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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 | 1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
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第一定律
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
，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
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
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
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
死”。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
，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
两个字，“殷鉴”。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第二定律
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
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
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
包围定律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
“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
在包围……”
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
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
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
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
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
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
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
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
。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正是这种历
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第五定律
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
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
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
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
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
己的网络。
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第六定律
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
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
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
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上面的经是真经，都
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
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自我保存。要自我保存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
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
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
图”。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
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
五世而斩定律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
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
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
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 “骄”。二曰“奢”。三曰“淫”。四曰“逸”。
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
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
第八定律
权大欺主定律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
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
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
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
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
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
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
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
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
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
“权大欺主”是皇权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
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
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
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
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
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
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
，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
？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
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
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
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
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
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
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
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
说。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
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
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
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
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
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于
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
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
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
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
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
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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