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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770 | 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10dbbdf0102vijf.html
“梁效”，小时候没少听，其评论是报纸、广播的主角。当时有“听广播看党报，都离
不开梁效”的说法。为此，简单介绍一下“梁效”。
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的笔名，1973年9月4日第一次公开亮相，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摧毁后，梁效也随即
退出历史舞台。
其历史背景：
197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筹备十大的工作会议。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批驳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线
，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大后，9月4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北京日报》
发表。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两校“大批判组”其
实就是梁效，它名义上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实际是江青根据毛泽东
的意图，抽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关人员，拼凑起来的御用写作班子。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大批判组还用过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
、祝小章、梁小章等十几个笔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频率最高、名声最大。与同时期
的“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初澜”（文
化部写作组）等其他写作组相比，梁效更具有政治影响力，其消息来源也更广，名气更
大，网罗的知名学者更多。
1973年10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组”，1974年人员调整后定名
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等为笔名。1976年10月，“四人帮”
被摧毁后，梁效也随即退出历史舞台。
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毛泽东。毛看后说：“清华
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当时的北大老师被8341部
队的领导找去的时候，心里都很高兴。这些材料写好后，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主导材料。
梁效的代表作还有《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
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击右倾翻
案风》、《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事件剖析》、《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
济思想》、《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
1976年，毛泽东批判邓小平公开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写了一篇《再论孔丘其人》，矛
头直指邓小平的意图极为明显，有人意犹未尽，问：“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
的人呢？”周一良立即回称，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
该写作班子与“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
初澜”（文化部写作组）相比，更具有政治影响力，其消息来源也更广，名气更大，网
罗的知名学者更多。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中共高层捣毁后，梁效也因被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点名，其成员
受到范围不同、程度不一、长短各异的批判、审查，并被要求说清楚其与四人帮的关系
。部分人员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
其人员组成：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由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
，另有8341部队一名军人委任书记，清华、北大各一人委任副书记。梁效分别为写作组
、研究组，写作组负责具体写作，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主要负责对写作组的文章进
行“把关”。他们先要由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
效”头头转达、贯彻；此外，他们还要根据江青等人的授意，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
该写作班子选拔的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文史哲专家，如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叶朗
、胡经之、冯天瑜等。他们中间有四人曾被选为第四届人大代表，一人参加中共十大，
两人列名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享受很高的政治待遇。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
、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等曾任顾问。
其所写文章：
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发表的有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
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
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而且，这些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
《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等重要机关报刊中都
居于显赫位置，当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主要文章有：
1973年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
《北京日报》发表；
1974年1月2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略论秦始皇的暴力》一文在《
人民日报》发表；
1974年1月2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子是怎样利用教育进行反革
命复辟活动的？》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4年2月1日，《红旗》本年第二期转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读柳宗
元〈封建论〉》一文。本文先发表在1973年11月9日《北京日报》上。江青看后，深为
欣赏，下令《红旗》转载；
1974年2月20日，梁效用不同的署名，在《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一期一口气发表了
《林彪与孔孟之道》、《林彪再三挥舞“克己复礼”黑旗居心何在？》、《中庸之道和
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以及《林彪鼓吹的“小国师大国”是叛徒卖国贼哲学》等文章共
八篇以上，占了该期学报全部篇幅的一半左右，这是梁效的一次集中大亮相；
1974年4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先后在1974年《红
旗》第四期和《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发表。据说此文是影射周恩来的。
1974年5月6日，柏青的《“学而优则仕”析》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
1974年5月17日，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4年6月1日，梁效的《论商鞅》，在《红旗》1974年第六期发表；
1974年6月1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在《人民
日报》和《北京日报》同时发表；
1974年6月20日，施钧、金戈的《谈商鞅变法》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三期
发表；同日，《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三期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
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吕后》；
1974年7月8日，柏青的《剥掉孔老二“博学多识”的画皮》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
1974年8月20日，柏青的《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
1974年第四期发表，9月9日，《北京日报》又加以转载；同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大批判组”的《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兼论历史上儒法之
间卖国与爱国两条路线的斗争》、《论三国时期的法家路线》在《北京大学学报》1974
年第四期发表，
1974年9月8日，《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一文在《人民日报》一整版篇幅刊登，刊登时
又作了许多修改；同日，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论贾谊》、《古代伟
大的无神论者——西门豹》在《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四期发表，《有作为女政治家
武则天》这篇文章的原题是《法家女皇武则天》，发表时临时改了标题；
1974年9月14日，梁效顾问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
1974年9月28日，柏青在《北京日报》发表《封建末世的历史画卷——读〈红楼梦〉》；
1974年10月1日，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在《红旗》1974年第十期发
表；
1974年12月20日，梁效的《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的一点体会》、《论康熙维护国家统一和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历史
研究》1974年第一期发表；
同日，闻军的《论刘禹锡的政治诗》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六期上，
1975年2月1日《红旗》1975年第二期转载；
1975年2月4日，柏青的《论王莽复辟的历史教训》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5年2月25日，梁效的《评孔老二吹捧的子产——兼论春秋末期儒法斗争的阶级阵线
》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一期；
1975年3月1日，梁效的《批判因循守旧，坚持继续革命》一文在《红旗》1975年第三期
发表；
1975年3月15日，梁效的《剖析孔丘的‘仁’》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5年4月20日，梁效、闻军的《论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本年第二期《历史研究》
上发表；
1975年4月25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评林彪所谓的“仁政”》在《
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二期发表；
同日，梁效的《革命的专政，还是儒家的“仁政”——试论太平天国在政权问题上的两
条路线斗争》、《杜甫的再评论——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潮》在《北京大学学报》
1975年第二期上发表；
1975年8月25日，柏青的《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反动的孔学》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
》1975年第四期发表；
1975年10月20日，梁效的《洋务运动与洋奴哲学》一文在本年第五期《历史研究》上发
表；
1976年年2月13日，高路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小评论《孔丘之忧》；
1976年年2月15日，高路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小评论《“仁”的妙用》；
1976年2月2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再论孔丘其人》在《人民日报
》和《北京大学学报》1976年第一期同时发表；
1976年2月，梁效编写《苏联二三十年代教育大辩论材料》；
1976年3月1日，高路的《反修必须批孔》一文刊载于《红旗》1976年第三期；
1976年3月6日，梁效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克己复礼”再批判》一文；
1976年4月20日，梁效的《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和高路的《“整顿”与“正
名”》在《北京大学学报》1976年第二期发表；
1976年5月9日，高路的《尊孔反法的丑恶表演》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6年6月25日，秦戈的《谣言的破产与邓小平的垮台》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
1976年第三期上；
1976年7月1日，高路、常戈的《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一文发表在《红旗
本年第七期》上；
1976年9月1日，梁效的《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一文在《红旗》1976年第
九期上发表；
1976年9月，梁效用工农兵名义编写的《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列宁巩固无产阶
级专政的战斗七年》小册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年，九、十月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了《刘邦死后，吕后是如何按
刘邦的既定方针办的》、《刘邦死后，他的既定方针是怎样传下去的》、《周勃是如何
支持吕后的》等文章；
1976年10月4日，梁效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1976年10月7日，梁效的《〈论总纲〉和克己复礼》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成
为梁效历史上的最后一份公开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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