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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 1 高梁：感性的记忆不等于理性的分析
——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序言
杨松林先生所著“真相”一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
，我国部分省份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对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量、造成这个重大悲剧
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公正的评述。
“三年困难”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影响深远。建国后最初的十年里，社会
改革和经济建设均取得伟大成就，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享有崇高威望
。1957年“一五”计划胜利完成，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凯歌猛进时
陡然遭遇三年天灾，粮食产量锐减，加上政策失误、调整不及时，从1959年底开始，饥
荒向全国蔓延，部分地区的农村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直到1962年情况才开始好转。
和旧中国曾经发生过的无数次饥荒相比，“三年困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有的一次饥
荒，而且影响遍及全国城乡，在严格的粮食定量配给制度下，不分上下，所有人都不同
程度地尝过挨饿的滋味。所以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小娃娃也已步入老年，但它
留给全社会的创痛记忆至今难以消退。
感性的记忆不等于理性的分析。因为每个“过来人”的经验都只是局部，谁也没有“亲
眼”看见“饿死几千万人”。要准确还原当时的真相，不仅需要经验，也需要站在历史
的高度，具备从宏观上把握全局的能力。
本书作者作为当年的亲历者和一位严肃的学者，本着对国家的责任感，大量阅览有关文
献，遍访各界人士，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拿出了富有创见的成果。
有关三年“困难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关于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的估算，因统计资料的
不足与杂乱而倍感困难。从1000万到4000万，越估越高。
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首次公布了1958年-1961年的人口数据。第一栏是年底人口数
，第二栏是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理论上，年末人口-年初人口=出生人口-
死亡人口，即两栏数据必须吻合。根据第一栏，1960年、1961年年末人口分别比上年增
长-1000万、-348万；第二栏由“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推算，1960年、1961年则分别比
上年增长-305万、250万。两组数据存在明显差异，且第一栏反映的人口净减少数字触
目惊心。
实际上，1955年-1980年，两栏数据每年都相差上百万。1964年、1982年两次人口普查
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1982年前的人口统计数据，来自公安部系统的历年户籍登记。简单地认为政府部门“造
假”是不严肃的。不搞清其中原因，研究就缺乏事实的基础。但是，此前所有的研究者
都绕开了这个难题，或采用非权威数据，或主观挑选、编造数据、生造算式等，这就很
难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而社会上流行的“饿死3000万”的说法，恰恰就是来自这些中
外“权威”的论证。
本书的研究，从搞清楚当时的户籍管理、人口统计办法入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对应的社会状态，对1953年-1980年期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系统的
梳理（部分采用孙经先的观点）。
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于50年代初，先城市后农村，至1960年基本完备。这一时期，
城乡间有数千万人的迁徙活动，出现了上千万的户口重报、漏报，户籍人口数严重偏离
实际人口数。又因政策调整使户籍人口数出现大幅起落（而非实际的人口自然增减），
或称户籍人口的机械性增减。
1955年-1960年工厂大量从农村招工，很多人获得城市户籍而不注销农村户口，累计
1000多万。1960年底动员约2500万人返乡，部分人返乡后自动恢复原户口，户籍人口机
械减少约1000万；部分人滞留城市导致户口迁入漏报，其后十几年陆续纠正补报，其间
城镇和农村户籍人口每年都出现机械增加。
1960年、1961年，大量农民逃荒，此时出生的儿童漏报户口，待情况好转后回乡补报，
多登记为1962年生（1964年人口普查时发现），推算有500多万人。
1953年-1958年，农村漏（瞒）报死亡人口约800万，1959年-1961年，农村生产队建立
集体户口，按规定需补登死亡，表现为户籍人口减少、死亡率提高。
作者据此推算：（1）1960年-1961年没有1348万的人口凹陷，而是有1241万的人口增长
；（2）扣除正常死亡人口，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50万～400万。
这样，作者对这一时期《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的矛盾和人口变动的规律，从正面给
出了完整而恰当的解释。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符合情理，理论自恰的解释，不愧为一家
之言，值得学界重视。
六十年前的中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农业基础薄弱。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治国经验
不足，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失误和挫折在所难免。尽管
作者证明了，“三年困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远低于流行的“饿死3000万”之说，但对
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也是愧对人民，愧对历史的。要客观全
面地认识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弄清前因后果，举一反三，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本
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
研究教训有不同的出发点。人民曾经对共产党的领导无限信赖，对闹出如此大的祸事痛
心疾首，批评当时的政策错误与领导责任，带上个人情绪也难免。
有人将发生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公社制度和集体经济，这说明他们既缺乏中国农村制
度演变的知识，也缺乏宏观的历史把握能力，偏见使他们戴上了有色眼镜。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外学者，选择性地叙述史实，任意歪曲历史真相（如三年风调
雨顺、国家不进口粮食等），极力夸大灾难规模和政策失误，上纲上线，无非是要彻底
否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多年来，理论文化界不少人，借“思想解放”之名，极力营造崇拜资本、蔑视大众、诋
毁革命和爱国主义的舆论。或者任意歪曲和解读历史，或者任意解释当代，对当前种种
社会弊端指鹿为马（如不顾巨大的劳资鸿沟，一味指责“国企垄断”导致贫富分化），
连起码的事实和基本逻辑关系也不顾了。
欲灭国者先灭史。主张在中国搞“欧美模式”的人，不会看不到当今资本逻辑泛滥造成
的社会危机和自身社会基础的脆弱，为此就更要清算历史，从根子上否定中共领导的革
命、颠覆当代中国基本制度的合理性。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关
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关系到亿万人民未来的命运。这是一场思想领域中正本清源的斗
争。
1958年仓促推广的农村人民公社，是一个包含多项内容的“制度创新”。其中，“一大
二公”（公社核算、无偿平调）和“消费集体化”（集体食堂），脱离了农村的实际，
违反了基本的经济社会规律。
本书作者认为：要对当时的实际生活进行系统解析，才能客观地分析灾难发生的原因和
机理。1958年-1959年，浮夸风、高征购、“共产风”得以实现，基本原因是公共食堂
体制。农民口粮由公共食堂保管，上收容易返销难，造成农民口粮呈减少趋势甚至断粮
。1960年上半年是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一些地方干部隐瞒本地实情，甚至阻拦农民外出
逃荒，使得局部地区的灾难被放大。
“大跃进”急于求成，脱离实际，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部分基层干部对上盲目服从，
工作简单粗暴，官僚主义滋长，迟滞了对危机的认识和政策的调整。从1960年起，中央
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国务院组织紧急调运粮食，确保城市供应；尽力组织农副、工
矿产品出口，出售库存金银，紧急组织粮食进口，相应压缩工业基本建设。1961年底，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广
大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讲，一起为纠正错误、扭转困难而奋斗。从1961年起，国家
大幅调减农业税，减少粮食征购量，首先保证农民自用粮食；取消公共食堂；加大对重
灾区的救济；提高粮食收购价的25%；开放集贸市场；严格票证供应制度，用“均贫”
方式保证人民的基本口粮供应。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减少（尽管成灾面积大于
上年）。全国上下同甘共苦，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此后整个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粮食征购政策，原则是“按标准留够口粮种子饲料，交
够公粮、超额完成征购任务的按比例提高留口粮标准，不够口粮基数的国家返销”，返
销即统筹救济制。口粮基数标准，依南北方特点有区别。笔者在生产队当会计的几年里
，听到最多的口头禅是“毛主席说不让饿死一个人”。从1962年起，再没听说“饿死人
”的事情（即使西部一些山区穷得穿不上裤子，但返销粮有保证）。
1962年“人民公社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确立了“三级
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纠正了“一大二公”的体制，保留了“政社合一”的层级式
集体经济体制。应该说，正是这一独特的农村组织形式，为我国从农业国的底子起步，
迅速实现初步工业化，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
在人民公社体制稳定实行的二十年中，农业生产稳步增长，不仅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基本
温饱和大体平等的收入，还依靠自身微薄的积累，在公社和大队范围内，兴办了初等教
育、医疗、社会救助（五保户）、广播文化事业、道路水利绿化、农机服务等基础建设
，富裕地区的社队工业开始起步。这一体制支持了严格的“统购统销”制度，使得我国
在一次次自然灾害面前减少了损失；还以农业税形式，将农业的大部分剩余，为国家工
业建设提供了最初的积累资金。人们对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可以提出许多批评，但是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当年人均80美元、200公斤粮食的起点下，如果没有贯彻城乡
的计划（准计划）经济，就不可能在保障人民基本温饱的同时达到20%以上的积累率，
就不能在改革开放前建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就没有后来的经济起飞。是那个时代的
广大工农群众，在困难和挫折中不动摇，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以三十年的节衣
缩食、艰苦奋斗，甚至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他们才是我们国家真正的英雄。
高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2013年1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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