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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43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ongKong 讨论区 】
发信人: Davo (Dove), 信区: HongKong
标 题: 這篇寫得好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Jun 24 01:10:26 2014, 美东)
我完全同意讓香港人自己選特首，各種提名都可以，關鍵北京要有種，不要再給
香港任何經濟優惠。香港將來必然死路一條。大亂到大治，幾千年中國歷史都是這麼
過來的。
正当香港为特首提名程序而争执不休，6月10日中国国务院发表了有关香港“一国两制
”的白皮书，强调北京对香港拥有管治权，提出“两制”从属“一国”，并将“特首须
爱国爱港”明文写进白皮书。
在外界看来，问题不在于，白皮书中所提到的香港与中国的关系和特首选取标准等理据
，而在于其发表的时机和强硬的措辞。人们耽心，北京的强硬态度和香港的政治激进主
义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导致香港局势的恶化。
一、内地管治经验与香港的政治现实
香港问题的两难在于：一方面是北京凭党国体制和内地管治经验而得出的对香港的认知
和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在中国内地，北京可以直接以司法机器和内部“招呼”掌控局
势，使异议者不“乱说乱动”，使街头运动被消除在萌芽中。但是对于香港，情况却是
两样。北京要直接指示和插手香港的司法体系和治安队伍，让人不“乱说乱动”，无疑
有难以逾越的困难。
在近来北京和香港为普选和特首提名程序而出现的争执中，泛民提出包括公民提名在内
的三轨提名，而北京则希望提名委员会提名。北京的这种认识，也颇具内地思维。按中
共在内地的统治经验，当局内定候选人，然后向代表“吹风”、“打招呼”，最后总是
可以选出当局想要的人。然而这种内地经验在香港却未必有效。就算未来香港的普选，
按北京认为的符合基本法的方案，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就算北京能以政治和商务利益摆
平某些香港名流，但北京要左右香港提名委员会、选举委员会或立法会大多数成员，按
其意愿和“招呼”投票，却并不容易。
另一方面是香港作为初生民主社会，与其他初生民主社会一样，无论政客还是大众，对
民主的认识仍是不成熟的，往往表现出非理性的的偏激行为。由于北京难以直接插手香
港，香港的政治激进份子也就变得无所畏惧。北京的强硬表态，未必能够恐吓他们。
显然，一份措辞强硬的北京官方文件，对于香港局面的影响，不会像一份“中央文件”
在内地所起的那种作用。香港有人士评论，北京此时发表此种强硬表态的白皮书，可见
北京对香港的政治现实，缺乏了解，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不幸而被言中。6月20日，由
香港“和平占中”发起的6.22全民公投，开始首日的电子投票，当天即有超过40万人投
票。至第三日，累计投票人数已超过60万人。大大超过发起人当初的预计。
二、值得反省的有关香港问题的决策
关于香港的体制和政改问题，通观北京往日和今日的决策，不免让人有“早知今日，何
必当初”的感觉。
撇开民主专制的政治是非不谈，只从策略角度，就北京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而言，倘若
当初中英谈判，确定未来香港体制时， 香港回归已成定局，而港人尚无缘置啄之时，
北京“因循守旧”，坚持依港督模式，原封不动地移交权力，机构人员一律照旧，各安
其位，各司其职，只换一人，港督（特首）不再由英国派出，而改由北京指派。这在当
时，因是沿袭旧制，且兼顾港府留任人员的既得利益，理据充足，未必会有大的异议。
即便当时要考虑港人治港，亦不难，不过是在港人中“钦点”特首而已。倘若如此，则
北京在处理香港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问题的挑战中，可回旋和应对的空间要大得
多。
退一步说，就算这一步留下遗憾，还有第二步。倘若北京上届决策者没有在2007年通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承诺，香港可于2017年普选行政首长，2020年普选立法会，则北京仍留
有很大的回旋空间。至少不会很快就面临今日提名之争。
如果说过去这样做是为了省心省事，避免来自港人的纠缠，何以今日又不怕纠缠，不嫌
麻烦呢？如果说过去是自认为难以管好香港，故而放手，何以今日又认为可以插手了呢
？岂非对港政策前后不一？
时至今日，前面至关重要的两大步（港人自选特首和普选承诺）都跨出了，今日北京有
关部门却为无实质意义的提名末节而较劲，不免让人觉得是舍本求末。
三、关于香港问题的处理，应有通盘考虑
纵然不谈过去决策的对错与否，今日北京的智囊或者说北京主管香港问题的有关部门，
在有关香港问题的处理和应对上，仍然缺乏通盘的思考。
（1）所坚持的特首提名方式， 并不具有实质意义：
北京有关部门思维僵化，坚持认为公民提名违法基本法。那么，政党提名是否合法呢？
如果合法的话，因香港结社自由，要成立一个党还不容易？而这一来，只是稍微绕了一
点弯而已，与公民提名又有什么实质区别呢？
就算按北京希望的，只由提名委员会提名，而如前所述，由于香港与内地完全不同，北
京要左右香港提名委员会，按其意愿和“招呼”提名投票，并不容易。
退一步说，就算北京真的可以影响提名投票，内定候选人。问题是，提名并不等于当选
，而只是入围候选人而已。最后还得靠选民的选票决定谁当选。就算北京不惜代价，摆
平了提名委员会的大多数人。而一到真的由选民投票，问题就来了。因为多年来的事实
表明，香港反对派和泛民在香港的动员能力，显然大大超过了建制派。到时候可能出现
一种情况，北京想要的候选人不被选民认可，而北京不想要的候选人反而胜选。
再退一步说，即便此次北京能如愿，也是短暂的。因为按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的
普选时间表，香港可于2017年普选行政首长，2020年普选立法会。这意味着，仅几年之
后，届时特首和立法会议员都由市民一人一票选出，北京又如何可以左右数百万香港选
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的投票意向？
（2）有关特首必须爱国爱港的选择标准，道理上不能说不正确，却缺乏可操作性。
爱国爱港应由谁说了算呢？如果是北京说了算，港人普选的选票说了不算，则等于否定
了普选。倘若如此，则当初又何必承诺普选呢？如果是由港人普选的选票说了算，则有
无这一标准，结果都一样。那又何必多次一举，引发不必要的争议误解，自寻烦恼呢？
再说，按中共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北京总应该相信数百万香港同胞是爱
国的，是有判断力的，该不至于会选出一个不爱国不爱港的人为特首。
（3）对香港局势的发展和可能出现的结果及如何应对，缺乏沙盘推演：
北京主观香港事务的官员只知一味强硬，却对如果强硬后，港人不听而反弹的结果缺乏
前瞻性思考，重犯当年在台湾大选时的错误。上世纪90年代中台湾大选。北京担心台湾
人支持民进党，以试射导弹相恐吓，却反而激起台湾人逆反心理，助陈水扁当选。以至
后来台湾人调侃：中共是民进党的最佳助选员。
关于提名和普选，试想，如果在未来特首候选人中，有北京想要的人和不想要的人，而
最后投票的结果是后者胜出，北京将如何应对呢？倘若香港普选投票的结果与北京希望
的相反，是否北京要霸王硬上弓，否决港人的选择，而指定败选的人为特首？倘若如此
，则由于其人在香港缺乏普遍的认受性，会导致香港的管制危机和不安定局面，这种结
果无疑与北京希望香港长期稳定的初衷相背离。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通过某些退休官员，以及媒体放风，暗示说按基本法，北京可以在
特殊情况下，对香港采取特别措施，包括出动驻军。人们并不怀疑，北京有如此决策的
可能和行动能力。问题是，倘若香港的局势并未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北京并无理由对香
港采用戒严措施。如此一来，港人不接受北京圈定的特首，香港出现长期的低强度或中
等强度的政治纷争和街头运动。北京即便赢了面子，却输了里子：失去港人信任，而它
希望香港长期稳定的目的也无从实现。
另外，当局是否真想不惜政治代价，在香港重演25年前北京戒严一幕呢？当年参与北京
戒严的主要当事人，后来都纷纷通过写回忆录，试图撇清干系，将责任推到他人头上，
避免留下“历史污点”。可见其内心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光彩体面的事情。今日香港人不
过是要求实现北京曾经承诺的普选而已，细节有争执，真有必要激化矛盾，动刀动枪吗？
四、香港问题有关一国两制的示范效应
从超越香港的宏观角度来看，如何处理香港问题，涉及到一国两制的成败。一直以来，
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如何，对于台湾具有示范意义。北京希望通过一国两制，实现台湾
的回归。这些年来，北京不惜代价，在台湾推行惠台政策，意图通过让利施惠，感化台
湾人。
今日北京以强硬态度对待香港的民主诉求，且不论其中的是非曲直，在台湾人看来，不
仅证明了台独份子的预言和民进党人的反中言论，所言非虚，也势必动摇持中间立场的
人对北京政治承诺的信任。其结果等于抵消了北京这些年来，不计工本，苦心经营的对
台温柔路线的作用。
同是一国两制，一个已经实行，有示范效应，另一个是尚未实行，还在努力争取中。今
日北京对已属囊中之物的香港声色俱厉，甚至暗示戒严之类。等于是自挖墙角，无疑只
会吓跑台湾人，使之联想“今日香港，即是明日台湾”，从而使之更离心离德。
可见，且不论对台温柔路线的实际效果如何，北京在作出有关香港的决策时，应当有宏
观视野，考虑到其对台湾的示范效应，避免顾此失彼、效应自相抵消。
五、香港民粹主义的发展和北京的策略考量
平心而论，今日引起香港人不满的，大多是因为民生问题。要说这些问题都是北京造成
的，显然不实，至少是夸大其词。然而有一点不容否认，迄今为止，香港的特首尚不是
由普选产生的。这一点意味着，一切关于民生问题的抱怨，都可以很容易地被反对派归
结为，北京划定的“小圈子选举”所产生的特首，是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所以，只要
摆脱了北京的干预，由香港人“真普选”而选出自己认可的特首，一切问题都会随之消
失。
明眼人都看出，作为新生民主社会，香港民粹主义会有一个成长发展的过程，香港出现
类似于台湾、泰国等地出现的政治动荡或“民主阵痛”，可能是难以避免的。这一过程
，短则十年，长则数十年。在这一时期中，政治人士和民众的行为往往是偏激的、易被
鼓动的。像泰国和埃及那样，纵然是真普选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同样会被反对派纠葛，
而鼓动起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和街头暴力事件。
考虑到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阵痛”，北京就不值得在无关紧要的提名问题上强力
干预，“对号入座”，坐实泛民反对派的指控。北京既然实际上难以操控选举，倒不如
“卖个人情”，让香港人体验无干预，无筛选的“真普选”，让他们看看他们所选的行
政首长，是否真的有与历届前任特首不同的神通魔力。若如此，则无论结果如何，都对
北京有利：
倘若北京的放手，真的让香港人选出了自己满意的特首，能够解决香港今日面临的各种
问题，市民满意，香港安定，这不正符合北京希望香港安定的目的吗？北京省心省力，
无为而治，何乐而不为？何必费力不讨好，自背包袱，自寻烦恼，自招杯葛纠缠？
倘若北京放手后，香港人由真普选所产生的特首，并无神通，问题依旧如故，而香港在
真普选下，更加动荡不安，则香港人再无理由将责任推到北京头上。若香港真的乱成不
可收拾，这对中共来说，也至多不过是“丢卒保帅”，乱了弹丸之地的香港，而保住了
党的天下。因为北京可以以香港为例，再来一次“事实胜于雄辩”的证明：“宪政民主
不合中国国情”。“瞧，现在香港乱成什么样子”。岂不是更有利于说服国内人民和知
识精英，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党国体制代代相传？再说，香港也不
是真的丢了。万一届时北京要干预香港，也属“不得已而为之”，政治代价也会小得多。
可见，只要退步思量，转换思维，天不会塌下来，香港的问题也并非没有解决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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