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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17 | 1 发信人: jiangks (小将), 信区: RuralChina
标 题: 农民队长蒋大清的自述(zt)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2年10月14日18:16:41 星期一), 转信
农民队长蒋大清的自述
我是一个农民，埋头种地30余年。改革后，一度深信邓小平理论；但一年又一年却发现
，改革的结果是我们这里农村的衰落、农业的萧条、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官吏的无度欺压
。我想依据政策、法律的武器解决农民不合理费税问题，可是上告无门！不仅如此，在
我们农民抵制不合理费税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场所谓的“农民暴动”。作为事过9年仍然
没有得到解决的当事人之一，我想将其间的一些事实真相告诉给大家。
一、 个人简历
我叫蒋大清，男，汉族。生于1934年4月11日，家庭成分中农，文化程度中等，家住四川
省宜宾县喜捷镇新河村。
我49年考上初中。解放后，50年10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8师政治部宣教科任通讯
员（战士）。52年转业，进入宜宾南岸六中，55年毕业，自愿回乡当会计。56年考上中
国民用航空学校，进校后转入空军第十四航校无线电系夜航电气机械员班学习。58年10
月毕业后，分配到西北民航管理 | h****r
发帖数: 117 | 2 发信人: jiangks (小将), 信区: RuralChina
标 题: 农民队长蒋大清的自述(zt)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2年10月14日18:16:41 星期一), 转信
农民队长蒋大清的自述
我是一个农民，埋头种地30余年。改革后，一度深信邓小平理论；但一年又一年却发现
，改革的结果是我们这里农村的衰落、农业的萧条、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官吏的无度欺压
。我想依据政策、法律的武器解决农民不合理费税问题，可是上告无门！不仅如此，在
我们农民抵制不合理费税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场所谓的“农民暴动”。作为事过9年仍然
没有得到解决的当事人之一，我想将其间的一些事实真相告诉给大家。
一、 个人简历
我叫蒋大清，男，汉族。生于1934年4月11日，家庭成分中农，文化程度中等，家住四川
省宜宾县喜捷镇新河村。
我49年考上初中。解放后，50年10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8师政治部宣教科任通讯
员（战士）。52年转业，进入宜宾南岸六中，55年毕业，自愿回乡当会计。56年考上中
国民用航空学校，进校后转入空军第十四航校无线电系夜航电气机械员班学习。58年10
月毕业后，分配到西北民航管理局通讯科电台工作。
59年我因在单位大会上反映 “人民公社占用我家房子应给租金，损坏房屋应赔偿。”，
“应按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办事”等情况，被带上“向人民公社反攻倒算”
的帽子。大小批斗三个多月后，经单位调查，我反映的情况确实。但却在未作任何结论
的情况下，将我停职下放到当地机场劳动，直至62年返乡为止。
自从62年4月我回乡后，一直受到乡镇干部的“特殊照顾”到现在。各种流言蜚语如：我
是“右派”、“反革命” 等等的谣言不绝于耳。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我更成为斗争的重
点对象。“四清”运动中，工作组组长铁仲荣故意将我的家庭成分改为富农。我不服，
上告宜宾地区书记牟海秀处。后经调查了解，恢复了我中农的家庭成分。文化大革命开
始后，蒋大章、李仲奇等人利用公社干部的职务之便建立了一个组织。他们不仅造谣说
我是“反革命”没有资格参加组织，而且把我抓起来关押了一个月后才放人。
这之后，68年我曾任造反派玉龙联合指挥部负责人，69年回家种田至今。
二、 我的思想转变
我从62年回乡务农后，一天到晚总是忙于一家人的生活。除了种地，其他的事，我也不
太关心。79年土地承包到户，我想土地管理制度也该改改了，这样才能充分调动种田的
积极性，所以也就积极地参与这场改革。我们队比其他队土地下放的都要早一两年，这
是多方面的作用的结果，其中也有我的作用。我们队到1980年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80
年代初，我们队生产搞得不错，粮食吃不完，农村的景观也大大改变了。此时，中央解
散了人民公社，建立乡一级的设置，我根本不懂，也不问。我是一个农民，只要能有饭
吃，填饱了肚子，天下的大事不知道也行！
时间如流水，一晃到了90年代。从91年到95年，连年干旱。我比任何人都更重视旱情，
抓得早，干得多。你的田干枯完，我的田里水还深，一两个月都没问题！再加上我长期
积累，有了一点积蓄，购买了抽水机，那就更没问题了。但其它的农民兄弟家就惨了，
农业大幅减产，收入急剧下降。
92年的时候，村里的文书告诉我：“农民的负担重！”，我其实也不清楚什么叫农民负
担重。后来，报纸上、电视上到处都在讲。于是我下定决心把它弄明白。92年的一天，
我带上笔记本，调查了本村大河坝、元坝、挂灯、大地坝、大湾坑等队的13个家庭。这
些家庭的年收入，情况最好的450元/人均（一个队长家庭），一般250——350元/人均，
最差的不到200元/人均，就是这样的收入，一年一个人的农业税提留就要交50－60元。
农民的生活真苦！我把调查情况整理好，于92年8月向四川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人大办
公室打了报告、去了信，直至92年12月仍然没有回音。也不知道收到了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92年我就没交农业税提留。93年元月的一天，玉龙办事处主任杨桥彬带
上一伙人闯进我家，恐吓我说：“不交就拿东西！”。我对他们讲，提留不合理；他们
就问我“哪些不合理”，可我也说不出子丑寅卯来。因为缺乏对政策的了解，不仅我无
力为自己辩护，而且还被他们臭骂了一顿！在这帮人里，有两个是姓蒋的人，他俩（蒋
大明、蒋和容）劝我把这一年交了，还说：“既然要顶着干，就要把依据找好”；既然
别人都交了，“这就是依据”。我仔细想想他俩讲的也在理，于是我很不情愿的给了他
们44.20元的提留款。
因为我依据不足，不得不交纳提留款，而省委、省政府却迟迟没有回音，从此我就把这
些情况一次又一次的往省、中央寄，希望能够得到回答。但从未有回音！现在来看，发
出的信，省、中央都收到了；农民负担重的情况也知道的很清楚，一个又一个的文件也
不断的发下来。事实上却是，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在我周围农业税提
留就有80－150元/人的，农民根本拿不出来。这不能不使人深思一下为什么？
从93年开始，我利用四川法制报提供的材料，将中央和四川省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所有
报纸找拢。93年5月20日，趁秧子栽完，农民空闲了，我第一次——也是第一次享受宪法
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在大 影有 讲减轻农民负担的项政策法规。这之后又去了元坝
，一直到24号。与此同时，我还在新河村口头通知在学校学习减负政策。全村14个队，
正副队长带头，几乎每个队都来了，几十上百号人齐聚一堂，真是热闹非凡!见到我宣讲
，大家人人高兴，个个满意。为什么？因为，他们讲“我们好久没听到党的声音了，好
久没听到党的政策了”!所以，我宣讲起来也很起劲！
情况的转变，发生在93年5月25日后。25日我们喜捷、高场的农民集体从家走路到县政府
上访。我们上访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楚中央和四川省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两个条例，另
外向县里讲讲喜捷镇乱收费问题的情况。去上访的人实际只有60－70人，但是却把县府
接待员嚇倒了,吓住了！？我们从上午9点听“条例”到中午12点，我们想找领导反映情
况，问问究竟有些什么收费应当如何计算，但接待的人也不知道县里领导哪里去了，没
法继续反映情况，只有回家。但晚上县广播电台说法口气却很吓人，说我们有300多人围
攻县府。其实这是附近的农民也来打听、来关心造成的。因为减负是大家的事，所以我
们刚一提起话题，大家聚拢来了。也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奇怪的是有人心虚了！
根本没有搞清楚哪是哪儿的人，大家在做什么，就信口雌黄！县里这样做，究竟是无意
还是有意，我们也不知道。
27日中午，由玉龙办事处书记，带上县政府游祝仙副县长，人大、县委、县信访接待室
工作人员一群人马，来我家找我谈话，向我“宣传”喜捷镇提留是合法的。在讲的过程
中，过路的群众和附近几个队的农民，不断的围拢，有一百多两百人。游祝仙的解释引
来大家的不满和忿怒，闹得他无法继续。他一看苗头不对，就三番四次的讲，他还有事
需要马上走；然后就带着人很快离开了。有理不在人多，你怕什么？这以后，县里、镇
上改变了办法，经常派人找我，或者书面通知让我一个人到玉龙办事处谈话。
更神奇的事，发生在93年7月1日。这天我按照通知前往玉龙办事处谈话。走到玉龙街口
，惊奇的发现，街口安着高音喇叭，街上警察在来回巡逻。进了玉龙才发现，不仅街上
，而且玉龙靠街的房子楼上楼下全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如临大敌！政府各机关也是大门
紧闭。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有警察过来，象押解
犯人一样把我一会儿带到这儿，一会儿带到那儿，最后把我带到一个会场。一进会场，
就有人叫我交出旗子来。我反问什么旗子。他们说：“你们不是今天要在玉龙进行‘七
一游行’吗？”。我一股无名火起，我大声质问他们：“谁不知道，游行起码提前一个
礼拜通知公安局。我从未说过要在玉龙进行什么‘七一游行’！这是哪个‘王八羔子’
说的。你们把他找来。我要和他对质！……”他们根本找不出来任何一个人证明我说过
类似的话。反复恐吓我没有效果后，只能放我回家！
7月7日，我再去县府。我才知道，原来是县里面说我要在喜捷、玉龙搞暴动。为此，地
委书记高万权亲自坐镇大峨湖，会同县政府张明权、肖建康等人来指挥。宜宾县政府各
机关办事处7月1日当天一律关门。并且集结了交警、武警两个大队的人马。自编、自导
、自演了所谓的“七一游行”事件！后来还听说这次行动花去了喜捷镇50万人民币。这
出当代中国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真不知道是表演给谁看，又有何意义？！
这一年干旱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凶，可是“官老爷们”眼里根本看不到这些；他们听不进
农民的呐喊，反而认为这是对他们“政绩”的最大威胁！我算是领教过他们上下勾结，
联合整治我的“高明办法”了。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农民，走路靠双脚，用钱靠自己，既
无靠山，年纪又大；他们却是公车接送，“财大气粗”，“呼风唤雨”，还有上级做主
，所以根本不虚我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我本来文化也不高，仅仅是个50年代的初中
生；他们却是大学生、研究生，长期工作，讲政策、谈理论、说法规一套一套的，我是
无法比的。他们还多次找我谈话。但每次他们找我谈，不管从那方面政策讲，只要他们
一谈完，我马上提问，总是将他们问得哑口无言，有时反而只能向我赔礼道歉。为什么
这样呢？因为我照毛主席早就教过的方法办。再有，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代表普通广大
农民说话，所以没有什么说不通的！但就这样，从上面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公安局对我
日夜不停的监控。（直到94年元月13日为止，方才解除，详情下面讲）周围的人闲言碎
语不绝于耳。这时，我的确非常苦恼，进退两难。但转过来又想，退根本行不通，这是
在逃避，也难逃得掉。我行得本来就是正道，只要我坚持，虽然困难些，但农民兄弟眼
睛是雪亮的，谁对谁错，一准有个说法。我最终不会落得个孤家寡人。我有几十年当农
民的切身经验。我坚信这一点！于是我继续到宜宾、屏山两县的几十个村逐一进行宣讲
。成千上万的人听了我的讲演，读了宣讲资料。四面八方公安局的人也一步不离跟着我
一村一村的跑。我每到一个地方，农民兄弟见到我，都热烈欢迎，不断给我鼓励；无论
何地，只要我本人到，不管老少都愿意与我交谈，讲实话！他们讲：“如果公安局抓你
，我们给你送饭。如果我有一笼鸡就有你一只。有人敢来抓你，我们就叫他走起来爬回
去。”这让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我想什么是民心，或许这就是吧！
地、县、镇三级，多次开会，反复研究，怎么样才能将提留农业税收起来，真是煞费苦
心。可到处的农民回答始终只有一句话：“你一分不减，我一分不交！”就这样，转眼
到了93年12月。
三． “农民暴动”的始末
到93年12月，喜捷镇的公粮提留收取还不足计划的30%，中央又三令五申禁止动用公安干
警，也不准组织工作队等等，镇里、县里急得不可开交！
12月8日，我收到宜宾县法院执行庭的通知，叫我于12日上午8点30分到该庭，有事。我
12日早8点到法院，被告知，上午学政策，要我下午三点再过来。我下午准时到了法院，
却什么也没有讲又叫我回家！回家后，大家告诉我，今天全村14个队，县里面都派了工
作队，同时进村，收取提留。他们花了一整天，不但收的提留款很少，80%还被农民骂得
个狗血淋头，少数工作队还被忿怒的群众打得抱头鼠窜，不敢回头。这下我终于明白了
，我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但反过来，也证明我在和不在都是一个样。这说明什么呢，这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2月14日，以宜宾县农经委陈主任（不知道名字）和喜捷镇党委书记马文芳为首的工作
队，带着县公安局的武警，下午两点左右到了我家门口，催收税款。几百农民自发从新
江村赶来，将他们团团围住。农民们赶跑了护驾的武警，把干部留下来说理，一直到傍
晚17点钟。天快黑了，这伙人担心走不掉，又怕车被农民烧掉，只好厚着脸皮来求我替
他们解围。我说，你们不按中央规定办事，农民找你们讲理，我有什么办法！要走可以
，但是你们必须对农民兄弟表个态！后来，陈主任站在田坎上高声宣布：“如果喜捷镇
一分不减，你们一分不交!”表完态，农民放行，这伙大小干部安然返回，毫发未损。
可是，被土里土气的农民“强迫”，使这帮大小官员感到颜面尽失，他们没有就此甘心
，又酝酿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行动。
1994年元月13日（农历腊月初二），宜宾地区和宜宾县联合组织了一次向农民“收租”
的特大行动。以地区书记高万权、专员周继堯，县委书记张明权、县长肖建康，镇党委
书记马文芳、镇长王华虎等人为首，带领警察、工作队、民工队（社会上的流民，负责
挑粮抢东西）、记者队和雇佣来的打手，以轿车19辆，宣传车1辆，大客车4辆，数百人
的规模， 坪 荡荡来到喜，直奔我家！
当日早7点左右，马文芳与县信访科的薛科长，县委信访办的张主任，直接来到我家里，
讲了一会儿“道理”后，命我立即将提留款交给他们，我拒绝照办。僵持到7点50左右，
我家门外汽车马达声、喇叭声响成一片。三个人脸色一变，凶神恶煞的一起对我吼叫：
“你到底交不交！”，我站起来，大声说：“不减，我就不交！你们想咋个？”这时，
我的妻子上气不接下气的跑进来，脸都嚇青了，“你还在和他们谈啥子，你看门口车都
停满了！几十个公安象疯狗一样把家都围了!”。接着，门口闯进来几个不速之客，宣布
对我强制收取农税提留。门外宣传车的高音喇叭来回转，四处广播。法庭的庭长拿出判
决书要我签字，我严词拒绝，并把判决书一把撕掉，丢在地上。庭长宣布立即强制执行
，我马上阻止。“且慢，请问你们来了这么多人，县长呢？”，回答“没来!”；“法院
院长呢?”，“来了！”；“公安局长呢？”，“来了！”；“那请两位过来！”。两人
来到我面前，问我“你要咋个？”。我答“你们今天来执行我蒋大清不交农税提留，对
吧？你知道我们农民为什么不交吗？因为一不合理，二不合法，有朱鎔基总理的讲话，
中央的文件为证。郭世录院长，你头上戴的是国徽，肩扛的是天平，是吗？你们法院是
国家执法机关，是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你的国徽怎么来的，那是28年浴血奋战，千千
万万中华优秀儿女抛头颅，撒热血换来的；你的天平怎么来的，这是人民赋予你们的权
力！怎么，你们今天是不是收了我一个，还要去收宜宾县的另外的93万普通农民的呢？
你们不是保障我们利益的吗，怎么想起来剥夺我们权益呢？是谁给你的这个权力！我们
国家还没有变！共产党还没有垮台！”他们惶恐万分，大声命令我住口。我看到这时又
围上来二十几个记者，我就说：“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怎么你们想破坏宪法
吗？”。各家记者马上记录，有的还在照相，只要把脸转向哪方，闪光灯就闪个不停！
我在家里院坝里不停地来回走动，话筒、录音机也跟着走，抢镜头，好不热闹！
我千方百计与这伙人周旋，几次要走上田坎，都被公安人员拦回来。我义正严词的辨白
使这伙人也不敢轻易动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儿子蒋三回来了，他说：“多少钱，
我给！”我严词谢绝，：“我的事我自己负责，你没有权力管。不交就是不交！”；但
我的儿子不顾我三番五次的反对，还是把70元提留款交了。这时是8点30分左右。
这些胜利者，收到钱，就准备开路。但四面八方的农民已经听到了消息，扛着锄头，拿
着扁担，握着木棍，里三层外三层把来的人包围了，连80多岁的老太太都睡在大路上，
“要过，就从我身上碾过去”。车也被大家扣住，只准进不准出！
不一会儿，公安就与从新江村来的张宏华等农民干上了。公安虽然开始趾高气扬，又打
又砸，占尽上风，还打伤了几个人；但架不住义愤的农民越来越多，最后只好赔礼道歉
，说：“我们也是执行任务！我们也不知情！我们对不起父老乡亲！其实我们也是农民
出身！”。他们不断祈求农民放过他们。最后，经过大家商量，放过普通公安人员，他
们立刻丢下“领导”，急急忙忙的逃走了。“胜利”了的农民一方面叫公安局长和法院
院长将被打伤的农民背到一公里外隔河的医院；另一方面让镇长将被砸坏的东西背到公
路上！农民真是个个威风凛凛，意气扬扬！
不到10点，聚集在我家附近的各方农民已近10，000人。大伙儿二三十、二三十个的围住
干部们，要他们解释，和他们论理。这时才有人发现喜捷镇镇长王华虎已经趁乱逃跑。
农民马上将马文芳、郭世录等人看管起来；并让公安局长杨玉林带信叫地、县领导来现
场解决问题。农民兄弟们轮番把上面三个人叫过来问话。问他们是谁让他们来的，他们
讲是上面派的任务；问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讲是下级服从上级，不得不来。农民对此
很不满意，声明不讲清楚不准吃饭，不准回家。就这样一直到晚上8点，他们既没抖落清
楚问题，也就没能吃上饭，更别提回家了。有的干部心虚地甚至将屎尿都拉在裤子里了
！表面看起来，农民对这些当官是很凶，但细细想想农民一点也不过分。农民脸朝黄土
背朝天，一年到头种地耕田，苦累不说，到年底一算，小康根本谈不上，能勉强维持已
经算不错了。如果家里有个人来个小病小灾，全家肯定一拖就垮！而当官的不说富裕至
少也在奔小康。不但如此，他们还整日里还尽想着如何多吸农民的血汗，这不让人气愤
吗？让他们听几句批评，饿两顿饭，这也算合情合理吧！8点后，我让我的三儿子把扣在
我家的“官们”全叫到一起，用我们的饭菜让他们一个个都吃饱，然后在23点又安排他
们睡觉！并由几个农民在外面守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让他们离开！
补充一点，在13日上午混乱中有6个农民被抓走。下午，被抓农民的家里人来找我，问我
应当怎么办。我马上让郭世录和杨玉林打电话查，后来查明是被法院关在法院办公室。
我警告两位领导如果6个农民在两个小时之内不能放回，那么他们的人身安全将由大家集
体决定。一会儿，郭世录回话说，这是法院个别人干的，不关他的事。被关的农民一小
时后，如数返回，每个人发了20圆补偿费。
14日清早8点左右，县里又来了另外一批工作人员，要我放郭世录回家。我明确讲，扣留
这几个人是一万农民集体的决定，我根本无权想扣就扣，想放就放！而且既便是我想扣
留这些人，那法律还不允许呢！我反问他们，如果他们认为真正掌握了真理，为什么县
长、书记不亲自来呢？他们胡编乱造说，领导忙，没空等假话来搪塞。其实我们心里都
很明白，这些所谓的“父母官”根本是不敢与群众见面。如果他们真正想人民群众所想
，为民办实事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但是看到郭世录的确年纪也大了，还有心脏病
，我们大家最后商量，还是让他先回去，并让他转告肖建康来现场解决问题。但可惜的
是，郭世录回去后不仅不理不问，而且还倒打一耙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我的身上！共产
党的干部如果都是如此，恐怕距离官逼民反的日子就不远了！到那时，这宗弥天大罪试
问谁能承担?
14日早晨，头一天被警察和请来的打手们打伤人、打坏东西的农民群众来问马文芳怎么
办，他只有分配工作人员，组织清理。被打伤的农民负责赔偿医药费，被损坏的禾苗、
衣物、家具等一一照价赔偿！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到中午11点半，仍没见能够主事的
领导干部出现，我们知道他们不会再来了！看到我家门口还围了几百农民，我家里还有
很多干部没走掉，我左思右想。最后，我走到马文芳面前，告诉他让他10分钟内把县、
镇两级所有干部带走。并让他转告张明权、肖建康：蒋大清通知县里，明日即15日上午
10点，我们要在柏化召开万人大会，请他们县政府安排一个场地，准备一万人的伙食。
开会的目的是“一发告全县人民书，二向中央致电”。请他们回去立刻完成这一工作。
马文芳吓得半死，接连说这样要不得，要不得。我怕时间长了，情况有变，就呵斥他：
“你马上滚！”。我也跟着走出门，对着守候在门口的农民们高声喊道：“凡是今天来
的人，你们马上离开我家，回去相互转告，明天到柏化开万人大会，亲戚的亲戚，朋友
的朋友，大家互相通知！”这样，一会儿双方都安全离开了。
听到开万人大会的消息，县政府的人吓得不行，当天下午就派人送信，叫我不要开了，
还让我书面回信和亲笔签名。我口头答复，当众做出的决定无法更改。晚6点多，县委、
公安局又派人警告我，公安局不同意开会。如果我硬要开大会，就抓我。我回答他们，
“你们可以带上几百上千的人来镇压群众，我们就不可以开个声讨会，现现你们的原形
？中央不会说我们过分，更不会判我们有罪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要镇压群众，现在就
赶快爬回去准备吧！”
15日清晨，我在去柏化沿途一一通知，因为张明权、肖建康要镇压群众，今天万人大会
暂停，改天再开。到了柏化，农民群众已经聚集了数千人，我就劝大家去赶场。这样，
警察也不好再管农民的事，13日所谓的“反革命暴乱”也就结束了。这以后，警察对我
的监控也不了了之。
这场“反革命暴乱”就是这样。事实摆在桌上，怎么赖，怎么改也不行！据说，为了13
日这场“反革命暴乱”前前后后共用去几百万。我们不禁要问，人民的财产难道就是用
来镇压人民的吗？
四． 余波
这件事以后，我向宜宾地区、四川省、中央多次去信，并多次到省里反映，但都是让我
回去听候消息。我等等等，等到今天已经9年有余，依然没有回音，更无人来解决，已经
成了一个悬案！！
这几年，农村的情况比前几年还要糟。中央三令五申减负，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减掉的
。从94年后，我们这里的青年农民开始外出打工，97年后达到高潮，因为身在最底层，
我缺乏具体的数据，但三分之二以上的青年迫于生计都外出了。为什么这样？举个例子
，现在上面讲我们这个产 赶 亩产过千斤，所以按940斤/亩的产量收取各种税赋，但就
我们村而言，我知道没有一家的产量达的到。再有，粮食收购价格，国家规定0.53元/斤
，但实际上因为各种原因，农民卖粮的价格只有0.4元－0.43元/斤。这样，既使按5%计
算，一来二去，农民的实际负担也远远超过10%。现在我们的不合理收费主要集中在农税
、电费和学费这三项上。这样一算，农村和城市的差距真是大的吓人。
这两年，搞村民直选，大家没有选上面指定的队长，而是选了我。但我并不能为大家减
少多少负担，决定权还在上面。我们只是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你一分不减，我一分不
交！”。
我已经是68岁的人了，过几年就会入土了。农民其它受冤枉、受害、受苦的事还非常多
，我的能力有限，也就不多写了！只希望大家看看我写的这个材料，想想谁对谁错，评
评理！同时也了解一点我们真实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这对大家有帮助，既使这件
事永远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我也安心了！
另外，我严正声明，我所讲的全都是事实，没有一点添油加醋的东西。
蒋大清
2002年7月24日 | w***m
发帖数: 10498 | | N********i
发帖数: 139 | 4 无语，顶一顶~
仍然
【在 h****r 的大作中提到】
: 发信人: jiangks (小将), 信区: RuralChina
: 标 题: 农民队长蒋大清的自述(zt)
: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2年10月14日18:16:41 星期一), 转信
: 农民队长蒋大清的自述
: 我是一个农民，埋头种地30余年。改革后，一度深信邓小平理论；但一年又一年却发现
: ，改革的结果是我们这里农村的衰落、农业的萧条、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官吏的无度欺压
: 。我想依据政策、法律的武器解决农民不合理费税问题，可是上告无门！不仅如此，在
: 我们农民抵制不合理费税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场所谓的“农民暴动”。作为事过9年仍然
: 没有得到解决的当事人之一，我想将其间的一些事实真相告诉给大家。
: 一、 个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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