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b****i
发帖数: 17 | 1 实体书店的“逆流”回暖，成了这个冬日上海的一个文化景致。无印良品等书店接踵而
至；这边上海三联书店的书香蔓延到了朱家角，那厢“最美书店”钟书阁也将在繁华商
业区绽出新枝……
这个文化景致的深层意义是，即使是在今天信息汹涌的时代，读书依然是无法被稀
释的。正如在“2015上海智慧女性读书论坛”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在接受《
解放周末》专访时所说的，“读书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化妆品。”
作为生活必需品的读书，不是给我们的精神涂脂抹粉，而是让我们超越“知道”，
感受“思想”。
我们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而是可能变成了知道最多而思考最少的人
解放周末：您担心时下人们因为电子阅读的便捷，而在“知道”上浪费了大量精力
，却缺乏思考的时间。“好比吃多了零食，已经塞不进正餐。”在您看来，一顿好的精
神正餐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不反对电子阅读，现在我出门也喜欢在手机或者电子阅览器里存进电子书，利用边
角料时间来看。阅读的载体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阅读的内容。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字获得太方便快捷的时代，而人们又那么忙忙碌
碌，所以，阅读经常是碎片化的，就像吃零食一样。现在，我们从微信上就可以看到很
多东西，可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人有必要知道那么多信息吗？即便一个人知道世界
上所有的事情，也就是个“知道分子”。就像零食只是食物的一种，即便一个人每天吃
各种零食，他的营养肯定还是不全面的。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而是浪费大量
时间去了解不必要的信息，可能变成了知道最多而思考最少的人。
学会吃好的正餐，首先需要控制自己，这包括对零食式阅读的控制和对自己需求的
控制。智慧的人是有控制能力、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然后有的放矢地去阅读的。当你不
再忙于“知道”，而开始静心“思考”时，你就有了求知的方向。然后，根据你所关注
的，去看有思想含量的书，这时的阅读才是有意义的。
您对阅读的控制力，始于何时？
这个应该是从小就养成的阅读习惯。尽管，那时候的书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我对文学的
热爱、对理想的追求，都是从少年时代的阅读开始的。但因为遇到“文革”，我们刚刚
会阅读不久就上山下乡了。不过，我带了一些文学书去了北大荒，我在《我的人生自述
》中有一章《探亲大补》，专门描述了当年我回杭州探亲的时候，怎么样想尽办法去找
书看，如久病体虚的人寻求药材“大补”。
在那个极度闭塞的年代，我们寻书、借书、偷偷读书，那种读书的艰辛，是现在的
年轻人难以体会到的。我们的阅读体验，与今日信息爆炸时代中的阅读形态，不可同日
而语。可以说，当时涌动的是一种“阅读的暗流”，好书不能公开流传，但依旧在私下
里被传播着。
在自由阅读不被允许的时代，找到一本好书对您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黑暗中的一线亮光。有了一本好书，我就觉得属于自己的那个世界还存在，心灵
世界就有了寄托。
我的父母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追求进步的青年，因此我家里有许多关于苏俄文学
的藏书。当我经过了阅读童话的阶段后，接触的就是苏俄文学。最早读的《金蔷薇》，
让我知道了文学之美和文学之神圣。还有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前夜》《
父与子》、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等，都带给我一种对未来的模糊憧憬，书中好
像传来一种外部世界的无形召唤。
当时我的读书，就是黑暗里守着一点光的姿态
最让您回味深长的读书经历是什么？
我最特别最重要的一段读书经历，发生在上海。1975年，我从北大荒到上海修改我的长
篇处女作《分界线》，稿子改完到出书的间歇中，有三个月的等待时间，我就住在当时
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招待所。
出版社内部有个图书室，里面有些藏书是给编辑们作为参考资料的。图书室里所有
的书架都安有玻璃橱窗，每个橱窗都上着锁。有个专职的图书管理员阿姨坐镇。经当时
出版社领导的批准，我得以去那里阅读，但不可以借书出去。每天一早，我就到那儿去
“上班”，那位管理员阿姨就打开书橱锁，取出我想要的那本书给我。我拿了书，就坐
在图书室角落里一页页地看。夏天天气很热，记得图书室有个电风扇，我已经觉得非常
幸福了。
在那个图书室里，我读完了十几部文学名著，都是当时极难看到的西方经典文学作
品，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基督山伯爵》《邦斯舅舅》等等。为了节约时
间，我完全舍不得花时间做笔记或者摘抄，只是如饥似渴地尽可能地吞下去、吞下去。
这种阅读感受至今清晰。
事实上，图书室安静的一角以及书里的世界，与您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是如此的迥异。
那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书里的世界和当时我所处的环境，简直是截然相反。一方面
，当时的政治宣传是极左的，另一方面，人们在暗地里不可遏制地渴望着人类的优秀文
化遗产。书中所呈现的人性深度和复杂性，使我对现实世界产生疑问。这种疑问和思考
带来的震动，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持续和微妙的，可能只是给我的心带来一点涟漪，
或者是在我的头脑里引爆一点小小的冲突。
后来，这些疑问是否慢慢撼动至你内心深处？
到了1979年，我已经在哈尔滨上学了，并创作了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夏》，我明白
了在那个封闭年代里我所暗中坚持的经典阅读，宛如寒冬埋在心里的一颗种子，遇到了
春天就会发芽。我借由阅读明白了这样的道理：真理终究会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上海度过的1975年的夏天。我特别感谢那位和我默契相处、亲切
和蔼的图书管理员阿姨，那位敢于在特批文件里写上“同意张抗抗借鉴、批判阅读”的
出版社领导，感谢他们在当年那种恶劣环境下，对文学经典的尊重、对青年作者的爱护
。那近两个月的时间，是我阅读生涯里的一次暑期自修补课，至今让我心怀感念。1976
年，我的长篇小说出版后，我回到北大荒农场继续劳动。那时我对所处的环境已经和同
龄伙伴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一种多少有了“底蕴”的观察角度和思考方式。
这份“底蕴”，正是来自书籍所蕴含的视野与思想。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们在小兴安岭伐木，大家一起住在帐篷里，唯一共用的光源只有一
盏马灯。一天劳作结束后，女知青们回到帐篷，围着马灯坐着，打毛衣的打毛衣，钩花
边的钩花边，而我躲在帐篷的角落里，把自己买来的蜡烛点燃，独自安静地看书。她们
谈笑很热闹，说话声喧闹地传过来，而我不为所动。我觉得，在帐篷的冬夜里独自读书
，既孤独又充实。
这是一种孤独又充实的坚守。
当时，部分知青也会私下里交换看书。听说别的连队里有一本好书，知青们都愿意在雪
地里走上好几里的路去借。有时为了看一本书，还要排队，等到书终于轮到自己的时候
，可能必须要连夜看完。由于缺少指导，读得一知半解，有时知青们还会因书的疑问而
争吵不休。
我们知青在农场住的是几十米长的长条形房间，两边都是炕，中间放箱子。一个房间只
有一到两个灯泡，晚上十点左右就熄灯了。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小油灯，在空墨水瓶里面
放一根棉线，灌上煤油，就变成了一盏灯，然后捧着这一点光亮缩在角落里看，第二天
早上起床，常常发现两个鼻孔都被煤油熏黑了。
书看完后，就写信，给父母、同学、其他知青朋友写信请教或讨论，那是一个人在黑暗
里摸索的感觉。我想当时我的读书，就是黑暗里守着一点光的姿态。但这点光亮，足以
照亮我的心灵。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很难体会到，营养含量高的好书的力量和能量真的有
那么大。
所有的阅读，都会和我们以往的经历产生化学反应
经历阅读物从极度匮乏到极度爆炸，又经历从阅读者到写作者的转变之后，您对阅读的
感情是否发生了变化？
我的青年时代，书籍的匮乏让人感受到对阅读的强烈需要，可以说是饥不择食。但等到
书籍“过剩”的时候，大家觉得随手可得，反而不再珍惜。以前我会赶十几里雪路去借
一本书，现在满屋子的书，有时一本新书买回来，可能隔很久才会去看。但这并不是因
为我不爱书了，而是对书的需求“等级”不一样了。
在知青时代，我阅读的动力很简单，就是“我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大量书籍的涌现，在最初的解渴过后，我进入了“我想知
道为什么”的阶段——为什么今日中国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为什么那种生活是那样
的而不是我们这样的。在经历了早期单纯的审美性的阅读后，我开始很明确地想在阅读
时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在早期阅读中没有的一种渴求解惑的需求。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相对少了，开始阅读大量文史哲类的思
想读物。这么说吧，在我30岁以前，书籍像是师长，30岁以后，书籍变得比较像朋友。
我可以和书本进行无声的讨论了。
什么样的书籍朋友是您所偏爱的？
：我一直更偏爱外国文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除了阅读中国当代最优秀作家的大部
分作品，还开始接触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学、南美的先锋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那
是一个太长的名单，几乎没有我错过的作家和作品。后来，我定居北京后，阅读就更方
便了，并且开始接触了比较多的中外戏剧。
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拥有书房的情景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一个客厅兼书房。我从东北运来很大的三开
门的两个书柜，放在北京的公寓里，书架的面积相当于一面墙，每一层可以放两排书。
后来，书越来越多，这么大的两个书柜也放不下了，很多书就一直堆在墙角。有时，半
夜里听到轰然一声，是书堆瘫倒了。这像是一个喻示，我的读书已不再是感到渴，而是
感到撑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漫长而不断变化的个人阅读史中，我读了弗洛伊德后才发现：人如
果不能认识自己，根本就不可能认识世界。
对您来说，读书这扇窗，由过去的探寻外部世界，转向了对内部世界的叩问。
张抗抗：阅读弗洛伊德，是影响我的写作从描绘外部世界到开始着重人性挖掘的一
个契机。我从描述知青一代的境遇，开始深入到知青的内心世界。我开始更多地思考与
反思。我们被那个时代所“造成”，没有经过启蒙，因此大部分人仍是蒙昧的，这种蒙
昧成为一个无知时代的基础。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历史来承担，每一代人都有自
己的责任。这也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
读书是一种见效很慢，但对人生影响长远的事情。所有的阅读，都会在某个时刻和
我们以往的经历产生化学反应。
事关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
阅读在某个时刻和自己以往的经历产生的化学反应，表述的正是书对于生命难以言说却
意义深远的价值。
是的，书和我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我这大半生的读书，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求知，也就是“我想知道是什么”；第二阶段是求解，也就是“我想知道为什么”。
它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岁月、使我们成长、思考，祛魅。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什么也
不为了，读书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化妆品。
当下的国人已经不再有无书可读的烦恼，识字率也达到了史上最高，但阅读量却始终徘
徊不前。
中国的人口数量与人均读书量几乎不成比例，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现象。
中国人爱看报纸、时政新闻、娱乐八卦或是实用性书籍，但不太热衷于读纯文学、诗歌
及文史哲。我想，这可能与大家的急功近利有点关系。只要能够有所“获得”，就肯“
投入”——比如，走亲访友可以结交或巩固社会关系、对股市的关注可有微利或暴利、
微信可以炫耀也可以获得更多信息、花费大量时间用于网购可以省钱……对这些“有用
”的事情，大家都舍得投入时间和精力。反之，如果看起来没有用处的事情，人们就不
“舍得”为此支付时间。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读书。因为阅读的收获在心里，何况短时间内看不出什么
效果，或许永远也看不到什么好处。所以，阅读像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往往很容易被舍
弃。
现代人更追求“立等可取”的效应。
中国古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一个糟糕的引导。用知识使人致富来诱导读书，
是把读书异化成了一种成功利性的投入。因此，常常很少讲读书可以怡养性情、开启心
智、然后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有智慧人……那么，当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发现到处都
有“黄金屋”，到处都有比阅读更能产生“实际效益”的事情，又何苦到茫茫书海中去
寻呢？我认为，中国的阅读贫乏，是和我们这种实用性的文化根性有关的。
如何让读书成为人们的自觉精神需求，事关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这是否就是您作为国
务院参事一直在参与活动推动国民阅读的动因？
是的，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公民的阅读权利，并致力于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文学是一
种不可代替的原创性劳动，只有保护我们的创新成果不被侵犯，这个民族的原创力才能
不断被激发出来。我想，读书大环境的形成，和政府所提供、创造的阅读设施和条件有
关，更与政府的文化理念有关。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