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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178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2 讨论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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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抗战中的国军与共军（秦晖）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Aug 1 23:47:12 2013, 美东)
（秦晖 2012/2/2）
今天应当说，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方面，国民
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
共赴国难：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与“敌后”
承认民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对队”的重要性，当然不是轻视国人自身的努
力。
拿抗日战争来说吧，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就是“站队”能起作用的前提。尽管中
国军队的战绩并不理想，这场战争也不是仅靠我们自己打赢的，但正是由于国人的屡败
屡战，坚持到底，绝不投降，才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使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
胜利，得到了“站队”的果实。如果中国政府像汪伪鼓吹的那样投靠了日本，站错了队
，也就谈不上什么果实了。
说起来，抗日战争和辛亥革命，这两件大事，20世纪的中国人都引以为豪。但在共
同的自豪下，不同的解释也有很大冲突。
就抗战而言，核心的争论就是国共两党谁的功劳大。与此相关，过去还有在迫使日
本投降方面，美国与苏联谁起的作用更大的争论。大陆曾强调说，美国人打海岛扔原子
弹都不管用，苏联人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自从中苏闹翻后，就很少这样说了。
但国共之间的互相指责——你说我“游而不击”，我说你“消极抗日”——却一直
没有停息。近年来，这两种说法都逐渐淡出，我们这里一方面仍强调共产党是抗战的“
中流砥柱”，另一方面也承认两党各有贡献：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军队
在“敌后战场”，都功不可没。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不过认真想来，所谓国、共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抗日，这个提
法语出有因，却很不准确。
首先，当时中共中央所驻的陕甘宁边区，并非“敌后根据地”。她三面接壤于大后
方国统区，东面则隔黄河与日本人对峙。沿黄地区设有神府、两延(延川、延长)两个河
防司令部，两司均隶属于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这里所谓的“后方”，当然不是敌
后，而是“我后”，以这一战略后方为依托的河防作战，自然不是什么“敌后”行动，
而是“正面战场”的一部分。
河防作战规模不大，但被广泛宣传为我党抗战样板的平型关、阳明堡等著名战斗，
也都不是“敌后”作战。这几次战斗，都发生在当时中国统帅部统一部署的晋北、太原
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击，与八路军的侧后方伏击，实际上是同一场战役的不
同战术部分。
尤其是平型关之战，国民党军在关门，正面阻击敌主力;八路军则奉命从侧后伏击
日军辎重队，两边枪炮互闻，硝烟互见。这种战术上的侧后方，如果也算“敌后”，那
举凡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正面战场上的所有重大战役，均有这种“敌后”作战，
它也就不成其为八路军、新四军特有的作战方式了。
我们能说，在台儿庄会战中只有孙连仲、池峰城坚守台儿庄是“正面战场”，而从
侧后方出击日军的汤恩伯部是“敌后战场”吗?
实际上，我们出版的许多抗战史著作在关于“正面战场”的描述中，并不回避中共
武装的活动。例如《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的“太原会战”一章中，载有“太原会战
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辖下，朱德率
领的第十八集团军与其他国军(第二、六、七、十四、二十二集团军及若干单列军、师)
赫然并列，正确反映了这场会战的作战序列。
整个太原会战，从1937年9月11日持续至11月8日，空间则包括晋北、忻口、娘子关
等地。在此期间，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在会战区域内，配合友军进行了平型关(9月
25日)、阳明堡(10月19日)、七亘村(10月26、28日)、黄岩底(11月2日)、广阳(11月4、
7日)等战斗。(武月星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
86-90页)这些战斗属于正面战场，应该毫无疑问。
该书并明确指出：“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
地的斗争。”
换言之，中共真正放弃在战役层面配合“友军”的正面抗击，而转向“独立自主的
山地游击战”，是在太原陷落以后的事。此后，中共以其独立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为
依托，与日军周旋，其军事行动与正面战场虽有客观上的战略呼应，但已无战役协同。
从这时起，才有了真正的“敌后战场”。但众所周知，此后平型关式的作战已极少发生
。所以中共抗战中最著名的几仗，其实还多是在“正面战场”打的。
然而有趣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乐于把“正面战场”说成是国民党独家包揽的，这
就抹杀了中共在正面战场上的贡献。
这当然不是谦虚所致。
实际上，人们清楚地知道，尽管平型关、广阳和阳明堡都属于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武
装所打的几次最著名的仗，但是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相比，这些仗
都显得很小，就指挥关系而言，当时这些仗也都是按中国统帅部的部署进行的。算上它
们，也不能说正面战场就是中共主导，而如果把它们归入正面战场，那其后在敌后战场
就没有什么大仗可说了。
因此，不如把“正面”之功让掉，把平型关等役的战果都算入敌后战场。因为敌后
虽也有国民党军队作战，但相对而言，其战果不足道。平型关等战斗与正面战场国民党
军的会战无法并论，与敌后国民党军的作为相比，还是突出的。这样把“敌后战场”都
算在中共名下，就可以与“正面战场”并驾齐驱了。
但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史实，也有违于军事常识，其实对评价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
也未必有利。今天应当说，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
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
事实上，抗战前期，国民党在敌后的力量强于共产党，但与正面战场当然没法相比
。而敌后的国共摩擦一直很激烈。摩擦中，国民党由强到弱，而共产党则由弱到强。到
1940年夏，新四军击败韩德勤部，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标志着敌后国共力量的对比
完全扭转。稍后的“百团大战”，虽然主要是一次大范围破路运动而不是一场歼敌作战
，并且这种行动方式随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没有延续，但它确实是八路军抗日斗争的
高潮，而且按我下面要讲的定义，它也确实履行了敌后战场的使命。此后，敌后战场虽
然仍有国民党军的活动，但这里的抗敌主力的确是共产党了。
不过，无论国共摩擦多么激烈，他们都没有放弃抗日，都在正面与敌后作出了牺牲
。今人在正面与敌后的歼敌比例上做了很多文章，也有很大的争论。实际上，确切的数
字是很难搞清楚的。
其实，在当时对日战争的总体形势主要取决于正规战(不仅是中国战场的正规战)的
情况下，敌后游击战的歼敌数量多一点少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一战场的使命，是
使日军无法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共双方在敌后控制的地盘，就是对抗战的贡献——直接取之
于沦陷区的地盘自不待言，就是在国共摩擦中取之于对手的，只要他比对手更善于保持
这些地盘而不被日本人夺去，也可以算是对抗战的贡献。
抗日与摩擦：关于“积极”与“消极”的讨论
这里应该指出：游击战作为对抗入侵强者的作战方式，弱者别无选择，是无可非议
的。
当时国共两党都是从全球角度考虑战局的。第一，双方都是坚决抗日，决不屈服;
第二，双方实际上都把胜利前景寄托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第三，双方都有保存
实力以待时变、再行逐鹿问鼎的主意。
而只要抗战前途取决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那么中国战场的地位，就取决于
重庆政府的坚持到底。
因此这里的关键，还不在于“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战果的孰大孰小，而在于
国家主权体现者的态度。从国际法角度和世人的眼中，一国属于哪个阵营，是由该国主
权体现者的态度决定的，而不是由反对派和在野党决定的。
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主权的是重庆政府，如果它像汪伪那样投靠了日本，中国
这个参战国就属于轴心国一方，而非反法西斯盟国一方了。
国内存在着反对派的抵抗运动，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这正如保加利亚、意大利这类
国家存在着反法西斯抵抗力量，这些力量也被视为英雄，但这并不能改变该国属于轴心
国、也就是二战的战败国的地位。
所以，如果重庆投降了，即便延安再抵抗，中国也难逃“日本胜则为其奴仆，日本
败则为其殉葬”的悲剧命运。
甚至，延安的抵抗者后来即便推翻了重庆的附敌政府，都未必能改变这一点。就像
意大利，早在1943年其国人就推翻墨索里尼，反正到了盟国一边，但战后它还是要作为
战败国，接受割地赔款。然而如果反过来是延安投降了，只要重庆坚持抵抗，中国就仍
然属于盟国阵营，战后仍会是“五强”之一。
也许读者会说，法国维希政府投降德国后，盟国阵营不是承认了戴高乐的抵抗力量
“自由法国”为法国主权代表，法国在二战后不是也成为战胜国了吗?这里我要说，当
初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而且维希政府虽然屈服于德国，却没有加入轴心国，而是
声称中立，戴高乐也是前法国政府要员，不是反对派。如果不是戴高乐，而是由法共作
为抵抗力量的代表，法国后来的地位可能就不一样了。
当然，事实上重庆与延安都坚持抗日直到胜利，这是非常不易的。
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军民，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相对而言，国民党军队
的实力强，对日作战规模大，歼敌多，牺牲的官兵包括高级将领也多得惊人，但是另一
方面，“国军”战败降敌成为伪军的，也不少。
而共产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
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
，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
总之，两党在抗战中各有长短。计较两党中谁的贡献更大，远不如认真总结经验教
训更重要。
国民党将领在抗战中牺牲的固然很多，但投降日寇、成为伪军的也不少。后者当然
是国民党方面的一大耻辱，不过这就能说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吗?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后来内战中国民党将领投降共产党的不是更多吗?这能否说
明国民党只是“消极反共”呢?
当然不能。
因为这些将领之投降，并非国民党政府所授意。降共如此，降日亦然。国民党降将
多，说明这个长期执政的独裁党许多成员暮气深重，斗志远不如当时作为新锐革命力量
的共产党。而这个斗志差是对所有敌人，并非仅对日本人而言。
有趣的是过去我们的解释却采取“双重标准”：
国民党在内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正义，所以众叛亲离。
——他们在抗战中降将也很多，难道证明抗日不“正义”?
国民党在抗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抗日。
——他们在内战中降将更多，难道证明他们不反共?
事实上，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的斗志还是远远超过其在内战中的表现的。其主流派
(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重庆政府)尤其如此。
与组织高度一元化的共产党不同，所谓“国民党”，当时是个多派系的庞杂复合体
，在重庆眼里，其某些派系之异己，比共产党好不到哪里。
从资料中不难发现，投降日本人的“国民党将领”，基本上都是敌后的杂牌军、故
主失败后无所依归的东北军、西北军旧部、地方军阀与豪强，有的是否国民党员，尚未
可知，称为国民党将领，实不如叫非共产党将领更确切。
而重庆政府直接指挥的嫡系(即所谓中央军)，乃至大的国民党派系如桂系、阎系等
，都极少有将领降日的现象。即便像衡阳守将方先觉那样力战至绝境而被迫投降的，也
只是作了战俘，并未当“伪军”。
抗战中的杂牌军、地头蛇们，当然也有好样的，但很多人的确是见风使舵，有奶便
是娘，为国抗日固然消极，为蒋反共也不热心。
典型的如“泰州二李”(李明杨、李长江)，国共摩擦时亲共中立而拒绝受命于蒋，
鬼子来了又降敌附逆而为虎作伥。他们可以说是“消极抗日、也消极反共”的。
而蒋、桂、阎等国民党主流派，反共固然比他们积极，抗日更比他们坚决。正如中
共也是抗日、反国民党都很积极一样。
所以，那种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说法，和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民
国”的说法一样，都是偏颇之论。
把“抗日”与“摩擦”对立起来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判断。但令人遗憾的是，史实
并非如此：
那时的中国，总的来讲，国(国民党主流派)共双方抗日、摩擦都比较积极。高概率
的降敌现象，则出现在那些为自利自保而拥兵，对抗日与反共都消极的地头蛇中。
或者说，越是对重庆或对延安忠诚的势力，在抗日与摩擦中就越坚决、越不妥协。
而那些无原则无立场的军头，朝秦暮楚本不足奇。其中不少人如吴化文、刘子仁、邢仁
甫、郝鹏举等都曾投国、投共又投日。把他们的行为记在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账上，都
是不合适的。
从五四抗争到华盛顿会议：不同往昔的“红白脸”互动
抵抗日、俄新的侵略和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是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
两个主要方向。前者要靠军事手段，而后者则主要是外交谈判。
如前文所述，中国靠正确站队，在一战中首先废除了与德国和奥匈的不平等条约。
但是日本人抢占了青岛等德国侵华“遗产”，巴黎和会未能主持公道，这激起了中国
1919年的“五四”爱国民众抗议浪潮。
根据现今的研究，我们知道，这场抗议其实得到了当时许多北京政府主流人士的同
情、默许乃至支持，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大声势。实际上，可以说是政府与民间，一个唱
红脸，一个唱白脸，向列强施压。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19年前，清朝的老佛爷与“奉旨造反”的拳民也对列强唱过这
么一出。但结果形成鲜明对比：
19年前那场红白脸的闹剧，除了私心自用的老佛爷先杀了几万教民，后杀了几万拳
民，使中国人流血成河之外，对外只招来了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闻所未闻的巨额赔款
，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嘲骂。
而19年后，第二场红白脸抗议，却成了典型的正剧。
中国人没有流血，外国人叹为观止，抗议的声音引起广泛的国际同情，列强也不得
不正视。在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终于埋葬了“二十一条”，迫使日本交还青岛
和胶济路权益，实际上完成了纠正巴黎和会错误、消除德国侵华“遗产”(制止日本继
承这一“遗产”)的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还对所有列强全面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其中包括关税
自主、取消治外法权、撤退驻华军警、退还租借地等。
列强表示同情中国的自主愿望,同意就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与中国谈
判以求逐步解决。此外，在日本同意交还青岛的同时，英国允诺交还威海卫,法国允诺
交还广州湾。
这些成果都极大地鼓舞了国人。
显然，1900年与1919年，同样是针对涉外问题的官民互动，过去的教科书把两者都
定位为“爱国运动”，但两者结果却完全相反。
这当然不是由于中外实力的对比有多大的变化，因为1919年中国国内的分裂与对外
的相对弱势，不亚于1900年。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五四的“民国”不同于庚子的大清——它是推翻
大清的产物，而五四的“公民”不同于庚子的拳民——五四人物几乎都有谴责庚子拳民
排外的言论。
五四的背景，是一场“启蒙运动”(它的局限性我们以后会谈到)，但庚子的背景，
却是一场皇权疯狂和“怪力乱神”风潮。
五四与庚子的对比，体现了民国以来中国的进步，尽管那时无论“民国”，还是“
公民”，都还只是方向，“尚未成功”。
而华盛顿会议对中国有利的安排，是国人五四爱国浪潮的果实(当然也成功地利用
了英美对日矛盾)，在“中国站起来了”的过程中，也是重要的一环。
然而，由于华盛顿会议国内受到广州革命政府的抵制(会议邀请了广州方面，但孙
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拒绝合组代表团)，国际上也没有苏俄参与，它长期以来便得不
到应有的评价。
一些学者甚至指责这次会议“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其理由就是会议一般性
表态多，具体成果则大都还要到会后讨价还价，中国收回青岛和胶济路时，也答应了一
些条件，如青岛要开放为通商口岸等等。
当然，华盛顿会议只是中国收回权益历程中的一步，要求一次会议就能解决所有不
平等问题，无疑不现实。但是中国在这次会议上至少没有损失权益。
有人把中国收回青岛时答应开放为商埠也看成损失，其实对外开放符合中国利益今
天已是常识，今天我们的开放口岸也比当年多得多了。
晚清的“被动开放”之屈辱和不平等，在于“被动”，而不在于“开放”。我们谴
责用炮舰轰开我国国门的侵略者，却不必欣赏清朝的闭关锁国。
民国时期，开放已是国人所需，中国本来也不打算收回青岛后，把它封闭起来变成
死港，收回青岛的协议，更不是在炮口下签订的，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所得，反有所失呢
?
更有甚者，一些学者还把华盛顿会议“在修约问题上不情愿地迈出微小的一步”和
苏俄宣布“废弃一切在华特权”作对比，称赞苏俄如何善待中国。这真是太离谱了。
我们知道，苏俄当时不仅发表了动听的《卡拉汉对华宣言》，甚至还允许俄远东“
分离”，成立“远东共和国”，但这与列宁的第一个外交杰作《布列斯特和约》一样，
只是基于临时需要的姿态。苏俄本来就没有想让远东“独立”，也并没有真想归还中国
什么权益。
如前文所述，俄、日实际上是民国时期不仅没有收缩、而且还力图扩大其在华权益
的仅有两个列强，在蒙古、新疆和唐努乌梁海，苏俄都做了沙俄想做而没能做的事。
至于说到不平等条约，可以说，中国摆脱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1945年雅尔
塔体系中的那个中苏条约。而如下所述，除了那些已经永久化的侵华成果外，俄国从中
国攫取的东西后来确实放弃了一些，为此我们应该感谢的，与其说是列宁，还不如说是
赫鲁晓夫和叶利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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