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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 1 如何纪念毛泽东，或者人民是否还需要教育？
文/罗马拾荒人
尼采说，对历史的看法基本有三种：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第一种态度在古人中寻
找导师和楷模，将其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第二种态度则完全沉湎于历史之中，甚至历
史的瓶瓶罐罐也不放过，这是静观把玩的态度；第三种则对过去充满批判怀疑精神，以
至于难以确立任何关于过去的真相。
尼采提出了他的“超历史”观，那就是懂得遗忘历史的历史观。换言之，懂得历史地去
看待历史。
对于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我们也是持这样的观念。这也是一种历史创制学。
当然，我们基本同意马宁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这是一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事实
上，就纪念毛泽东这个事件来看，让我们惊奇的不是马宁的文章写得多么深切，而是当
下中国舆论和文化界的思想是多么混乱和反动。
跟我交流过的朋友可能知道，我也是一直强调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的。尤其是毛泽东的
那句话：资本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和策略意识，那就是，在政治上，
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存在双重任务：既要反对本国资本阶
级，也要对抗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这是具有政治意识的敌我之辨；而策略意识就是
两步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国父”孙中山所领导国民革命的
失败，实现国家独立和统一的任务只能落在共产党肩上，结果正如马宁所说，中国的共
产主义革命，就兼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实现毛泽东
所说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但强调毛泽东的革命或马克思主义维度，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民族主义作为脏水给随
手泼掉。因为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毕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可能表现为种族主
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伴随着这些中心（西方）国家强权的，是一种带有目的
论的普世主义话语。那就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应该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去学习西方，
这种话语背后是一套价值秩序：白人至上，白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是最好选择
，任何其他民族都应该往这个方向前进。而苏联的确立以及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却确立了
另外一种话语秩序，那就是东风也能压倒西风，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
摆脱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不仅要痛苦地摆脱自身过去落后的累赘，同时也要革掉西
方在文化和制度上所施加的消极影响。后者就需要一种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这是让“
虚弱的”、“落后的”、“没有历史的”民族站立起来的策略。
其次，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白人和有色人种的种族差别日益也带有阶级色彩，
白人（当然更多的是白人中的资产阶级，但一般白人如列宁所说，因为日益成为工人贵
族也具有了资产阶级意识）成为统治阶级，有色人种（当然是绝大多数作为被统治阶级
的有色人种）成为被统治阶级。于是，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必不可免，我们必须对各种
各样的民族主义进行区别对待。
马宁在文章中提到儒法斗争，这其实关涉到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与革命的问题。我们之前
发表过一篇名为《儒法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未来》的文章，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想用儒法之
争去取代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但是在某个时期内，儒法斗争的确以阶级斗争的形式
表现出来。如侯外庐就指出，中国古代史上的变法运动，从秦人“勇于公战”看来，是
场面很大的阶级斗争。法家代表了“自为心”（韩非子语）的自由民，和“无故富贵”
的公族的对抗，这是变法在阶级关系上的本质（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
教育出版社，第375页）。我们知道，商鞅最后被车裂而死，这是不是公子虔出于私仇
的报复呢？《盐铁论》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秦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因为整
个氏族贵族（即身份血缘贵族）都因为商鞅变法而利益受损，所以在秦孝公死后，他们
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呢？在秦汉之后，儒法之间的冲突表现为庶族
（寒族）地主和士族（显族）地主之间的冲突。庶族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防止士
族地主对土地的侵占盘剥，就会联合皇权，借保护编户小农的利益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例如关于争夺劳动人手这一问题，庶族地主就和封建皇权一致，以对抗豪族。”（侯
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8页。）唐代如牛李
党争，如杨炎、元载和刘晏、卢杞的党争，宋代如王安石新党和旧党的党争，都应从庶
族地主和豪族地主的矛盾的背景去说明。
这一点和阿尔都塞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是相通的，对此我们在《儒法传统与社会主义的
未来》已做过辨析，不再赘述。这就是我们的“超历史”观——忘掉法家在历史中所得
到的不公正评判。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当年的“评法批儒”运动。事实上，法国
人巴丢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巴丢看来，汉代的盐铁论就是国家政治意志与自由放任、专家（其实是儒生）治国的
争论，前者由法家所主张，后者则为儒家所坚持。这场争论作为“被压抑者的回归”，
又出现在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判中。简单说来，前者主张群众路线，对经济关系进行改
造；而后者主张干部专家领导一切，听从经济规律。可以说，法家—毛泽东的实践是政
治意志对经济客观性的造反，造反的秘诀就是“相信群众”，从而对经济客观性进行改
造，并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儒家—斯大林相信作为中介的官僚和专家，相
信所谓的客观必然性。
关于组织和干部制度问题。的确，毛泽东就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失败了。但这种失败是毫
无意义的，毫无可取之处吗？甚至于说“毛泽东必须承担历史责任”？毛泽东反官僚制
，更加是在反资本主义，这是他强调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原因所在。所以，“文革十六
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资产阶级
在党内？因为有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打倒人，怎么去改变制度？难道制度不是人组
成和确立的吗？马宁说“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并没有制度上的保证。”的确，所以才需要
践行巴黎公社的原则，在运动中教育群众，在运动中生成制度。这是一个变化生成的过
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历史实践，我们怎么可能“事先”就确立一种制度上
的保证？难道我们在10年的运动过程中，真的没有建立起像样的保证人民民主的制度吗
？这个问题我留给历史学家。事实上，列宁所谓的教育群众不过是在工厂中教育他们服
从纪律，形成产业工人那样的社会化意识，这样才有可能去参与公共政治。但是列宁为
什么喜欢泰勒制？泰勒制意味着，工人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老板，在政治生活中也需要老
板。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恰恰意味着官僚或领导对群众的单向教育，为群众掌权做准备
？但这种单向教育难道不是官僚制和干部负责一切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列宁只是到了
生命的最后几年才真正意识到官僚制问题，但他提出了什么具体意纲领？恕我才疏学浅
。只有毛泽东才真正认识到群众自我教育自己的意义所在，不只在社会政治领域，同时
也贯彻到生产过程——那就是鞍钢宪法所体现出的工人参与管理的原则。
就历史来看，任何制度就像有机体那样，会变得僵化和腐朽，这个时候只能诉诸于大民
主（我所谓的人民的革命制宪权），来对制度进行重构，而这个重构是内在于历史的发
展过程之中，是源于人民的内在需要。杰弗逊也有类似的观念，美国人民每19年就应该
修改一次宪法。这是革命与制度的辩证法。
最后，马宁说，“这个阶层、这个制度，没有任何改良的方法，只有炸毁，只有用人民
民主来取代它，只有让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作主，真正的管理国家，才能保证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我不知道这是他自己的观点，还是转述毛泽东的观点？炸毁
？反正我知道，毛泽东应该不是这个看法。这就像艾略特所说，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之根
，你不能洗牌再来，重新种下草种并放牧牛羊（大意），我们也不能在废墟上重新建设
。我们必须承负自己的历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末期，毛泽东也不得不诉诸于
古人，诉诸于秦始皇和法家。因为，从我们前面的分析来看，法家正是结合了君主与人
民，去对抗贵族。而在当时的语境下，那就是（具有个人崇拜色彩的）君主去唤人民，
去对抗日益腐化的官僚和走资派，为虚弱的人民注入前进的力量。但我们知道，毛的初
衷是，不搞包办代替，让群众运动中进行教育，在运动中巩固制度。
但毛毕竟失败了。今天，如何开始一个运动？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去想象一种断裂，像本
雅明所说的那样，在前进的历史中，拒绝历史的进步，勇于刹车，打破历史连续体？或
者更为切近的问题是，人民是否还需要教育，什么样的教育，去重新开始，去实现真正
的人民民主？这也许是我们纪念这位世纪伟人的真正意义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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