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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hx.cnd.org/?p=112001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后就关闭了所有的大学。197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学招收过由
单位推荐，不通过考试的工农兵学员。1977年9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
中国教育部决定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那年，我23岁，当工人六年半。
10月底，我得知高考的消息后，非常兴奋，立刻就报了名，却没想过哪里来的时间复习
。12月10日是高考的第一天，北京下大雪。我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考场。很多年
没有考试了，我既紧张又新鲜。上午考政治，下午考史地，次日考数学和语文，一共四
门。考语文时，我一看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就懵了。那时的作文推崇宏大叙事
，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当年有什么战斗可写。勉强完成，自然不能满意。
次年，北京市的一篇高考作文传入社会，后被《北京日报》全文发表。文章开头是这样
写的：“再也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进入中年了。这是个女孩儿, 皱
着眉头哭着。大概她也像门口的那个护士一样,不相信这个挎着书包、满脸胡茬儿的人
就是她的父亲吧。”随着“考试的日期一天天近了，我的孩子也一天天快要出世了。如
果不是别人在图书馆里找到我，别说孩子出世，就是孩子她妈住院了，我都不知道。当
我冲进病房时，差点把阻拦的护士撞了个跟头。我站在这婴孩面前，那种惊喜和惶恐的
心情是每一个第一次做父亲的人都可以理解的。但我站在这疲惫的母亲面前的另一种心
情却是别人没法体会的。在这一年里，我干了些什么呢？别说当个好丈夫，更不要说当
个好爸爸了。我捏着自己油污的帽子，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应该干点什么呢？’‘
什么也不用你了，’她吃力地张开苍白的嘴角，‘你去温书吧。’”这篇作文写得很个
人，显然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难怪引起评卷老师的激烈争论。
我惊讶地发现，这篇作文的作者竟然是阎阳生！
阎阳生是我工厂女友胡君的朋友。1975年左右，从胡君那里，我得到了阎的小说《柳江
》。那是手抄本，故事是“我”和一个名叫柳江的女孩子在广西柳江的恋爱故事。此前
，我从未读过任何间接或直接认识的人写的小说，特别是恋爱的小说。过去总觉得中国
文字美在唐宋，49年之后写的或容许我们读的，要么文字粗陋，要么风格剑拔弩张，但
阎的文字以及叙事风格再次让我感到现代中文之美。当时我在日记中写道：“虽然他们
的恋爱导致柳江受到处分，真羡慕他能写，如果和他组成文学社该多好！” 我的日记
写在一个蓝色缎面的本子里，本子是离开五七干校时，一个好友送的， 她在第一页上
写了革命的豪言壮语。
胡君自己也写东西，大概70年代后期，她在文学刊物上开始发表文章。后来从网络上得
知，胡君著有中篇集《心里有事》、长篇小说《恋曲》、《粉身碎骨》等。她的《后顾
之忧》曾获《十月》文学奖，北京市建国45周年文学奖。我很羡慕会写的人，自己也很
想写。1980年代初，在的大学的诗画会上，我尝试着写了几首狗屁不通的朦胧诗，现在
读了还脸红。1990年代末，我开始弄文字，才知道那是一件怎样累人伤心的事。无论怎
样，我一直觉得写字的种子是胡君和阎阳生埋下的。
1977年的分数线是“社会生“的录取线是260分，在校生是320分。资料统计显示，1977
年，全国共录取27.3万人，录取率为4%，我没考取。阎阳生的数学考了94分，理化87分
，但只被非重点的建工学院录取。据说考试前，他听说老三届高考只是陪衬，为了上学
才冒险地写了非宏大叙事的作文。虽然老三届不像传说中那样是陪衬考试，但考分再高
，也不被重点院校录取。我认识的陈君是文革前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1977年北京高考
分数的第三名，但只被北京市师范学院录取。
1978年春节，我母亲带我参加聚会。聚会时，大家都在谈高考。当着她同学的面，我母
亲要我再考。我对她说：“文革前，我只上到小学五年级。文革十年，我的上面有从小
学六年级到高中毕业生，七个年级的人，下面有1971年到1977年，六年的初高中毕业生
，他们都比我学的多，怎么就轮到我考上大学呢？”我当然想上大学，但对考上实在没
信心。在日记中，我写下“你不是为别人看法和意见而活着”，却依然顾虑如果考不上
，单位的人难免说三道四。我母亲在家里是绝对权威，不参加高考，我在家的日子也不
好过，于是决定硬着头皮试试。
鉴于高考的数学成绩最低，我将初中和高中的数学定为学习重点。我开始找教科书，但
很难找到。这时，我遇到了小光。小光的继父是舞蹈队的，他随母亲嫁过来。小光家四
兄弟中的一个是他继父的孩子。那孩子的母亲是舞蹈队的编导，很有才华。文革中，她
以一根丝巾自尽。小光从插队的地方回来复习，时间比我多，也比我灵活，因此我们约
定白天他用数学书，晚上我用。比起1977年，我们工厂报考的人数更多了。车间规定上
班时间不许复习功课，我私下准许组员干完活儿后可以复习，但作为班组长，自己却不
能那么做。偏偏磨工又是最后的一道工序，每次加工单下来，必是急活儿，我不仅不能
利用工作时间复习，还必须带头加班。
每天下班回家后，匆匆吃过晚饭，我就开始复习。在头脑最清醒的时候，我学数学。从
四则运算开始，然后是初等代数，几何和三角。我记忆好，很容易就记住数学公式，但
逻辑能力差，每遇证明题不知如何下手。所幸女友林君是文革前北京市101中学高三学
生。她不愧是最好的中学里的最好的学生，虽然十年没摸书本，解起数学难题依然思路
清晰，无论三角还是几何，她从未被难倒过。 我在日记中赞美林君：“因为她聪明而
无名利之心，她境遇好而无傲气，她冷静而不冷冰冰，有见识又善良，所以我爱她！“
我另一好友晨也参加高考，他父亲通晓史地，我常去他家复习请教，我母亲的同学黎阿
姨为我找了政治复习材料。我一直喜欢读书，复习史地只需整理大纲，重点记忆就行。
政治都是套话，完全不成问题（一笑）。我比较担心语文，感觉无从复习，而且特别不
喜欢命题作文。
在五个多月中，8小时工作之余，我每晚学到深夜，周日整天学习，我自学完成了初中
高中的数学课，复习了其他科目。 在日记里，我写道：“天才出于勤奋，聪明来源于
积累”。“上海市70届学生郑伟安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经过自学达到研究生水平。 每
天学习10小时太不容易了，我要在古汉语上下功夫，能考上大学当然好，如果考不上就
借大学教材自修，一定要摘掉文盲的帽子。”
翻开那时的日记，除了自我鼓励，更多是对自己的不满，高考复习却未占据很大篇幅。
在那个蓝缎面的本子里，我零零碎碎地记下同事的故事，对爱情的渴望，与母亲的矛盾
，甚至还有看话剧读期刊的体会。其中的一天，在看了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作品《雪原
谱》之后，我激情地写下：“当我第一次看到你，在我心灵中引起怎样的感觉。我突然
想起在小穗那儿看到的美国摄影杂志，那上面有你的孪生兄弟。你们都是月光照耀下的
雪原，所不同的是，那副照片里只有一些细小的冬草，对着月光欣赏着自己的风姿，而
你却是高大的松树，落叶的白桦。在他那里，有一道道风吹过的积雪痕迹，就像水面的
波纹，神秘地向外伸展，伸展 ….你虽然没有水波纹，但却是树影清晰，那独立的影，
那集体的影，那高大的影，细小的影，树根的影和树梢的影，山峦的和山脚下的，啊，
多么逼真。我听到了什么，静一点吧，窗外的知了，我听到圆润的号声，在雪原上回荡
，含着淡淡的忧愁。”读着这些幼稚真诚的文字，不禁感叹，年轻真好！那么紧张忙碌
，居然还有兴致留下了这许多闲笔。
1978年7月20日，高考开始。考试时间是：第一天上午7点半到9点半考政治，下午2点半
到4点半考历史，次日考数学和地理，最后一天考语文和外语。我被分到邮电学院考场
，从住家到考场单程骑车一个小时左右。那时的邮电学院，教室宛如中学。一个个小课
桌，翻开桌面放书和个人用品。找到教室坐下，我感觉挺紧张。不久，监考老师拿了试
题进来，开始宣布考场纪律，但我可以断定，几乎没有人想过作弊。等待发卷子时，我
紧张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拿到卷子，一开始答题就不感觉紧张了。考完之后，冒着酷
暑，我骑车一个小时回家。吃完午饭，稍事休息，再骑一个小时回来参加下午考试。为
什么回家吃饭？我想当时考场附近既无饭馆，也无休息之处吧。
第一天，我考得很顺利。次日考数学，数学卷子是文理一样，标明了文科考生只做前面
80分的题目。我提笔做下来，被其中一道三角证明题难住了。我先将能做出的都做了，
做完后，再看那道题还是解不出来。脑子一片混乱，交卷时间已经到了。骑车回家，我
一路都在想那道题。后来我拿着那道数学题问林君，林君看了说，“考试前几天，我还
给你讲过这道题呢？“（真郁闷）
到家后，母亲焦急地问我数学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不好。那天母亲特意做了红烧肉和
鸡蛋，我也无心吃。我对母亲说先去躺了一会儿，母亲坚持要我吃个鸡蛋，我没吃就躺
下了。也没睡着，昏昏沉沉地起来，心情很坏。我对母亲说：“不想再考了“。母亲一
听急了：“无论如何，你都要考完！”我听了母亲的话，骑车去考场。下午地理考得很
顺利。次日考语文，我在古文今译上花了不少时间，作文是将“速度问题是政治问题”
缩写。一看题目又是政治挂帅了，又是我最不擅长的，叹气。下午的外语考试不记分，
我因未学过外语，可以不考。
考完后，虽然每天还是照常上班，但心中多了期盼。感觉时间过得真慢，时不时会想如
果考不上怎么办？神不守舍地过了一个多月，分数线下来了。我考上了！我在当天的日
记上写道：“文科录取线是340分，理科是350分。高兴极了，我怎么也没料到考了360
分，但似乎少了一点，如果再多十分该多好。” “多么动荡的一个月啊，焦急，惶恐
，等待，灰心，惊喜，疲劳。体检，又是等待。真希望能上大学。…并非我是想投入竞
争场合，但我知道必须这样，因为我必须自立。我感到内心极度幸福，说的确切些，不
仅是幸福，而是一种得意。我，一个在别人眼中有某种看法的女孩子，终于通过自己的
努力站起来。还要感谢你，我的母亲。我真幸福，不敢相信，我进大学了！上帝啊！我
进大学了！！！”
为了庆祝和答谢，我到莫斯科餐厅请朋友吃饭，花掉了两个月的工资。激动之后，我母
亲开始担心我被外地的学校录取。那时人们对学文史心有余悸，我考的是文科，除却文
史，可报的专业不多。我报北大考古系为重点院校第一志愿，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
为非重点的第一志愿。为了能考上，我还报了几所外地院校。我母亲说：“好不容易调
了回来，你居然报外地学校？” 她急得带我去主管部门询问。我的数学得了75分，其
他科目都在七八十分，语文差一分及格。分数不够上重点院校，只能上北京市院校。
据统计，1978年报考人数为610万，最后录取40.3万（含后来降低分数线扩大招生的部
分）。被录取的很多人是在工作岗位上考大学。我的大学同学毛胜英当时在印刷厂工作
。他回忆：“我徒弟愿意顶替我工作，但我不能在车间里公开看书， 只能去公共厕所
复习。我们车间主任是女的，进不了男厕所，就在厕所外骂我。”我一直以为应届高中
毕业生的基础比我好很多，但他们回忆：“上小学就是写大字报，活学活用，学工学农
，背白灰沙子作土坯砖挖防空洞，学黄帅批林批孔，学张铁生交白卷，一个运动接一个
，和学习没关系。“一位大学同学还回忆上中学时在西单挖防空洞，不经意挖通了西单
百货商场的地下仓库。发现里面有很多糖果，学生们不仅大快朵颐，而且塞满了裤子口
袋。十年的教育荒废，即使如人大附中那样的好学校，1978年的录取比率都低得不可思
议不。当时的北京15中学，文科只有一人考取。第35中学的600个应届毕业生中，7-80
人考文科，只有两人被录取。对于很多“社会生”而言，改变现状和命运是参加高考的
最大动力，但应届高中毕业生又何尝不是？1978年高中毕业若考不取也面临着去农村插
队。
高考复习同伴中，我被北京经济学院录取。小光考上军医大学，去了上海。晨考上北京
工业学院。录取后，我和母亲一起看学校。看了后，我多少有些失望。它太小了，只有
一栋教学楼，与我想象中的大学差距比较大，经院校园之乏味有顺口溜为证：“进经院
，住红庙，念正经。”开学前，我被招去开会，被分配当班里的文艺委员。据同去开会
的同学回忆，当时召集会议的是系支书和本班辅导员。这两位给他的感觉是很像街道工
厂的党支书和团支书，吃政治饭的，他们开的玩笑比较粗俗，让人失望。当然，所有的
不满都被上大学的喜悦抵消了。上大学后，我戴着校徽走在街上，乘公共汽车，常常遇
到羡慕赞美的眼光。虽然有些小小的虚荣，但幸福和激动是不言而喻的。
我的录取几无悬念，但我大学班的同学却不尽然。同学毛胜英的母亲白虹是三十年代上
海的知名歌星。因江青不愿意人知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从影史，很多同代同行在文革中
都被关押。据毛胜英说，他母亲本分老实，除了会唱歌，说话都说不全乎，不知哪个人
屈打成招牵连了她，也被关押。毛胜英得知上了高考分数线，他母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还
未做结论，他一直担心因此而不被录取。上学一周后，才放下心来。另一位同学阮森平
因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政审未通过，他据理力争，开学一个月后，才来学校报到。
此类事并非孤例。出国后，我听说一个老知青。他是“老三届”初中生，1978年高考分
数是南方某省的几个顶尖考生之一，但他却未接到录取通知。他找到“省招办”，“省
招办”查了档案，道歉说“工作中的失误”，分配他去某个师专。后来他听说“不录取
”的真实原因是他的档案里有什么“材料”，而所谓“失误”不过是掩盖政治歧视的托
辞而已。其后十年，这档案中的“材料”如附骨之蛆，每当升学，分配工作就会发作。
他不得不告别故土，出走海外。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六二期（cm1506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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