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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741 | 1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
芦笛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到底怎么样？一个从未受过西式军事教育的文人，靠自己看看《三国
演义》与《水浒传》，就真能变成诸葛亮、吴用一样的神人么？我觉得很难想象。
现代战争是西式战争，是一种系统工程。用刘伯承的话来说，它需要专业人员组织，并
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描绘的原始活动，也不是《孙子兵法》的笼统原则可以
具体指导的。军事指挥分为战略与战术的指挥。所谓战术指挥，一般是指组织和指挥战
斗。指挥大一点的战役，特别是诸兵种协同参与的战役，需要专业训练，靠看旧小说或
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不能获得这种专业技能。
尽管红军刚起事时面临的不过是民团和地方武装，从事的是小规模的原始战斗，与《三
国演义》描绘的也相去不远，但《三国演义》并没有教你怎么看地图、用指南针，更没
有晚清讲武堂里传授的“学科”与“术科”，甚至就连所谓“内线”“外线”的概念都
没有。若是对付民团，不懂起码的专业技术倒也不是太大问题，但若与职业队伍交战，
现学对方的本领，“学费”恐怕是自己的脑袋。那么，毛泽东是怎么学会打仗的？
陆定一在毛死后说了实话。记得他说，我党最初是靠军阀教会打仗的，是他们教会红军
怎么组织参谋部，怎么看地图，怎么利用地形地物，怎么部署兵力，配置火力，安排预
备队，等等。他只是没有点出具体的“军阀”的名字来。其实这也不难想见，无非是朱
德、刘伯承、彭德怀、黄公略等人罢了。尽管他们受的粗浅专业教育用西方眼光来看不
值一提，但在内战中也就够用了——李宗仁不过就是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么？那还
算是高学历了。他还很看不起黄埔将领，说黄埔军校学制也就只有半年，什么都学不到
。先总统蒋公只上了个士官预备学校，连士官生都不是，居然也就成了全军最高统帅。
学历比老蒋高得多的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人做毛泽东的西席老夫子，当然绰绰有余
。在很大程度上，国共双方的将领都是自学成才。既然双方都是边学边唱的票友，当然
学习的危险就不是那么大了。
我想，毛就是这么“从游泳中学会游泳的”。他不是职业军人，在起事之初当然不可能
具备指挥战斗的能力，而且，以他粗放浪漫的气质，也没有那耐心去详细规划兵力部署
，组织后勤，因此很可能终生都不具备实际指挥战役的能力，只能作战略决策。初起事
时不过是拿民团练刀，等到朱毛会合后，自然也就有人代他去具体策划战事了。他真正
精通的还是韩信说的“将将之道”，亦即控制将领的才能。不过此人造反作乱的天赋毕
竟很高，看来看去，也就看出门道来了。因此，尽管他在后期可能仍不具备战役指挥能
力，只能给出大战役的大致设想和基本要点，但能做到这点，也就算是一个称职的战略
家了。
以常理度之，这应该是毛泽东学会打仗的过程。党神话在几方面捣了鬼：第一，忽略了
毛的学习成长过程。第二，隐瞒了毛直接指挥下红军遭受的惨败，甚至“反败为胜”，
将它们吹成是什么“得意之笔”。第三，抹杀了集体的贡献特别是职业军人的贡献，把
一切胜利都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它特别符合《史记》、《三国演义》塑造的传
统思维定式，于是国人也就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种天生就能神机妙算的神人。
最近粗读了一点党史，觉得可以大致看出毛作为自学成才的军人的成长过程。为破除神
话，兹不揣浅陋，撮举几个他在不同时期的失误。因为党史是最难治的史，必须从大量
神话中刨出星点线索来，过来人的回忆又未必准确，我的阅读范围又严重受限，因此写
得很无把握，还请识者教正。
一、井冈山与江西苏区时期
如所周知，领导秋收起义是毛泽东的第一桩功劳。毛原拟在发动起义后攻占长沙城。但
起义组织得乱七八糟，指挥毫无章法，遭到惨败，从一个师5千多人损失到六七百人。
毛只能放弃原定计划，撤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上去落草。
根据官方报道，秋收起义的计划是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出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制定的，
攻打长沙乃是毛的主意，并不能赖到中央头上去。后来把残部拉上井冈山也是毛自作主
张，并没有遇到来自中央的阻力。那阵子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残部都处于自生自灭状
态，中央惊魂未定，也实在顾不上管。
毛之所以把残部拉上井冈山，完全是他的陈腐知识结构使然，他不懂马列主义，却把《
三国演义》与《水浒》当成了毕生钻研的经典，走投无路时上山落草再自然不过。稍知
马列基本教义或思想略微新潮的文人都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这
道路也只可能由他来开创。
毛上井冈山后，手下大约六七百人，与早就落草的土匪袁文才、王佐的兵力大致相当。
井冈山历来是土匪盘踞之地，易守难攻，但资源贫乏，人口稀少，没有发展潜力，只适
合宋江一类没有抢天下野心、只求安身立命的土匪存身。毛初期的作为也与绿林好汉差
不多，其战略是“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亦即以井冈山为安身立命
之处，若山下风头缓了，便分兵下山抢给养（美其名曰“打土豪”）并扩展地盘；山下
风头紧了，官军来剿，便将兵力收缩回来据险抵抗。如此一涨一缩，便称为“波浪式”
。这基本还是山大王的套路，谈不上什么现代战略。其与传统土匪的区别，只在于他在
部队里建立了党组织，以此控制部下，并在控制的地盘内组织发动群众起来清算屠杀当
地的富户罢了。
正因为毛的“工农革命军”的作派与传统土匪外表太相似，因此并未引动地方政府的注
意。朱毛会师前，官军只有过一次动用营级兵力的“进剿”，战斗规模很小。此后朱德
在湘南暴动，大肆烧杀抢掠，激起成千上万的农民暴动（详见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
者》），又被官军追剿，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军民
联手痛击之下，朱德立足不住，便逃往井冈山落脚，井冈山从此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朱德带来了上万人马，与毛的队伍编为3个师9个团，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这是抄袭北伐“铁军”张发奎所部第四军番号。这9个团中，朱德带去7个团，毛的秋收
起义残部有一个团，王佐、袁文才的绿林武装编为一个团。虽然都是团级编制，但兵力
并不一样，井冈山的两个团每团也就几百人，而朱德带去的部队每团有上千人。井冈山
只适合小股土匪安身，本来就已人满为患，现在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人，根本就不可能
养活。据龚楚回忆，当他们初次见面时，毛讲到经济粮食困难，“立即便愁眉苦脸”，
在第一次军政会议上的讲话中，毛就指出“今后经济问题最为严重，应请省委及中央设
法接济”（《龚楚将军回忆录》，150，152页），可见那地区完全是死地，没有什么发
展前途。
因为养不活那么多兵，部队便不能不一再缩编，先是从9个团减为6个团，后又遣散了湘
南暴动农民组成的第30团与第33团，只剩下4个团约6千余人，其中28团是朱德的老班底
，也是红四军的主力部队（林彪就是该团的），第29团由湘南农民军组成，第31团是毛
泽东的秋收起义残部，第32团则是袁文才的绿林武装。这些部队中只有朱德的28团算得
上是职业作战队伍，29团次之。毛的31团和袁的32团兵力和战斗力都不强，在后来反会
剿中都只承担守山任务。主要作战任务由朱德的两个团承担。因此，如果井冈山真是革
命摇篮，保卫那摇篮的主要还是朱德，他才是正宗的红军之父。
游击战也是朱德开创的，朱德后来在延安接受史沫特莱采访，在史氏所著《伟大的战士
》中只字未提毛泽东的贡献，却自称他将游击战引入红军，而这一手是他当年当军阀在
滇南剿匪时向土匪学来的。他的另一军阀经历更加生死攸关：当初云南军阀自相倾轧时
，他和几个军阀从云南逃回四川去，走过的路恰好是二十年后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于是
他便轻车熟路地做了红军的向导。
朱德的自称与龚楚的证词相一致。据龚楚说，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
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乃是朱德提出来的。此说有一定可信度，盖十六字诀并不
见于毛给中央的报告或其他同期著作，只在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上有“固定区域的割据
，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的政策”的相当简单粗糙的战术
思想。据官方报道，毛首次使用十六字诀，是为1930年12月25日的军民誓师大会书写口
号，有可能是掠人之美。
当然毛也不是毫无贡献，据龚楚说，毛虽是文人，对军事问题的理解却很敏锐。他的独
特贡献是发明了“乡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战略，亦即以军队配合赤卫队，控制住县
城外围的所有乡村，不准一切物资以及人民入城，并以红军一部控制交通要道，袭击国
军运输与通讯部队，断绝城内一切接济和通讯。国军只好派兵出城采购粮食，一出城便
遭到红军与赤卫队袭击。给养断绝后，国军只有撤出城市，在撤出时又会遭到红军伏击
或追击。在整个国共战争中，这是我党全面使用的战略，称为“控制面，截断线，包围
点”，亦即控制乡村，截断交通线，包围城市。如此即能充分发挥我党组织控制群众的
优势，避免我军缺乏重武器、不善于攻坚的劣势，确实是一种天才发明，其最辉煌的表
演，便是长春围城。
当然，真正要打仗，还是得靠革命军阀们，朱德来后，红军首次打下了永新城，让伟大
领袖找到了压寨夫人——当年永新城的大美人贺子珍，更打败了几次会剿，主要承担作
战任务的都是他带来的两个团特别是28团。但朱德和毛有分歧，他看出井冈山没有什么
发展前途，并不赞同毛的“波浪式推进政策”，他更无法忍受毛的专横跋扈，因此总想
向外发展。
这其实是对的，井冈山的致命缺陷是地瘠民贫，无法养活多兵，虽有天险，但缺乏回旋
余地。毛的“波浪涨缩术”再折腾也成不了大气候。而且，若敌军长围久困，红军无法
下山去白区“打草谷”，朱德的扁担用不上，迟早要给饿死。这其实也就是后来发生的
事。
不光是朱德看出这点，中央和湖南省委也看出了这点，很不以毛的偏安思想为然，屡次
要求毛离开井冈山向湘南或湘鄂赣发展。于是朱德便趁湖南省委干预时，带那两个团离
开井冈山去湘南打郴州。打下郴州来后，由湘南农民组成的29团思乡心切，便逃散了，
招致所谓“八月失败”。此事被毛当成借口，在给中央的报告（后选入毛选第一卷，题
为《井冈山的斗争》）中大肆攻击，谴责为“流寇思想”，其实他才是山大王思想。如
果井冈山道路就这么走下去，那很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中央苏区了。
待到国军第三次“会剿”，井冈山道路便走到了末路。朱德眼见无法守住井冈山，便决
定“跳出外线”，让毛泽东和袁文才留守，这似乎是历来的规矩。但这次官军势大，毛
看出了凶险，便提出要随大队转移，大家也只好答应了（此据《龚楚将军回忆录》，但
他领导的29团逃散后，他本人便被派往湖南，半路遭到伏击受伤，辗转逃到香港，最后
转到广西，并没有参加第三次反会剿，可能是他听老上级朱德讲的），于是守山的任务
就交给了恰在此时来到井冈山的彭德怀率领的第五军，以及袁文才的32团。
朱毛下山后，原拟在外线配合守山部队，打破国军会剿，但在江西大余、南康等地被尾
追的国军谢文彬旅追上痛击，只好逃入闽西南，把彭德怀扔在井冈山不管了。彭德怀死
守了三天，天险被打破，只好率部突围，转战各地，最后创建了湘鄂赣边区根据地。
彭德怀在逃下山后总结了教训。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建立“巩固的后方”
，只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前者是指敌军打不进来的后方，后者则是指敌军能打
进来，但我军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进来，我又能再把它打出去，如此不断反复，
人民群众始终拥护我们：对红军掩护、侦察敌情，对白军袭扰、封锁消息，对当地反革
命分子，群众自动看押，甚至镇压，这样的根据地就算是巩固的”，“如井冈山那样的
，只算军事后方，我们守了三天，被敌打破了，即使三天打不进来，三十天也是会打进
来的”（《彭德怀自述》，网络版）。正因为没有巩固的后方，即使是巩固的根据地敌
军也能攻入，因此不宜像在井冈山那样，建立医院集中医治伤兵，只能把伤员寄在群众
家医治。
愚以为，这才是创建根据地的正确指导思想。毛的宋江战略的假定，是井冈山如梁山泊
一般，始终不会被攻陷，但这只能发生在章回小说中。如果红军始终以井冈山为“波浪
涨缩”的中心，把它当成攻不破的后方，那就势必给栓死于其上，既不利于寻找权力真
空，大刀阔斧开拓苏区，势必错过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天赐良机，也无从实施诱敌深
入的积极防御。无论是攻还是守，都是消极被动的战略。待到天下粗安后，红区仍然只
会是疥癣小疾。老蒋不必动用中央军，只调地方武装即可一鼓荡平。事实上，无论是红
四军还是红五军，都是离开井冈山后才创出点基业来，最后合成了所谓中央苏区。
据彭德怀说，他是对中央巡视员潘心元说这番话的，但这是重大战略主张，他在跟毛再
度会合后，肯定也会说起。不管他是否跟毛说过，毛确实也吸取了教训，放弃了从旧小
说上抄下来的呆板战略，把“建立巩固后方”改为“建立巩固根据地”，由此才发展出
了“诱敌深入”的运动战原则，不再搞宋江式死守天险了。
彭德怀还在其自述中委婉地暗示，指挥中央苏区头三次反围剿并不是毛一个人的功劳。
例如第二次反围剿确定阻击和伏击的地点其实是彭作的决定，毛还问他是否有危险，云
云。在歌颂毛的英明伟大的同时，他还是忍不住披露：“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
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披露了这些战事其实是毛向革命军阀学艺的过程。
然而中共党史却从来不提这些事，似乎天下是毛这个天生的神人一手包揽打下来的。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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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741 | 2 四、东征山西
东征山西，是毛以兵变谎言裹挟中央北上，借此爬上实际上的掌门人地位之后，指挥的
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它暴露了毛战略构想的轻率与战术指挥的无能。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立即发现他跳进了死地之中。据李德介绍，当时的陕北根据地约三
、四万平方公里，除瓦窑堡（今子长县）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较大村镇都被敌人占据
。就连红军占据的唯一县城瓦窑堡未几也丢了。36年5月间，趁一方面军远在苏区西部
，国军第86师奇袭瓦窑堡，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城外。所有的中央机关都驻在城内，但无
兵防御。毛下令全体人员仓惶撤退，不战而弃该城，撤到保安（今志丹县，当时只是个
小镇）。“这件事实在太丢丑了，以致瓦窑堡再也不作为临时红都而被人所提起了”（
1）。
据李德说，陕北苏区是全国最贫瘠最落后的地区，人烟稀少，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村子
只有四五户人家，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12户，不仅缺吃少穿，而且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
。彭德怀则认为，陕北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但只是大红军的一个落脚点，因为经济济
落后，交通不便（2）。老彭没说的是，“大红军”之所以能在那儿落脚，全靠蒋介石
认为红军大部分留在川边，乃是围剿重点。北逃的红军只是“一小部分”，只需留意不
让他们“回窜出来”即可，因此他只是让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在南面驻防
，自己则亲赴成都指挥对四方面军的围剿（3）。但张、杨的军队战斗力既差，又都想
保存实力，对红军消极防御，后来更与共党达成秘密互不侵犯协议（4），因此“大红
军”才能暂时落下脚来。
与军阀互不侵犯，虽能苟安一时，但也限制了自己扩张。如果不是西安事变爆发，即使
国军不围剿，陕北苏区也始终无法挣破那自行套上的紧身衣。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
把东北军集结在西安周围，将延安、甘泉、富县、洛川等县送给红军，杨虎城则把靖边
至榆林一带送给红军。红军未放一枪一弹，根据地就扩大了几万平方公里，居民几乎增
加到百万人口。西安事变解决后，蒋介石把东北军东调，将西北军北调，留下的军事真
空则由共军占领，陕甘宁特区因此扩大到23个县（5）。因此，陕北根据地的扩大，完
全是张、杨和蒋介石联手恩赐的。
既然陷入死地，毛泽东的考虑就只能是：第一，如何跳出去。第二，如何去苏联主子那
儿搬兵。
凑巧的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恰在此时到达陕北。据李德估计，“他是在苏
区北部从飞机上跳伞下来的”（6），当真是自天而降的天使，而且带来了福音：上帝
指示，主力红军可向西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7）。
张闻天立即连续两次致电在前线的毛泽东，主张根据斯大林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
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8）。毛泽东回信说，他完全同
意这方针，不同意的只是时间与途径，“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
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以空前的努力去达此目的。第二，最好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
是用战争用开展用陕北苏区不使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
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与秋天向外蒙靠近。”（9）
毛这考虑也有道理，如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指出的那样，陕北苏区北面是沙漠，西面荒凉
，人烟稀少，南面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且陈诚于洛阳及其以西控制三个军，放在机动位
置，专门对付红军；若向南发展，不但得撕毁与军阀达成的秘密协议，跟盟军打仗，还
会把中央军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2）。剩下来的选择，也就只有东渡黄河进
入山西，再北上攻入绥远（如今的内蒙自治区在民国时从东到西划为四个省：热河、察
哈尔、绥远、宁夏。绥远省在今日内蒙自治区之中西部），然后打通苏联。
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却又暴露了他喜欢想入非非的性格缺陷。如上引语录所示，他开出
的时间表是，第一步，在陕北花四个月的时间扩大红军一万人，第二步，花两个月的时
间攻入山西、绥远，接通外蒙，完成两个任务，一共只需要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您说这是什么梦话？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改名为红一军团，与原在当地的红十五军团
合编为新的红一方面军。总兵力据李德当时给中央的报告是一万三千，但其中有一半是
新兵和三千俘虏兵（10），这数据与彭德怀在自述中说的相同。就算在总人口不过40万
的苏区竭泽而渔，抽空当地壮丁，再增加一万名新兵，那老兵也才有约1/4左右，这种
队伍能有什么战斗力？就算中央军不介入，能在两个月内打败总数十几万的阎锡山的晋
军与傅作义的绥远军，挺进到外蒙去么？
然而毛泽东却认定这是可行的。1935年12月下旬，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毛在
会上作了军事报告，他强调指出，下一阶段的全部工作内容，就是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
苏区，“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与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这一目标分三步走：第
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破晋军主力
，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
（11）。
最邪门的还是，毛竟然主张将苏区留给赤少队（赤卫队和少先队）保卫，主力倾巢而出
去远征。他认为，为了便于扩大红军，为了“靠近苏联”，即使损失了保卫苏区的赤少
队，那也是“部分损失不要紧的”，“应该忍受”，可见“靠近苏联”的诱惑对他的诱
惑之大（12）。
虽然李德在会上坚决反对，但中央却批准了这一冒险计划。不过，前线部队指挥员比后
方领导更清醒。他们吃够了丢了根据地，万里长窜，不能休整，无法补充损耗的苦头，
因此从一开头就明确反对这计划。彭德怀等人纷纷致电中央，指出这一战略方针“是错
误的”，不仅“带有冒险成分”，而且可能“走到离开苏区的危险”，请求“重新考虑
”（13）。据李德从博古那儿听到的消息，彭德怀讽刺这是以不足兵力继续进行长征，
王稼祥则担心若军事上过于激进，政治上很容易使自己脱离抗日群众运动而陷于孤立（
14）。据徐向前说，就连远在甘孜的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总部都向陕北中央建议，
“陕北为红军活动的重要地区，东征红军不宜孤军突出，脱离根据地，宜早日回到陕北
为好”（15）。
因为将领们群起反对，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原来力主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现在也意
识到了保住根据地的重要性，转而认为保卫、巩固和扩大苏区才是第一位的战略任务。
李德更给中央写了意见书，反对从绥远接近外蒙，强调中共“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
冲突的行动”（16），实际上是提醒中共斯大林的忌讳。于是中央此后在延长召开的军
事会议便修改原来的计划，确定该年的军事方针仅为扩大苏区和红军，反对冒进和脱离
现有根据地的危险。毛的战略计划中挺进绥远的第三步被否决了。会议仍然决定东征山
西，但那不再是为了靠近外蒙，而是为了筹饷扩军。
事态发展果然证明了反对者们的正确。红军东渡黄河，攻入山西后，一开头进展也倒颇
顺利，占领了一系列重要城镇。但不久中央军随即陆续进入山西，阎锡山也集中了4个
纵队反攻，夺回了大部分陷共的土地，此后汤恩伯所部中央军和晋军数路人马更节节推
进，把红军全部压到黄河东岸永和一带狭小地区。红军面临着丧失根据地，孤军被包围
在黄河东岸的可能。此时就连毛都看出了危险，只好灰溜溜地渡过黄河撤了回去。虽然
红军在山西大肆掳掠，解决了一时的粮饷问题并扩充了兵力，但换来的是战斗力极强的
中央军从此进入山西，如果那约30团的中央军尾追过黄河，势必给苏区带来致命威胁。
为蝇头小利而陷入战略上的被动，此乃兵家大忌，而据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
毛泽东却偏偏干出来了。
当然，东征没有导致全军覆没，但这并非毛的功劳，而是几个因素造成的：
首先，我党的运气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正当毛筹措东征之际，彭德怀恰好勾结上了东
北军军头王以哲，张少匪由此开始通共，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苏区后方的安全。红军主
力出动后，周恩来留下看家，手下只有两三千人。全靠与张学良的秘密协定和杨虎城的
无所作为，只有民团袭击苏区，才保住了苏区平安无事（17）。但谁都能看出，这一因
素根本就难以控制，把生存希望押在其上，大概只有疯狂的赌徒才会干。
其次，中央集体抵制了毛“挺进绥远”的第三步计划，把东征任务限于筹饷、扩军、扩
土的有限战术目标。如果不是这样，则红军在入晋之初进展顺利之时，毛必然要忙着走
那第三步，千里跃进大绥远。等到中央军入晋后，便能轻而易举地截断其后路，使红军
失去根据地的依托。此时就算张少匪通敌卖放，那也救不了困在大漠之中的流寇了。
由此看来，延长会议还真是救了红军的命。就算这一切不发生，红军如意挺进到了绥远
，并击败了名将（相对意义）傅作义的大军，靠近外蒙扩大苏区，挟俄械俄饷赤化北中
国，那也必然要引起日本人的强烈反弹，说不定真要如李德警告的一样，引出日苏冲突
来，苟如此，则中国倒是可以免了八年抗战的战祸，而我党当然也就没有今天了。
然而毛泽东总结的失败教训却大异其趣，他居然说什么：“此次失着是太谨慎，未能立
即出河北，我们未过黄河前对阎锡山估计太高”，在汾河西岸过于犹豫，没有下决心东
进到晋东南去。红旗一旦插到京汉铁路，情况必定大大不同（18）。这就是说，东征失
败，不是因为根本战略方针就是冒险的赌博，而是因为那赌博还不够胆大！
您说这是什么疯话？红旗真要插到京汉铁路去，则我党立即成了过街老鼠。其时日本业
已占领了东北全境，正在向华北着着进逼，引起全国人民对于亡国灭种的极大恐慌，抗
日救国的呼声高入云天，当此之际，红军却悍然把内战打到华北战略要地去，与日寇里
应外合，夹击国军，中国人民特别是弱智知识分子们就算再愚蠢，谅来也不至于蠢到能
坐视这种赤裸裸的汉奸祸国行为吧？
这是从政治上说，从军事上看，这愚昧似乎也不下于后来的“大跃进”。红军主力真要
突进到华北，势必成了彻底脱离根据地的孤军。别说是精锐的中央军，就是阎老西也能
轻而易举地截断它和陕北苏区的联系。此时红军陷入一马平川的中原的“四战之地”，
绝无可能立足下来建立新根据地，必然只会被围歼。所以，毛所谓“失着”，其实是无
意中的救命之着。
战略大师毛泽东为何会想出这馊主意来？李德认为，毛的意图是引起日本侵犯，威胁到
南京政府存亡，将苏联拉入冲突，他好趁机渔利。李的根据是：毛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
表示，中国革命只有通过苏俄支援的军事斗争才能取得胜利；1930年毛支持李立三，企
图把苏联拉入与帝国主义、特别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中去；毛从1935年以来一
再重复的具体计划是，通过中国红军向新疆或蒙古的进军，首先把苏联拉入与国民党的
冲突中，然后再使苏联与日本发生冲突，如此等等（19）。
这推测当然有一定道理，毛打通苏联的目的，就是想获得苏联援助。挺进到外蒙去，不
但能接受大量苏联援助，而且确有可能引发苏联与国府的冲突。若苏联像“教训”张学
良那样出兵进攻中国，毛就能实现他早在党的三大上就提出的“请苏俄出兵从外蒙打进
来”的梦想。
但他是否想触发日苏战争？我看未必。他不会忘记李立三就是栽在这上头的，知道斯大
林的忌讳，不至于再去重蹈覆辙。后来在与中共的秘密谈判中，国府请红军开赴察哈尔
、绥远与外蒙的边境地带，毛泽东还因此举会“导火日苏战争”而予以拒绝（20）。所
以，如果说毛想挑起两虎相斗，坐收卞庄刺虎之利，那也是对着国府的——或是挑起苏
联与国府的冲突，或是挑起日本人大肆入侵中国，无论是哪种情况发生，他都是唯一的
受益者。对此他已经在初到陕北后就说得明明白白了：
“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
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
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北方红军与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的大打击，
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21）。
这段话同时也暴露了毛好大喜功、喜欢冒险的痼疾（用我党的行话来说便是“左倾冒险
主义”），完全是痴人说梦：明明给困在陕北死地动弹不得，朝不保夕，却幻想在短期
内打开局面，“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我们将
在后文看到，毛对放弃根据地，跳出外线，大刀阔斧开辟轰轰烈烈大局面的大手笔似乎
情有独钟，可以说是成了一种情结。东征山西不过是这情结的第一次发作而已。
不过也必须承认，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东征山西虽是败笔，但若从政治上来看，毛还是
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目的。李德认为，东征煽起了内战战火，迫使国府调军西征，把地
盘让给了日本人，为日本人扩大侵略提供借口，加强了国府内部亲日分子的势力，中国
不仅要失掉察哈尔和河北，还要失掉绥远与山西（22）。此说确有道理，东征的直接后
果是日军在华北的势力急剧扩大，为“华北自治运动”推波助澜，使得中日关系进一步
恶化，最终导致日本全面侵犯中国，使得毛泽东“坐山观虎斗”、借力打力的美梦终于
成真。
东征山西也暴露了毛作为前敌指挥员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思虑粗放，没有耐心去精密计
划，也缺乏把一个笼统计划化为实际行动的组织能力，因而“顾头不顾腚”。这缺陷给
时任一方面军（当时改称“抗日先锋军”）司令员的彭德怀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以
致他在几十年后写坦白交代时，还忍不住要指出这一点：
“一九三六年，大约是一月中旬，接毛主席电报，决定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
，开辟新根据地。我接到军委这个指示后，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
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
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余人。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
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
我除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陕北
根据地的联系。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
的痛苦教训。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我随毛主席到无定河以北之大相村后，即率电台去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详细
侦察渡河点。我用了七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侦察了敌情。
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似求
既保证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我到预定渡河点时，才
造好十五只船，每船乘三十人，来往一次需要一小时二十分钟。全军一万四千人，还有
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这样少的船只，是无法保证东渡胜利，和万一情况变化下回
师的安全的。即决心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根据掌握的每渡一次来回的时间，
星夜赶造百只船。每船配备三至四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这才有了
东渡的胜利保证，和必要时返回西渡的安全，不然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就成
了空话。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渡点正面守敌各不到一个营，其纵深也只有留誉镇、石楼各
一个营，都离河岸三十至四十里。待敌纵深部队到达河岸时，我之战斗部队即可全部渡
完。
我在黄河边做了一个多月这样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的侦察工作，把对岸每一个碉
堡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位置都弄清楚了；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大体保证了
渡河的准确性。这样细致的组织、侦察工作，对那次东渡的保证是没有白费的。在我军
火力弱，尤其无炮火掩护下，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在执行军委指示时，亲自详细侦察
，进行各种渡河准备，是非常重要的。我回到大相村，向主席汇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情
况，渡河地点、时间得到了批准。强渡很顺利，两处渡点均已登岸，几乎没有什么伤亡
。主席随十五军团到石楼，我随一军团到留誉镇。”（2）
在歌颂了一番东征的伟大胜利后，他没敢再提“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那茬，
便以“当敌军迫近河岸，我军早已准备大量船只胜利地、安全地撤回陕北”结束。但谁
都能听出他的弦外之音：若不是他下了大功夫“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则红
军不是在东渡黄河时遭受重大伤亡，就是过去就回不来了。毛之“顾头不顾腚”战役设
想方式，于兹可见一斑。
这和国焘的作风可是两回事。四方面军放弃川北根据地，西进策应中央红军时，必须强
渡嘉陵江。嘉陵江面宽阔，水深流急，两岸多为悬崖峭壁，川军邓锡侯与田颂尧两部据
险设防，红军装备落后，要强渡很困难。张国焘亲自组织指挥这次行动，亲自审定各个
可能的渡口，最后选定在苍溪县城附近渡江。张的军事顾问们都不以为然，盖此地江面
甚宽，对岸又有重兵驻守。但他认为，正因为此，敌军才不会想到红军在此渡江，可以
攻其不备。他们组织了一个特别工兵营，赶制了百多只小船，船头以沙包作掩护工事，
每船可载12名战士。用这些船在离苍溪50里的地方训练官兵，同时修建从该地到苍溪的
道路，再用人力将这些船运过高山，搬到苍溪附近的一条小河沟中去隐蔽起来。临渡江
时，敌军得到了情报，高级将领一直在密切监视对岸，但没发现任何行动，也未见任何
船只。敌军于是以为情报不可靠，放松了警惕。哪知到了深夜三点钟，隐蔽在小河沟中
的百多只小船一齐出动，直驶对岸。先头部队很顺利地就夺下了滩头阵地，大队跟进，
接连攻下对岸的所有制高点，并将夺得的敌军扣留的大量船只建成浮桥，使得大军顺利
通过（23）。
这可不是老张卖瓜，自卖自夸。徐向前对此役的介绍与张的大致相同，他也强调选择渡
江地点的主要考虑正是那儿江面宽阔，敌人不会想到红军会在那儿渡江。不仅如此，他
还承认“三月二十八日夜，我们下达了渡江命令。我和张国焘都在塔子山附近，直接指
挥”（15）。反倒是老张说渡江战役发动时，徐正在率部从仪陇前线后撤，他和陈昌浩
是后来在剑阁与张国焘会合的（24）。由此看来，老张不大可能冒老徐，老徐倒有分功
之嫌。
由此看来，张国焘虽然玩阴谋诡计绝非伟大领袖对手，心理素质更是没法跟毛相比，但
作为军事家，老张可能要比老毛称职些。
参考文献：
1、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257-258页。
2、《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3、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8页。
4、《中国纪事》，201-204页。
5、同上，253页，271页。
6、《同上，207页。
7、林育英、张闻天二同志致四方面军电》，1936年2月14日。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
变新探》，30页。
8、《洛甫致毛泽东电》，1935年11月20、25日，同上，31页。
9、《毛泽东给洛甫的信》，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408-409页。
10、《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11、《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1935年12月23日，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
探》，40页。
12、同上，41页。
13、同上，55页。
14、《中国纪事》，214-217页。
15、《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电子版。
16、《洛甫等对战略计划的意见》，1936年1月31日。《周博致毛彭转政治局诸同志电
》，1936年1月31日。《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
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57页。
17、《中国纪事》，220页。
18、《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6年5月8日，转引自《西安事
变新探》，95页。
19、《中国纪事》，216页。
20、《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8日，《毛泽东年谱》（上），554页。
21、毛泽东：《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401-405页。
22、《中国纪事》，222页。
2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08-210页。
24、同上，210-21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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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741 | 4 五、西安事变前后
在此期间，毛泽东犯了一系列政治军事上的战略策略错误，分述如下：
（一）顾头不顾腚的西征
红军刚从山西渡河撤回陕北根据地，伟大领袖又立即发动了西征。据彭德怀回忆，约在
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以东地区开了全军干部会议，“组织了西征军
及其指挥部，任务是扩大抗日根据地，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以彭德怀为司令（
1）。
所谓“扩大抗日根据地，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乃是鬼话。“抗日”不必说——往
西边抗日完全是笑话，正是《说岳》上疯僧说的“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去”，接应二
、四方面军也是胡扯。二、四方面军是八月间才到达甘南的，五六月份跑到甘北去干什
么？要接应也该南下，怎么会跑到西边去？真实目的还是打通苏联，那才是伟大领袖自
从跳入陕北死地后一直念念不忘的中心任务。陕北苏区北部是无法穿越的沙漠，要打通
苏联，只能要么向东取道山西进入绥远，要么向西取道宁夏、绥远或取道青海、甘肃、
新疆。东边既然走不通，那就到西边试试去。伟大领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得很明白
：“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二是甘、凉、肃三州
。”（2）无论是走哪条路，都得先占领甘北。这就是西征的由来，它后来发展为著名
的宁夏战役。
如东征一样，这个军事决策最能暴露伟大领袖的性格毛病：急功近利，过于操切，以致
不顾主客观条件限制，想入非非，再加上赌徒气质太重，便常常为了宏大目标不惜孤注
一掷，所谓“敢想敢说敢干”。早在执政前他就充分暴露了这气质，用我党的行话来说
是“主观唯心主义”或曰“左倾盲动主义”。他老人家从来就是“左”的，哪怕在当国
前也如此。所谓与李立三、王明等人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云云，除了反对李德的“短促
突击”这条，基本是后来虚构出来的。只是在当国前他毕竟还受客观条件制约，而且也
能听进反对意见。在当国后这些束缚统统去除，他的“左性”便一泻千里了。
西征就是这不顾实力急于求成的“左性”表现。其时我党和张学良等人勾结上了，正在
策划肢解中国的所谓“西北大联合”。这计划的关键是“打通苏联”。这事张学良的东
北军不便去干，只能由红军承担，遂有红军西征之举，一方面军两个军团由彭德怀率领
，分为左右两路，进攻甘肃北部。主力出动后，苏区便由红29军与30军负责保卫。这两
支部队可不是红四方面那两支具有相同编号的主力部队，刚由地方独立团扩编而成，谈
不上什么战斗力。
如所周知，我军的编制从来是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队／赤卫队（民兵）三级结构
。主力部队承担重大作战任务，地方部队则用于守卫根据地。当时中共已与东北军秘密
达成停火协议，在此特殊情况下主力部队远出，全靠地方部队守卫苏区，按说也无关系
。问题是伟大领袖刚刚东征归来，而东征的伟大成果就是把中央军引进了阎老西原来针
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山西，此刻正跟着撤退的红军前来，而伟大领袖居然也就忘了那茬。
这结果便是备受李德嘲笑的瓦窑堡（今子长县）的陷落。上文已介绍过，据李德说，瓦
窑堡是当时陕北根据地内唯一的县城，因此自然也就成了所谓“红都”——“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的京城。中共自恃东北军不会来犯，再加上红军主力倾巢西去，也实在没有
什么兵力，于是该城一带极度空虚，而驻扎在该处的中共机关人员也非常麻痹。不料亲
共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适逢有事离开军部，西北剿总内的亲国民党军官趁机给67军
两个师长下了命令，令他们北上进攻瓦窑堡。东北军107师当即攻占瓦窑堡南部的蟠龙
镇。中共设在该地的医院、党校等若干机关都落入该师手中。东北军117师也攻占了瓦
窑堡东南的永坪镇。
蟠龙镇距瓦窑堡只有20公里左右，而永坪距瓦窑堡还不到此数，中共自然极度震动。周
恩来急忙致电王以哲，请他下令制止部下前进，王以哲倒是同意了，奈何107师师长刘
翰东坚持要向瓦窑堡挺进，请红军“给予方便”。前去交涉的李克农火烧眉毛不顾一切
，为了说服刘翰东，竟向他出示了周恩来与王以哲的往来密电，令王以哲过后得知极为
不满。不料刘翰东见了密电后仍不买账，他告诉李克农，中央军汤恩伯部正从山西大举
前来，瓦窑堡反正是守不住的，红军不如假作抵抗，将瓦窑堡暗送给他们算了。全靠王
以哲直接下了军令，东北军才退出了永坪和蟠龙。
此时瓦窑堡已经三面受敌：南有东北军，北有高双成的86师（原冯玉祥西北军系），东
北方向的绥德有中央军汤恩伯部，而红军主力远在甘北，鞭长不及马腹，该城注定要陷
落。于是毛泽东便下令驻扎在该城的中央机关悉数撤往西部的保安（今志丹县），并决
定将瓦窑堡当成人情送给东北军。王以哲便按中共建议，向西北剿总谎报67军攻占了伪
都瓦窑堡。
不料瓦窑堡尚未移交给东北军之时，周恩来发现从山西攻入的中央军汤恩伯部只有两个
团，于是将防守瓦窑堡的全部红军调往绥德方向，准备抗击汤军，瓦窑堡彻底成了空城
。驻守在该城西北约20公里处的石湾镇的高双成部两个营便乘虚而入，于1936年6月19
日轻松愉快地占领了该城。周恩来只好赶快把准备抗击汤恩伯部的红军调回去，围攻瓦
窑堡，却又因缺乏攻城重火器，只能望城兴叹。
可怜王以哲（Oops，屡次想打“王希哲”）白白通共一场，到手的人情又飞了，还害得
他向西北剿总虚报战功，声称攻占了瓦窑堡，最后却让国军86师的两个营不费吹灰之力
占领了，其烦恼可知。那位攻占了蟠龙镇又不得不撤出的107师师长刘翰东更是暴跳如
雷：当初在蟠龙时，他就劝李克农把那人情送给他，可惜中共不干，最后却落到了高双
成手中。为了安抚他，李克农建议他赶快去增援守城的高双成部，红军再撤围，以让他
挣个“解围”之功。但这岂能抵得上攻占伪红都之功？刘翰东乃回信大骂：“弟在蟠龙
与兄见面时，曾再三声明：‘要送人情，必须干脆！’而贵方一再延迟，竟将良好机会
，坐送他人！……此事乃贵我双方最大之损失也！！！”（3）
这些吃醋吵闹也不去说它了。瓦窑堡之失，虽然负责防守该城的周恩来要负直接责任，
但根本原因还是毛泽东顾头不顾腚的“空城计”战略。当初他率红军全师东征，只给周
恩来留下两三千人防守根据地，幸亏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没来打，只有民团窜扰，堪称侥
天之幸。但天才军事家总不能把走运当成制定战略计划的前提吧？这次红军主力又倾巢
西向，瓦窑堡本该是战略后方，却成了三面受敌的前线凸出部。若汤恩伯不是只派出两
个团，而是将进入山西的30团兵力全部集结起来，渡过黄河，扫荡红军空虚的战略后方
，则西征军前有黄河，后有敌军，进退失据，必将陷入绝境。毛主席用兵真如赌，于兹
可见一斑。
然而毛泽东为了打通苏联，什么都能豁出去。中央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改称红一军团
，与原在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合编为新的一方面军，总兵力只有一万三千人左右。兵力如
此单薄，难免顾此失彼，按理说本该耐心等到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再合力去打通苏联
。但伟大领袖等不及，竟然将此任务交给一方面军，在给彭的电报中明确规定：“打通
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全军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
负者。”甚至要彭德怀考虑在七月下半月即开始抢夺船只，准备西渡黄河（2）
区区一万三千人，要在半年内完成这任务，抢渡黄河，进入宁夏绥远，甚至可能走毛开
出的第二条路，即沿“甘、凉、肃三州”（今张掖、武威、酒泉）河西走廊，挺进到新
疆去，除非个个是大罗金仙。就算能办到，那根据地谁来守卫？
这计划之荒唐，使得彭德怀不能不再次犯颜直谏。他回电指出，红军现有兵力无法兼顾
打通苏联与保卫苏区的双重任务，若贸然渡过黄河，陕北苏区却落入敌手未必妥当，因
此他建议，先巩固西征新占领的甘北地区，过后再考虑打通苏联、接取军火的问题。
这本是常识范围内的事：若按毛泽东的计划，红军不待巩固新占领的甘北地区，便贸然
渡过黄河，就算东北军西北军不来打，已经进入山西的中央军跟进陕北，抄了红军的战
略后方又该怎么办？那时红军困在黄河西岸，就算能立下足来，新占领的地区总不如老
根据地有地利人和，更容易保卫吧？更何况黄河西岸极为荒凉，又是回族地区，居民都
在“土围子”里聚居，红军缺乏重武器，根本就打不开，只会活活饿死。伟大领袖的名
言是“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他为何终生无法实践这自己总结出来的人生哲
学涅？
这妄想到底太荒唐，以致连伟大领袖自己后来都意识到了，不能不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
承认：
“目前，关于接运物资的困难尚须解决，新疆、外蒙出兵并解决运输路线，即拟向远方
提出交涉。非达到这一层，我们即使到达了宁夏或甘、凉、肃，也是没用的，因为我们
不能向新、蒙去搬东西。”（4）
毛泽东是说：必须由新疆的盛世才或是外蒙发兵，长途押运苏联提供的军火，将其交给
中共，否则即使中国红军打到了宁夏或是张掖－武威－酒泉一线，也是没用的，因为红
军并没本事从那儿出发去新疆或外蒙，把大批军火搬运回来。
这段话最能彰显伟大统帅顾头不顾腚、“革命者顶天立地勇往直前”的特点，非常非常
搞笑：既然明知红军没本事前去新疆或外蒙把军火搬运回来，必须或由外蒙、或由盛世
才发兵武装押运，那起码得先落实了这档子事，再考虑自家发兵攻占宁夏或张掖、武威
、酒泉一带吧？否则冒着丢失根据地的危险，万里征战打到了那些地方，苏军不把军火
运来，那又有什么意思？这应该是凡智力正常的庸人都能想到的事吧？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但伟大领袖没想到落实这成功前提，就连整个中央似乎都没
想到。毛泽东先后发动东征与西征，是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恢复之前，唯一的依据就是
被苏联空投入陕北的林育英带来的口信：“主力红军可向西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
联。”直到1936年8月21日，洛甫才正式向莫斯科汇报了红军向宁夏和甘肃西部扩张，
以接运苏联军火的作战计划，9月11日获得国际回电批准（5）。但双方竟然未在电讯中
敲定军火交接的具体问题，而毛泽东居然也就不提这请新疆或外蒙发兵押运的请求，便
匆忙发动了旨在攻占绥远定远营的宁夏战役。张国焘不明就里，以为苏联人已经把军火
运到了定远营，令四方面军大部渡过黄河，忙着去该城领取飞机大炮，却因胡宗南部抢
占了渡口，致使四方面军被黄河隔为两段，这才有西路军最后的覆没。
迟至10月2日，中共中央才向共产国际提出请求，要苏蒙军队押运军火，尽可能深入中
国境内，但共产国际于18日才电告中共，外蒙不能派兵押运，“否则将等于对某国战争
的开始”。为此莫斯科特地找了一家外国公司，负责卖货并运送到外蒙边境，但不能超
过外蒙边境一百公里。因此中共必须派出足够的军队去外蒙边境接收货物，并承担沿途
保护的责任（6）。
因此，即使胡宗南没有夺下渡口，全部红军顺利渡过黄河，打到了绥远省的定远营，斯
大林也没有变卦，红军能否挺进到外蒙边境，把车队接回来还在未定之天。更可笑的是
，11月间，日本人指使伪蒙军侵犯绥远东部，中日关系更加恶化，绥远抗战即将爆发，
这让本来就害怕“某国”的斯大林更怕引火烧身，便于11月4日令共产国际给中共下令
，“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1）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下，
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对汽车及红军有轰炸
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
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
哈密，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来接收？并请通知接受办法以及你们将采用何种具体方式
运输。”（7）
这些技术问题，应该早在事前就敲定，哪有战役发动之后才来讨论的？然而伟大领袖那
伟大而空洞的脑袋中不乏浪漫幻想，却从来装不进技术细节去。在他看来，需要做的就
是不惜一切“接近苏联”即可，至于怎么挺进到国境线上去，飞机大炮到手后又怎么把
它们搬运回来，谁去操作那些高科技产品，这些琐碎细节从来在伟人视线之外。
正因为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整个西征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蠢动，白白把四方面军贴了进去
。幸亏中央收到莫斯科11月4日的电报时，宁夏战役已经失败，否则若红军按计划挺进
到了定远营再挨这当头一棒，那滋味可是够受的。好在这“学费”也没白交，中央总算
发现了那些技术问题，于是电告莫斯科：“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
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8）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如果早在发动西征之前，毛泽东便想到后来遇上的一系列技术问
题，告诉莫斯科自己没本事去国境线上取货，要求苏军将军火押运到中国内地，最好直
接送到陕北来，那莫斯科就会及时告诉中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须避免任何可能
招致与“某国”冲突的事件，这样不是就可以省去后来种种瞎折腾了么？
当然，出于权势崇拜或成功崇拜心理，国人未必能接受这是伟大领袖的智力缺陷使然，
多半会用阴谋论来解释这西征蠢动。伟大领袖也确有此嫌疑：徐帅已在回忆录里说了，
西路军之所以覆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军委不可理喻的瞎指挥。而且更可疑的是，红
四方面军到达甘南后，陈昌浩提出由一方面军在甘北，四方面军在甘南，同时向静宁、
会宁一带夹击胡宗南部，毛泽东先是同意，后来又变了卦，说一方面军兵力有限，必须
固守现有根据地，因此决定只派出红一师配合行动，使得战役完全落在四方面军一家身
上（9）。这非常不符合伟大领袖顾头不顾腚，动辄准备扔下根据地作惊天一博的一贯
性格，令人不能不怀疑他是否看出了徐帅看到的问题，亦即预定作战地域处于西安－兰
州大道上，容易受到敌军东西夹击，因而故意让四方面军跳进那陷阱。
然而这看来还是个智力问题而非心术问题，盖伟大领袖发动西征早在红四方面军北上之
前，他甚至还一度想让一方面军独力完成这任务。因此，看来整个西征蠢动，都是他急
功近利的性格促成的。当然这也能理解：在陷入陕北那种毫无发展空间的死地之后，“
靠近苏联”便成了他乃至整个中央能死死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了。在这种情况下，利令
智昏几乎是必然的。
然而这蠢动却让红军陷入危境。顾头不顾腚，则屁股难免要让海风吹。宁夏战役失败后
，胡宗南乘胜分三路向苏区挺进。据彭德怀自述，红军在山城堡（今甘肃环县境内）伏
击了胡部一个旅，歼灭其大半，“但胡宗南并不死心，率四个旅为左路向盐池、定边前
进；王均、毛炳文两军为中路，向吴起、志丹（保安）前进；东北军为右路向华池方向
前进。我军转移至洪德城与盐池间，位置于沙漠边缘埋伏着，拟待胡敌通过沙漠疲乏和
饥渴之际，给以打击。胡部是主力，也最积极，我如能再歼胡敌两个旅，即可将敌人这
次进攻打退”（2）。而据张国焘说，未及渡河的红四方面部也在这一带（10）。因此
，整个红军的主力都集中在苏区西部，离中央所在地保安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而保安
作为红军的“战略后方”，距中央军汤恩伯部占领的瓦窑堡只有五十多公里，成了前线
。因此，蒋介石只需让汤恩伯部自东向西平推过去，即能重演86师两个营便攻占瓦窑堡
故事，弹指而下空城保安，扫荡红军空虚的“战略后方”，与胡宗南东西夹击红军，则
红军纵是大罗金仙，也难逃全军覆没的命运。
然而西安事变不久就爆发了。因此，看来吉人自有天相，天才军事家就是可以把走运当
作制定战略计划的前提，顾头不顾腚毫无关系，自有上天照看他的宝臀。
参考文献：
1、《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2、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551-55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
3、《西安事变新探》，115-119页。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553-554页。
5、《西安事变新探》，224-226页。
6、同上，236-238页。
7、同上，244页。
8、同上，246页
9、《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电子书。
1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19页。 |
l*****7
发帖数: 8463 | 5 "本文作者" 纸上谈兵真如神, 真是 "赵括" 再现!
"本文作者" 应该当郑三发的总参谋长!
郑三发死的太早了! "本文作者" 可继成郑三发的梦寐了!
【在 w**********5 的大作中提到】
: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
: 芦笛
: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到底怎么样？一个从未受过西式军事教育的文人，靠自己看看《三国
: 演义》与《水浒传》，就真能变成诸葛亮、吴用一样的神人么？我觉得很难想象。
: 现代战争是西式战争，是一种系统工程。用刘伯承的话来说，它需要专业人员组织，并
: 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描绘的原始活动，也不是《孙子兵法》的笼统原则可以
: 具体指导的。军事指挥分为战略与战术的指挥。所谓战术指挥，一般是指组织和指挥战
: 斗。指挥大一点的战役，特别是诸兵种协同参与的战役，需要专业训练，靠看旧小说或
: 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不能获得这种专业技能。
: 尽管红军刚起事时面临的不过是民团和地方武装，从事的是小规模的原始战斗，与《三
|
l*****7
发帖数: 8463 | 6 发信人: luke837 (abcdefg), 信区: Stock
标 题: 事不过三, 我豫郑三发V5!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Sep 5 22:09:20 2013, 美东)
郑大发, 早年夭折; 没有机会发。
郑(二)发, 没有发。
郑三发, 真发大了: 蔣介石, 名军阀, 先统一中国; 后携款逃台, 制造了现实中的台独
。蔣介石才是真正的 "台独" 之父。
事不过三, 我豫郑三发V5!
哈哈
【在 l*****7 的大作中提到】
: "本文作者" 纸上谈兵真如神, 真是 "赵括" 再现!
: "本文作者" 应该当郑三发的总参谋长!
: 郑三发死的太早了! "本文作者" 可继成郑三发的梦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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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7
发帖数: 8463 | 7 发信人: luke837 (abcdefg), 信区: Stock
标 题: Re: 郑三发子是谁?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Aug 24 15:13:53 2013, 美东)
抛砖引玉
http://bbs.news.163.com/bbs/society/119541739.html
“郑三发子”的后代为了证实蒋介石出生在河南许昌要求“滴血认亲”
根据目前的法医学研究成果，所有同一父系的男性，所遗传的Y 染色体是一样的，判断
某两个男性是否同一个父系，采集每个人的血样作为鉴定检材进行比对鉴定就可一目了
然。鉴定的方法就是用检材分别做出每个人Y染色体上的16个标志性位点，看这些位点
上两个人的数据是否完全一样。如果一样，就说明为同一父系遗传，有亲缘关系；如果
不一样，就说明没有父系亲缘关系。
郑金聚先生根据其爷爷郑绍发和父亲郑双喜生前的多次叮嘱和遗愿，确认蒋介石就是其
爷爷郑绍发的同胞弟弟郑三发。作为1942年出生的郑金聚先生，有信心和决心在他的有
生之年，完成亲人相认、使他三爷魂归故里、叶落归根的心愿。
郑金聚先生之所以主动提出“滴血认亲”的申请，不但表达了他的诚意和决心，也更加
充分证明了他对自己身份的坦然和自信！
为此，郑金聚先生已经委托河南世纪风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徐子敬对自己的血样进行采
集、提取、封存，作为对比样本，并随时准备与蒋介石及其他男性后代遗留的检材进行
Y染色体比对鉴定事宜。
该鉴定一旦实施，就可以彻底解决蒋介石出生地“浙江说”“许昌说”这一争议多年的
悬案，“何分襄阳南阳”是历史的无奈，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只要蒋介石的亲属尽
快出面，真相很快就可以大白于天下！
同时也真诚倡议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提供采集比对检材的线索，为弄清历史真相作出贡献
。
附相关照片：
“郑三发子”的哥郑发（根据郑金聚提供的照片翻拍）
要求“滴血认亲”的“郑三发子”侄孙郑金聚
1947年，越狱成功的韩子栋来到许昌找到郑发，在郑发的帮助下弄到了一个身份证，平
安到达解放区。1987年5月，时任贵阳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的韩子栋，带着女儿以
及“小萝卜头”的两个哥哥，再次来到许昌，看望郑发（已去世）家人，并和郑发的儿
子郑双喜、女儿喜云合影留念（如图，中为韩子栋，左一为郑双喜，左二为郑喜云）
郑金聚 要求“滴血认亲”的《申请书》
郑金聚 要求律师见证“滴血认亲”的《授权委托书》
“滴血认亲”澄清蒋介石身世之谜?
蒋介石祖籍何处？70多年来，史学界一直存在着浙江“奉化说”和河南“许昌说”两种
版本。尽管“奉化说”认为自己证据确凿，无须争辩，但“许昌说”认为自己并非空穴
来风，大量事实令“奉化说”也无可辩驳。然而就在两说并存的今日，许昌县一位66岁
的老人挺身而出，向蒋介石后代发出了“滴血认亲”的邀请。他叫郑金聚，许昌县河街
乡南岸村人。
了却遗愿，申请“滴血认亲”
“郑金聚要滴血认亲了。”9月3日，河南世纪风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徐子敬，向本报驻
许昌记者独家披露了该消息。徐子敬向记者出示了郑金聚的两份文书，一份是“申请书
”，一份是“授权委托书”。
申请书显示：“我叫郑金聚，男，根据我爷爷郑发和父亲郑双喜生前的叮嘱和遗愿，我
确认蒋介石就是我三爷郑三发子，我有信心在我的有生之年，使我三爷魂归故里、叶落
归根。
为了取得确凿的证据，我自愿申请采集、提取、封存我的血样进行封存，作为对比样本
，并随时准备与蒋介石遗留的检材进行Y染色体比对鉴定；同时诚恳邀约蒋介石现存的
后代与我进行Y染色体比对鉴定。
我确信——鉴定结果会证明一切！”
在“授权委托书”中，郑金聚写到：关于我申请提取我的血样进行封存，作为对比样本
，并随时准备与蒋介石（我确认是我三爷郑三发子）及其后代遗留的检材进行Y染色体
比对鉴定事宜，特别授权河南世纪风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徐子敬处理以下事务：
1．选定采集、提取、封存、鉴定我血样的鉴定机构，并作为我的代理人起草相关申请
书向鉴定机构递交；
2．全程见证采集、提取、封存、鉴定我血样的全部过程；
3．一旦对比对象出现，全程见证比对鉴定过程；
4．对采集、提取、封存、鉴定我血样的过程和比对鉴定结果随时发布声明、公告；
5．对采集、提取、封存、鉴定我血样过程中出现的侵犯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行为进行
调查和处理，全面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徐子敬介绍，根据最新的法医学研究成果，所有同一父系的男性，所遗传的Y 染色体是
一样的，判断某两个男性是否同一个父系，采集每个人的血样作为鉴定检材进行比对鉴
定就可一目了然。鉴定的方法就是用检材分别做出每个人Y染色体上的16个标志性位点
，看这些位点上两个人的数据是否完全一样。如果一样，就说明为同一父系遗传，有亲
缘关系；如果不一样，就说明没有父系亲缘关系。
“该鉴定一旦实施，就可以彻底解决蒋介石身世之谜这一争议多年的悬案。”徐子敬说
。
逃荒开封，郑蒋两家结缘
郑金聚为何 “攀亲”蒋介石？这要从他的爷爷郑发说起。
据史学人员李耕五等人的考证，清光绪10年（1884年），郑发出生在许昌县灵沟镇后郑
庄（今许昌县河街乡南岸村），大名郑绍发。父亲郑福安，母亲王采凤，哥哥郑大发早
年夭折，弟弟小名合成，又名三发子，生于光绪13年（1887年）农历9月。
郑发生前讲述，光绪17年（1891年），许昌大旱，庄稼基本绝收。到了秋天，郑发一家
决定外出逃荒要饭，因郑福安体弱多病，便留家看守门户，王氏带着两个儿子去了开封
。他们走后不久，郑福安去世。
在开封城内有一家益泰盐行，老板姓蒋，是浙江省奉化的一个大盐商。一个偶然的机会
，王采凤成为蒋老板家中的保姆。当时，蒋老板有个长子叫蒋锡侯，和郑发以及弟弟三
发子是好伙伴。郑发一家三口到蒋府一年多以后，蒋老板原配夫人去世，不久便于王采
凤成婚。由于郑发不如弟弟合成聪明机灵，在家中很受冷落，于光绪21年（1895年）春
节过后离开蒋府自己谋生。郑发曾干过学徒、巡警，后在部队中又从士兵逐步提拔为副
班长、班长、特务长、掌旗官、排长、副官、连长。1921年部队被冯玉祥缩编，郑发解
甲归田。
其间在1904年，郑发曾去开封蒋府，可惜已是人去房空，连过去的仆人也不见了一个。
经询问得知，蒋家已在他离开不久返回浙江奉化。街坊邻居一说他的弟弟改成蒋姓，跟
随母亲去了奉化；还有一说是蒋老板只把三发子带走了，把他的母亲留在了开封，两个
月后其母亲病死。从此，郑发再没能见到母亲和弟弟。
手足情深，四次南下寻亲
郑发回到许昌老家后以种田为生。1933年元宵节，郑发带着儿子双喜到许昌城观灯，在
许昌专署衙门前，他发现大门口挂着两幅人物照，一位是国父孙中山，另一位虽然不知
其名，却与自己长得出奇的像。郑发问卫兵，卫兵告诉他这一个人叫蒋介石，是当今国
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问卫兵蒋是哪里的人？卫兵答是浙江奉
化人。
他怎么和我长得怎么像，又是奉化人，他是不是跟随母亲到奉化的弟弟？从此，郑发有
了去南京认亲的想法。
李耕五先生在《蒋氏身世新探》一书中，详细记载了郑发四次寻亲的经过。
1933年秋，郑发先找到许昌专暑专员徐亚屏及英美烟公司董事长买办邬挺生，二人听过
郑发的述说，相信所言之实，立即帮郑发筹备了路费，并由邬挺生写一封信。郑发乘火
车到达浦口后，需转乘船渡江。他刚下火车，便被宪兵搜出了邬挺生写给蒋介石的信。
宪兵硬说郑发认亲是假，而一阵审讯下来没有什么结果便没收了他的路费，装进北上的
闷罐车让他回河南。这是郑发第一次南下寻亲。
1941年，郑发请许昌灞陵中学校长贺升平到县政府开了张路条，并卖掉两头毛驴作为盘
缠，一路跋山涉水去重庆第二次寻亲。
到重庆后，郑发吸取上次教训，不敢直接说是找蒋介石认亲的，而是打听蒋介石哥哥蒋
锡侯的下落。因为在开封，蒋锡侯待他不错，只要找到蒋锡侯，就不愁找到弟弟三发子
。经询问才知道，西安事变时，蒋锡侯听到蒋介石被活捉的消息后，在家乡受惊吓而死
。郑发无奈，还得寻找蒋介石。
郑发住在萧家沟门牌82号的王家小店，并将请人写给蒋介石的信寄出。几日后，一个自
称是宋美龄使女的马小姐要郑发照一张两寸半身免冠照片寄到一个地址。当时郑发洗了
两张，一张寄出，一张则自己留了下来（后在白公馆郑发给了国民党少将师长蒋其远，
建国后蒋其远将此照献给政府）。10多天以后，郑发来到位于大阳沟的河南同乡会，由
郜子举、姚廷芳、李肖庭等人帮忙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求见申请。又过了些时日，国民政
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亲自把郑发接到他家中，许以5000现大洋重金，打发他回许昌。郑
发说自己来重庆并非为了钱财，只是为了手足相见。戴季陶劝不过他，只好让他回河南
同乡会。
之后，宋美龄召见了郑发。那天，一辆小汽车把郑发接到一个庭院里，宋美龄隔着一道
竹帘垂帘问话。听完郑发及其弟弟的身世后，宋美玲问郑发有何凭证？郑发回答，弟弟
左大腿有块黑痣，头顶有个小坑。宋美玲听罢不置可否，劝他回河南，但郑发不答应。
见宋美龄、戴季陶都不能将郑发劝回，蒋介石在郜子举等人的呈文上批了个“戴笠处理
”四个字。蒋介石既没有承认是真，也没有说是假，该怎么处理，让戴笠看着办。计谋
多端的特务头子戴笠经过权衡，把郑发软禁在了白公馆。
1943年秋，襄城县县长李峰来到白公馆看望郑发。郑发与李峰在部队是旧相识，此次李
峰到重庆是参加全国县长集训的。当时，河南大小县长70余人，参加集训的不足10人，
李峰能够参加据说是蒋介石特别提的名。李峰参加集训后，即被调任许昌县县长。李峰
安排郑发的儿子郑双喜任许昌县国民兵团挂名副官，每月只领饷不办事。李峰还在国民
兵团的花名册上，给郑双喜改名为“义国”，意指同蒋介石的两个儿子“经国”、“纬
国”排起行。
1944年春节刚过，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名义，给郑发的家人寄去了500元
钱，并让许昌县政府通知其全家举迁重庆。之后，郑发妻子魏氏带着14岁的女儿喜云入
川。为找蒋介石认亲，郑发在重庆一住就是3年。看到妻子女儿的到来，他喜出望外。
随后，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奉戴笠之命，特意为喜云安排了一名女家庭教师，一个土
里土气的农村妞，转眼变成了身着旗袍、脚穿黑皮鞋的“公主”。
一天，郑发酒后失言，向外界泄露了寻亲被关押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的机密，引起蒋大
怒。戴笠立即命令把他和妻子女儿转移到了中美合作所的另一处监狱——贵州息烽集中
营。在监狱里，郑发结识了“疯子”韩子栋（《红岩》中华子良原型），以及“小萝卜
头”宋振中。1946年，寻亲无果的郑发带着妻子女儿“衣锦还乡”。
1947年，越狱成功的韩子栋来到许昌找到郑发，在郑发的帮助下弄到了一个身份证，平
安到达解放区。1987年5月，时任贵阳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的韩子栋，带着女儿以
及“小萝卜头”的两个哥哥，再次来到许昌，看望郑发（已去世）家人，并和郑发的儿
子郑双喜、女儿喜云合影留念（如图，中为韩子栋，左一为郑双喜，左二为郑喜云）。
1946年12月，郑发南下南京寻亲，并请人用隐讳的语言，给蒋介石写了封信。国民政府
的秘书长吴鼎昌把郑发接到吴公馆，对他说呈给蒋主席的信主席看过了，只是主席太忙
，没有时间和他见面，请他暂回河南。见郑发执意不离开南京，吴鼎昌只好在国民政府
附近的一个水果店，让他当了一个挂名掌柜，拿薪水不管事，让他闲住。
1947年5月，吴鼎昌再次召见郑发，劝他回河南，并给他了一封信。该信是吴写给河南
省主席刘茂恩的亲笔信，让刘给予郑发特殊关照。当年夏天，郑发返回河南，刘茂恩大
摆筵席给郑发接风，郑家受到当地政府厚待。
1948年5月，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郑发再次到南京寻亲。和前三次一样，蒋介石
不见。吴鼎昌力劝他回许昌。8月中旬，失望的郑发返回许昌。南京两次寻亲，郑发给
蒋介石各写了一封信，如今这两封信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蒋介石逃往台湾。1973年2月20日，郑发在家中去世
，终年89岁，寻亲愿望破灭。
各执一词，蒋氏身世成谜
“我认为蒋介石是许昌人。” 78岁的李耕五先生用坚定的口气说。他介绍，上个世纪
初《金陵春梦》第一集“郑三发子”问世后，给世人揭开了一个重大秘密，关于蒋介石
身世的传闻全国沸沸扬扬，也成为史学界争论的一个课题，出现了浙江“奉化说”和河
南“许昌说”两大派。尽管“奉化说”言之凿凿，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蒋介石的父亲、母
亲从没离开过奉化，更没有到过河南，蒋介石从小在奉化长大等等，但他认为，“许昌
说”也非言之无据。
受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的委托，李耕五先生花费19年时间，对郑发认亲进
行了考证，并于2000年撰写出长达22万字的《蒋氏身世新探》一书。书中认为，郑蒋之
间存在着“八相同”：一是郑发与蒋介石的相貌相同；二是郑三发子和蒋介石的出生年
月相同；三是二人母姓相同；四是郑三发子的继父与蒋介石之父姓氏相同；五是这两位
父亲的籍贯相同；六是职业也相同；七是郑发的父亲名郑福安，而蒋介石生前在台湾给
自己选择的死后厝棺处，恰巧又在福安里村；八是郑三发子继父的长子蒋锡侯和蒋介石
的长兄蒋锡侯之名完全相同。而这些令“奉化说”也无法解释。
时至今日，“奉化说”和“许昌说”各说各的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蒋氏身世仍然迷雾
一团。
平常心态，只为表明诚意
“好像一场梦，很想弄清楚。”身为郑发孙子的郑金聚说，从记事时起就听爷爷和父亲
讲，蒋介石是他三爷，如今自己66岁了，很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这个事搞个水落石出
。
“如果蒋介石的后代不响应怎么办？”记者问。郑金聚回答：“如果不响应也没办法，
我这样做只想表明自己的愿望和诚意。”
迷雾重重 难解之谜:据说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许昌遭受旱灾，灵沟镇郑发一家
决定外出逃荒要饭，郑发的父亲郑福安因体弱多病，便留家看守门户，母亲王氏带领8
岁的郑发和5岁的弟弟郑三发辗转到了开封。他们走后不久，郑福安去世。一个偶然的
机会，王氏给从奉化到开封经营益泰盐行的蒋肃庵当女佣，蒋肃庵丧妻，便收王氏为填
房。因郑发不如弟弟聪明机灵，在蒋府颇受冷落，于1895年春节后离开蒋府，辞母别弟
到杂货店当学徒。郑三发则随继父姓蒋，后来王氏与郑三发随蒋肃庵去了奉化，从此杳
无音信。
1904年，郑发曾到开封蒋府寻母，发现人去房空。长大回乡的郑发在许昌老家以种田为
生，过着平静的生活,1933年元宵节，郑发偕子进城观灯，看到许昌专署衙门前挂着的
一巨幅人物照与自己很像，不知其为何人。门口卫兵告诉他，这个人就是当今国民党中
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这引起了郑发对往事的回
忆，他认定蒋委员长就是自己的弟弟郑三发。从1933年至1948年，郑发曾先后4次追寻
蒋介石，历时15年。其间，他还两次托人给蒋介石写信，隐讳地称二人为“同学”，至
今这两封信仍收藏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郑发首次去南京寻蒋认弟，在浦口受阻
被遣返。第二次是1941年去重庆，一家3口在那里住了 5年。1946年冬，他第三次到南
京认弟，在南京住了半年。1948年夏，郑发第四次去南京寻蒋认弟，又是无果而终。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蒋介石被迫逃亡台湾，郑发寻蒋认亲之念终告破灭。
两说并存 难下定论
尽管蒋介石“河南许昌说”绝非空穴来风，浙江奉化方面却也是言之凿凿，不但称蒋介
石之父蒋肃庵没有到过河南，蒋介石之母王采玉也与河南许昌没有关系，这无疑如同“
釜底抽薪”，将蒋介石“河南许昌说”给全盘否定了。
2001年4月，许昌召开“蒋介石原籍许昌说研讨会”，与会的省内外专家和学者一致认
为，“河南许昌说”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这项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河南省历
史协会原会长朱绍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承认蒋介石的祖籍除“浙江奉化说”之外
还有个“河南许昌说”。二、不能否认郑发千里认弟的事实。三、“浙江奉化说”、“
河南许昌说”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郑发确有其人
读过小说《金陵春梦》的人都知道，唐人笔下的蒋介石原名“郑三发子”，原籍河南许
昌，他有个胞兄叫郑发。由于《金陵春梦》是小说，因此有些人看后将信将疑。但实际
上，郑发确有其人。
据郑发本人所言，因光绪年间许昌遭灾，父亲饿死，家中没法生活，母亲王氏带着他和
弟弟三发逃荒开封，嫁给一位姓蒋的浙江奉化盐商。三发后来随继父回到了奉化。改名
蒋介石。1941年郑发去重庆市找蒋介石认亲，蒋没有与他见面，由戴笠把他“优待”在
重庆白公馆。1944年许昌沦陷前，戴笠又将郑发妻女接去，不久转至息烽监狱，直到抗
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夏才让他们一家三口“衣锦还乡”。回到许昌后，郑发被安排为县
候补参议员，由离家前的一个农民变成了风光人物。
在重庆未见到蒋介石，郑发并不甘心。1946年冬，他第二次去找蒋介石认亲。他在南京
闲居达半年之久，但蒋介石本人却未予召见。1948年5月，郑发再一次来到南京，依旧
无功而返。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普遍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许昌河街，有人还别出心裁地针
对郑发搞起了“挖蒋根”运动。在许昌的镇反运动中，许多在国民党部门干过事的军政
人员，被逮捕法办关进监狱，有些罪大恶极的，还被枪毙了。郑发看到这一切，早就吓
得胆战心惊。从此，郑发对过去的一切便守口如瓶了，即便讲，也仅是对极少数信得过
的人悄悄说一点罢了。1973年2月20日，郑发在家中去世，终年89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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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716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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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741 | 9 （二）“西北大联合”与西安事变杀蒋
所谓“西北大联合”，我已在有关西安事变的文章中介绍过，乃是我党于1936年5月至8
月间与张学良等人策划进行的西北独立运动，亦即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由张学良的
东北军、杨虎城的第17路军以及红军组成“抗日联军”，由张学良担任该“政府”的主
席与联军总司令，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并争取华北宋哲元、山西阎锡山
等加入，与苏联结成盟国，与东北的“满洲国”遥相对峙，共同瓜分北中国，与南京政
府分庭抗礼。
毛泽东这一肢解中国宏伟设想的灵感，来源于他对圣意的揣摩。1924年5月31日，中苏
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条约明确宣告：“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
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作出了苏联撤军的规定。但苏军一直违
约赖在外蒙不走。不仅如此，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人霸占了全东北，日苏关系趋于
紧张。1936年3月间，苏联践踏了上述条约，把外蒙当成主权国家，和它签订了“共同
防卫条约”。
苏联这一行动，给了毛泽东极大的鼓舞，在1936年5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伟大领袖激
动地告诉同志们：“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
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 （1）他就此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壮丽设
想，并为此发动西征，试图打通苏联，为未来独立的“西北国”接通最强大的外援渠道。
伟大领袖这个战略设想，完全建立在对上级领导意图的理解上，那就是把斯大林与外蒙
签订攻守同盟条约，当成了对中共下一步行动的指示。但这不过是个猜测，大老板究竟
是不是这么想的，还有待落实。其实不难看出，伟大领袖是自作多情了，斯大林此举不
是对他，而是对着日本人的，其实是告诉后者：外蒙是我的，你们休想来此打主意。哪
像伟大领袖所想的那样，是暗示中国革命者可以效法外蒙共产党人那样搞独立，放手将
西北从中国版图中割裂出去！后来日苏在外蒙边境爆发的一系列武装冲突证明了斯大林
的高瞻远瞩，苏军正是靠该条约赋予的特权，在张鼓峰、哈勒欣河等地痛击日军。
在此，伟大领袖再一次显示了他在当国后暴露得淋漓尽致的性格缺陷，那就是把愿望当
现实，以此为根据制定宏大的战略计划。当然也不能说他完全猜错了，事实上，他这一
伟大设想与共产国际在1936年4月间为中共制定的远期工作计划暗合，该计划规定中共
近期以争取东北军、晋军与红军停战为主，以后则要争取“组织抗日联军，以西北为中
心”，建立“反蒋统一战线”（2）。
共产国际之所以作出这计划，究竟是反映了斯大林举棋不定，还是反映了苏联国家行政
部门与输出革命特设机构之间的沟通障碍，尚待史家进一步考证。我个人觉得后一可能
较大，盖早在1935年年底，苏联外交部即向南京政府表示愿意讨论两国军事互助问题（
3）。共产国际于1936年8月15日突然给中共来电，否决了“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我党
“联蒋抗日”，也提示外交政策的改变终于在此时传到了间谍机构。
1936年6月间，“两广事变”爆发，两广军阀公开举兵反抗中央。受此大好形势鼓舞，
党中央遂决定：“东北军在西北的发动决不容缓，我们计划至迟到八月应该发动。八月
上旬二、四方面军可到甘南，那时实是最好时机。”（4）
二、四方面军确于八月上旬到了包座地区，前锋抵达甘南，而此时共产国际否决“西北
大联合”计划的电令尚未下来。若“西北大联合”真于此时发动，那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从19世纪末叶起，中国就成了日俄两家竞相掠夺的猎物。日俄曾三次签订密约，划定了
瓜分中国的分界线：北满和内蒙西部归俄国，南满和内蒙东部归日本。苏联十月革命后
，日苏关系恶化，原来的“协商瓜分”变成了“竞争瓜分”。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
独霸全满，打破了原来的协议，引起苏联反弹，日苏关系更加紧张。当时日本正在假手
德王入侵内蒙，如果西北效法外蒙独立出去，变成苏联的保护国，陕、甘、宁、青、新
成了苏联势力范围，必然要对内蒙构成战略包围，日本少壮军人绝对不会坐视战略态势
发生如此不利的剧变，大本营内的北进派必然得势，日军很可能会进犯外蒙甚至西伯利
亚，而这正是斯大林刻意要避免的事。
另一方面，此举必然极大地刺激南京政府，并将全国的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西北去。西
北是中国的传统领土，中华民族据说就是在那儿发祥的，中国最早的帝都就在那儿，在
国人心目中的感情价值绝非关外的新领土东北可比。从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一边倒的强
烈舆论抨击不难推知，“西北大联合”计划若真在八月份发动，则大众本来就深恶痛绝
的“逃将”张学良势必变成国人皆曰可杀的国贼。本来就有众多亲日派在内的南京政府
很可能改取联日制俄政策，而这势必刺激莫斯科。其时纳粹德国正在欧洲崛起，令斯大
林日夜不安，他最要避免的便是两线作战，因此绝不会轻易卷进远东的战事，只会靠外
交尽可能把中国政府拉过去。
因此，如果张学良真在八月上旬宣布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斯大林绝不会支持，更不
会如毛泽东预想的那样“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老斯乃是货真价实的克里姆林宫新沙皇
。在他眼里，马列教条和“阶级情谊”比起帝国利益来轻如鸿毛。他既能为了讨好希特
勒，把逃到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捆送到苏德边境去交给盖世太保，又胡不可抛弃损害了
苏联国家利益的中共？所以，他最可能的反应，还是如同西安事变发生后那样，宣布那
是日本人的阴谋，强烈反对谴责之，表示与南京政府站在一起，甚至公开撇清他和中共
的关系，谴责那伙人是土匪。
如此一来，无非就是西安事变提前发动，但与西安事变不同的是，叛军手中没有蒋介石
作人质，因此蒋介石也就不会轻易妥协，只会调动大军进剿，将“三位一体”一锅熬了
，毕平叛与剿匪于一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战斗力本来就差，无论是战斗力还是兵员总
数根本就不是中央军的对手。更何况两军的粮饷武器弹药全靠南京供应，交战后饷械断
绝，若旷日持久，士兵缺饷必然哗变。张杨都毫无我党控制军队的能力，支持他们的只
是少数少壮军官，内部矛盾重重。若老蒋把战无不胜的银弹使出来，收买运动张杨手下
的将领，甚至不必交战，大军就能土崩瓦解于旦夕之间，正如后来少帅晋京后东北军不
战自溃一般。张杨倒是可以下野出国，余部由国府收编，红军可就走投无路了。那时老
蒋挟战胜之余威，加紧对陕北苏区的围剿，则中共革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因此，伟大领袖这伟大战略规划实在是自杀术。此人本来就缺乏世界知识，毫无国际战
略的基本观念，对国外的事两眼一抹黑，光看他对斯诺发的那番宏论便知道他究竟懂多
少天下事了。我记得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说起，毛认为希特勒没什么能耐，乃是个
挂名的独裁者，真正有本事的乃是墨索里尼。这种评论，大概也只有伟大领袖能作出来。
当然这也不能怪他，盖他仅有的一点国际知识全是从当时的烂报纸上看来的，那些东西
能教会他什么西方文明历史背景知识，能给他什么对国际事务的洞察力？何况困居在陕
北那消息闭塞的文明死角，他怎么可能知道希特勒在欧洲的崛起成了斯大林的最大心事
？又怎么可能知道斯大林最想避免的便是两线作战，心心念念的就是搞“远东慕尼黑”
，使得远东成为苏联的战略后方？而且，困在陕北的红军也确实是走投无路了，看一眼
当时中央与国际的电讯，就足以得知我党是处在何种困境中，几乎所有的人想的都是如
何从那死地中逃出去。绝望之中，人难免把愿望当现实。毛泽东把苏蒙结盟当成是斯大
林授意中共搞独立，据此制定战略计划，说起来也是人之常情，适足悲悯。
西安事变发生后，毛隐瞒斯大林的来电，千方百计拖延时间，巴不得张学良杀了蒋介石
，告诉张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犹豫观望就不可避免，张应“干到底胆大些”（5），
甚至让周恩来敦促张“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6）
。如果此策成功了，那也只会迎来红军的毁灭。其时何应钦指挥的讨逆军已经攻破潼关
，向西安迅速推进，汤恩伯部则早就进入陕北了，驻扎在甘肃的胡宗南部随时可以从西
面进攻叛军，叛军处于腹背受敌极为不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若是杀了蒋介石，则中
央军各部都只会义无反顾地合击叛军，张杨手下都有将领与南京暗通款曲，宣誓效忠，
见势不妙必然会在阵前倒戈，令叛军一败涂地。
因此，杀蒋的结局类似于上述虚拟的西北独立的结局：东北军和17路军迅速崩溃，被中
央军收编，最后只剩红军独力与几十万中央军周旋，其结局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其唯一
的区别，大概就是失去了唯一能统一全国进行抗战的领袖，政府落到了汪精卫、孙科等
人手上。
苟若此，则中国的外交政策必然发生重大改变。如所周知，同盟会与日本人渊源极深，
特别是因为孙中山多年叫卖与日本合并，成立“中日联邦”（日本人后来的“中日提携
，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等等，全是孙文当年竭力向日人推销的卖国主张），
国民党内部确有大量的亲日派。哪怕是在战后，何应钦等人仍对投降的日本军人爱怜呵
护备至，不仅不将日军官兵称为“战俘”，改称“徒手官兵”，而且在南京受降时还废
除投降方向受降方呈交军刀的国际仪式，改为不带刀入场，甚至准备搞成圆桌仪式，只
是因美方抗议才改为长方桌对立仪式。按国际礼仪，投降方向受降方敬礼，但后者不还
礼。可当日军总参谋长向何应钦呈交降书敬礼时，何竟然不由得站起来还礼，以致在场
的冈村宁次感叹道：“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道德！”
（7）。
因此，似乎可以说，如同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交战一样，抗战乃是蒋介石一人
与日本交战。如果没有蒋介石一意孤行，苦撑到底，则国府要么不会发动抗战，要么在
受到日军初次打击后便与日本媾和了。那么日本人也就未必会去南洋冒险，美日未必会
交战，而日苏交战的可能性倒是相当大，整个世界历史可能都要按另一条路演变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伟大领袖的杀蒋计谋，倒确实是改变世界历史的伟大战略，不过这
即使发生，也没他老人家什么事，盖红军那阵子早被讨逆军消灭了。就算奇迹发生，他
能和其他中央委员一道逃到外蒙去，也只会被斯大林当成日本间谍，交给NKVD百般毒打
后枪毙。
这些事没发生，全靠斯大林先通过共产国际来电否定了“西北大联合”计划，后又直接
给中共发电报，警告中共若不运用其影响力促成蒋介石的释放，则莫斯科将把他们谴责
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8），这才迫使我党放弃了杀蒋的诱人念头，周恩来谒见
被囚禁的“校长”，给他敬了个潇洒的军礼，接受了国府早在五个月之前便提出的和平
方案，换来了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口头承诺，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有趣的是，在张国焘笔下，毛泽东却深知批了斯大林逆鳞的严重后果：
“我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不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办事，
得不到苏联的支援，反而会被国内外各种势力围攻，后果是会很严重的。如果照这三点
指示进行，张杨共三角联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们避免了这种破裂，和平解决以后，
蒋氏的报复，将是难免。两相比较，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极为显然；第二条路虽阻碍
重重，也许能找出一线希望。”（9）
这里的利弊分析非常有说服力。但据他说，那是12月13日夜间的事，这不可能，因为毛
泽东12月16日还暗示张学良杀蒋，而周恩来17日还向中央汇报，张已同意在西安遭到围
攻前对蒋“行最后手段” ，很难想象政治局在接到斯大林那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还会
同意这么干。
因此，看来最合理的解释，还是毛原来怀了杀蒋后获得斯大林谅解的侥幸之心，因此压
下了12月13日宋庆龄转去的斯大林威胁要抛弃中共的电报。但18日和19日南京反复广播
《真理报》强烈谴责事变的社论，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人听到后纷纷来电询问，
毛又收到共产国际20日的来电，意识到斯大林不大可能被他糊弄过去，只好在向政治局
通报了20日国际来电后，又向他们通报了斯大林12月13日的电报，只是把它说成是后来
才收到的。 国焘和他的密商可能是21日或22日晚间的事，只是他记成12月13日了。因
为国焘深知得罪斯大林的恶果，才最终说服了毛泽东，而政治局也才决定作出重大让步
，接受国府7月4日的四条要求。
因此，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革命的伟大船长斯大林同志为咱们拨正了船头，指
明了航向，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尽管他不过是无比精明地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谋求帝
国利益而已。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5年5月8日，转引自《西安事
变新探》，100页。
2、《中共代表团会议记录》，1936年4月19日，同上，182页。
3、《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中苏外交文件
选译》，李玉贞译，《近代史资料》总79号，225页。
4、《洛甫致王明、康生、陈云同志电》，1936年7月2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
122-123页。
5、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331页。
6、同上，335页。
7、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47-50页，中华书局
，1981。
8、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散记》，2-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34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