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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552 | 1 2001年的旧闻了。那时北京高考用的是全国卷。自从2001年被状告后，从2002年起，北
京开始单独命题高考试卷，不再使用全国卷。避免了被外地考生状告的法律风险。
牛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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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女生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教育部，状告其侵犯公民受教育权。她
们的理由是：各地之间相差巨大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剥夺了她们上大学的机会。对高考制
度的质疑，在今年已经开始涉及到更深的层次。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山东青岛应届高中毕业生姜妍、栾倩、张天珠在律师的陪
同下，来到北京。２３日上午，她们的代理律师——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强、杨
培银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讼状，起诉教育部侵犯了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
三名女生状告教育部基于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残酷的事实：她们在今年的高考中失利
——已经与高校无缘。而她们不得不接受这种命运，不仅因为她们的考分，还因为她们
是山东的考生。
高考之后，各省市相继公布高考录取分数线，各地差距之大引人注目。其中，山东
省是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地区之一，重点线文科５８０分，理科６０７分；北京则是最低
的之一，重点线文科４５４分，理科４８８分。两者差距高达百余分。
提起诉讼的三名女生，高考成绩分别是：姜妍５２２分（理）、栾倩４５７分（文
）、张天珠５０６分（文）。同样的分数，如果是北京考生，升入高校的愿望可以轻松
实现。三人的“不幸”在于，她们没有生在北京。
女生张天珠对采访的记者说：“我们每个人都想生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我们现
在站出来，就是要做第一个吃螃蟹者，把呼唤教育公平的声音调到最大。”
谈起决定打这场官司的经过，代理律师李强说：“最初她们跟我们联系时，我们没
有太在意，但是后来谘询的考生、家长越来越多。我们开始认真对待。我们发现她们的
怀疑是有法律依据的。我们同时征求了她们父母的意见，他们都很支持。于是我们考虑
接这个官司。”
有法可依官司不好打
决定状告教育部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一家报纸以头版头条刊出，虽然篇幅不大，
但是第二天从早晨６点钟开始，李强的手机一直不停地响：“跟我们通话的大部分是家
长，有的家长甚至因为激动哭起来。坦率地说，我们当初接这个官司，也有借机宣传自
己的想法，但是现在我们体会更多的是责任。”
“要求打官司的不只这三个考生，跟我们联系的有四、五十名。我们打这场官司不
单纯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它其实是一起公益诉讼。”李强告诉记者他们是以法律援助
的形式打这场官司的，一切花费由当地的法律援助基金支付。
“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可以是法律、价值、政治、道德等各个层面，对于律师来说
，法律的判断是最主要的。”李强和他的同伴决定打这场官司的法律依据是，目前的高
考录取体制，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４６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
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９条第二款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
、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３６条第一
款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
李强认为，国家教育部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６日制定的《关于２００１年全国普通高
等院校教育招生计划》，根据不同地域范围对招生人数做了不同限定，使得不同地域的
考生被划分成了高低不同的等级，并在这种不同的等级划分中参加高考。教育部在该行
政行为中，等级之间分数标准差异巨大，从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考生的平
等受教育权。
律师李强对最高人民法院能否受理此案并无把握，因为“仅仅局限于法律，打不好
这个官司，还要和政府部门、司法部门沟通。”
事实上，递交诉状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２３日上午９时，在最高人民法院
门口，警卫弄清三位考生和两位律师的来意后，打电话请示，请示的结果是，让其去接
待室办理有关事宜。两名律师认为不合适，因为接待室是接待上访者的地方，他们是诉
讼不是上访。于是他们转而选择到附近一邮局用特快专递将诉讼状寄给高法。
“分区”折衷难煞公平
对高考录取公平性的质疑由来已久。
提出质疑的不仅是学生和家长，据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市政协副主席张
世诚曾起草过《高考招生的地区不平等现象应该改变》的提案。类似提案还有：全国政
协委员、华中理工大学郑楚光教援提交的《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必须平等》和全国政协委
员、湖南大学姚守拙教授提交的《高考招生应在全国范围内按分数高低统一录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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