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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770 | 1 送交者: 芨芨草2016年03月23日18:51:11于[史地人物]
史学家的深沉呐喊
（ZT）
一、该是“任人评说”的时候了！
“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研究，还没有真正进入
繁荣时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
“史学界所谓要‘抢救活资料’是很有道理的。否则人亡事灭，说不定会留下历史的空
白或竟成‘千古之谜’。”“毕竟过去几十年了，可以到‘任人评说’的时候了。”
——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6．
李锐同志是1937年参加党的老同志。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
“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晚年从事对毛泽东生平的研究，著作颇丰。他是一位对当代
史有独到的、精辟见解的，并敢于直言的正直的革命家。他也是一位难得的思想家。
在上述引文中，李锐同志的头两句话，是呼吁应该撤销“禁区”的理由。后一句是强调
撤销“禁区”的前提条件已经成熟。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
的思想、观念也在改变，决不会停留在传统的“思维定势”里。人们有权知道历史真相
。为探索真理，应该“任人评说”。
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治，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即公开发表意见的自由，是应该得到
保证的。只要还有“禁区”，就谈不到“法治”。这是起码的政治常识。作为最高领导
人也该明白这一道理。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只提到三段历史，
即建国前、改革开放后和江的时代。
近三十年的暴政史、灾难史、耻辱史偏偏不见了。难道是一时的疏忽，显然不是。他们
是想把这段暴政史从党的历史上一笔勾销。
可是，人民是决不会忘记的，不说别的，光是“大跃进”就饿死了四千多万：“十年浩
劫”又活活逼死了二千多万（叶剑英语）。就这两笔血债，人民是决不会忘记，也决不
该忘记！
二、义不容辞的责任！
“史无前例、摧梁折骨的‘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至深且巨、久久难以愈合，时而隐
隐作痛，由于其特殊复杂性、曲折性，至今对一些问题还不能都分析清楚。对此研究现
状，同广大群众要求了解历史，认真吸取教训的要求确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透彻
剖析需要时间，其责任绝不应只留给后人，亲历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引自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6．
席、金两位是中共中央党校的研究员、教授。他们是党史研究的专家。我们能从中悟出
作为史学家不允许秉笔直书的“隐痛”。
出于职业道德的良知，他们代表“广大群众”，用十分委婉的口气，向最高决策层呼吁
应该满足他们对“了解历史”的“要求”，满足他们对“认真吸取教训的要求”。
应该承认广大群众的这两个要求决不是什么苛求。他们毫不含糊地申明：无论是作为党
史工作者，还是作为“亲历者”，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话说到这个地步，再说什么就多余了。只补充一句：席、金两位的话完全反映了广大史
学工作者的心声！
透过席、金两位的话，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的判断：现在公开出版的中国当代史、中共党
史离历史真相“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说得直白一些，现在出版的当代史书是瞒骗人的
掩盖真相的史书。我真替我们党寒心！仅仅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不惜这样做，实在是一
个下策！殷切希望最高决策者三思！！
三、“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
“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这样下去，等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
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随之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
，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
误。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
了，……我感到悲哀。”
“……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十二年。东方太阳出来
了，然而我的期盼却落了空。”“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
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再
想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于是我恐惧。”
——引自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4．
季羡林老人是我国当代的文学大师，他在耄耋之年，用血和泪写成了这一不朽之作。该
书“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人的最佳礼品”（该书封面上的话）。
季老的心跃然纸上，他老人家殷切期待在付出了十年浩劫的惨痛代价之后，总应该给我
们后人留下真实的记录。让他们永生不忘这一段“连封建帝王也为之自惭形秽的”历史
，永生不忘“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引
号内为季老语）
可是，他的期盼落空了。于是他感到恐惧！他老人家为什么恐惧？他为谁恐惧？为他自
己吗？当然不是。他已届望九之年，“孤家寡人”一个，何惧之有！
他是为民族、为我们子孙后代而恐惧、而忧虑。赤子之心，溢于言表。
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敢“秉笔直书”呢？窃以为：非不敢也，是不准也！原因很简单，因
为有“禁区”在，有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简称《历史
决议》）在。
上文，席、金两位党史专家的呼吁是有强烈针对性的，不言而喻就是指《历史决议》来
说的。李锐讲：“毕竟过去几十年了，可以到‘任人评说’的时候了。”这再也明白不
过地反映了人民要求突破“禁区”的心声。
当年的《历史决议》，是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为了从大动乱过渡到社会稳定，以利于
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一大局，也许需要这样的《历史决议》。这是政治家的策略。
但是作为正直的史学家，特别是作为党史工作者，凭他们的职业道德与对历史负责的良
心，他们不愿这样写，也决不应该那么写。因为这是误导群众、欺骗群众，也是对人民
、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表现。当他们奉命在写史书时，内心是痛苦的。
李锐认为现在时机成熟，可以“任人评说”。这是有充分道理的。毕竟改革开放二十多
年，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人民视野的拓宽、党的内幕陆续曝光等等，这些都是“任人评
说”的前提条件。
那么，我们的最高决策者为什么还是不准呢？怕什么？怕“乱”，怕大局难以“稳定”
。愚以为：关键还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现在的体制基本上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体制
。这正是目前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主动撤销“禁区”，放手“任人评说”，天塌不下来。只要真正做
到“立党为公”、“立党为民”，而不是口头上讲得好听，做到这一步应该是不难的。
四、“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
“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
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
思考。”“原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
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越写下去，越认真，也越
感痛苦。”“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因为我要人民牢牢记
住‘文革’。”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述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
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一挥手，
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
本领。”
“为什么不能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十年，为什么不让写那
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
过去20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尽量忘记干净。
“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
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
…，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我永远闭不了眼睛。”“账是赖不掉
的！”“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
——引自巴金《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９．
巴老不愧为中国当代文学大师的佼佼者。他在耄耋之年，以病残之躯，用血泪写下了近
五十万字的《随想录》，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传世的杰作。正如巴老所说：“书上每篇每
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脓血。”
这里摘引的巴老的几段话，读来令人心酸、心疼，震聋发聩。
“想起了自己是一个‘人’”这一句话，生活在文明的国家里的人们是永远也不会理解
的；但却道出了“人妖颠倒”年代的真谛。
有人妄图“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这“在‘文革’油锅里滚了十年”的人，是决
不会答应的！”（引号内为巴老语，下同）。于是巴老挺身而出，顶风而上，用血（“
脓血”）和泪写下了这本不朽之作——《随想录》。他老人家的勇气和胆识，令人钦敬。
巴老为了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煎骨熬心的大灾难”，建议建立一座“‘
文革’博物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教育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建议。当然
，这也是他老人家的远见卓识。
令人遗憾，并且无法理解的是：有人对这一深合民意、深得民心党心的创举，就是不高
兴、不赞成。他们“不让（不准）建立‘文革’博物馆，……甚至不许谈论＂文革’。
”他们光靠手中的权，就是不讲道理。
在对中国当代史进行“反思”这个问题上，巴金老人比季羡林老人早走了一步，而巴老
比季老的年龄还大七岁。因此，季老对巴老是十分敬重的。这在《牛棚杂忆》中已讲到
了。两位老人那种为民族、为后代而忧虑、而反思的精神，是我们的榜样，永远值得我
们学习。
五、“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
“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难以挽回的
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历史是不
可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
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
“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
’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
不卖友。”
“这一部用血泪凝成的历史，……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中国的可怜老百姓
，太容易高呼万岁了”
“在反右运动中，我曾对……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
的。’”
“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
是不够。”
“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注：指韦君宜的丈夫杨述）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
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的！
——引自韦君宜的《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5．
韦老是“一二·九”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是一位在文艺战线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老
党员。
她是从“害人者”成为“受害者”，又从“受害者”成为“反思者”。痛定思痛，大彻
大悟，字字血泪，震撼人心。当年的党员领导干部（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文
革”期间，除了像康生这样的恶魔外，几乎都成为“受害者”。可是，像韦老那样后来
成为“反思者”，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应该说，这是民族的悲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韦老写那本《思痛录》需要顶住多大的压力，付出多大的代价；需
要具有多大的勇气！她是我们老一辈革命家的骄傲！
她的女儿杨团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说得很透彻：“我的父母那一代，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
新中国，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
心。”
难以数计的老革命家含冤离世，留下来的又几乎默不吭声。我中华民族的命运究竟谁主
沉浮？可悲也乎！
关于毛泽东后期的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工人阶级
政党？似乎不像。上面引用韦老的两段话，已含蓄地（仔细推敲，还是十分明白的）作
了回答。听了令人心疼，令人心颤，并且也有点可怕。
“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她作为一个老党
员，所说的这句话的内涵是非常沉重的，也是非常沉痛的。
现实是残酷的，事实是无情的；“怕”或者“回避”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按照《历
史决议》的说法，大搞封建法西斯暴行是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跟毛泽东没有关系
。但是，韦老公开声明她不同意这一观点。
从上面引文中可以看出，她的态度是明朗的。除了没有点名，该讲的都讲了。这才是彻
底唯物主义者所应持的光明磊落的态度。
六、“要突破一些历史研究的禁区”
“在对彭老总一生进行了十余年研究之后，我们深信他将是我们民族史上一棵不灭的巨
星，将是一个永远使人敬仰、为人传颂的英雄，也将是一个具有永恒魅力、永远引起探
究的历史人物。我们为自身条件所限，未能鲜明地再现这位人们喜爱的英勇无畏、刚正
不阿的彭大将军而歉疚，我们也相信这仅仅是第一部《彭德怀传》，后来者将会更高更
广的历史视野写出一部又一部更透辟、更深蕴丰满的《彭德怀传》来”
“要写出一部彭德怀的信史，需要直面一段给人们留下痛苦回忆的历史，需要突破一些
历史研究的‘禁区’。”
——引自《彭德怀传》的《后记》
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版过一本《彭德怀传》，后于1993年4月，作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
》丛书之一、并由邓小平题写书名，改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耐人寻味的是：在1993年版本中，上述引文的第一大段，一字未改；而第二小段全部删
掉。从中可以悟出一个道理：我们的最高决策者是多么怕老百姓来“突破禁区”，多么
怕他们知道真实的中国当代史。
是真理，越辩越明。怕什么？治理一个国家，靠真理，而不能光靠权。
从大道理讲，这“权”是人民给的，总不该用来蒙骗人民，塞给他们一些假的史书，硬
是不让他们知道真实历史。这叫人民怎么信任你们呢？
从本质上讲，这是对民族、对我们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就以写《彭德怀传》为例，史学专家花了整整十余年时间，以全身心的投入，研究了大
量的党内史料。按理，在该怎么写《彭德怀传》一书方面，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
的最高决策层应该尊重这些专家的意见，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可是他们不但没有
这样做，连“突破禁区”这样带“呼吁”性质的话也被删去了。作者似乎早已预见到这
一点，因此他们寄希望于“后来者”。
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史学家们懂得这种“禁区”是人为的，是靠权力维持的；因此是
暂时的。它或迟或早会退出历史舞台。
这就看我们党是主动，还是被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七、“一个不知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
“‘文革’这危害程度最烈，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反人类的超级大地震，爆
发已经30年了，过去也已经20年了。20年来我们忌谈‘文革’，……总不至于让我们的
子孙像考古一样，挖掘恐龙化石一样，到这盐湖上来寻找‘文革’遗物吧！”
“一个不知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我们应该深刻而彻底地反省‘文革’，认识
‘文革’，不妨照巴金老人所说的那样建立‘文革’博物馆。”“昔日曾经在精神上跪
着的亿万群众，终于站起来了。他们第一次凭自己的意愿行动！”
——引自郭小林《凭吊团泊湖》《南方周末》，1996．８．９．
郭小林是我国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儿子。《凭吊》一文，既是悼念，又是控诉，更是充满
激情的、无比愤怒的声讨。其情其声，溢于言表。
如果说前面几位学者或老干部是呼吁、是呐喊，那么这位郭小林就在开炮了，火药味很
浓。
他再也不愿意“跪着”，他要“站起来”，他要“凭自己的意愿行动”。说白了，他要
冲破“禁区”，尽情地揭露中国当代历史的黑暗面，让人民知道历史真相。
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应该是“站着”，应该有权讲真话、讲实话。
可是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设置“禁区”？它给人们设置了一条“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线。
在郭小林看来：我们的领导人似乎不希望让人在精神上“站起来”说话，宁可让人讲假
话、讲空话，也不让人讲“禁区”所不允许的真话、实话。至于你在精神上是“站着”
，还是“跪着”。它就不管了。
说到底，有“禁区”，就没有道理可讲。这里只讲权，不讲理。关于这一点，郭小林其
实是明白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他喊出了人民的声音、时代的声
音。
应该向郭小林学习。不愿意“跪着”，要站着，要“凭自己的意愿行动”。如果，人人
都这样，那“禁区”就不攻自垮。
为了今天，也为了明天，毋忘当年暴政史、灾难史！
八、是隐瞒，还是欺骗？
“我们正慢慢地知道历史”。这是1999年1月18日《南方周末》一篇文章的标题。不看
其文，光看标题，就颇耐人寻味。细细捉摸，既悲又喜。悲的是：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
人连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让知道？喜的是：尽管慢些，但终究开始让你“知道”了。
先摘录几段原文：
“现代史和当代史也需要慢慢地才能让人逐步知道，这其中包括人为的隐瞒，需要等待
可以解密的那一天。尽管有些隐瞒的动机可以理解，……，但隐瞒仍然是隐瞒！”“…
…古今中外皆然，不同的仅仅是被隐瞒事件的性质，以及隐瞒的范围和时间。这就使我
们感到了莫大的悲哀，因为我们被剥夺了对于历史的知情权，我们只能等待那个真相可
以让我们知道的时刻。历史真相因此就像被涂了厚厚涂料的墙壁，须待足够时间的冲刷
使那层涂料脱落，然后我们才能逐步看见那最深处的壁面是什么样子！”
该文作者的上述感慨，当然是有很强针对性的。
不言而喻，他是冲着“禁区”来说的。设置“禁区”的本意，就是不准许人们知道真实
的历史。它所允许编写的史书，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不是根据史实，写什么？怎么写？
哪些可以写？哪些不准写？都有严格的界定，不能越雷池一步。不然，要“禁区”干什
么！
这样写出来的历史，隐瞒是必然的；最可恶的是骗人的假史。
隐瞒充其量是不让你知道；而编写假史，就不仅仅是隐瞒问题，属于欺骗！
两者在道德层面上，还是有质的区别。
打个比方：一个婊子，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世，叫“隐瞒”；如果硬要为自己“立碑坊”
，那就是“欺骗”。毛泽东爱用“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碑坊”来抨击“两面人”。而现
在在“禁区”之下编写出来的中国当代史或中共党史，正是属于后者这一类。那不仅是
悲哀，而且是可耻与可恶之极！
该文作者的上述感慨，是有感而发，是事出有因的。
他是在看到《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刊登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
、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一文后，发出的无比愤慨。这篇文章第一次揭
露了有关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矛盾的点滴史料。其中根据薄一波、安子文的回忆：毛泽
东曾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由此，该文
作者说：“知道这一‘秘闻’，我震惊不已，历史大约总是令人震惊不已的吧！”“如
果不是经过思想解放，不是有了中共中央的有关决议，即使薄一波、安子文说出了这件
事，也不可能发表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让百姓们知道。仅仅从这一点来看，思想解放
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功勋是伟大的，……让我们知道这20年前的那段曾经让我们糊里糊涂
，但又曾经是我们参与的历史，使我们得以看清历史本来面貌，能够真正反思历史。”
作者从知道这一“秘闻”，感到“震惊不已”；由此联想到自己一度“被剥夺了对历史
的知情权，而“感到了莫大的悲哀”；进而又联想到由“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历
史功勋”，而无比欣喜。
经历这“一惊”、“一悲”、“一喜”，终于悟出了：“真正的历史终究会被所有人知
道的”这一历史发展潮流所折射出来的真理！
按照作者的观点，似乎我们已经从对历史的“被隐瞒”、对历史的“糊里糊涂”，转变
到“使我们得以看清历史的本来面貌，能够真正反思历史”。
这里，作者不免天真了一些。也许是由于突然从“悲哀”转到“欣喜”引起的过度兴奋
，过于乐观。作为预见是可以的，但作为对现实的政治形势的判断，未免估计过高了。
请不要忘记：“禁区”还在，毛泽东的本来面貌还远未揭开。现在作者所看到的上述史
料，仅仅是“冰山一角”。
一位伟人说过：“靠欺骗，走不了多远！”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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