后，在对中国上古史所作分期描述中，一直存在着历史文献学和
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前者以神话传说表述远古时期，在进入历史时期后，一般采用朝
代名；后者习惯以考古学文化来命名史前时期，已被证明为信史者则与文献史学合流，
亦冠之以朝代名或主要诸侯国名。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两大话语系统才归于一系。
其实，鉴于中国历史与考古学界的学术传统及对学科终极目的的定位，无论文献史学界
还是考古学界，都是把两大话语系统最大限度的趋同作为努力的方向的。也即将“信史
时代”的上限尽可能前提，扩大两大话语系统的“共同语言”部分。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长足进展，文献史学界开始更为广泛地采用考古学的分期语汇。最为
典型的例子是近年出版的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邀约考古学者来撰写“远古时
代”部分。史前考古“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
照的作用”[i]的观点，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由是，仰韶时代、龙山时代[ii]一类
纯考古学语汇的命名已跳出考古学的圈子，而为史学界及其他相关学科乃至大众所接受。
但愈是时代久远，二者“拟合”的可能度就愈小。因而对于史前时期，学界也只能听任
诸如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与三皇时代、五帝时代之类异质话语系统并存。强将二者比附
者，一般也多被认为属推测性质，存此一说而已。
上个世纪初叶，甲骨文的发现与释读，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
，1928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该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从而在考古学
上确立了殷商文明。至上个世纪50年代，又由于早于殷墟而文化特征与之近同的郑州商
城和二里冈文化的发现，考古学上的商文化遂被上推至二里冈期。
我们认为，这是目前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两大话语系统能够契合的最上限。前此的时代，
都属尚只能用考古学术语来表述和命名的时代。本文所要论及的“二里头时代”即是其
中最后的一个。这一时代因约略与文献所载夏王朝的存在时段相合，而往往被径称为“
夏代”，或“相当于夏代的时期”。这反映了学界力图上推“信史时代”之上限，统一
两大话语系统的迫切愿望。然而目前的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研究的进展，尚不足以支持以
夏王朝的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终确立。这就是我们提出“二
里头时代”这一概念的先决条件。（待续）
注 释：
[i] 苏秉琦：《中国通史·第二卷 远古时代》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ii]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
y****e
发帖数: 1785 | 2 二
顾名思义，“二里头时代”的概念，源自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一般认
为“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延续300多年或将近400年”[i]
。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报告所给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也在公元前1880年～公元
前1520年之间[ii]。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上接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王湾三期文化
，下接二里冈期商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即龙山时代[iii]，一般认为相当于公元前3000
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iv]。在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还存在着“新砦期遗
存”，约持续100年左右的时间[v]。目前，尽管在对这类遗存的命名上尚有歧见，但其
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较之中原龙山文化更为密切这一事实，已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
为数不少的学者更认为其本身就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vi]。鉴此，“二里头
时代”的时间跨度，应约当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
这一时段的绝大部分，与文献记载中夏王朝的存在时间相吻合。然而，尽管从考古学文
化的时空分布上看，“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最重要的对象，或者
说最有资格担当“夏文化”的称号，但就目前的发现与研究状况而言，我们仍无法将这
一与夏纪年大体对应的历史时期径称为“夏代”。鉴于有关夏王朝的记载在时代较早、
可信度较大的文献材料中时有所见，因此有理由相信它的真实存在，我们只是认为到目
前为止尚未掌握可以确证夏文化的考古学证据而已。
“二里头时代”这一概念的提出，植根于对夏文化探索之课题定位的认识。因此，有必
要对夏文化探索本身作一些分析。
以殷墟的发掘为中心，殷商文明的确立给三代文明的探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和文化
特征上的基点；同时，它在方法论上也影响甚至决定了三代考古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
对夏文化的探索，可以从殷商文明的研究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其中，应当着重指出
的是，是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才最终使商史成为信史。我们认为，这一环节也
是确认夏文化、夏王朝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夏代考古之所以没有突破性的发展
，根本问题就是没有发现有关夏代的文字史料。……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条件，但却是
必须通过的一关”[vii]。这是颇为中肯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文明的研究与夏
文化的探索在性质上尚有重大差别。
回顾以追寻夏王朝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探索之历程，可以看到，数十年来学界的主
要注意力和论辩的焦点集中在了夏王朝的存灭时间、夏王朝统辖的中心区域、与夏王朝
对应的考古学实体及作为夏王朝主体的族群这四项要素上。其中前两项主要是依据文献
资料来推导的，它是夏文化探索的时空前提，而非考古学意义上的探索对象。至于与夏
王朝对应的考古学实体及作为夏王朝主体的族群，由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不足，加之我
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
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可以认为迄今所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推论的性质。我
们认为，在能够说明夏王朝史实的内证性材料（如当时的文字）发现之前，靠单纯的考
古学研究是无法最终解明夏文化的问题的。其实，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
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长
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对文献所载夏商王朝更替和某一王朝都城具体地望的讨论，对某一考
古学文化所属族别与朝代归属的论辩，至今久讼不决，莫衷一是，已很能说明问题。在
对夏文化的探索上，我们只能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至最终解决相关问题，恐怕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待续）
[i] 仇士华等：《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
年第10期。
[ii]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第76
～7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iii] 同注2。
[iv] 严文明先生后来主张将庙底沟二期文化及各区域与其大体同时的诸考古学文化“
划归龙山时代的早期”，这样，龙山时代的上限就由公元前2600年左右上溯至3000年左
右。详见，严文明：《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
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v] 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
出版社，1985年。赵春青：《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vi] 同注7。另见，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88～93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杜金
鹏：《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再探讨随笔》，《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
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张国硕：《夏纪年与夏文化遗存刍议》，《中国文物报
》2001年6月20日。李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夏文化初始》，《中原文物》
2002年1期。
[vii] 王仲孚：《试论夏史研究的考古学基础》，《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
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台北），1997年。 |
y****e
发帖数: 1785 | 3 逻辑上的欠严密，一直是夏文化探讨过程中最受诟病之处。如仅以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
简单的时空对证即可框定夏文化的思维定式的存在。在这一思维模式中，参与讨论的学
者基本上不用“可能”、“很可能”一类相对稳妥、留有余地的字眼，而更偏爱“当然
只能”、“肯定”、“无疑”一类自信感较强的、排他性的措辞。从逻辑上看，我们并
不能仅由时间与空间的大致吻合，就必然地推导出二里头文化肯定就是夏王朝时期、分
布于夏王朝中心区域的、以夏族为主体的人们共同体的文化遗存。
又如对《史记·夏本纪》所载应为信史的推论，似乎也存在一定的问题。20世纪初，王
国维对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进行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
的基本可靠[i]。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即
颇为乐观地推论到：“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
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
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
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然而诚如前引文中字面上已言明的那样，这一思维
定式也带有想当然的成份。笔者本人不是夏王朝的怀疑论者，只是对由此之可信得出彼
之可信的推论方式的严密性和可靠性略有疑虑而已。
总之，无论以时空对证的方法推定夏文化，抑或判别《史记·夏本纪》之是否可信，问
题的最终解明，恐怕都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的发现。就目前的发现
与研究现状而言，还不能用“夏文化”这一复合性的概念来取代作为考古学文化的“二
里头文化”这一考古学概念。在大的时代名称上，相当于夏代的时期因其未确定性，似
应暂时依照史前考古学的惯例，以具有典型性的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而暂且称之为“二
里头时代”。同时，殷商文明研究的新进展，也使我们对夏文化的确立充满信心，我们
期待早日在考古学上最终确认夏文化和夏代。
三
二里头时代最大的特征是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的首次出现。在二里头时代的诸考古
学文化中，二里头文化的社会与文化发达程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势扩张和辐射态势，
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
龙山时代历时约数百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兴盛于龙山时代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
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与此大体同时，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遗址也纷纷退
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
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诸考古学文化类型与该区域各地理单元的
分布基本相符，呈现出自然分布的状态；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则已突破了地理单元的
制约，而在空间上涵盖了数个先行文化的分布区域[ii]，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
，东西达600公里，南北达500公里。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大于此。
伴随着地区性中心聚落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型聚落——二里头遗址。据最
近的调查与钻探结果，二里头遗址的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实际面积还要大于此。
经40多年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宫
城城垣，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与制陶、制骨有
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大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其
中包含出土成组青铜礼器、玉器和漆器的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
窖穴、水井、灰坑以及道路遗迹等。出土大量陶、石、骨、蚌、铜、玉、漆器和铸铜陶
范等[iii]。
上述重要发现充分显示了二里头遗址超乎当时一般聚落的规格和内涵。由聚落形态、埋
葬制度、各种手工业作坊及其产品等方面，都可见其社会等级分化及产业分工程度之巨
；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在广大的空间范围内有很强的一致性，其
文化影响所及更非此前的任何考古学文化所能比拟。二里头遗址拥有目前所知我国最早
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遗存、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最早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的规模和内
涵在当时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理由相信它已步入产生了国家的文明社会，是迄今为止可
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遗址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
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待续）
[i]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
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
[ii] 董琦著：《虞夏时期的中原》，第12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iii]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
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郑光：《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上
的一个里程碑》，《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
明研究中心通讯》总第5期，2003年。 |
y****e
发帖数: 1785 | 4 二里头时代的中原周边地区，还散布着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其中与二里头文化相毗邻且
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存在状况与二里头文化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黄河下游，龙山文化演变为岳石文化。与龙山文化相比，岳石文化的版筑城防技术、
青铜冶铸业、农业等续有发展，其分布范围也并未比龙山文化缩小，保持着与二里头文
化相抗衡的态势。但其聚落的分布密度和居址的面积都小于龙山文化，遗物中也未发现
能超出龙山文化工艺水平的精品，陶器轮制技术大大退化，器类锐减，器物由精致转向
粗糙，居住建筑技术也无明显的改善。因此有学者认为其“好像是当地新出现的一种比
从前落后的新文化”[i]。即便不同意这一观点的学者，也承认“岳石文化时期的社会
形态，从大的方面看，仍然是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形态的延续”。“这一时期社会内部的
发展虽然没有停止，但亦未出现跳跃式的变化”[ii]。鉴于海岱地区田野工作的广度与
深度，我们似乎无法把目前对岳石文化的认识全部归因于发现的或然性。其社会的发展
总体上处于一种低落状态，是大致可以肯定的。
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一般认为属先商文化，是二里冈文化的前身[iii]
。然而二里冈文化真正承继自下七垣文化的因素，似乎仅限于以炊器为中心的日用陶器
等与民间习俗相关的若干方面。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可与二里头文化相匹敌的、显现
其社会发展高度的遗存，如都邑型聚落、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青铜礼器等。而二里冈文
化中的这类高层次的遗存，基本上源于二里头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文化才应
是早商文化最重要的源头，而下七垣文化仅是其来源之一。也有学者认为先商文化应是
岳石文化的一支[iv]。无论如何，商人入主中原都主要是其军事上的胜利，而并非文化
上的优势使然。
除了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外，这一时期分布于中原周边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二里头
文化影响的考古学文化还有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太湖地区的
马桥文化、江汉峡江地区同时期诸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晋中地区同时期诸文化
、内蒙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和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v]。这些文化所在区域在
仰韶和龙山时代大多孕育过高度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如红山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
、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学术界一般认为属酋邦甚至已进入早期国家阶
段。然而这些高度发展的文化与其后续文化之间却往往缺少密切的承继关系，后者与前
者相比甚至显现出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停滞、低落甚至倒退的迹象，其文明或国家化进
程可能亦相继中断，这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把这一华夏文明形
成过程中出现的非直线演进的现象，称之为“连续”中的“断裂”[vi]。这一断裂现象
的深层次的自然与历史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如果将龙山时代及其以前华夏文明形成期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存在状况比喻为“满天星斗
”[vii]的话，那么随着二里头时代的到来，这一多中心的状况即宣告终结，二里头文
化，成为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族团在走向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第一支遥遥领先于其他
文化的核心文化。如果说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早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之
间即已萌芽，至公元前2500年以后渐趋明朗[viii]，那么这一历史格局的正式形成，则
是二里头时代的事了。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
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i] 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致“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文物天地》1992年第3期。
[ii] 栾丰实：《东夷考古》，第324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
[iii]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李
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9年。
[iv]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
《华夏考古》1994年4期。 张长寿等：《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
《考古》1997年4期。
[v]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即出。
[vi] 许宏：《“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
，《文物》2001年第2期。
[vii]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01～1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年。
[viii]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
y****e
发帖数: 1785 | 5 四
将二里头时代放在华夏文明早期发展史的框架中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以礼乐文化的
全面勃兴为显著标志，二里头时代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夏代”的范畴，而给予华夏
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总体上看，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仰韶时代后期与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000年）。处于文明化
或曰国家化的进程中，是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作用刺激的阶段，或可
称为“多元的古国文明”时期。
第二阶段 二里头时代至西周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771年）。是华夏文明社会
的正式形成阶段，或可称为“一体的王朝文明”时期[i]。
在这一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着两条主线，即：以神祇信仰为内核的非礼
乐系统文化[ii]由盛而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祖先崇拜为内核的礼乐系统文化
从无到有，由弱渐强，自二里头时代起勃兴扩展，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
在第一阶段，与人类的宗教信仰相伴而生、以各种神祇信仰为内核的非礼乐系统文化在
若干考古学文化中趋于兴盛。这类考古学文化，可举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岭—石
家河文化为例。其考古学表现可归纳为：存在大型祭祀建筑群、祭坛、积石冢、高台墓
地、葬玉大墓等；法器以玉器为主；流行神像、人物、动物等雕塑品，重视觉冲击力和
神秘性；大宗明器性祭品集中分布。大量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宗教遗存的存在，构成上
述考古学文化极富特色的文化内涵，说明宗教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这
样一种社会结构和机制，决定了这些文化在光灿一时的同时具有脆弱性和短命的一面，
社会易于畸型发展，决定了它们在严酷的社会竞争或人与自然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是历
史的必然。
这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前即相继由盛转衰，甚至消
亡。二里头文化的崛起与二里头时代的到来，显然使这类非礼乐系统文化退出历史舞台
的步伐大大加快。二里头时代及其后，随着以中原为中心的礼乐文明的扩展幅射，非礼
乐系统文化全面衰退，同时大量吸收礼乐文明的因素，仅见于更远的周边地区，如夏家
店下层文化、三星堆文化，以及周代各诸侯国域内及周边的土著文化中。
就现有的考古材料看，礼乐文化可能的形成时间是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以及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间；属于礼乐文化范畴的考古学文化最早出现于龙山时代的黄河
中下游，如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大汶口—龙山文化等。进入二里头时代，二里头
文化成为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礼乐文化的考古学表现可归纳为：存在作为宫殿宗庙的
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礼乐器随葬的棺椁大墓等；以酒器、食器等容器构成礼器群主体
（漆木、陶、铜礼器）；有磬、鼓、钟等乐器群；玉质礼器逐渐饰品化；少见或罕见具
象生物造型，图案抽象化。礼乐文化的制度化，及开始成为覆盖广大区域的主流文化体
系，都是始于二里头时代的。
要之，在华夏文明早期发展的进程中，二里头时代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这是一个礼乐文
化勃兴而非礼乐文化全面衰微的时代，一个华夏文明结束多元、进入一体化阶段的时代
，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正式形成的时代。我们探究这一时代之历史真实的重要
意义也正在于此。
（原刊于《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i] 同注18。
[ii] 这里暂以此泛指“礼乐文化”以外的诸考古学文化。这类文化的信仰内容庑杂，
并不统一，但有若干共性。其与后世的萨满文化或属一系。 |
f****i
发帖数: 9419 | 6 虽然看过，但是楼主转载的目的是赞同这个观点的话，那么我和楼主观点应该一致。而
且这个文章虽然本身是属于略论，比较肤浅的概论类型文章，但是里面对于祭祀体系（
或者我改为礼制吧，也就是文章中礼乐制度）重要性有着充分描述，我不清楚你在其他
帖子对我内容的挑剔是为了什么？我的意思和这个文章内容在考古论据中说的内容很一
致呀，祭祀体系是考古很重要的一环这个观点和你赞同的文章内容有冲突？ |
y****e
发帖数: 1785 | 7 哈，礼制当然是考古的重要对象，特别是在中国的考古中，但远远不是全部，说最重要
都有些过头，特别以青铜礼器为文明/王朝出现的标准是非常不严谨的，至于我对你观
点的理解正确与否你可以自己看原帖，我不想再多说了。如果我们都认同许宏的观点那
更好了
【在 f****i 的大作中提到】
: 虽然看过，但是楼主转载的目的是赞同这个观点的话，那么我和楼主观点应该一致。而
: 且这个文章虽然本身是属于略论，比较肤浅的概论类型文章，但是里面对于祭祀体系（
: 或者我改为礼制吧，也就是文章中礼乐制度）重要性有着充分描述，我不清楚你在其他
: 帖子对我内容的挑剔是为了什么？我的意思和这个文章内容在考古论据中说的内容很一
: 致呀，祭祀体系是考古很重要的一环这个观点和你赞同的文章内容有冲突？
|
f****i
发帖数: 9419 | 8 在礼制重要性上看来我们有分歧，我可以说的很明确，你在现实中和任何一个考古专业
的人聊，礼制就是最重要的一环。不说别的，丧葬在哪个考古领域里面都是重要一环。
首先考古的人就没有不挖坟的，里面出土的所有东西都是丧葬文化的体现。至于“以青
铜礼器为文明/王朝出现的标准是非常不严谨的”，我本身回复别人就是要说明的是青
铜礼器在考古学的重要性比普通青铜器要重要的多，更有理论依据。而不是说“以青铜
礼器为文明/王朝出现的标准”我打个比方，青铜器如果只是不成系统出现，可以说是
偶然得到，甚至外部传入。但是种族里面礼器是一个种族礼制的是否完备的依据之一，
礼器的制造是该种族礼制个性化的的体现，这就不止说明当地的冶炼技术和文化风俗了
，说明了很多成体系的完整证据链条的基础，可以以此进行假设探索了。因为单个的东
西偶然性太大，成系统的东西能够互相印证，一个文明的体系是否完整是很重要的。它
说明了文明的传承稳定性。
【在 y****e 的大作中提到】
: 哈，礼制当然是考古的重要对象，特别是在中国的考古中，但远远不是全部，说最重要
: 都有些过头，特别以青铜礼器为文明/王朝出现的标准是非常不严谨的，至于我对你观
: 点的理解正确与否你可以自己看原帖，我不想再多说了。如果我们都认同许宏的观点那
: 更好了
|
l*******g
发帖数: 1263 | 9 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
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
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
————————————————————这看起来一点也不科学。。。 |
a***e
发帖数: 27968 | 10 习惯就好
西方考古界也很多照着荷马史诗和白布经到处挖，很正常
夏本纪大部分内容肯定不是司马迁生编的，
肯定是当时的共识，或者有记载整理出来的
完整的世系表传那么久还是应该给于适当的重视
按照这个来推论和挖掘肯定比到处瞎挖靠谱
【在 l*******g 的大作中提到】
: 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
: 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
: 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
: ————————————————————这看起来一点也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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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
发帖数: 1785 | 11 礼器在三代考古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是共识，但是说最重要，特别是对于早商
文化来说就言过其实了。很简单的原因所出带有礼制特征的器物相对于其他器物和遗址
不多，即使是类似二里头这种核心遗址也没有多少，没有青铜礼器成系统的发现，而我
们对其礼制的背景知识也不够充分，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所以往往出现对一两个代表性器
物的过度解读和争论，而对整个文化的发展探寻来说缺环太多。对于其他聚落出土的带
有礼制特征的器物就更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一般的生活器物和遗迹来断定这些文
化的特征，范围和发展程度。比如虽然二里头所出青铜器有限，但是在遗迹内发现了大
型的制铜作坊遗址和炼铜废料，这是我们确认二里头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从晋
南到豫南以生活器物的类型作为依据判定了二里头文化远超其他早商文化的影响范围更
为我们设想二里头文化的疆域和组织结构提供了依据。
你的想法不错，成系统的礼制特征能给我们非常丰富的信息，单件器物往往不能说明问
题。我给你的比方加些例子，比如金沙遗址就出土过良渚文化的代表器物玉琮，但仅一
例，其文化特征更多的是本地。我想强调的是新的考古学手段已经在更多的角度尝试建
立包容古代社会各种信息的更大更全面的体系。比如前面提到刘莉教授根据青铜的开采
冶炼的地点方式和路径来探讨中国早期国家的功能与组织结构，还有通过聚落的空间关
系引用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早期邦国之间的关系的性质等等。
【在 f****i 的大作中提到】
: 在礼制重要性上看来我们有分歧，我可以说的很明确，你在现实中和任何一个考古专业
: 的人聊，礼制就是最重要的一环。不说别的，丧葬在哪个考古领域里面都是重要一环。
: 首先考古的人就没有不挖坟的，里面出土的所有东西都是丧葬文化的体现。至于“以青
: 铜礼器为文明/王朝出现的标准是非常不严谨的”，我本身回复别人就是要说明的是青
: 铜礼器在考古学的重要性比普通青铜器要重要的多，更有理论依据。而不是说“以青铜
: 礼器为文明/王朝出现的标准”我打个比方，青铜器如果只是不成系统出现，可以说是
: 偶然得到，甚至外部传入。但是种族里面礼器是一个种族礼制的是否完备的依据之一，
: 礼器的制造是该种族礼制个性化的的体现，这就不止说明当地的冶炼技术和文化风俗了
: ，说明了很多成体系的完整证据链条的基础，可以以此进行假设探索了。因为单个的东
: 西偶然性太大，成系统的东西能够互相印证，一个文明的体系是否完整是很重要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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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
发帖数: 264 | 12 的确，以二里头为夏略显浮躁。国内一派人急于推进历史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但是基
于民族感情和政治需要可以理解；但作为真正的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则应该更加谨慎。
当然，作为大众教育，夏商周则应该一贯贯彻，这其实和考古是另外一码事。 |
S*E
发帖数: 3662 | 13 称呼夏为夏朝可能不确切。或许在同一个时间，中华大地上还有其他的
发达文明存在。这个二里头就未必和夏是直接关系。 |
w***u
发帖数: 17713 | 14 盘庚迁殷前，就像个游耕民族一样到处跑，所谓到处迁都，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的文字
证据都很少，为啥到了安阳以后，突然就文化勃兴了？是考古环节有缺失，还是有从周
围别的部落里传来的东西？ |
t***h
发帖数: 5601 | 15 白布经 -- 哈哈, 这个翻译很有趣.
【在 a***e 的大作中提到】
: 习惯就好
: 西方考古界也很多照着荷马史诗和白布经到处挖，很正常
: 夏本纪大部分内容肯定不是司马迁生编的，
: 肯定是当时的共识，或者有记载整理出来的
: 完整的世系表传那么久还是应该给于适当的重视
: 按照这个来推论和挖掘肯定比到处瞎挖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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