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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_CHN_Hist版 - 邱会作在晚年回忆这桩事时,还颇为感慨地写道: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70年。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作者:韩三洲,原题为:《邱会作在“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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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在晚年回忆这桩事时,还颇为感慨地写道: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
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70年。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作者:韩三洲,原题为:《邱会作在“肃反”
中死里逃生》
邱会作这个名字,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颇为熟悉。1929年邱会作参加红军,亲历中
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后,刚满20岁的邱会作被任
命为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负责军委直属纵队的行政事务,被周恩来称为“娃娃科长”。
据邱的回忆录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不但和他这个“小兴国佬”相识,而且还说,“我
在你家的茶摊上喝过茶,知道你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村干部,你和哥哥都当红军去
了”。新中国成立后,邱会作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沦为林彪反
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02年逝
世。
被滥杀无辜吓出来的“病”
邱会作回忆,他参加红军后不久,就到了红三军团团部当宣传员。这时候,红军肃反杀
“AB团”的风潮,开始蔓延到他所在的部队,原本正常的生活被彻底打乱。“AB团”到
底是个什么组织?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邱会作根本不知道。但看到一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间
成了“反革命”并丧了命,邱会作有点紧张。而且,处决“AB团”的刑场距离他们的住
所也就10里路,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被绑到那里去执行死刑,那时候邱还是个小小的团宣
传员,没有被组织审查,但却被眼前发生的一幕幕惨剧吓坏了。
一天,邱会作去给部队买菜,忽然听到凄厉的军号声,就赶快往住处走。走到河边时已
经戒严了,桥上不准过人,只见河滩上绑着几个“犯人”,接着行刑者用大刀砍他们的
脑袋。邱会作呆住了,因为前几天传来消息,说是介绍他入团、现已调到省里当共青团
巡视员的黑子也是“AB团”,这会不会牵连到自己呢?当晚邱会作就病了,后经人解释
,他参加的是共青团,而不是“AB团”,这吓出来的“病”才不药而愈。
虽说心里有了底,不太害怕了,但红军队伍中的狂杀滥砍仍在继续。一次邱会作到上级
机关送信,回来的路上看到别的部队在杀“AB团”,为了不让那些被杀的人喊叫,就用
小树杈子横在嘴里,再用绳子绑住,行刑的方法比上次所见更为残酷,为了节约子弹,
要用大石头把“犯人”砸死,结果脑浆迸裂。见此情景,邱会作吓得撒腿就跑。多年以
后,这一场景仍让他不寒而栗。以后,虽说打“AB团”活动停止了,但红军中相当一部
分中下层指战员被无辜地杀掉了,这使得初建不久还很弱小的红军大大伤了元气。邱会
作认为,这场政治大灾难,有政治路线错误的原因,但一些落后地区农民组成的红军队
伍的愚昧,加重了这场杀人风潮的灾难性。
“扩红”造成的问题
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多数战役都是在邱会作的家乡江西兴国境内打的。据党史
专家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记载,兴国在土地革命时期人
口为23万,参加红军的就有8.5万多人,并组成兴国模范师和中央警卫师,有名有姓的
烈士达2.3万多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60,为全国牺牲烈士之首县。所以周恩来曾诙
谐地讲过,“北京南京不如瑞京,中国外国不如兴国”。第三次反“围剿”后,敌人向
中央苏区的侵犯改在闽赣交界一带,兴国等老苏区的任务就是扩大红军和支援前方。到
了1933年1月,王明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红军的战略转变为要与敌人打正面战和阵
地战,红军队伍也随着需要急剧扩大,简称“扩红”。 当时“扩红”的办法很特别,
名义上是动员,但村里只要能当兵的人,非去不可,至于有没有劳动力种田,就顾不上
了。地方苏维埃政府把可以送的人几乎全送去了,谁也不敢不办,否则就会以反对苏维
埃论处。这样一来,红军的队伍是迅速膨胀了,但质量却下降了,苏区本身也元气大伤。
到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扩红”成为苏区的主要任务,地方领导干部如果完不成任
务,就会受到撤职处分。当时措施,大致如下:
一、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动员令》,提出要“保卫苏维埃的每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
之外,扩大红军,誓死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
二、各地以乡为单位张榜公布应征名单。
名单一公布,谁也跑不掉,互相监督。上了榜而不报名的,乡政府就在其门上挂“耻辱
牌”,这对报名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三、由县级苏维埃给每个适龄应征的人发《应征令》,如不执行,就是反对苏维埃。这
是个很大的罪名,可以被严厉处置。
四、公布严厉惩罚破坏“扩红”行为的命令,凡有破坏者,必定严惩。邱会作回忆,当
年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剧社曾编了一出宣传“扩红”的戏,剧中的富农婆捣乱“扩红”
时的唱词是:“当了红军很艰苦,天天行军两腿痛,夜里放哨没觉睡,冻得身上好冷吆
……”本意是宣传“扩红”,演出后却起了反作用。后来对这出戏的剧作者和演员,都
以“破坏扩红”罪名,予以严厉处置。
邱会作回忆,党内“宁左勿右”的思想,那时候就有了。当时农民中“反征”现象其实
也很严重,最常见的就是躲起来,或是自残。入伍后开小差的人也不少,部队如果发现
开小差,会立即派人做说服工作,一般允许你回家呆几天,到时主动归队就算没事。如
果不回来,“扩红队”就会把不归队者抓到乡政府去,强制送到部队。对开小差,地方
政府的处理比部队还严厉。
过去在分析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总是讲王明机会主
义路线错误,但邱会作本人认为,这与中央苏区的政策出了问题也有关系,如过度征粮
、过度“扩红”、土地革命中滥杀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过激行为,各地都打“AB团”、
肃反扩大化,这些都让红色政权多少失去民心。以兴国县为例,当时实际上已到了人力
、物力都已竭泽而渔的地步了。
执行死刑途中捡回一条命
长征是1934年10月开始的,其实,如杨尚昆回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早在这年4月广昌失守后,临时中央就已开始由“御敌于国门之外”转向
战略转移了,但这项准备工作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而不宣地进
行着。到了突围前夕的5、6、7月份,临时中央又展开三大运动,即突击“扩红”、突
击征粮、突击肃反。其间,邱会作因为参加撤退前的秘密工作,险遭处决。
1934年6月的一天,时任中央苏区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的邱会作被周恩来紧急召见,
要他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掉,另外把大
量的浮财埋掉,仓库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的就必须毁掉。这些事情要处理得
干干净净,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当地人和工人们察觉。要是传出去,就会动摇
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对斗争十分不利。周恩来特别叮嘱,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
难,最好夜间行动。这是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当时,还有政治保卫
局的一个警卫班一起参加任务,说是协助,其实是监视。
完成任务一个月后,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更为严峻,但红军内部的肃反也更加严厉
了。10月初,就在红军长征即将开始时,国家保卫局已将邱会作牢牢控制住,寸步不离
,因为邱掌握着红军的全部实力情况,又知道红军转移前的全部绝密,他们怕邱“开小
差”,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开会研究过,是否把邱会作“彻底保
密”掉(即秘密杀害)。(当时别说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都可以随便
杀人,多少人就此成为肃反扩大化的刀下冤鬼。)
到了黄昏,突然闯进来几个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局长邓发签署
的处决令,然后把邱会作当死刑犯绑了起来。邱连呼冤枉,但没有用。也是邱命不该绝
,就在押往行刑场的路上,正好碰上周恩来、邓发,还有邱的直接上级、红军供给部部
长叶季壮。三人骑着马迎面而来,叶季壮见此情形大吃一惊,立即询问周恩来怎么回事
。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探询,但邓发却向周恩来挤挤眼睛,
意思是按老规矩办。这时,邱会作则死死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对邓发说:“
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才给邱会作松了绑,他跟在叶季壮的马
后,一溜烟跑回了供给部。
邱会作在晚年回忆这桩事时,还颇为感慨地写道: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
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70年。事后,周恩来带着邱会作一起参加长征,并
交代他要对曾险遭处决一事绝对保密。直到几年后在瓦窑堡红军总部一次聊天时,李克
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是因为他多知道了
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对邱会作说:
“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听到这里,就插进来解释说
:“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他,是叶季壮坚
决不同意,否则要等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
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后来在延安,周恩来对邱会作提起这件事,还在说
:“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
长征出发前,肃反的步伐加快,邱会作所在的供给部有几个领导干部也被杀害了,恐怖
气氛相当厉害。那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活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从
1930年开始杀“AB团”,到1934年开始自己杀自己,一些所谓“不可靠分子”,如宁都
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不少都惨遭杀戮,连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都被
冤杀了。邱会作可说是侥幸从左倾屠刀下捡回了一条命,他对苏区肃反扩大化是有着切
肤之痛的。
“七大”召开时,会场上哭成一片
1945年党的七大在讨论到除奸政策时,有位代表发言说:“除奸要十分稳重是完全正确
的,左倾教条宗派在江西苏区杀人太多了。”就这一句话,立即震动了全场。不少代表
纷纷接着说:“杀人多,杀得惨,把许多好干部都杀掉了!”有代表控诉:“在内战时
期,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20%。人哪里去了?战争牺牲是主要的,但我们自己杀了
不少自己的好同志。共产党杀的甚至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许多好干部都是自己杀的呀
!我们对邓发的肃反政策很愤怒!”
会场还在发言,已经有一些同志哭开了,有的还边哭边述说。对政治保卫局杀人的事,
绝大多数都可以说出残酷的例子。有位代表说:“1934年秋,我们三军九师部队有位连
长,上午打仗负了重伤,腿都断了,不能行走,可是晚上就把那位连长拉去杀了。因为
腿断了不能走,硬是两个人拖出去杀了。”这个例子刺痛了更多人的心,全场出现了失
声痛哭、擦抹眼泪的悲惨景象。
对于肃反滥杀无辜的问题,有代表大声疾呼:“我们要求追查邓发的责任!”话音一落
,全场此起彼伏地发出“同意”的响应。会议结束时,陈毅也以沉痛的心情说:“我们
今天的会提出了过去杀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代表团一定向大会主席团报告。
”平时散会时,大家都是很活跃的,但这次会议结束后,代表们都心情沉重地离开会场。
过了两天,毛泽东亲自来到邱会作所在的华中代表团,就苏区肃反问题讲了一次话:一
、被错杀的人大都是好同志,我们悼念他们;二、那些同志都是烈士,将来革命成功后
,我们应在当地为他们恢复名誉,并以烈士对待;三、肃反问题是错误的,是路线问题
,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大家不要提出追查邓发的责任问题。
毛泽东讲话后,代表们没再提出新的意见。肃反扩大化的执行者、当年的政治保卫局局
长邓发,在七大预选中就从候选名单上落选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在和何方谈及七大时曾
说,毛泽东曾到张闻天处征询意见,落选的几位要不要列入七大正式名单?毛泽东笑着
问她:你是娘娘,有何意见啊?刘英说,娘娘已经下台了。毛泽东说:你是三朝元老,
应该听你的意见。刘英直率地说:除了邓发,其他几位都可以列入正式名单。邓发在肃
反中错误太大,影响不好。最后选举的结果,邓发没有当选七大中央委员。到了次年的
4月8日,邓发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在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
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成为著名的“四八烈士”。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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