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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
发帖数: 22 | 1 近来，有两起情节相似、发展进程也相似的刑事案件引发了大众的热议，一件是发生在
日本的江歌案，一件是发生在中国的李俊杰案。都是性质恶劣的凶杀案，都涉及到感情
的纠葛，都有伤心欲绝的与害人至亲的奔走呼号。但最令人揪心的，恐怕是两起案件中
重要的当事人江歌的闺蜜刘鑫和李俊杰的女友所作出的冷漠反应。刘鑫的所作所为媒体
已有详尽的报道，无需细说；朱某的选择则是“拒绝出庭作证”，并注销了自己的手机
号码。
当然，朱某的“不出庭”并不意味着不做证，因为此前她已出具了有效的书面口供。但
在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之低，的确是一种不正常的法律文化的体现，此前曾被最
高法关注。
无论江歌案还是李俊杰案，都提醒了我们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中发生的很多事，
表面上看是法律事件，在法律的逻辑体系内也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其产生的心理影响，
甚至给大众带来的心理创伤，却远远超越了法律可以解释和解决的范畴。
原因很简单：法律其实是对人性的最低级别的保障，是底线；而人的实际精神需求则更
加细腻和具体。关于刘鑫应当在江歌遇害事件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朱某是否应当
出庭做证、是否应当与李俊杰的父亲沟通，这些都有待法律程序去澄清。但人性在这两
起恶性刑事事件中受到了怎样的拷问，却是我们可以探讨的。
一种有可能成立的解释，是很多人并不认为“不作为”也是一种恶。也有很多人认为，
见死不救固然不犯法，但它仍然是一种冷漠、阴郁的恶。例如，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
》中的一灯大师因嫉妒而对瑛姑的儿子见死不救，这件事成为他一生的心结，也是他在
余生中赎也数不完的罪孽。前些年的佛山小悦悦事件，大抵也是如此。
导致不作为的原因有很多，但归结起来，无外两个类别：一是趋利避害的心理，二是“
作为”的潜在社会风险太高。
前者很好理解。谁都嫌麻烦，谁都想活得清清爽爽，谁都觉得人命关天的事情最好跟自
己毫无关系。但实际上，一旦当事人作出了逃避的选择，他（她）不仅仅是在尝试将自
己从事件中剥离出来，更在通过这种方式向世人展现正义的虚无和徒劳。这样的人越来
越多，积累起来，就会在全社会范围内促成一种普遍的精神氛围，在这种氛围里，自我
利益是宰制一切的终极标准，一切“利他”的行为都将被扣上虚伪或愚蠢的帽子。长此
下去，由不作为导致的消极的恶，便会质变为积极的恶行。
我们读罗马帝国中晚期的历史，读法国大革命之前100年的法国社会史，读明代晚期的
历史，都会发现这个规律：导致一个社会从内部崩溃的两个群体心理表征，一是崇尚奢
靡和浮夸的风气，一是精神道德领域的自私和冷漠。
至于“作为”所具备的潜在社会风险，这几年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甚至促进了国家立
法层面的行动。一个好的社会制度，除内容完善、执行得当之外，还应当遵循一个基本
的原则，那就是基于对人性之善的认可和鼓励。
没有人性考量的制度，即使再高效、再完备，也一定会导向恶意的横行。纳粹德国和斯
大林时期苏联的法律制度高度完善、密不透风，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
屠戮。被视为中国的“好人法”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4条之所以应
当受到高度推崇，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而在这条法律于今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之前，已
有不少“好人”因“作为”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损失。包括彭宇案在内的诸多历史案例，
或许也是刘鑫做出令人齿冷的选择的一个社会基础。
不过，在这两起案件中，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十分值得关注，那就是受害人和当事人之间
的关系：江歌为收留刘鑫的“闺蜜”，也就是亲密的朋友；而朱某则是李俊杰的现任女
友，两人的关系是情侣。自己最亲密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因自己而死，自己却可以如此冷
静地置身世外。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机制？
我想起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有一部作品叫作《恶意》，其中对凶手的杀人动机的挖
掘十分深刻。这种人性之恶的一个特点令人心悸：怀有恶意的人，其施恶的对象往往是
与自己亲密的人、对自己好的人，甚至是有恩于自己的人。这在逻辑上完全解释不通，
但人性并不是可以用逻辑去衡量的。而很多古老的文化早就对这一现象做出过观察和描
述。例如中国的古话“斗米恩，担米仇”，形容的就是一种类似的、不合逻辑但无比真
实的境况。这样的“谚语”与其说是在谴责受恩之人的恩将仇报，不如说是在提醒每一
个人不要对人性之善有过高的期待，也不要对人性之恶毫无防范。
放到现代的语境下，道理就是：既不要见死不救、冷漠旁观，也绝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无
条件地去做自我牺牲。两起案件的具体经过与细节还有待调查部门的进一步披露，但基
于人性之善的无私帮助和施以援手，都不能不考虑其导致的后果是否在自己可承担的范
围之内。江歌和李俊杰的意外身亡无论出于怎样善良的动机，但最后的结果都是令人心
碎的“白发人送黑发人”，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无私地爱着自己的至亲的伤心欲绝。善良
的前提，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当是理性和克制。
当然，斯人已逝，对于那些无法挽回的事，任谁都无可奈何。但在我们若能在针对这两
起案件的热烈讨论之外，形成一些对于关系、对于善意、对于法律、对于边界的理性思
考，而不仅仅是谴责之后的遗忘，社会的进步才能真正发散出温暖的人性之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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