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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hinabbsdad (张果老他爹),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毛澤東與七千人大會：民主發揚還是文革預演？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Aug 27 22:37:36 2017, 美东)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9期（民國99年9月），127-169
毛澤東與七千人大會：民主發揚還是文革預演？
陳永發**
摘要
1962年年初中共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有縣委以上幹部
約七千人參加。這是大躍進渡過難關後最重要的一次中共中央會議。傳
統說法是，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承認連續三年的大饑饉是三分天災、七
分人禍，而林彪則是一味奉承毛澤東，所以文化大革命後，劉少奇淪為
階下囚，而林彪迅速取而代之，成為毛的接班人。中共黨史學者張素華
利用檔案文獻和口述訪問，詳細重建這次會議的經過，在原有說法之外，
特別強調毛澤東在會議中發揚民主，鼓勵和動員下級幹部抒發不滿，發
表想法，所以會議能夠集中意見，統一認識，成功落幕；她同時指出，
若毛澤東循此模式處理政事，則中國庶幾可免文革之難。本文則利用張
氏提供的細節，認為七千人大會可說是文革的預演，是毛澤東以其崇高
無比的威望，動員下層批評中上層幹部，再經由上層幹部的自我批評來
建立黨內共識和鞏固團結；毛澤東沒想到的是，他鼓動紅衛兵來進行鬥
爭，並不能達到改造中上層幹部、建立上下共識的目的，反而造成黨國
體制的癱瘓，需要援引軍隊的支持才能大體恢復黨國體制的咦鳌＿@一
個論點，應該有別於其他兩個流行看法，亦即七千人大會毛、劉之間出
現的分歧必然導致文革，以及大會沒有徹底清除過左思想，所以引發文
革。
關鍵詞：毛澤東、劉少奇、七千人大會、民主集中制、文化大革命
收稿日期：2009年9月25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年7月2日。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1958年，毛澤東年高舉「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動員全國民眾超英趕美；沒想到竟然導致三年大饑饉，至少有三千萬農民死
亡。1962年元旦甫過，北京天寒地凍，每天的溫度都在攝氏零下七、八度左
右，中共中央忽然從全國各地召來縣委、地委、省委、大區級黨委書記，以及
各重要廠礦黨委書記，在天安門人民大會堂開會；中央政府各部會黨組成員，
以及黨政軍高級幹部也奉命出席。這一場會議共有七千餘人參加，是擴大的中
共中央工作會議，原定開會十天，不料毛澤東不斷改變議程，並延長開會日期，
以致出席代表都無法在農曆除夕回家團圓，直到大年初四或初五，才能打道回
府。這次會議不是中共有史以來會期最長的一次，但說它是中共有史以來規模
最大的一次，應該沒有錯誤。說它是毛澤東號召大躍進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會
議，也應無大謬。但在很多人的歷史記憶中，成為劉少奇甘冒毛澤東大不韙、
坦承大躍進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的自我批評大會，其最初目的不過是達成徵
糧指標，後來則是試圖在經濟恢復過程中「鼓足幹勁，統一思想」，有喘過一
口氣再來一次「小躍進」的用意。
逄先知和金冲及在其主編的毛澤東官方傳記中，回顧傳主在這一次工作會
議中發揚「民主」，不僅主動承擔大躍進中錯誤的責任，也要求參加的幹部反
省檢討，接受下級幹部的批評，以便統一認識，矯正遍布各地區和各機關的所
謂「分散主義」傾向。逄、金等作者同時指出，劉少奇根據毛澤東指示，在書
面報告之外又有口頭報告，但因為在口頭報告承認的大躍進缺點和錯誤比書面
報告嚴重，而且明白表示，很多地方的饑饉就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令
毛澤東大感不悅。逄、金等人接著又說，國防部部長林彪繼劉少奇之後，也在
大會發表口頭講話，強調大躍進的政治路線完全正確，其所以會鬧出那麼多問
題，都是各級幹部沒學好毛澤東思想和落實毛澤東的指示所致；林彪這次講話
與眾不同，「帶有濃厚的個人崇拜色彩」。儘管毛澤東在這一次大會上提倡民
主集中制，可是因為它帶有歷史侷限性，依舊肯定「左」的總路線，所以民主
集中制沒有得到應有的貫徹，反而越來越注重集中而無民主，所以才有災難性
的文化大革命發生。1
與逄、金二人同樣任職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張素華，其著作《變局：
七千人大會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2是目前為止研究七千人
大會最詳盡紮實、也最具可讀性的一本專書。與逄先知和金冲及等人相比，該
書提供了更多不為人知的細節，儘管在基調上並未跳脫他們的框架，然而把他
們不曾明講的論點作了一些發揮，並推到極致。張素華也強調大會因為毛澤東
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所以出現了一股實事求是的新氣象；毛澤東以三
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鼓勵與會代表講真話，同時也要求
上級幹部發揮民主精神，容許下級幹部批評，並作自我批評。她強調在毛澤東
帶來的新氣象中，劉少奇「大節見真知」，勇者不懼，暗中批評了毛澤東的大
躍進；鄧小平「厚道」、「務實」，雖未直言不諱，卻也不曾強辭奪理，為毛
澤東的三面紅旗辯護；周恩來以大局為重，嚴格檢討自己，固然維護了毛澤東
的威信，卻諏嵜鎸依щy，不怕講真話。唯獨林彪一人，曲意固寵，不僅
硬說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完全正確，而且把毛澤東說成是真理化身，所有大躍進
期間發生的錯誤和缺點，都是因為不能把握和體會毛澤東的思想和指示所致。
毛澤東在其發言的支持下，對自己更不願意深入反省檢討，反而愈加痛恨劉少
奇，為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留下伏筆。
無論是逄先知、金冲及抑或張素華，他們都對中共的民主集中制有很高的
評價，認為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的表現，可以說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典範。其
實，他們都忘記這一次七千人大會基本上是在黨一元化領導原則下召開的會
議。民主是為集中服務，而毛澤東所謂民主，其實質意義則不外兩層：在上者
謙虛為懷，肯傾聽下級意見，並且願意自我批評；在下者實事求是，能夠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重點是：上級決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任意羅織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
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184-1206。
2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北京：中國青年出
版社，2006），298頁，另加上附錄和日誌。本文中的頁碼，皆指本書，不再特別標明。
罪名。有意思的是，所謂的民主，必須仰賴高度集權、高度權威的毛澤東予以
保證，若離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尤其在黨中央政策已定的情況下，便沒有加
以質疑不予執行的餘地。
其次，毛澤東儘管表示為大躍進以來的問題負責，但劉少奇、鄧小平和周
恩來已習慣了維護毛澤東威信的想法，故不約而同主動承擔大躍進以來四年災
難的主要責任；劉少奇如此、鄧小平如此、周恩來也是如此，他們在這點上不
分彼此，並無任何本質上的差別。林彪若有不同，只是他與大躍進政策的執行
沒有直接關連，可以講得比較輕鬆罷了。在衛護毛澤東威信這一點上，林和劉、
鄧、周三人並無二致。
再其次，毛澤東一貫視中共黨史為正確和錯誤兩條路線的鬥爭，豈能容許
下級質疑或挑戰其總路線的正確性，因此檢討反省從來只能限於執行層次。毛
澤東從七千人大會一開始，便注意到中央和地方、上級和下級在對待「分散主
義」問題上存有矛盾，所以利用他所謂的「民主」，來動員在上者虛心接受嚴
厲批評，並進行自我批評，同時又以三不主義鼓勵在下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他藉地方幹部的批評來推動中央幹部自我批評，並讓前者一吐心中塊壘，藉以
一統黨內思想。他知道，批評和自我批評，最好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實際上卻經常淪為「無情鬥爭、殘酷打擊」，可能帶來莫大挫傷和痛苦，所以
總要求有理、有利、有節，適可而止。毛澤東相信這種民主集中制在七千人大
會上能夠達到統一思想的效果，所以文化大革命時故伎重施，更把規模擴大到
全國，發動紅衛兵和造反派來批鬥和改造黨內中上層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當權派」，結果因為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破壞性無法克制，幾乎導致整個黨國體
制的癱瘓。3
3據一位有機會看到1980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簡報（內部文件
）的匿
名審查人說，本文結論可以得到以下中共黨人或同路人的支持：1.羅青長：「（七千人
大會
上）毛澤東同志的那次自我批評是假的。」2.許德珩：「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到底有多
少民
主？」3.宦鄉：「對七千人大會作用估計太高，講民主，哪能有民主？」4.劉瀾波：「
七千
人大會上一方面講民主集中制，同時又說『全國幾億人口，每人提一條意見，那還得了
？』我
還不止一次聽他說過：『歷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並說他的辦法是『後
發制人』。
有時開會不讓做筆記，說：『你們做筆記，是準備翻案啊！』」這名匿名審查人的鼓勵
，讓本
人更有勇氣從政治鬥爭工具的角度，分析和討論毛澤東召開七千人大會過程中操弄所謂
民主集
中制的實情，特此致謝。
一、毛澤東利用地方對中央的不滿控制大躍進中掛帥的劉少奇
張素華的敘述顯示，中共官方把七千人大會說成是一開始就要總結大躍進
經驗的大會，其實是嚴重的扭曲和誤導。因為召開大會的最初目的，僅是想完
成增加的全國徵糧任務。1961年年底，中共中央決定來年徵糧任務為820億
斤，比當年增加100億斤；中央從中直接上調150億斤，也比當年增加70到
80億斤。理由是城市人口雖然減少了一千萬人，但是戰備的庫存糧食已經被
挪用殆盡，而國家並無多餘的外匯可供進口糧食，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已出
現了斷糧之虞，並爆發多起請願事件；局勢倘繼續惡化，便有爆發嚴重暴亂的
可能。另一方面，地方各級黨委書記，雖然不敢不同意中央上調任務的分配方
案，卻「屁股都坐在農民方面」，強調農村局勢險峻，要求減少自己地區的負
擔，並給予時間回去作說服工作。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於是接受中南局第一書記
陶鑄的建議，要求在北京召開地委以上幹部的工作會議，打通思想，克服所謂
分散主義和本位主義，以便達成國家徵糧任務（頁18-21）。4
最初，毛澤東本人也沒想到應該就大躍進經驗作出總結。他認為先前已經
採取一系列的救濟措施，像解散公共食堂、降低工農業增產的指標、把人民公
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下降到生產隊、強制業已流入城市的一千萬人口回鄉等等，
大饑饉的危機總算渡過了，而今應該思考另一個比大躍進規模小一點的長期計
畫來發揮大躍進「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精神。所以他同意召開這樣一個大
4錢庠理也說得很清楚，七千人大會並不是追究大躍進失敗責任的會議，但是很奇怪的
是，他在
其書中指出召開七千人這麼大規模的會議不應該只討論黨的「作風」問題，更應該檢討
黨的「路
線」問題以後，都是說明毛澤東為什麼要強調大躍進的成績，而劉少奇又為什麼不可以
為了說
透大躍進的缺點而傷及大躍進路線，簡單地說，就是解釋毛、劉兩人為何不可以從路線
的高度
來檢討大躍進。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即中華
人民共
和國史第5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51-77。
會。顯然因為這一場會議是個單純的工作會議，目的很清楚，所以在作出開會
決定以後，毛澤東就離開北京，沿津浦路南下視察，同時乘機休息了一個月。
大躍進期間實際主持黨日常事務的副主席劉少奇隨後也離開北京，由執行中央
決定的總書記鄧小平根據往例，開始具體籌備工作。鄧小平要毛澤東的大秘書
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陳伯達為劉少奇草擬書面報告稿，經大會討論、修改和通過
後，作為黨內統一思想的文件，供教育和動員黨員之用。
陳伯達起草大會報告前，毛澤東在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會議中曾經表示，他
既然是領導，當然對大躍進以來的缺點和錯誤負有主要責任，但他卻不曾就自
己的決策過程作過詳細的自我檢討，也未具體說明自己應該承擔什麼責任，僅
唤y指出，他要對高指標和高徵購負責，5隨後就在1961年11月13日，指示
鄧小平，要陳伯達查文件，搞清楚大躍進以來的有關情況。陳伯達於是借閱有
關文件並著手編輯。我們不知道陳伯達在從事此一工作時，曉不曉得毛澤東另
一大秘書胡喬木的類似經驗：二十幾年前毛澤東為了展開延安整風，徹底批鬥
所謂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曾請胡喬木編輯《六大以來》、《六大以
前》、《兩條路線》等文件集，當時胡喬木看到一份可能有損劉少奇威信的自
我檢討書，請示毛澤東是否收入，毛澤東說，不必有聞必錄。陳伯達即便不知
道這件陳年舊事，在編輯有關大躍進文件時，一定也有維護黨國領導人的用
意。無論如何，他把有關文件分成兩類，分別編輯成兩本書。第一本是毛澤東
的語錄和指示，第二本是書記處下發的指示和轉發的文件。據說前一本書足以
證明「毛主席歷次反映我們根本路線、政策的議論，是正確的」。這就是後來
出版的《毛澤東同志論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和在兩條路線上的鬥爭》，當時
共印了八千本，大會代表人手一冊。後一本書是執行毛澤東總路線的具體情
況，也證明了「（書記處）許多具體問題、具體政策措施違背了毛主席的指導
思想，違背了總路線」。顯然因為事涉書記處、尤其是總書記鄧小平的政治責
任問題，書記處始終不曾印發。據張素華本人告知，她其實是看到了，只是最
5龔育之，《龔育之自述》（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頁233。
初不知道其重要性，不曾抄錄，等到知道其重要性以後，想要再看就再也看不
到了（頁36-39）。
1961年12月16日，毛澤東從南方回到北京，兩天後劉少奇也從廣東專
程趕返，參加毛澤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當時針對七千人工作會議
的籌備作了兩點重要指示：第一、集中統一是過去最重要的經驗，他承認在大
躍進期間，為了調動地方各級黨委的積極性，把原來集中在中央的許多權力加
以下放，因而造成目前全黨嚴重的分散主義問題，目前必須回到中央集權的老
路上。第二、黃花雖好，總要綠葉來襯；有了（良好的）總路線以後，也要完
整的政策前來配合。只是大躍進提出的一些做法，譬如四高（高指標、高估產、
高徵購、高分配）、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場等）、供給
制和公共食堂都是錯誤。毛澤東接著又指出，中央有責任，各級地方黨委也都
有責任；他前陣子在地方上跟省委書記談話，省委書記都說自己有責任，可是
一提到中央，卻總是說中央是「正確的英明領導」，好像中央完全沒有責任似
的；毛認為這不符合事實。第三、毛澤東說，地方提供的訊息雖然不確實，但
是中央不能分辨真假，也應該負有責任。毛澤東並沒有明白說，所謂的中央是
否包括他自己，但是劉少奇和鄧小平聆聽之後，立即心領神會，都相繼表示毛
澤東的三面紅旗沒有錯誤，僅是他們負責執行時發生了許多缺點和錯誤。陳伯
達正是根據這個總路線正確、具體執行有缺點和錯誤的理路，組織一個團隊，
為劉少奇起草中共中央書面報告稿，準備在大會上宣讀。
劉少奇這個書面報告稿共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的標題是「關於目前的
形勢和任務」；第二部份是「加強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第三部份是「黨
的問題」。在草擬第一部份前，鄧小平傳來毛澤東的意旨：整個報告的目的是
「鼓足幹勁、統一思想」，現在大躍進以來的錯誤都已經改正了、或正在改正
之中，國家形勢越來越好，整個國家「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強了」。但劉少奇
堅持在這一部份應該「成績講夠，缺點講透」，中央必須承認大躍進以來的缺
點，並帶頭認錯，尤其承認黨內鬥爭過火，冤枉了許多幹部。劉少奇也表示，
自從大躍進以後，整個計畫經濟體制因為權力下放，造成各自為政、經濟互不
協調的局面，要求以「反對分散主義」、恢復中央集權為當務之急。他徵得了
毛澤東的同意，又特別要求擬稿的陳伯達特別列舉分散主義的具體表現，「每
個省、每個部都要有例子，一個也不能缺」（頁41），以免被認為是無的放矢。
鄧小平為了開好大會，指揮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辦理各種後勤和安全事
宜。由於大會出席人員多達七千餘人，很難組織討論，楊尚昆把出席人員按省
劃分為35個大組，再按地區劃分為400多個小組；同時要副手龔子榮（張素
華誤為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指派35位專人，分別到各組了解情況，每晚再
向辦公廳正副主任楊尚昆和田家英匯報。田家英同時是毛澤東栽培的大秘書之
一，可以直達天聽（頁49、315）。毛澤東依賴楊尚昆和田家英兩人過濾資料。
其實，劉少奇也只聽了第一天的全體匯報，以後便同樣依靠楊、田兩人來了解
大會輿情了（頁176）。張素華並未詳細說明這35個人的工作內容，但她新
書的附錄部份卻附有當時北京公安局副局長張文奇對參與此一工作的回憶，由
之可以了解毛澤東是如何把握大會的輿情變化和與會幹部的心理動態，並隨時
加以因應。
根據大會原訂議程，劉少奇應在1962年1月11日宣讀陳伯達代為起草的
書面報告稿（簡稱一稿），經由大會代表討論十天以後，照例通過，然後作為
黨內文件，向基層傳達。大會正式召開前二天，也就是1月9日，劉少奇根據
慣例，先召開小型工作會議審議書面報告一稿，然後請毛澤東定奪全文。原來
以為毛澤東不會有什麼意見，沒想到1月10日上午，毛澤東說，「覺得好」，
卻同時又說，還沒好好想，暫時提不出意見，要看第二遍；還說纔看完第一和
第二部份，第三部份尚無時間過目，所以指示劉少奇把報告時間推遲三天，延
到1月14日；至於因為他審閱文件而空出來的三天時間，他要劉少奇和鄧小
平另作安排，由各代表討論他最關心的農村基本核算單位或蘇共二十二大等問
題。6劉少奇和鄧小平還來不及回應，毛澤東又改變心意，說第三部份不想看
了，但也不要他們按照往例，先由政治局討論通過書面報告一稿，再交大會討
論三天，而是先由大會直接討論三天，再由劉少奇據以修改，經政治局討論通
過後，於預定時間宣讀，以便容納更多的大會意見。
1月11日，大會按照原定計畫開幕，為不浪費時間，連例行的開幕典禮
也能省則省了，七千餘代表立即拿到劉少奇的書面報告稿，閱讀一整天後分組
討論。最初毛澤東似乎好整以暇，在12日還寫信給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聊
他和郭沫若的唱和以及自己的詠梅新作，並花了一些時間閱讀《關於列寧「遺
囑」的一些材料》。7《關於列寧「遺囑」的一些材料》是赫魯雪夫批判史達
林以後陸續公布的文件，其中透露列寧對選擇政治接班人的意見，認為史達林
對同志粗魯橫暴，不適宜作國家領導人，但史達林爭取政治先機，加以秘藏不
宣，終於打敗其他候選的政治接班人。不知道這樣的材料對毛澤東的思維起了
什麼作用，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要找機會近距離重新觀察他指定的接班人劉少
奇，只知道他在了解會場上部份出席代表對劉少奇一稿的反應以後，在1月
13日再度下達指示，以大會「議論紛紛」為由，要求把討論時間延長一個星
期，同時也把劉少奇的口頭報告時間延後到1月20日。更重要的是，他要劉
少奇不要按照開會慣例念稿，改就報告稿涉及的主要問題，「另作發揮和說
明」。同時，毛澤東認為大會需要有更多的時間討論書面報告稿，於是決定將
全部會期展延至1月28日結束（頁46-50）。
可是分組討論才進行了兩天，1月16日毛澤東忽然再次改變大會議程，
同樣以大會代表對劉少奇的報告一稿「議論紛紛」為由，要求另外成立一個
21人起草委員會，重新為劉少奇起草書面報告稿，劉少奇的口頭報告時間則
延後到1月27日。何謂「議論紛紛」？張素華從七個方面來回答此一問題，
逄先知和金冲及兩人則抓住了重點，他們說書面報告稿中羅列了大量資料，證
6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冊10，頁5。
7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0，頁10-14。
明各級地方黨委中「嚴重存在」分散主義。8言下之意，大躍進的問題出在地
方各級黨委書記，地方各級黨委書記應受嚴厲批判，可是對各省和大區黨委書
記實際下達高指標和高徵購命令的卻是劉少奇本人以及鄧小平領導的書記
處，難怪各省和大區黨委書記議論紛紛。楊尚昆的日記如此透露：
今天上下午都集中力量看了一些〔文件〕，特別著重看了各小組的簡報，
可以看出：實際上有一種不同意反對分散主義的意見存在，而主要是存
在於省級幹部中間。他們的意見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業中則是集
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而工業中的分散主義又有各種理由，似乎非此
不可，否則就會恢復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氣，而是泄〔洩〕氣了！9
這段話講得很明白，省級幹部不同意反對分散主義的提法；他們都是大躍進的
急先鋒，若非當時中央為了調動他們工作的積極性，大量下放工業方面的管理
機制，則不可能開展1958年以後的工業大躍進；農業方面，若非中央提出四
高，哪會鬧出那麼多的問題，還不是中央權力集中過多。楊尚昆感覺問題嚴重，
當晚又花了三個半小時傾聽匯報，越聽越覺得反彈聲浪強大。他發覺，中南局
第二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是這股意見的最有力發言人。此外，他注
意到：省以下的「縣級幹部對人民公社的正確性，還有懷疑，覺得不好說」。10
就是楊尚昆的這個觀察，間接導致毛澤東的改弦更張。
張素華很清楚，毛澤東改變大會議程，把劉少奇的報告直接交給大會代表
討論，尤其是成立21人起草委員會，重新起草書面報告稿，不僅是違背中共
開會的慣例，尤其是對劉少奇個人權威的一大挑戰。她接著為毛澤東為什麼這
樣做提出了幾個可能理由，譬如想要充分發揚民主、嫌書面報告內容空洞、嫌
書面報告對形勢的估計過於悲觀、想暗示劉少奇不能一個人定調、或是想「釣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頁1192。
有趣的
是，早在1953年劉少奇已經以反對分散主義為名，加強黨對地方政府的控制，並建立起
黨中
央高度集權的計畫經濟體制。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其實是下放黨中央控制的輕重工業
，要地
方黨委發揮積極性。
9楊尚昆，《楊尚昆日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下冊，頁112-113。
10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冊，頁113。
魚」，引人發言上當（頁48-49）。張素華強調關於這一個問題，見仁見智，
可惜隨後卻完全從「正面」來嘗試理解毛澤東了。她說毛澤東的目的是發揚民
主，其實早在1月9日有百餘人參加的小型工作會議中大家已經「議論甚多」，
毛澤東知道後，本來已「感到內疚」，後來發生的紛紛議論僅加強他發揚民主
的決心，一定要讓代表充分表達自己的心聲。張素華以毛澤東此舉為領袖風範
的表現。我則認為缺乏說服力，毛澤東很清楚大躍進以來的權力咦鳎m然他
決定黨的總路線，實際上督促各級省委書記響應其號召的卻是劉少奇本人，既
然省委書記之間出現對劉少奇的不滿，他當然可以把大躍進失敗的責任往劉少
奇身上推，同時他也可以藉口民主，箝制劉少奇壓制不同意見的衝動，因為這
樣做就是重蹈大躍進的覆轍，以高指標硬壓下級說假話。毛澤東鼓勵議論紛
紛，一石二鳥，正可批判和控制已經有點脫出他羈絡的劉少奇。
張素華對這一個小型工作會議的成員和過程都沒有任何具體描寫，尤其不
曾告訴讀者毛澤東是否親自出席；不過《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的一些
相關記載，真假難辨，倒可聊備一說。吳法憲是林彪身邊所謂的四大金剛之一，
當時是空軍政委，曾以軍隊代表身分出席七千人大會，不過因為不是主席團成
員，所以對大會的內情並不清楚。但是據他回憶，空軍司令劉亞樓參加一場中
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後親口告訴他，當時有三、四百人參加，毛澤東要出席委員
當場閱讀劉少奇的書面報告一稿，然後問道：「能不能發表，能不能用」。當
時會場空氣十分凝重，既沒有人明言贊成，也沒有人公開反對。最後毛澤東忍
不住說了話。他說：
從六一年十一月份以來，我們連續召開了兩個會議，前面開了一個人
大，這次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人大的報告中，說全國形勢一片大好、
一片光明。這次七千人的大會，卻完全相反，來了個一片黑暗，沒有前
途。這樣我們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呢？
毛澤東接著提議：
這個稿子祇看到一點現象，沒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
重寫一個。重寫的稿子，中央不參加起草，中央分局的人也不參加起草，
由下面的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大家來寫。
吳法憲轉述說，毛澤東的明白表態，對劉少奇無疑是重重一擊，故劉聽後悶聲
不響，坐在一旁。11如果吳法憲上述回憶無誤，則毛澤東在看完一稿的第一和
第二部份後，心中早已有定見，隨後並清楚向劉少奇表達大會報告應該如何重
寫。當然，如果吳法憲所說的這次會議不是1月9日召開的小型工作會議，或
根本沒有這個中央委員擴大會議，則事情應該確如張素華所說，毛澤東是在了
解1月11日到16日的大會討論情況以後才有所行動。張素華說，1月16日
劉少奇聽完楊尚昆有關大會輿情的報告後，直接反應道：「這些同志接受教訓
不夠，還沒充分認識，現在不說通，將來還會犯錯誤」，於是立即會同鄧小平
晉見毛澤東，可是毛澤東沒有給予強力支持，反而看到中央和地方、上級和下
級在對待書面報告一稿之間的矛盾後，要劉少奇和鄧小平另外成立一個21人
起草委員會，「先談談主要矛盾是什麼，統一思想之後，再寫稿子」。12
無論如何，書面報告二稿起草委員會成立了，但是並沒有像吳法憲所說那
樣，完全由縣委書記和地委書記主導。起草委員會網羅了全部政治局常委、中
央主管財經大員，以及六大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另外則邀請了毛澤東指定的湖
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王任重在大躍進中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最早且最力的
地方大員，在湖北大放高產衛星和大煉鋼鐵，13但他也正是大會分組討論時最
敢批評書面報告一稿、也最有說服力的省委書記，他認為與其責怪分散主義，
還不如批判上級的「主觀主義」，隱含在這個批評之中的便是指責中央（劉少
奇和鄧小平）瞎指揮，要負主要責任。
11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頁545-546。
毛澤東
的發言是吳法憲轉述劉亞樓的話，他不是中央委員，並沒有參加這次中央委員會擴大會
議。
12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冊，頁113。
13王任重，《王任重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上卷，頁329-333。王
任重說，
北京在七千人大會前要求從湖北外調8至9億斤糧食，但湖北省在1961年有大災荒，根本不
可能承擔這麼大的任務。何況，歷史上湖北省外調糧食從來沒有超過6億斤的，而且外
調6億
斤是大豐年的時候。經過七千人大會協調後，中央終於同意降低外調糧食數量，目標設
定為6
億至6億5千斤。王任重沒說明大躍進期間湖北是否因為高估糧，而被中央高徵購。
從毛澤東指定的起草委員會名單中，很容易發現沒有大躍進時主管全國農
業的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譚震林。譚震林在大躍進中瘋狂響應毛澤東高指
標、高估產和高徵購，「亂批評人，亂壓人」（頁232），「命令主義」和「懲
罰主義」問題特別嚴重。看起來，毛澤東並無意深入探討有關大躍進的責任，
他的主要關懷只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出現有關「分散主義」錯誤責任的爭論以
後，希望藉著雙方達到一個都可以接受的共同說法來防止矛頭轉向自己。所以
他要劉少奇擔任起草委員會召集人，卻要劉少奇傳達，書面報告一稿的問題，
不是單純文字問題，而是攸關重大原則的問題，一稿中凡是不好的東西都要推
翻。不過，他在要劉少奇傳達的話中加了一句：「正確的不可以推翻。」（頁
97-98）毛澤東沒有說明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不正確的。劉少奇召開起草委
員會進行了八次討論，毛澤東也從來不出席，顯然是想在一旁觀察討論如何發
展，再決定行止。
起草委員會開始討論後，沒有人針對「反對分散主義」的提法提出異議。
一些大區書記，甚至中央官員只是表示，把分散主義等同於個人主義和本位主
義，或等同於「叛徒」張國燾的鬧獨立性，或等同於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或
直接等同於「眼光短湣⒛抗馊缍埂⑹袃~習氣、政治庸人」，都有戴帽子的嫌
疑，有令人難以承受之重。這些持不同意見者，對分散主義的來源有不同見解，
紛紛指責報告一稿中不提主觀主義，不提調動積極性，不提上級的政治壓力，
過於片面，避重就輕。他們都參加過對「彭德懷、張聞天、黃克沼覂A反黨集
團」的鬥爭，當然不懷疑其正確性，但每一個人都同意1959年以後擴大反右
傾鬥爭是造成大躍進錯誤的根本原因，在掀起反右傾鬥爭的高潮中忘記毛澤東
耳提面命的「反左」，重新追逐高指標、高估產和高徵購，並開始大量出口糧
食到蘇聯，尤其惡劣的是黨內鬥爭過火，毫無民主氣息，造成不正常的政治生
活，所以面對上級壓力時，沒有幹部敢講真話和實話（當然沒有人提及這一鬥
爭總共株連了三百多萬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下級加碼得厲害）。
從這些反對聲音看來，所有的批評都是指向負責政治邉拥闹醒霑浱帲br />
書記處卻惟有
第二把手的書記兼北京市黨委第一書記彭真批評毛澤東犯了超
越進化階段和推動公共食堂的錯誤。不過彭真的本意是，偉大如毛澤東者也不
免犯錯誤；話一出口，深怕有人誤會，他連忙又說，毛澤東的威信之高，「不
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即便有錯誤，也是日月之蝕。彭真沒想到，他這
樣的發言差一點惹火燒身，第二天毛澤東大秘書陳伯達便前來嚴厲質問，上綱
上線地說：我們做了亂七八糟的事情，怎麼也要毛主席負責？難道也要檢查毛
主席的工作？
其實，起草委員會從一開始便有默契，不僅不能質疑毛澤東的總路線，反
而必須再三強調其正確性。所以周恩來說，報告一稿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講少
了，要多寫些。鄧小平比喻人民公社是早產兒，卻要求重視和愛護它，接著強
調跟毛主席走就會有希望。周恩來更說：
在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
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
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的思想、毛澤東思
想，的確成績會大些。……現在不是弱了，而是強了。過去幾年是浮腫，
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主席早發現問題，
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
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頁
109-110）。
如果沒有周恩來這番話，彭真發言的第二天，陳伯達或許不敢像前面所說的那
樣厲聲責問了。彭真顯然沒有因為毛澤東提倡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戴帽
子、不打棍子」，而感到無所畏懼，嚇得連忙解釋，連說不是他的意思。張素
華既然評論周恩來的發言，以後見之明顯示，這話講得未必是「利大於弊」，
但卻沒有繼續追問：如果不是利大於弊，則聰明如周恩來者，當時為何想不到
呢？無論如何，經周恩來發言定調以後，起草委員會並沒有完全改變劉少奇書
面報告一稿的架構，也維持了原來的問題提法。劉少奇則根據周恩來等人的意
見，14在修正稿中對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和大躍進給予更多的肯定。關於對分散
主義的嚴重指責，劉少奇則是將其全部淡化和抽象化，同時刪除其中暗示分散
主義應由地方負責的片段，或視分散主義為罪在不赦的各種說法，不再作具體
指責，所以也沒有點名哪一個人或哪一個單位要為大躍進中出現的分散主義負
責，就這樣保持了報告一稿第二部份的原來標題：「反對分散主義」（頁
112-115）。
1月23日，毛澤東退回劉少奇送來的書面報告二稿。他同時加寫和改寫
了其中三段文字：一是強調階級鬥爭的形勢險峻；二是指責美國領導的反華大
合唱（其實指赫魯雪夫）不得人心；三是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需要很
長的時間，這三點看來無關緊要，其實攸關他對國內外形勢的總判斷。他對待
二稿像初稿一樣，宣稱沒有全部看完，但贊成其中主要的「方向」，顯然毛澤
東還有保留意見。然而劉少奇並不了解毛澤東的心意，於1月25日召集政治
局擴大會議，就根據毛澤東這個不清不楚的意見，「基本」加以通過。
張素華說，這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有各省市委第一書記及中央各部部長參
加，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並沒有就書面報告的具體內容多作解釋，他假定出
席成員已經閱讀稿子，要求大家發言，以便統一認識、統一思想。發言的有鄧
子恢、謝覺哉、王震、鄧穎超和張鼎丞幾位（頁116）。劉少奇針對他們的發
言，對大躍進中「15年趕超英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農業發展願
景）、以及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口號作出回顧和檢討。這些口號和綱領，
若不是毛澤東最早提出，就是他一度深所喜愛，都有唱高調嫌疑，「一大二公」
就是他最初形容人民公社的話，他後來也認為只能作為理想，不應立即付諸實
現。與會代表詢問為什麼劉少奇的二稿不提這些口號和綱領？其實，劉少奇了
解提這些口號和綱領可能涉及毛澤東個人的責任問題，決不能加以深究，於是
強調它們已經被修改或棄置，要求只在會議上說明和討論，而不要寫入大會報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力平、馬芷蓀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中卷，頁452-453。
告。在這一次擴大會議上，劉少奇還提到毛澤東提倡城市人民公社，說以後經
過調查再說（頁122），恐怕同樣也是一個推拖之辭，避免觸怒毛澤東。
這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沒有出席，擴大會議僅根據毛澤東1月
13日的指示，要劉少奇在26日大會上不念書面報告稿，只針對報告稿涉及的
問題，另作發揮和說明，所以順便討論了劉少奇的口頭報告提綱。報告二稿未
提大躍進成績和錯誤是否如毛澤東所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以及
大饑饉中天災和人禍的比例是正三七開還是倒三七開，劉少奇在會議上也對此
緘默不言。15會後劉少奇根據討論結果，當晚連夜用十幾張紙寫出了一個書面
提綱，並在口頭報告前，請毛澤東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寓目。毛澤東像先前一樣，
沒有表示任何意見（頁129）。根據原來排定議程，劉少奇將在1月27日下
午四時發表講話，毛澤東臨時決定將其提前兩個小時，下午兩點鐘就開始，以
便事後召集各組觀察人匯報。從這些事態發展來看，毛、劉似乎暗中達成妥協，
劉少奇同意修改書面報告二稿，毛澤東則同意劉少奇根據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
定作口頭報告，可以酌情發揮。另外他也安排林彪緊接著劉少奇在1月29日
作口頭講話。
二、毛澤東要劉少奇以維護大躍進總路線為前提承擔中共中央的責任
1月27日，劉少奇根據政治局常委討論過的提綱作口頭報告。這一個口
頭報告，長達三小時，他在報告中首先承認大躍進以來工農業不僅沒有如預期
那樣超英趕美，反而大量減產，不僅糧食不夠吃，食油、豬肉等副食品也不夠，
布料同樣嚴重短缺。書面報告二稿對造成這一個困境的原因並未仔細討論，只
羅列了三年自然災害和工作中的錯誤等兩類原因；口頭報告則指出，各地的情
況不一，有天災的成分，也有人禍成分，有三分人禍、七分天災，也有三分天
15到現在為止，沒有人確知，毛澤東是否為起草委員之一。如果他是委員，他對書面報
告二稿的
批評，正好說明了他對起草工作沒有盡到責任，因為他顯然是以局外人的眼光批評。
災、七分人禍；湖南農民親口告訴他說，當地根本沒有旱災，完全是人植魂啊br />
書面報
告二稿羅列大躍進成績12條，缺點和錯誤4條；口頭報告則承認缺點
和錯誤可能更多，加上一兩條也毫不為過，甚至觸及成績大還是錯誤大的比例
問題，劉少奇說兩者的關係，可能不是一個手指頭和九個手指頭的關係，而是
三個手指頭和七個手指頭的關係，或者比例更加懸殊。劉少奇還承認農民到現
在仍然吃不飽，只是他知道幹部、軍隊和工人如果吃不飽，問題會更大，他因
而要求幹部無論如何要說服農民，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完成國家的徵糧
任務。但為體恤農民，政府準備從國外進口80億斤糧食，把徵糧任務從820
億斤降為800億斤。16
劉少奇作口頭報告時，恐怕不是如張素華所說，「暗含追究黨的責任、毛
澤東的責任的意思」（頁141），他是在下級的壓力之下，承認大躍進有人禍
因素，中共中央確實犯了錯誤，這些話固然令毛澤東感到不快，但是既要滿足
各級地方黨委書記，又要不冒犯毛澤東，需要很高的智慧。胡繩參與劉少奇書
面二稿的起草工作，也坐在會場一角聆聽，忐忑不安，一直擔心毛澤東是否能
夠虛心接受（頁147）。所幸，毛澤東不但有始有終地坐了三個小時，還不時
中間插話表示意見，並未表現太多的異樣。其實即便毛澤東真如張素華揣測，
認定劉少奇暗中有追究他個人責任的意思，他也都隱忍不發，絲毫沒表露出
來；或許他很清楚，如果控制不了自己情緒，表露出來，無異是向全黨宣示，
黨的最高階層已經出現了嚴重裂痕，狂風暴雨即將爆發。所以會後毛澤東審議
〈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關於劉少奇同志報告的決議〉，也採取同樣態度，
沒有表示絲毫不滿，反而在決議草稿加上這麼一段話：
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充分地討論了劉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在這次會議上
所作的報告及毛澤東同志和（中央常委幾個同志的講話）。參加這次會
議的全體同志，完全同意這個報告（及這些講話）對於國際、國內形勢
16劉少奇，《劉少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下卷，頁418-443。據編者
腳註，此文收入選集時有刪節。據王任重，《王任重文集》，上卷，頁332。七千人大
會後又減為780至790億斤。
的分析。對於過去四年工作中的偉大成績和主要缺點、錯誤的估計，這
四年工作的基本經驗教訓的總結；完全同意這個報告（及這些講話）所
提出的全黨當前的主要任務和今後的奮鬥目標。17
其實胡繩即便提心吊膽，也不是從頭到尾持續三小時都是這樣的。劉少奇
的口頭報告中縱然有令毛澤東不快的部份，但也有毛澤東聽後感到安慰的內
容；他也非常注意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在這一個口頭報告中，他重複書面報告
二稿說：
我們這幾年所犯的錯誤的性質，在書面報告上已經說過了。我們犯的不
是路線性質的錯誤，而是在執行總路線中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在執行
總路線的過程中，在某些時候，發生了片面性。……關於我們這幾年工
作中發生的缺點和錯誤的責任，我們在書面報告中講過，首先要負責任
的是中央，其次要負責任的是省、市、自治區一級黨委，再其次才是省
以下的各級黨委。所謂中央負責，包括中央各部門，包括國務院和國務
院所屬的各部門。18
劉少奇這番說話，像響應周恩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中的發言一樣，「在責任方
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當然他應該記得周恩來所說，「全黨……聽
『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聽毛
主席的話，可以強調大躍進以來的成績，根據這個原則撰寫書面報告；但是面
對下級的壓力，則不能不承認同時發生了缺點和錯誤，否則連七千人大會所要
達到的最基本徵糧目的也無法達成，遑論「鼓足幹勁，統一思想」了。他想藉
著口頭報告來達到這個目的。須知，口頭報告本來不打算整理成文，更無公開
發表的計畫，毛澤東說這種東西「口說無憑」，所以即便把大躍進以來的缺點
和錯誤說得更加透徹明白，並把執行層次的責任主動承擔下來，也不困難。毛
澤東期望書面和口頭兩個不同報告可以滿足兩個相互矛盾的目的，於是書面報
17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0，頁59。
18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422。
告強調光明面，鼓舞士氣；口頭報告如實說出黑暗面，讓各級幹部服氣。所以
儘管劉少奇在口頭報告上講了不少不中聽的話，他知道此乃勢所必然，都忍耐
住了。總之，七千人大會中，毛、劉之間的矛盾，並未嚴重到一定要爆發的地
步，但是在七千人大會以後，兩人的距離越來越遠，劉少奇把局勢講得更加悲
觀，嚴厲壓縮工業戰線，又讓毛澤東的大秘書田家英呼應政治局常委陳雲和中
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的意見，建議實行包產到戶，實質上解散人民公社，19
這就讓毛澤東是可忍，孰不可忍，要重新觀察劉少奇是否是最好的接班人了。
無論如何，正因為毛澤東掩飾得很好，而劉少奇也無意挑戰毛澤東的最高
領導地位，所以當時與會者也沒有人意識到劉少奇和毛澤東之間的可能交鋒，
甚至認為黨內上層還是一片團結。楊尚昆搜集的情報顯示：「大家一致對少奇
同志的報告滿意，特別滿意會議的開法。」20劉少奇的口頭報告發洩了與會者
心中的抱怨，大家更滿意毛澤東容許各級黨委批評劉少奇的書面報告稿，所以
即便毛、劉之間真存有分歧，大家也都沒注意到。
張聞天的例子可謂證明。張聞天在1935年年初的遵義會議上出任總書
記，其後五、六年被毛澤東逐步取代。1959年年底，他在廬山會議上被毛澤
東痛罵，被冤枉為彭（德懷）、張（聞天）、黃（克眨⒅埽ㄐ≈郏┓袋h集
團的一員。毛澤東認為張聞天這種書生，鬥倒鬥臭以後，可以留在黨裡作負面
教材，所以指示留黨察看，以觀後效。張聞天因此名義上還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所以也是七千人大會的主席團成員。他不可能參與大會機要，但應該親自聆聽
過劉少奇的書面和口頭報告；大會結束後不到一個禮拜，他卻寫信給毛澤東
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他「完全擁護會議上少奇同志的報告和關於這一報告
的決議，擁護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幾位同志的發言，並保證在自己實際工作中
貫徹執行。」21張聞天的黨內鬥爭經驗豐富，居然看不出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發
19黃崢，《劉少奇一生（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393-399；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社，2005），頁249。
20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冊，頁117。
2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北京：中
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1181-1183。
言之間有任何衝突，其他等而下之者就不用說了。毛澤東接到張聞天來信後，
不到十天，便寫了一封短信給劉少奇和鄧小平：「張聞天同志來信一件，意見
一件，請考慮發常委、書記處各同志，再加陳伯達、康生、定一同志。請他們
研究一下，此人是個動搖分子，累犯錯誤，他說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22
毛澤東以三不主義保障黨員言論自由，可是在這封信裡他卻亂戴張聞天「動搖
分子」的政治帽子，是否意在言外，警告劉少奇不可有非分之想，就難以準確
探知了！
三、毛澤東要林彪維護他的威信，
而林彪其實也沒講出超越其他政治同儕期望的話
1月26日，毛澤東決定在次日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後，再以三天的時間討
論劉少奇的兩份報告，然後就結束整個七千人大會。次日劉少奇講話前，楊尚
昆到國務院和周恩來商量後者的講話內容。劉少奇作口頭報告後，鄧小平也和
書記處同仁討論了自己預備講話的內容。然而就在大會各小組對劉少奇口頭報
告一致表示滿意的第二天，23毛澤東取消原已彩排的周恩來講話，臨時要林彪
提前發言。奇怪的是，鄧小平的講話內容已經商定，卻延後到2月6日才講，
周恩來的講話更延後到2月7日大會最後一天講，林彪竟然成了劉少奇之後第
一個發表講話的政治局常委。這是毛澤東的特意安排，顯然他認為維護威信，
林彪是可以期望的發言首選。
其實在七千人大會初期，毛澤東早已要求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報告，但要他
們自己決定發言內容，所以林彪要軍委辦公廳秘書為他準備發言稿，也不是因
為聽了部下進言而心有戚戚焉，他本來就已指定要講。奇怪的是，林彪29日
要講話時，卻把原來已經準備的發言稿放在一邊，而親自另外草擬了一個提
綱，據以發揮。林彪身體不佳，講話不能久講，這一次即席講話卻滔滔不絕，
2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頁1183。
23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冊，頁117-118。
足足講了二個小時，比劉少奇少講了一個小時。全部口頭報告分兩個部份，頭
一部份談黨的工作，後一部份談軍事工作。在前面一部份，林彪開宗明義說：
劉少奇1月27日的講話，其中關於黨的工作部份，「講得很好，很正確，他
完全同意」。接著就肯定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他認為在正
確總路線的指導下，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他承認
大躍進以來，出現工農業減產，帶來物資困難，至於主要原因，則是連續和特
大的自然災害，當然工作上也有嚴重錯誤，但不是路線錯誤，而且執行方面也
不是有失無得，而是有失有得。何況：從大躍進中學到了一些難得的寶貴經驗，
小學生為了學習不也是要付學費嗎？面對目前的國家困難，林彪號召加強黨的
團結，強調時局越是困難，越要依靠和「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
的領導」，何況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
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路去做。如果聽
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
多。」24
張素華針對這一部份作了討論，強調林彪投毛所好，奉承毛澤東，對林彪
把大躍進中出現的各種錯誤都看成沒有經驗所必須繳納的學費，特別反感。然
而，她也注意到，當林彪講到加強黨內團結時，語氣相當平和，而且都是「正
面闡述」，可是她在字裡行間居然也能讀出弦外之音，指責林彪別有用心，拿
團結的大題目攻擊「認為毛澤東也有責任的人」以及「沒有為毛澤東積極辯護
的人」（頁141-145），為自己累積政治資本。問題是，張素華討論大會代表
對林彪講話的反應時，所引用的資料卻證實：當時大部份聽眾都對這一篇口頭
講話有很好的評價和反應，只有一個在大躍進中曾被戴上右傾帽子的縣委書記
事後有不同意見。張書《變局》附錄中有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前冶金部副部
長袁寶華的訪問紀錄，他便有不同於張素華見解的觀察：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冊15，頁102-112。
林彪的報告大家聽了感到很新奇。怎麼很新奇呢，他說了很多部隊裡邊
大家想不到的事情，而且他講了以後，毛主席即席講了幾句話，對他很
贊賞，所以〔1月〕30號大家討論林彪的講話時，對他的講話還挺感興
趣，感覺林彪這個人還是實事求是的。因為，我們在戰爭期間都是從最
困難處著想的。當時是這麼一個看法。沒有感覺到林彪與少奇的講話有
什麼不同。林彪說了一句犯錯誤是因為没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成功是
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這個話大家也贊成，這是個原則話。
當時劉少奇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問題，也沒有聽出他和林彪兩
人的調子有什麼不一樣？少奇說，是農民講的。他是借農民的話說的。
少奇同志講「三面紅旗」時，也強調是執行中的錯誤。他沒有否定「三
面紅旗」。他提出「三面紅旗」我們還要不要？還是要堅持。他是這樣
講的。另外他還講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認為少奇同志是堅持
「三面紅旗」的，大家對「三面紅旗」沒有懷疑。你問人們是不是覺得
人民公社辦早了？也都認為這是執行中的問題。當時認為人民公社是好
的。至於說有問題，也是幹部的作風不正造成的（頁303-304）。
張素華認為當時大家對林彪講話的評價那麼好，實在難解，若非「胡亂表態」，
就是遭受蒙蔽。倘使這一論斷正確，便令人禁不住想問：「胡亂表態」不正好
說明毛澤東的民主，也就是三不主義的言論保障，是有其嚴重限制嗎？若遭受
蒙蔽，也不正好說明幾乎所有與會代表都看不到他的演講究竟有何不妥之處嗎？
袁寶華用「實事求是」形容林彪這一次談話，也確實令人大惑不解，但是
如果知道林彪談軍事工作是怎麼講的，也不足為怪了。毛澤東當時指責赫魯雪
夫以核子戰爭將造成全球毀滅來恐嚇自己和蘇聯人民，所以極力爭取與美國的
和解。林彪重複毛澤東的論調，認為戰爭不可能避免，即便沒有大戰，也有小
戰：戰爭一旦爆發，不一定是核子戰爭；縱令爆發的是核子戰爭，也不可能是
全球毀滅，而是雙方有輸有贏，中共人多地大，一定會從廢墟中取得最後勝利。
林彪尤其強調，中國決不主動發動進攻，要千方百計爭取和平，如果敵人一定
要發動戰爭，則在向內陸作向心撤退時，以進攻防禦戰應付侵略軍。25這部份
是林彪講話的重點，毛澤東說「沒有什麼特殊秘密」，中高級幹部都可以看，26
雖然早在3、4月間，已經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發，27卻不知道為什麼到現
在都沒有全文正式公布。基本考量恐怕還是想要凸顯林彪講話中對毛澤東大躍
進路線的全力擁護吧！
逄先知和金冲及強調林彪與眾不同的是個人崇拜，但是在當時個人崇拜早
已蔚為風氣，袁寶華看不出林彪的口頭報告有什麼與其他領導人物不同的特別
之處；儘管林彪講毛澤東愛聽的話，也不覺得他與中央的其他領袖有任何本質
上的差異。張素華則強調林彪講話有不可告人的動機，欲爭取毛澤東寵愛；但
是如前指出，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威信，早已肯定總路
線，並把批評和自我批評限制在執行層次，林彪的發言雖然有點過頭，其基調
與其他領導人並未出現本質上的軒輊。
閱讀2月6日鄧小平的講話，我們就立即得到印象，他雖然不是講得像林
彪那麼強而有力，但基調沒有什麼明顯不同。他在對大會的即席演講中大談中
國共產黨有五好：有好的指導思想、有好的黨中央，有大批好的骨幹、有好的傳
統、好的作風、有好的人民。同樣的話，還重複了一遍。他固然強調幹部的骨幹
作用和人民的信賴，但最終強調的還是一貫完全正確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中國共產黨）有好的思想。這就是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黨的指導思
想。毛澤東思想，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
具體實相結合的思想。這個思想，從歷史上證明了是好的。中國的革命，
不是由別的思想引導到勝利的，而是由毛澤東思想引導到勝利的。革命
勝利以後也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才獲得了
這樣偉大成就，並且繼續勝利地前進著。……有好的黨中央。這就是以
25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0，頁63-65。
26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0，頁62。
27李德、舒雲，《林彪日記》（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下冊，頁835。
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以來，27年的歷史
證明，我們的黨中央是一個好的黨中央……。28
鄧小平說的27年，包括大躍進以來的四年。他承認最近這幾年來黨的優良傳
統遭到遺忘和破壞，也承認人民的信賴遭到濫用，但在這個一貫是好的黨中央
領導下，為何會出現這些不好的情形呢？他的說法十分簡單：原因很多，最重
要的是「我們不少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不夠，體會不夠」。這個答案和林彪
那句「困難來自沒聽毛主席」的那句話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同樣的意思，出自
鄧小平就是厚道務實，而出自林彪則是暗中挑撥，充滿邪惡動機？張素華沒說
明白。
林彪的戰友吳法憲因此對林彪講話有不同的解釋，他認為林彪一直不想講
話。但軍隊同僚，像總參珠L羅瑞卿、總政治部兩位副主任（譚政原為主任，
蕭華此時為實際主任），以及空軍司令劉亞樓都不斷從旁鼓動，他們認為從大
躍進以來，軍隊黨在林彪的堅持之下一直置身事外，從未介入三面紅旗總路線
的決策和推行，所以林彪最有資格出來為總路線說話。29林彪當時的考慮是，
避免軍隊黨和地方黨發生衝突；現在毛澤東提倡三不主義，他擔心軍隊幹部忘
記前令，對各級黨委書記說三道四，任意批評，因此首先下令封口。對林彪的
做法，羅瑞卿、劉亞樓以及四野出身的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
鑄，都認為不夠，強調毛澤東的威信受到劉少奇講話的損害，仍然不斷慫恿他
出面講話，林彪講話的動機是顧全大局，團結全黨，並不是別有所圖。吳法憲
受林彪事件牽連，當然有替林彪擊鼓鳴冤的動機，但是張素華一味只想證明林
彪演講後面的邪惡動機，是否也帶有太多的後見之明，同樣令人懷疑。
張素華強調林彪口頭發言的負面影響，說它不僅「增加了毛澤東繼續堅持
『三面紅旗』的決心，並進一步對持批評態度的同志，產生了不滿」。其實，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冊15，頁148-170。
29羅東進，《我的父親羅榮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頁357。羅東進說
，他父親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建議，各地駐軍除接受當地黨委領導以外，還應該關心地
方工作，向地方黨委反映民情。他的建議已經得到書記處的批准，並已經向部隊傳達，
但林彪認為這樣做可能造成地方黨軍對立，要求毛澤東干預，收回命令。
與其強調林彪對毛澤東產生什麼負面影響，不如強調毛澤東立即看到林彪口頭
發言對他的好處。他聽完演講，馬上鼓掌，全體與會代表也只得起立致意。隨
後毛澤東就要大秘書田家英和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整理林彪發言，發給黨
內幹部學習。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才像忽然想到一件事情一樣，也要劉少奇
整理其口頭報告出版，免得「口說無憑」，從此無人見證。3月20日，毛澤
東親自修改了送來的林彪發言修訂稿，接著在一封給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和大秘
書田家英的信中表示，看了三遍，也修改了一些第一部份，很高興。304月下
旬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承認對農業形勢的估計不足，主張政策上
作有秩序的撤退。毛澤東可能因此對劉少奇益發不滿。所以又連續跟羅瑞卿談
了兩次話，問他有沒有魄力作像林彪這麼好的演講，要他以林彪為榜樣學習。31
另一方面，毛澤東在聽完林彪口頭報告後，立即決定加開七天會議，他要
大家不要老想回家過農曆新年。他說很多地委和縣委尚未暢所欲言，所以決定
「發揚民主」，讓他們「出氣」，為此特別指示上級書記，尤其是省委書記「不
掛賬、不打擊、不報復」，要傾聽下級批評，並展開自我批評。毛澤東以身作
則，也承認犯過錯誤。但是他的措辭很值得玩味。他說：「中央的錯誤，有些
我要直接負責，間接的我也有責任。你當主席嘛，誰叫你當主席？你怎麼官僚主
義？」毛澤東為自己戴上官僚主義的帽子，舉的唯一例子也很有意思，他不是
就事論事，而是說煤炭部下了一個命令，一直到劉少奇在這一次大會上發現真
情向他報告，才終於知道這件事情。32毛澤東就是用這種自我批評，要求在隨
後加開的七天會議上，大家向他看齊。並宣布鄧小平、朱德和周恩來也要講話。
2月6日鄧小平發表講話，同一天朱德也發表講話。朱德的講話，純粹是
表態，若不是同意劉少奇的報告，就是擁護毛澤東的領導，他說毛澤東的三面
紅旗總路線，經驗證明是「完全正確的」，而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中國
的「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大躍進」。這樣的大話、套話、老話，連
30李德、舒雲，《林彪日記》，下冊，頁833、835。
31總參植俊读_瑞卿傳》編寫組編著，《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頁445。
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頁1199。
毛澤東都不想再聽；後來為了湊合發表，書記處才找來朱德在七千人大會山東
組的講話以為代替。33然而從此點可見，朱德並不認為他可以享受毛澤東三不
主義保障。周恩來2月7日的講話也好不到哪裡，張素華一再強調它與林的講
話有本質上的差異，但是無論怎麼看，也看不出本質上的差異在哪裡。白紙黑
字顯示：他和林彪一樣肯定三面紅旗，也說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違反了總路
線所確定的方針，違反了毛主席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遠見的意見才發生
的。」張素華說七千人大會於2月7日在毛澤東主持下落幕。其實2月8日毛
澤東還召集省委以上書記聽取劉少奇關於七千人大會的書面報告的修改情
形。這一天劉少奇特別發表講話，表示遵循毛澤東提示，把書面報告第二節的
標題從負面的反對分散主義改為正面的加強民主集中制。34在這個壓軸講話
中，劉少奇接著承認大躍進以來，真正的問題是集中過多，不過這不是真正的
集中，而是堵塞言路，或越俎代庖，或打擊異己，不讓下級講真話，不讓別人
講實話；所以七千人大會反對分散主義，應該首先透過民主，打擊這種假集中，
否則難達「鼓足幹勁，統一思想」的目的，徹底剷除黨內的分散主義。劉少奇
這個壓軸談話很有自我批評的味道。正式大會結束後的第二天，劉少奇還特別
第三次參加安徽組討論會，痛斥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的胡作非為，撤除曾
希聖這位因為全力響應毛澤東大躍進號召而一度同時出任安徽、山東兩省書
記，以及華東局第二書記的不可一世人物，但同時也代表中共中央對安徽發生
的災難承擔了主要責任。毛澤東的責任似乎不見了。
四、毛澤東操作下的民主集中制只是文革的小範圍預演
1月30日毛澤東接著林彪講話，在七千人大會也發表了一篇即席演講。
33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0，頁53。
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頁120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崇文、陳紹疇主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北京
：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下冊，頁548。
毛澤東對錄音稿略作修改後，即交由大秘書田家英整理，但他看了以後極不滿
意，指示要田家英找回錄音原稿，由他們兩個同步重新修改；修改好了，他請
江青、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各看一遍，自己又花了約一個月的時間從頭到
尾斟酌七遍。終於定稿後，他指示僅鉛印九份，請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再
看一遍，也給彭真和陳伯達各一份。35這就是毛澤東講話1962年版本出現的
經過。文革前夕，毛澤東在這篇講話中增加了一些有關階級鬥爭和反對蘇聯修
正主義的論點。毛澤東死後，1978年華國鋒將它再次出版，就將其中凡是涉
及劉少奇名字的部份，全部五處，悉數刪除。36其中有一段非常重要：
劉少奇同志在報告裡說：最近四年，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
的，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犯過一些錯誤，吃了苦頭，有了經驗了，因此我
們是更強了，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這樣。37
這幾句話的著作權其實屬於毛澤東本人（頁38），但是不方便在大庭廣眾之
前再說，於是假借劉少奇之口說出來了。另一段非常奇怪，毛澤東討論亂戴政
治帽子，不提經驗主義、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些定義不清的名詞，
卻偏偏以劉少奇書面報告中的分散主義為例：
當然，帽子總是有的，劉少奇同志的報告裡面不是就有許多帽子嗎？分
散主義不是帽子嗎？但是，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在頭上，弄得張三分散
主義，李四分散主義，什麼人都是分散主義。38
毛澤東的言外之意很清楚了。他明明知道地方黨書記不同意劉少奇大肆撻伐分
散主義，卻居然以分散主義作為政治帽子的例子！一面同意劉少奇反對分散主
義的主張，一面又暗示：劉少奇拿「分散主義」的帽子戴人；既讓劉少奇感覺
35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0，頁54-5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
知、金
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頁1210-1211。逄先知和金冲及說，1962年稿加了
一段話，
強調不要怕批評，不要怕降官，也不要怕倒台，毛澤東還以自己為例，強調即便身處逆
境也有
好處，都是天將降大任以前的鍛鍊。一時興起，他也在1962年稿中引司馬遷〈報任安書
〉中
的一段話，對如何接受鍛鍊加以發揮。
36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0，頁43-44。
37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0，頁28-29。
38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0，頁41。
支持，又不讓劉少奇感覺支持。除了這幾處刪改以外，逄先知和金冲及等人透
露，1962年的田家英版本上還有一段十分重要的文字，乃是劉少奇在文革前
夕徵得毛澤東的同意後刪除的。短短幾個字，但意思非凡：
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
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39
顯然毛澤東自己也有矛盾，在講話中一會兒暗批劉少奇，一會兒明捧劉少奇，
既有警告用意，也顯示自己虛懷若谷。可惜張素華並未從這些矛盾細究毛澤東
講話時的心理狀況。其實她好像也沒有看過1962年毛澤東講話的原本，而完
全是根據逄先知和金冲及的透露，來討論有關這次講話1962年和1966年版本
之間的差別。當年毛澤東下令付印九份，一份自己保存，四份分別給劉少奇、
鄧小平、周恩來和彭真，其他四份則給了秘書田家英、林克、陳伯達和江青四
人。40令人費解的是，他同時下令，付印後「板折掉，原稿毀掉」。據中共中
央文獻研究室專家的考證，「板折」是「版拆」的誤植，不准多印。正由於版
拆而原稿銷毀，所以我們只能根據講話的1966年版，看他到底講了什麼。他
說，反對分散主義是正確的，但是在集中統一之前，必須先講民主。他接著便
大談民主集中制，強調在掀起各級幹部反對分散主義的共識之前，先讓下級幹
部講出內心話、真實話，讓他們出氣。他不反對使用分散主義這種沒有嚴格定
義的帽子式名詞，僅說這種政治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戴得合適，
最好不要由別人戴」。毛澤東的問題是，若允許人用這種帽子式的名詞進行批
評和自我批評，不僅戴別人帽子容易，戴自己帽子也容易，稍不小心便上綱上
線，尤其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在群眾情緒熱烈的場合進行，帽子很難戴得合適。
毛澤東同時以「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鼓勵下級批評上級，地方批評
中央，可是像他自己所說的，中共是列寧主義政黨，而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是
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要下級批評上級，或是地方批評中央，困難之
3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頁1203。
40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0，頁55。
至。他向擁有上級和中央優勢的幹部作道德喊話，並不易產生效果，因為他們
陽奉陰違，可以秋後算賬，更可以事後抓辮子、戴帽子和打棍子；縣委和地委
書記怕摸省委書記等活「老虎屁股」，是不問可知。所以毛澤東講話時，也要
自作表率，以凌厲口氣批評上級幹部。張素華用「狂轟濫炸」一詞形容毛澤東
在1月30日的講話，說「狂轟濫炸」了一些省委和大區書記（頁157）。從
現有的毛澤東講話來看，「狂轟濫炸」完全是誇大其辭，實情可能是毛澤東在
發表講話時已經把咄咄逼人的原話全部刪除了。在發表的講話中，毛澤東只是
說：有的省委已經讓下級批評並開始自我批評；有的省委書記在中央的強迫下
作檢討（不點名地提到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前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
良、前青海省委第一書記高峰）；還有一些省委書記是最近才開始批評和自我
批評的；毛澤東為了提供他們有更大的自我批評動機，當即宣布：「只要正視
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群眾批評……應當歡迎。」41意思就是
自我批評只要過關，過群眾的關，便不再追究犯錯責任。不言可喻，當然也要
通過他這一關。
張文奇的回憶顯示，毛澤東並不認為講完這番話，大家都會十分感動，從
而立即自動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所以講完話後還要親自督陣，以便驗收成
果。2月1日以前，他只聽田家英和楊尚昆間接匯報大會情況，2月1日以後
卻連續兩天親自聽取各組安全人員的報告。2月1日晚上，華北、東北、華東
三大區首先報告；2月2日晚上，中南、西南、西北三大區接著報告。張素華
說檔案中沒有留下任何相關資料，也沒有任何當事人曾就此事回憶（頁176），
令人懷疑，這中間是否有太多不能公開的內情。無論如何，知道毛澤東的決心
以後，沒有任何省委書記敢掉以輕心，所以各個省委書記都竭盡全力作自我檢
討。張素華一一點名：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湖北
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並介紹其如何作自我檢討。奇
怪的是，她點名浙江和廣東省委書記時卻略去江華和陶鑄的名字；更奇怪的
41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0，頁20。
是，完全不提當時有左傾名聲的貴州省委書記周林、黑龍江省委書記歐陽欽，
以及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的自我檢討。前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前山東省委書
記舒同，以及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這些大躍進期間的積極分子，可能因為去職
和降職而避免了自我檢討。只是不了解他們何以狂熱，也不了解他們的狂熱如
何帶來農民的「不正常死亡」，這如何能說清楚大躍進的責任問題！
上文所說的自我檢討者，當然免不了批評自己頭腦發熱，胡亂指揮。頭腦
一度發燒的王任重說道，林彪說得真對，毛澤東不左不右，自己卻拼命往左拉；
柯慶施和江華說，毛澤東糾左，自己拼命抗拒。毛澤東批評五風盛行─共產
風、浮誇風、命令風、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權風；他們的自我檢討證實前面四風
盛行，卻對自己有沒有享受特權，完全沒有片言隻語觸及，或許特權風主要發
生在縣區鄉基層。張素華指出，這些肯於自我檢討的地方大員多半承認自己「缺
乏調查研究」和「缺乏黨內民主」，有的尤其「講得比較實在」，「有一定的
深度」，「難能可貴」，可惜除了這些含糊唤y的字眼以外，都沒有進一步的
細節。當時中共中央各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委也都在作自我檢討，包括糧
食、煤炭、冶金、外貿、水電各部以及人民日報社在內；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是
在什麼人面前自我檢討，只知道人民日報社長吳冷西作自我檢討時，毛澤東在
場。吳冷西一肩承擔了報紙宣傳帶動共產風、浮誇風和瞎指揮風的所有責任（頁
176-190）。當然，這些自我檢討一定有張素華說的真粘煞郑侨粤钊穗y
以不問：難道沒有一點針對毛澤東期望尋求自保的動機在內嗎？毛澤東說歡迎
他們反省檢討，所以他們選毛澤東愛聽的話自我檢討；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他
們透露出什麼滔天大罪，只要上級滿意，都沒有在事後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
好像也只有一個人因此而罷官。
張素華的證據顯示，儘管毛澤東的講話鼓勵了許多縣委和地委書記發言，
但是在有的省裡，大區和省委書記的虎威猶存，想到他們未來可能的秋後算
賬，都依舊不敢張口。毛澤東還得派政治局常委、總書記和中央辦公廳主任前
往坐鎮，否則縣委、地委依舊面面相覷，靜默如山。劉少奇和周恩來因此分別
到安徽和福建組，朱德和陳雲分別到山東和陝西組，鄧小平到四川組。張素華
透露：劉少奇出其不意，當面質問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安徽的工農業減產和
大量非正常死亡，究竟是天災導致，還是人禍所釀成；中央當然要負主要責任，
但省委應該負什麼責任？逼得曾希聖不得不當眾檢討認錯，坦承過去「對同級
和下級不民主，不以平等態度待人」。當劉少奇問出席縣委和地委「滿意不滿
意啊」，縣委和地委有劉少奇作主撐腰，都大聲喊道不滿意。劉少奇決定讓安
徽組代表多待兩天，不假辭色地斥責曾希聖，罵他稱病不到食堂吃飯，最後還
把他的官給罷了（頁236-237）。周恩來到福建組，不清楚講了什麼話，嚇得
省委書記葉飛緊張萬分，也讓一些地委和縣委打破沉默，從而發言盈庭，逼得
葉飛淚流滿面，向下級賠罪。葉飛不久之前才指揮金門砲戰，叱吒風雲於一時，
卻在此時此刻逼於上命，涕泗橫流，也實在令人難以想像（頁338-340）。鄧
小平主持四川組，儘管到場，還是出現了兩次冷場局面（頁348）。不知道他
用什麼辦法打破沉默，到大家競相發言以後，李井泉不管自我批評了幾次，也
不管是否淚流滿面，始終過不了關；顯然是因為四川餓死了近百萬的農民，得
不到原諒。鄧小平知道李井泉是奉他這位西南局老長官的命令調出大量糧食
的，所以李井泉幾次自我批評以後，特意代為緩頰，42要求准予過關。
理論上，所有的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應該遵守「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的原則，但是上下級之間的矛盾此時實在太大了，何況縣委和地委書記在上級
嚴令下不斷為高指標和高徵購加碼，對大饑饉本來就負有難以擺脫的責任，一
旦毛澤東保證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批評，治病救人的意見很容易便淪為洩恨性
或破壞性的批鬥，形成熱潮，其發言之辛辣和咄咄逼人，會叫省委和大區領導
「坐不住」或「想不通自殺」，實在一點也不難想像。張文奇是保衛人員，陪
劉少奇到安徽組參加批評和自我批評會。他回憶說：「批評會就同鬥爭會一樣，
42李井泉這種唯上是從，不問政策左右的性格，也見諸其他大區書記。吳江眼中的老上
司西北局書記劉瀾濤就是這種性格。見吳江，《政治滄桑六十年：冷石齋憶舊》（蘭州
：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頁71。關於李井泉在四川已出現缺糧災情之後仍奉命調糧
的詳細情形，可參見周燕，〈顧全大局的李井泉〉，《黨史博覽》，2009年第11期，頁
29-35；申再望，〈青山無言─回憶父親李井泉〉，《黨史文苑》，2009年第19期，頁
15-16。
非常緊張。」因此楊尚昆規定35位監軍「每天要反映會議動態」，「反映代
表們的情緒」，「每天都要及時向中央辦公廳匯報」，此外，更要防止有人自
殺（頁322）。如果張素華記得，從延安整風以來，自殺早已成為中共黨內鬥
爭的大忌，任何自殺者都會被指責為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不僅淪為千夫所
指，也禍及妻孥，貽禍後人，則不難想像，保衛人員防範自殺只能說明黨內鬥
爭的嚴厲和無情而已。延安時代搶救邉又校驗楹ε卤霍Y者自殺，不少單位
曾採取群眾24小時跟監的做法，當然24小時跟監也可能是搜集鬥爭材料的好
辦法。毛澤東的做法更為高妙，白天開會，晚上看戲，有時緊張，有時放鬆，
就是不讓個別代表脫離群眾的十目所視，也不讓不同省區之間的會議代表彼此
串連，交換想法和共同抱怨，當然更不可能接觸外界；自我檢討採取大會和小
會交叉進行的模式，總要逼得省級大員接受縣委和地委幹部的批評，並作自我
檢討。
張素華的敘述和所附張文奇的回憶，令人想到內戰時期以農村基層幹部為
對象的「人人過關，開門整風」，不過這裡的群眾指的是縣級和地級黨委，發
動縣委和地委批評省委和大區書記，當時動員農民群眾，農民群眾害怕官官相
護，總是三緘其口，所以派到農村的工作組必須先要基層幹部靠邊站；可是一
旦農民群眾被動員起來以後，靠邊站的幹部常被批評到走投無路，甚至遭受肉
體攻擊。這個七千人大會也有類似的情況，縣級黨委書記主要是轉業軍人出
身，文化素質距離農民群眾不遠，給予三不主義的保障之後，出氣會很容易變
質為敵我矛盾之間的鬥爭大會，而有失控之虞；所以在嚴厲批評一些省委書記
鐵腕控制下級以後，毛澤東私下又將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召至自己住處，加以撫
慰（頁157），讓他們心裡有底，並非真逼他們走上絕路。楊尚昆為了保護被
批評的省委書記，避免他們徹底精神崩潰或走上自殺之路，也採取了許多必要
措施。
無論如何，毛澤東開所謂出氣會，最重要的是讓縣委和地委批評大區和省
委，逼得他們放下身段，認錯檢討，達到他整治他們各種不良作風的目的；到
了第七天，毛澤東覺得已經夠了，達到教訓大區和省黨委書記的目的，便說「不
能再放了，再放就燒糊了」（頁318），七千人大會也就因此謝幕了。
知道以上種種細節以後，我們要問：毛澤東此時提倡三不主義，究竟和他
後來以「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或「造反有理」的口號，
動員紅衛兵和造反派批評「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幹部，有何不同？
其實也沒有方法上的不同，只是動員的對象從縣委、地委變成紅衛兵和造反
派，被批評的幹部則擴大到軍隊以外的黨國體制上層。從批評者的角度來看，
是享受免於恐懼的言論自由，但是從被批判者的角度來看，卻不免成為上綱上
線的犧牲品。七千人大會時毛澤東暗中保護了絕大部份的被批判者，而文化大
革命時毛澤東就更加容忍所謂群眾的過左、過火言行，任由紅衛兵和造反派表
現極端。另一方面，七千人大會時主持小組會議者也很容易以被批判者已經認
錯反省為理由，要求給予過關，而不繼續接受進一步究詰和質問。鄧小平就以
政治局常委兼總書記之尊，在主管農業的譚震林和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遭到嚴
厲批評而下不了台之時，以他們的自我檢討真諔矗蠼o予過關，但是
鄧小平下台以後，毛澤東不願意出面保護，這兩個人就在劫難逃了。文化大革
命時他們這兩個人，都被紅衛兵和造反派挖出大躍進的舊賬而重新清算過。其
他許多地方大員也都因為毛澤東要徹底動員青年學生和幹部，而遭到被鬥倒鬥
臭的命摺br />
張素華認為經過出氣會以後，毛澤東帶來了民主的新氣象，一時之間，劉
少奇也在寬鬆的政治氣氛中，把中國帶進了新的境界。她很清楚，毛澤東鼓吹
的民主集中制還是一個盲點：毛澤東可以逼迫黨國體制的高層自我檢討，他自
己則沒有這個外在力量來制衡自己。當然在七千人大會前夕和大會期間，毛澤
東會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但是要承認到什麼程度，沒有任何一個下級可以
干涉。一旦毛澤東認為他已經作出足夠的自我批評以後，他可以根據自己的判
斷集中意志，這個時候便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逼他保持所謂民主風度了。尤其一
旦他認識到歷史的「必然」方向而必須集中意志時，便更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
衡他的專斷了。
其實早在1941年毛澤東就說過，「必然王國之變為自由王國，是必須經
過認識與改造兩個過程的」，當時他是批評黨內政敵王明既未認識必然王國，
也未根據對必然王國的認識改造自己。七千人大會幾個月後，他的大秘書田家
英告訴他農民要求包產到戶，他就這樣說過：「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但有的
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43其次，毛澤東
也說過，他所謂民主，像1957年號召大鳴大放一樣，並不是絕對的，也有不
可以踰越的政治界限。七千人大會中他強調，讓人講話是有界限的，首先要講
話人遵守黨的紀律，其次講話人不准組織秘密集團；而容許黨員和幹部保留意
見，卻也要不斷抓人殺人，否則無以儆效尤，同時鞏固中共的所謂人民民主專
政。他舉了兩個該抓該殺的例子：一個是潘漢年，一個是王實味。44這兩個人
後來證明都是政治帽子下的犧牲者。諷刺的是，戴他們帽子的不是別人，而正
是毛澤東本人。毛澤東鼓吹民主集中制，以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統一思想的
目的。目的達到後，能否繼續容忍批評的自由，維持他所謂民主的風範，就在
未卜之天了。這是人治，不是法治。以他自己為例，七千人大會後不到五、六
個月，他發現寬鬆政治氣氛鼓勵出來的許多做法，超過他能容忍的限度，於是
馬上祭起「黑暗風」、「翻案風」和「單幹風」等新的政治帽子，霎時之間，
烏雲密布，黨內的政治氣氛又大為肅殺和緊張了。
五、結論
張素華高度評價七千人大會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強調容許出席幹部盡情批
評大躍進以來的缺點和錯誤，但她卻忘記這一次大會是黨一元化領導組織原則
下展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毛澤東用個人威望憑空製造出來的場景。根據毛
澤東有關黨內鬥爭的理論，如果錯誤發生在黨的路線層次，則決定黨路線的中
4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頁1229。
44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0，頁38-41。
共中央領導應該立即下台，由代表正確路線的其他黨領導人取而代之。但是無
論如何，毛澤東都不可能、其實也不認為應該承認自己的總路線是錯誤，而黨
的其他領袖，除非想取而代之，也都不可能正面抨擊「三面紅旗」的政治路線，
所以七千人大會從頭到尾都沒有真正衝撞毛澤東大躍進、人民公社和三面紅旗
的總路線，只把檢討和反省限制在執行層次裡面，這個執行層次包括毛澤東本
人的作為，但主要還是指黨副主席劉少奇以及總書記鄧小平以下的各級幹部。
正因為與會的所有幹部都是大躍進政策的執行者，而且在大躍進中採取政治號
召、政治壓力和群眾動員三結合的手法，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很難置身事
外。當時參加七千人大會的空軍司令吳法憲就說得很好：
參加「七千人大會」的絕大多數人，都在響應毛澤東「大躍進」的號召
下，不同程度地說過一些錯話，辦過一些錯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觀
實際情況，就會反到自己的頭上。真要這樣，烏紗帽就戴不成了。再者，
彭德懷在廬山被撤職，被批判，被定為「反黨集團」，這記憶猶新的前
車之鑒，使得許多人心裏有疑慮，想講又不敢講。有的剛講了一個開頭，
就堅決要求不登簡報。實際上，在這樣的會議上是發揚不了民主的。45
既然沒有人敢於挑戰毛澤東的三面紅旗，更沒有人敢於如實托出大躍進中
大饑饉的慘況，當然在大會期間，也不會有人問究竟有多少農民餓死（至少三
千萬），到底誰該負責任。正因為如此，大躍進中最重要刊物《紅旗》的編委
之一吳江，雖不曾親自參加七千人大會，卻從許多機密的資料中，看到以下景
象：
大會雖號召發揚民主，但是大家心裡都懂得，這裡什麼能講，什麼不能
講。每個人都把有些話隱藏起來。但是，既然是幾千人參加的總結經驗
教訓的黨內大會，分歧當然不可能一點都不暴露出來，特別是在小組會
上，許多荒唐行為和混亂狀態以及嚴重違法亂紀的行為被揭露出來，一
些刺耳的批評意見也提出來了。小會上人們幾乎無所不談，只有對當時
45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頁549。
農村中發生的一件大事（大批人口死亡）大家諱莫如深，只是在私下講
了無數關於這件事的痛心話，激動得流下眼淚，表現出從未有過的內疚
心情和懊喪情緒。46
不僅不討論大饑饉究竟死多少人，對當時農村究竟還有沒有餘糧，所有的
高層領導也都沒有在七千人大會上公開追問和討論這個問題。劉少奇只是根據
鄧小平提供的指標，號召各級黨委書記發揮群眾路線，全力完成徵糧800億斤
的任務。周恩來號稱實事求是，明明知道農村沒有足夠餘糧，卻立即響應毛澤
東中國人民要爭氣的主張，主張加速對蘇聯還債，繼續向蘇聯大量輸出糧食。
他像毛澤東一樣，就是為了不讓赫魯雪夫有更多的理由質疑大躍進路線的優越
性，一味要求人民勒緊褲帶。
張素華因為強調和擁護民主，忘記毛澤東的「民主」，是為「集中」服務
的，不是獨立存在的政治價值，而且是一種恩賜式的民主。它只有兩層意義：
從上級來說，就是虛懷大度，容許下級講真話，批其逆鱗，並願意作自我批評，
承認錯誤；就下級來說，則是在上級三不主義的保障之下，勇於講真話，勇於
批評上級，作一個敢說敢言的現代「海瑞」。問題是，毛澤東領導認錯，主動
承擔責任，他從不需要作自我檢討，也始終規避自己政治路線、政治邉雍驼br />
治行為造
成三年大饑荒的具體討論。他批評省委書記提到中央時總是說中央英
明，可是當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和林彪提到他的總路線時，也總是說總路
線正確，執行過程有錯誤，卻未聽他加以矯正或反駁。他完全忘記，自己保持
緘默，則「毛主席總是英明」的說法更是甚囂塵上。其實，只要有人公開懷疑
毛澤東三面紅旗的路線，毛澤東不用唆使，也有所謂同志以排山倒海之勢，質
問其動機何在，而難以堅持己見。大會期間有人批評中共中央上綱上線，有懲
罰主義、命令主義和主觀主義之病，卻沒有人敢把這些批評和毛澤東個人的領
導作風相連起來。
毛澤東不作深入的自我檢討，卻要求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其他國家
46吳江，《政治滄桑六十年：冷石齋憶舊》，頁103。
領導人物不斷作自我檢討。後者的自我檢討，也就是自我批評，無論是否出於
至眨欢ㄒ灾С置珴蓶|的政治路線為前提，因而鞏固了領導中心，加強了對
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但他們的自我檢討，與形成對毛澤東的有效監督無關，並
不能保證毛澤東下次不會予智自雄，突發奇想。再說，自我檢討一定帶有雙面
刃性質，可能贏得下級的讚美，也可能導致下級的輕蔑；1940年代他不讓大
秘書在編輯《六大以來》時收錄劉少奇的自我檢討，就是基於這種考慮。所以
他本人承擔責任，卻不作有自我毀滅性質的任何檢討，而為了保護手下大將的
威信，他也從未下令書記處公布在毛澤東面前所作的自我檢討，或公布陳伯達
編輯的有關大躍進以來書記處等高層文件。劉少奇和鄧小平等「執行」官員在
大庭廣眾或下級面前作自我檢討，則總像毛澤東一樣，既是原則性，又是抽象
性，沒有他們本人究竟有什麼具體言行導致下級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特
權風、瞎指揮風的細節。他們反而要下級針對自己的責任具體檢討，結果在下
級幹部的自我批評過程中，自己的責任消失得無影無蹤；下級幹部愈主動承擔
過多的責任，愈為毛澤東、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上級官員推卸責任。
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前期鼓勵地方幹部批評中央幹部，後期鼓勵縣委和地
委幹部批評省級和大區級幹部，雖然下級黨委書記一時之間可暢所欲言，但是
沒有任何保證，離開七千人大會的現場以後，可以繼續享受這種批評自由。七
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因為發現與會代表對劉少奇「反對分散主義」的提法「議
論紛紛」，一方面退回大會報告一稿要求起草委員會幫助劉少奇重擬二稿，二
方面又公開指出「先民主後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47逼迫劉少奇不
得不默認「分散主義」的提法有推卸大躍進責任的嫌疑，應該根據毛澤東所說
的「民主集中制」先聽取下級嚴厲批評，再加以仔細修改。這樣既突出自己治
事方法之正確，又幫助下級直接和間接「出氣」，更讓劉少奇在修改決議稿中
默認錯誤。毛澤東同樣以三不主義動員各級黨委書記對其上級進行批評，但是
在對待一些大區書記和省委書記時，就不客氣地公開「狂轟濫炸」了，因為他
47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冊，頁118。
要縣委地委毫無顧忌地批評大區和省委書記。用他喜歡的比喻說，好好放在火
上烤一下。當然不能烤焦烤死，一旦達到願意反省檢討的效果，便應立即停止
批評和自我批評，否則下級出氣過頭，鬥爭淪為不可收拾。就這樣三不主義鞏
固了毛澤東的政治路線和政治威信，也為他爭取到下級幹部的更大認同。至於
達成徵糧任務，則變成七千人大會附帶達成的政治效果了。
對毛澤東操控大會的高明手腕，張素華並未給予適當注意。其實，毛澤東
對大會中輿情的變化和與會幹部的心理動態掌握極佳，隨時不顧黨內慣例改變
議程。張素華也未仔細思考，毛澤東是否想藉用劉少奇和林彪的口頭發言，達
到兩個相反的目的：他知道自己對大饑饉負有難以推卸的責任，所以需要實際
指揮大躍進的劉少奇以口頭談話方式替他抒解「民怨」，同時他也急切希望維
護自己的政治威信，所以要對大躍進不沾鍋的林彪用口頭報告為他撇清所有責
任。由於這些緣故，他對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即使發覺其逸出了他和政治局其
他常委通過的提綱範圍，也未顯露任何不滿。他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威望，在
劉少奇維護自己的話上加碼，推遲原已準備完畢的周恩來講話，臨時要林彪提
早發言。張素華說林彪原來備有書面報告，卻棄置不用，可惜她始終沒有找到
原件，否則兩相對照，對林彪當時的思路就會有進一步的理解了。總之，不論
林彪的發言出自臨時起意，還是毛澤東暗中授意，發言的內容正好符合毛澤東
的需要，所以毛澤東立即宣布召開出氣會，一面批評一些省委和大區書記不讓
講話，從上施壓，一面利用縣級和地級幹部的不滿，對省級和大區級書記展開
整風，逼迫後者自我批評。既讓飽受壓制的縣委和地委一吐內心積怨，感激涕
零，也讓他們忘記毛澤東的領導才是大躍進中幹部作風不正的終極根源。
張素華注意到毛澤東對劉少奇口頭講話的不滿，卻未對劉少奇維護毛澤東
威信的苦心孤詣給予同樣重視。她也注意到林彪對毛澤東個人崇拜，卻不注意
林彪在這方面與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共同點：無論哪位政治局常委都不敢挑戰毛
澤東的權威，反而努力維護毛澤東的威信。朱德不敢、陳雲不敢、周恩來不敢、
鄧小平不敢、劉少奇也不敢。朱德在大會發言之前三易其稿，栈陶恐，惟恐
觸犯天聽；陳雲甫遭批判，以尚未完成調查，謝絕發言。劉少奇、鄧小平、周
恩來必須有所表態，豈敢批其逆鱗？只是毛澤東很快注意到，若過去三年大躍
進的困難和責任問題不講清楚，則很難鼓足幹部的幹勁，統一思想。即便劉少
奇對大躍進的評價不同於自己，他也發現駕馭劉少奇的良法，他可以利用黨內
中央地方和上級下級對於反對分散主義的不同見解，逼迫劉少奇按照自己的想
法反省檢討，因此不斷指示改變議程。為了讓地方和下級暢所欲言，毛澤東高
倡三不主義，還用各種政治壓力逼迫上級和中央自我批評和接受批評。但是實
行三不主義以後，因為中共黨內鬥爭的帽子特別多，又很容易變質成為摧毀敵
人的攻擊，所以暗中也要有所限制；不然，批評淪為批鬥，更無限上綱，也可
能摧毀毛澤東當時仍倚為長城的高級幹部。
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也是這麼做，不過拋出了一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當權派」的帽子，另外在三不主義以外重提四大自由的主張，以「大鳴、大放、
大字報、大辯論」動員紅衛兵和造反派發掘和改造他們。革命規模無限擴大，
紅衛兵和造反派不同於七千人大會縣委和地委書記，難以控制其言行；另一方
面，保護高級幹部的工作尤其困難，何況毛澤東這時可能並不想加以保護，他
像在七千人大會時一樣，只號召他們要有共產黨員不怕任何橫逆、迎接鍛鍊的
挨鬥心理，並告訴他們如果遭受冤枉，「偉大的」共產黨遲早一定會給予平反。
此外，矯枉必須過正，文化大革命時為了動員紅衛兵造反派，縱容隱藏在義正
辭嚴背後的各種暴力，所以形成衝向黨國體制高級幹部的滔天巨浪，毛澤東很
難對許多高級幹部逐一暗中保護。當七千人大會的出氣會的火越燒越旺，行將
失控，毛澤東可以立即停止開會；但是到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批鬥進入得不償失
的階段時，他就需要軍隊的支援，才能達到同樣目的了。雖然靠著事先各種布
置，毛澤東還是中止了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批鬥活動，但經過改造後的黨國體制
已不如七千人大會團結。毛澤東超越內部矛盾，他的威望在激化內部矛盾的過
程中越來越水漲船高，他對自己的言行也越發肆無忌憚，然而最後的發展也事
與願違。七千人大會「統一思想」不到半年，他必須面對一個想法沒有辦法配
合其期望的黨中央，而大批黑暗風、翻案風和單幹風，要求勿忘階級鬥爭；文
化大革命鬧了三年，好不容易在1969年開了一個團結的黨代表大會，不到兩
年又爆發了所謂接班人林彪「叛逃」的事件。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中提倡的民
主集中制，不可能真正創造能夠持久的歷史變局。
其實，毛澤東對推廣他所謂民主集中制可能遭到的困難也有覺悟。1966
年2月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把七千人大會上自己講話的修正稿交給大會上猛批
劉少奇「反對分散主義」提法的王任重閱讀，請王任重提供修改意見。王任重
僅在文字方面提了一些意見，就寫信璧還稿件，並建議把定稿發給縣委一級閱
讀，由縣委組織公社黨委書記以上的領導幹部學習。毛澤東接到來信以後，批
請政治局委員彭真把文稿送請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
以及康生、陸定一、陳伯達三人修改一遍，但不同意就這樣分發到全國縣委一
級，他說由中南局下發，先讓縣團級的幹部看一些，再視其反應決定進一步動
作。毛的說法是：要真正實現民主集中制，需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
廣，並且經過反覆進行，否則在大多數同志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彭
真立即召集王任重、田家英和宣傳部高官吳冷西、胡繩、許立群，展開修改工
作。但他完全無法理解毛澤東為什麼限制定稿的流傳，還是認為應以發給全黨
為妥。48其實，彭真若有後見之明，看到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發動紅衛兵
的情景，就可以了解毛澤東為何有其擔憂了。
張素華不了解毛澤東的擔憂，把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提倡民主集中制看成
避免文化大革命的一劑良藥，並特別強調毛澤東當時既未掀起反右派邉樱br />
未號召反
右傾機會主義，是了不起的大進步。但她沒有想到，毛澤東當時並未
面臨如同1957年反右邉又R分子批評一樣的挑戰，也未面臨如同1959年廬
山會議彭德懷上書一樣的批評；到1966年他認為面臨黨內高層走資本主義路
線的「危機」時，更大規模地實現民主集中制，結果民主做到了，集中卻始終
成為問題。七千人大會期間毛澤東杖鐝埶厝A所說，懂得如何在「關鍵時刻以
48龔育之，《龔育之自述》，頁229-230。
四兩之力撥千斤化解危機」；就徵糧的目的而言，劉少奇在把徵糧任務由820
億斤減少到800億斤以後，透過毛澤東出氣大會的動員策略，確實得到地委和
縣委等基層幹部的含淚認同，危機好像渡過，但是不久之後的西樓會議卻又證
明，800億斤已超過農民壓得不能再低的餘糧範圍了。至於毛澤東是否已經面
對錯誤，徹底認清了自己在大躍進災難中的真正責任，則恐怕距離張素華的想
像更遠。
張素華強調毛澤東對大饑饉感到「內疚」，然而大會期間他的表現，卻只
令人注意到他絕不直接和具體認錯。為了不在赫魯雪夫面前出醜認輸，也為了
不讓城市斷糧鬧事，他寧可犧牲為革命出力最大的農民大眾，而七千人大會還
只是幫助他擴大農村徵糧的工具而已。張素華以為七千人大會帶來歷史「變局」
的契機，可能是對歷史錯寄期盼了。49
49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強調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劉少
奇和林彪
的發言「各有弦音」，三者之間表現出來的矛盾，後來導致「裂變」，在文化大革命才
廣為人
知。本文強調的則是，不管三個人的發言之間存在何種差異和矛盾，毛澤東以其凌駕一
切的地
位，哂盟麑λ^民主集中制的理解，控制劉少奇，要全黨重輸忠眨瑏K讓黨內各級幹部
在批
評和自我批評的過程中，取得重要共識，願意為完成高額的徵糧任務而奮鬥。不過，錢
庠理批
評以後見之明過度解釋林彪講話的邪惡性，倒深獲我心。
徵引書目
一、史料和專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崇文、陳紹疇主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冊。
北京：中央文
獻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力平、馬芷蓀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
京：中央文獻
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冊1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
央文獻出版社，
200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北京：中共
黨史出版社，
2000。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0。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王任重，《王任重文集》，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吳江，《政治滄桑六十年：冷石齋憶舊》。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李德、舒雲，《林彪日記》。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北京：中國青年出
版社，
2006。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社，2005。
黃崢，《劉少奇一生（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5卷》）。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總參植俊读_瑞卿傳》編寫組編著，《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羅東進，《我的父親羅榮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
龔育之，《龔育之自述》。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二、專文
申再望，〈青山無言─回憶父親李井泉〉，《黨史文苑》，2009年第19期，頁13-17。
周燕，〈顧全大局的李井泉〉，《黨史博覽》，2009年第11期，頁29-35。
Mao Zedong and the Seven-Thousand Cadres' Conference: Developing Democracy
or Foreshadow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en Yung-fa*
Abstract
In early 1962,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ummoned more than
seven thousand cadres to a working conference in Beijing. Traditionally,
the conference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a forum where Mao Zedong and his
successor Liu Shaoqi clashed over their analysis of the three years' famine,
with the former blaming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latter human failures; and
thereupon Mao chose Lin Biao to be his successor over Liu, and soon the
Mao and Lin collaborated to launc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CP historian
Zhang Suhua has used new textual and interview source materials to recreate
the conference in detail. This article uses her findings to argue for a
different conclusion, highlighting Mao's ability to control and guide the
conference and to elevate it from the level of implementation to the one of
ideological consensus. Rather than the appearance of division between
Mao and Liu, it was the success of the conference that led Mao to repeat the
same experienc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bring about political
disaster. In the cadres' conference, Mao was able to mobilize lower cadres
to control the higher cadres, bu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could not
control the Red Guards and the radicals, thereby ending up with the
inevitable interposition of the army. Contrary to Zhang Suhua's emphasis
on Mao's democratic techniques to forge consensus at the meeting, this
article portrays Mao as a superb manipulator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rather
than a genuine practitioner of democratic principles.
Keywords: Mao Zedong, Liu Shaoqi, the seven thousand cadres'
conference, democratic centralis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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