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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作者：刘小生
陈垣是史学大家，连毛泽东也称其为“国宝”。
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认为，只有陈垣与王国维才称得上“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
。傅斯年说过“静庵先生(指王国维)驰誉海东于前，(陈垣)先生鹰扬河朔于后。”日本
汉学权威桑原骘藏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出版后，很快发表评论，称陈垣是现在中
国历史学者中“犹为有价值之学者”。而陈寅恪的学生戴家祥回忆：陈师和我在校散步
时，自称平生最佩服的是王静庵(王国维)先生，其次是陈垣。1949年他在国共之间选择
了后者，婉拒蒋介石和老友胡适的赴台邀请，而是留在大陆当了多年的大学校长，文革
正盛的1971年6月25日寿终正寝于北京，享年91岁。家属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珍藏的4万
余册图书，近两千件文物和一生积蓄全部交公。图书及大部分文物现藏国家图书馆，
281件珍贵文物现藏首都博物馆。4万元存款交北师大做党费。
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三次派飞机到围城中的北平，要接陈垣和其他一些著名学
者南下，陈垣拒绝了。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年近古稀的
陈垣在学生的陪同下，从兴化寺街5号步行到西直门迎接解放军，迎接解放。
这还不是此老对新政权最明显的支持表态。他还做了一件影响和争议巨大的事情。
他于1949年5月1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去
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
…当我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
怅惆。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
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
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
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
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
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海里开始起了疑问……”
陈垣写了对新生活的新感受，指出以往同胡适的论学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在
立场上“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接着把写《公开信》的目的明确地宣布：“我现在明白
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
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
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其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
该转向人民……我现在很挚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觉悟
，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
，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这封信影响到了陈垣在此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安危。同时也让陈垣的学问家形象复
杂化。后人曾评述：陈垣与胡适的分道扬镳，深刻地反映出当年知识分子在新旧政权更
替之际，对不同人生道路抉择时的心路历程。北平解放了，陈垣依旧做辅仁大学的校长
，甚至“未尝一日废书，书案堆书如山”。从解放区归来的刘乃崇，把解放区的所见所
闻尽述给陈垣；陈垣还找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
章，手拿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认真阅读。学习新理论，听了新报告，再结合北平城内的
新见闻，陈垣思想为之一变，“朝闻道，夕死可矣。”
好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可惜，有句古话说得尖刻而真实：寿则多辱。陈先
生高寿，最后却是赍恨以殁，完全没有享受到那种欣欣然了无牵挂的结局。
在他之前，为他润色那篇公开信的范文澜，已经于1969年7月29日逝世。范的晚年
，也着实不易。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重头文章《打倒史学界的东霸天、
西霸天》，矛头直指范文澜和翦伯赞。在经历了多次批判之后，1968年12月18日，绝望
无助的翦伯赞与妻子一道服药自尽。好歹在庆祝1966年国庆大会上，范文澜被安排上了
天安门城楼。那天，他站在城楼东头，离毛泽东较远。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
对他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蒙圣上特赦，范得以不
死。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又派人到范文澜的住处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
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晚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肩负使命不停
地修改、扩充他先前的那两部著作。范文澜去世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依然十分关注《
中国通史》编写的进度，范去世不久的10月31日，周恩来批转《为继续编写〈中国通史
〉的报告》给陈伯达，要求由陈负责，并说“这个任务很重要，这是主席交给的任务”
。有人后来极尖酸地评论说，范、陈的路子差不多是要写成一部《中国古代党史》。一
代历史学家，煌煌大作居然越改越差。嗟乎！
比起罹难的翦伯赞、吴晗和陈寅恪来，陈、范还算善终。不过，虽然早就被视为“
国宝”，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在解放后就日渐稀少，多的不过是应景文章。陈垣和陈寅恪
在解放后“立身处世，各走极端”，二人也不复有书信往来，陈垣选择脱胎换骨地改造
自己，论著寥寥；陈寅恪以盲衰之躯《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煌煌巨著。在“
文革”中，陈垣没有受到直接伤害，是因为家人给中南海写过两封信，一封给周总理，
一封给康生（康生其实也尊重有真学问的人）。
“过去的学校领导、朋友，不是靠边站，就是被批斗、被打倒，大家都自身难保，也就
很难顾及于他了。他整天提心吊胆、闷闷不乐。对形势的发展陌生、担忧又不理解，只
能保持沉默。”文革中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工作被迫停止了。一次，和曾庆瑛谈到书籍的
出版问题时，他很不高兴地说：“现在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让我等死么？”
1971年那个动荡的夏天，91岁的陈垣在病痛和苦闷中离世，留下他无法保护的学生
和家人。这离1951年毛泽东在国宴上向人介绍“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
的国宝”，相差正好20年。
胡适始终不相信那封所谓的公开信是陈垣的亲笔。无人知晓这封信的背后，埋藏着
多少这位饱学之士的盲目乐观与难堪尴尬。陈垣曾经对国民党很失望，于是放弃赴台。
待他再次失望，以中国之大，又能去哪里？选择总归不容易，但身为历史学家却看走了
眼，终归是一种对自己学术的讽刺性否定。轻易为现实政治背书的个中滋味，只有当事
人自己去慢慢咀嚼体会了。
最可悲的是，这样一位学界敬仰学富五车且以历史学为专攻术业的老人，居然忘了
“是非分明、胜败昭然”这八个大字的分量而将其混为一谈。毕竟，成王败寇那是政治
，并不是历史！看胜败易，察是非难。另一位在文革深受迫害的历史学家尚钺在最后一
篇文章中曾说：“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
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真理。”以此观之，胡陈之高下，岂不一目了
然。
来源: 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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