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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359 | 1 洪先生被退的稿。
”【在把“文革”发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经历放在一起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所遭
遇的不正常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
辞，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放置在“被
批判”的位置上。】“。 那么和今天的砸洋货批汉奸从上到下拼了命地表忠心比较一
下难道不是很明显种子还在发芽生长吗。想想psu小刘的歌是不是很像造反派小将。不
过这事古今中外都有。 | e*****s
发帖数: 7359 | 2 1965年秋天到1966年上半年，我和学生一起，在北京近郊农村的朝阳区小红门参加“四
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我毕业留校任教已有四个多年头。6月1日
，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后，学校很快派进“工作队”，并要我们立即返回
，参加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踏入校门，看到到处贴满大字报，到处是骚动激
昂的人群：这很有点像我想象中的或从文学作品中看来的“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
月革命”）的样子。按当时的规定，我不再到学生的班里去，而返回教研室，教师集中
学习、开会。
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一个学生干部来到我的宿舍。敲开门后，站着
且神情严肃地通知，下午去参加他们的班会。我问会议的内容，他不肯坐下，也没有回
答径自离开。下午2点我来到32楼，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也有关于我的，还配有漫画
，好像是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说着什么——《凡卡》是我给他们上写作课时
分析过的文章。我来不及细看，推开他们通常开班会的房门，发现全班三十几位同学都
已挤在里面。所有的人都沉默着，屋里出奇的安静；都看着我，却没有人和我打招呼。
我看到床的上下层和过道都坐满了人，只有靠窗边空着个凳子：意识到这是我的座位。
便低着脑袋，匆匆走到窗边坐下。
这时，主持人宣布：“今天我们开班会，对洪子诚同志进行批判。”这突如其来的“批
判”，和突如其来的“同志”的称呼，顿时使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脑子陷于慌乱之中
。接着便听到“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的话。于是，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掏出笔记本，转身面向桌子作着记录。从批判发言中，我逐渐明白了
我的问题是什么。一是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阶级情调；另一是当
班主任犯了“阶级路线错误”，重用出身反动阶级家庭的学生。不错，团支部和班会干
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家庭，但“洪子诚没有真正依靠我们，思想深处是喜
欢那些少爷、小姐的”。发言有的尖锐激烈，有的语调措辞却有些迟疑；可能是前些天
还称我老师，现在当着我的面，不知怎样才能做到理直气壮直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墙
放的，这使我记录时可以不面对学生，情绪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已经有些平淡的会议，突然出现一个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铺
的学生揭露我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见
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我们最最盼
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他哽咽着，无法再说
下去。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叫“毛主席万
岁”的口号。我愣住了，但他说的确有其事。在写作课上（毕业后我一直给中文系和文
科各系上“写作课”），通常对一年级刚进校的学生，会出“初到北大”之类的作文题
，许多人便自然会写他们参加国庆游行的情景。在文章讲评时我好像说到，如果我们要
战胜平庸，就要注意和培养你的敏感，发现你的真实体验；拿游行这件事来说，每个人
的发现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从准备、出发，写到见到毛主席，到最后回
到学校；可以写出发之前，也可以写归来之后；你所认为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值得
写的……这个同学说的，应该是指这件事了。在这个“高潮”出现之后，批判会倒不知
如何再进行下去。于是，主持人宣布结束。屋子里又回复到开始前那种异样的安静。我
收起本子，在众人沉默的注视下，匆匆离开。
回到宿舍，从本子上一条一条地看着我的“错误”，越看越觉得伤心、委屈，甚且产生
怨恨的情绪。回想着我如何认真准备每一次课，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密密地写
着批语，如何对学生个别指出存在的问题……我忘记了当时的社会情势和社会心态，钻
牛角尖地想不通：真诚的劳动为何得不到承认，反而受到指责。很长一段时间，便陷于
“自艾自怜”的沮丧之中，并为这种情绪寻找合理的解释。但这件事很快就被“我们”
忘记。说“我们”，是因为不管学生还是我，都被引导并投入到对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
人物的关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在那几年，也已成为家常便饭。我和学生的关系，从
表面上看，很快也恢复到原先的状况。而且，好像是一种默契，关于那次批判会，我们
后来谁也没有再说过一个字。但是，对我来说，存在于心理上的隔阂、障碍，却没有完
全消除。
重新想起这件事，是到了1969年10月底的时候。那时，我和大多数教员，已被宣布到江
西鄱阳湖畔的“五七干校”劳动。临走前，有许多事要处理：书籍装箱存放；购置劳动
生活的用品；觉得很可能不会再返北京，便和谢冕、周先慎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有名
的古迹胜景摄影留念……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大学入学以来的十多本日记如何处理。不
论是带走，还是放在系里寄存下放教师物品的仓库，都觉得不妥当。倒不是里面有什么
“里通外国”之类的秘密，而是写给自己的文字，不愿意让别人读到。想来想去，终于
在走之前的一天，在19楼（中文、历史系的单身教员的住处）前面树丛间的空地上，一
页页撕开烧掉。烧时不免留恋地翻读，然后看着它们成为黑灰。在读到58、59年间的那
些部分时，我发现，原来那时我也充当过激烈的“批判者”的角色。
1958年，我已是二年级学生。“反右”运动结束不久，便是全国的“大跃进”。除了参
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参加除“四害” “大炼钢铁”，参加为创小麦亩产十万斤纪录深
翻土地的运动外，在学校便是“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北
大是著名学者荟萃的地方。我们进校之前，对文史哲“权威”的名字就耳熟能详。他们
大多在这个运动中受到“冲击”。记得，中文系的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骅、高
名凯，作家和文学史家吴组缃、林庚、游国恩、王瑶，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在
这期间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批判的是王瑶先生。
直到现在，我仍不清楚这个“任务”为什么交由我们班来承担。我清楚的是，无论作为
一个运动，还是具体批判对象和批判方式，都不只是学校的事，更不可能是我们这些很
少政治经验和阅历的青年学生所能决定。对王先生的著作，主要批判的是他的《中国新
文学史稿》——这是1949年以后最早出版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当
时，我们实际上还未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那是三年级的必修课），书中述及的许多文
学现象和作品，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但是，既然认定《史稿》是资产阶级性质，我们
这些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小人物”，就有资格藐视权威。于是分成几个小组，
分别就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 “党的领导” “研究方法”等若干专题，进行准备。
我被分在最后的小组。我们先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学习周扬总
结“反右”运动的文章，然后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些“武器”，来寻找《史稿》中的资
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当时，暑假已经开始，我在参加了几次讨论后，便回南方的
家乡。待到开学归来时，同学们已写出几篇批判长文，并已交到杂志社。不久，这些锋
芒毕露的长篇文章，便在下半年的文艺界权威刊物《文艺报》和《文学研究》上刊出。
其中最主要的一篇，题目是《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批判王瑶的〈中国新
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作”。是的，当
时我们班组织的文学社，便以“鲁迅”命名。我在日记中写道，看到这些成果的发表，
听着在校坚持战斗的同学对写作的情景的讲述，我感到很惭愧。在批判开始的时候，我
的好朋友给我写了这样一行字：“你闻到硝烟的气味了吗？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了吗
？”但我却临阵脱逃，这使我后悔，觉得这个缺憾，将难以弥补。
在批判文章发表后不久，王瑶先生的名字，便从《文艺报》编委的名单中消失了。我无
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时的内心活动，但我知道，他本来也是想顺应潮流的。在“反右
”刚开始时，他就发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对于“右派分子”的谴责。这篇文笔、结
构相当漂亮的短文，登在《文艺报》的头版头条。1958年初，他的评冯雪峰《论民主革
命的文艺运动》一书的长文，也刊在《文艺报》上。他批判冯雪峰的依据和逻辑，也就
是半年后我们批判他的依据和逻辑。但王先生没有能使自己免于“厄运”。
临近毕业，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我们自己，都觉得这几年中损失很多。许多该上的课
没有上，该读的书没有读。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例如，长幼尊卑
的界限、对待事情（学问也在内）的老实态度。在上五年级的时候，便集中补上一些必
修课。如古代和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采取讲座的形式，把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
，归纳为若干专题，由几位先生轮流讲授。王瑶先生讲头四讲，记得有五四文学革命、
鲁迅、曹禺等。他浓重的山西口音，我听起来很吃力，因此，每次总要先占好前排的座
位。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正式向他道歉，承认我们的幼稚和
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应该是在表示我们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
久前指责他的学生面前，没有丝毫的揶揄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细致地陈述他的观点
，讲到得意之处，便会情不自禁发出我们熟悉的笑声。他对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
白世上人事、情感的复杂性。课后，又耐心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这种不存芥蒂的心
胸，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
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应该走的路。
在把“文革”发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经历放在一起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所遭遇的
不正常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辞，
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放置在“被批判
”的位置上。这一对比又使我想到，对于生活中发生的挫折，我没有老师的从容、沉着
，我慌乱而不知所措。这不仅因为我还年轻，缺少生活经验，最主要的是心中几乎没有
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有力的支柱。更让我难堪的是，批判会上，我被学生所“质询”、所
批判的，竟是些什么“不让见毛主席” “阶级路线”之类的可笑的东西，是我那几年
发表在报刊上追赶政治风潮的“时文”。而我们50年代想要“拆除”的，则是王先生的
具有学科奠基性质的《史稿》，是他的也许更具价值的《中古文学史论》：这是让批判
者最终要回过头来请教的著作。在王瑶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
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的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
尊严，这是他在80年代留给我们的印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
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对于已走过一百年路程的北大，我们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
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在我看来，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
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
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
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
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印记那样。
（附记：应校方宣传部门之约，本文写于1998年北大100周年校庆前夕。但被退回而未
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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