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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71 | 1 2010-10-27（3 天前）如何区分“因言获罪”和“颠覆国家政权罪”？从 一家村——
李钟琴的博客 作者：一家村主如何区分“因言获罪”和“颠覆国家政权罪”？
李钟琴
在写作《致命文字——中国古代文祸真相》一书时，我曾经为如何区分“因言获罪”和
“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困惑。在中国史不绝书的文字狱案例中，有的人确实存心讥刺时
政，有的人确实故意谤讪朝廷，有的人确实心怀怨望，有的人确实具有异端思想，也有
的人确实与当时的腐朽政府为敌，撰文号召推翻现政权。特别是后者，到底应视为文字
狱，还是应视为“谋大逆”（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多年的灌输教育，使我在遇到困惑时习惯性地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我打开《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一版），开篇便是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篇文章使我顿开茅塞。
当时，普鲁士政府公布了臭名昭著的“书报检查令”，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但是对政
府的措施所发表的见解，其倾向首先必须是善良的，而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为了对二
者加以区别，就要求书报检查官具有善良的意志和鉴别的能力。与此相适应，检查官也
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如果作品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
的倾向时，应禁止其发表。”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评论道：“这样一来，作家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
了怀疑的制裁。”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客观标准的法律，乃
是恐怖主义的法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6页）
因为，要正确判断“对政府措施所发表的见解”的“倾向”是善良的还是“敌对的和恶
意的”，却并非易事。因为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只能靠检察官的“意志和鉴别
能力”。“意志”一词用得很妙，这就说明，判断一部作品“是善良的”还是“敌对的
和恶意的”，只能凭当权者的主观意志。因此，即使作者的本意是“善良的”，而统治
者及其文伥们非要认为是“敌对的和恶意的”，那么，作者就一定是违法分子了。可见
，统治者制造文字狱并没有客观公正的法律标准，全靠其主观判断，即马克思所说的“
意志和鉴别能力”。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最重要的贡献，是说明了应该如何区分“因言获罪”和“颠覆国家
政权罪”。马克思指出：“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
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
换言之，是否“颠覆国家政权罪”，不应看当事人说了什么写了什么，而要看他有没有
“颠覆国家政权”的实际行动。判定是否有罪，不应看人的思想方式，而应看人的行为
方式。
譬如，有人为了发泄愤懑，高呼“我要杀人”，难道就因此判他个故意杀人罪吗？
清末最后一起大文字狱——“《苏报》案”，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例。章炳麟、邹容等在
《苏报》上撰文宣传“排满革命”，就“革命”、“共和”、“君主立宪”等政治问题
发表见解，号召推翻满清政府，结果被清政府指为“大逆不道”，竟准备将二人逮捕后
凌迟处死。由于“《苏报》案”的审理是在各国公使的监督下进行的，以“谋大逆”定
罪难以服众，清政府遭到了各国舆论的谴责。章炳麟、邹容的律师在辩护时认为章、邹
二人仅仅是写了几篇文章，并没有“谋反”的行动，因此不能按“谋大逆”之罪判刑。
在世界各国的压力之下，清政府也找不到适当法律条文来重判章、邹等人，只得含糊其
辞地判章炳麟有期徒刑三年，邹容有期徒刑两年，匆匆结案。
像这样仅仅以章、邹二人的“思想方式”为罪证而置之于法的案件，也应当属于文祸的
范畴。因为这种情况，非常适用于马克思的理论：“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
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
章炳麟、邹容的反政府言论，仍只是其“思想方式”，属于持不同政见者。如果他们没
有实施具体的“谋反”行动，政府便以其言论定罪，这不折不扣地属于“因言获罪”。
只以人的思想方式来定罪，是“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客观标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
义的法律”！马克思总结得多好啊，自称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人们，好好学学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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