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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55 | 1 前几篇文章中，着重分析了红朝政治的一些现象与特点。本篇则从社会层级与流动的角
度观察红朝。笔者个人感觉，这个角度倒是一个鲜有人提及，却风景甚佳之地。从这个
角度望去，可以滤去遮望眼的层层迷雾，直达问题的本质。
所谓社会三元论，是笔者不揣冒昧的自我命名。即：社会分为三个大群体，最上层的精
英群体，中层的管理群体（姑且这样命名吧，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和最下层的平
民群体。精英群体人数是最少的，往往都是只占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几，甚至在1%以下
，然而，他们有着最高的人均资源占有比率（但不是占有最高的资源总量）。他们在三
元结构中是举足轻重的，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顶层设计者。他们负责设计国家的
政治经济等各种制度，并且负责监控其运行；管理群体，是国家机器的主体部分。精英
群体绘制出了国家机器的蓝图，要按照蓝图搭建起统治架构，就必须依靠管理群体，让
其成员进入各个领域与地域，担任管理的职责。如果把精英群体比作树根，管理群体就
是由树根发展出来的树干与枝叶。那么下层的平民群体是什么？他们是土地。无论精英
群体，还是管理群体，都需要他们来提供营养。他们所提供的税收，就是维持国家机器
这颗大树生存的必要养分。这个理论，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社会，但符合古今大部分的
社会形态。
下面试举几个例子来验证一下理论的适用性。
在中国古代，精英群体就是皇帝及其家族，而管理群体，就是士大夫阶层，也就是读书
人。在西方是骑士，日本是武士，而平民群体，封建社会主体是农民，当然也包括城市
中的手工业者与商人。而现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稍微特别一些，精英群体是大资本家
，管理群体与平民群体趋向于融合，大部分人是中产阶层，最下层是贫民。而中产阶层
占全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越高，其社会形态也就越稳定。
从社会流动方面来看，中古时代，三大群体基本上泾渭分明，要想实现流动非常困难。
古代是家天下，无论管理群体，还是平民群体，要想进入精英群体，除了婚姻、收养等
个别途径之外，大概只有造反篡权一途。即使是平民群体要进入管理群体，也是非常困
难。这在分封制的社会里非常明显。倒是中国的制度，相比之下倒是人性化一些，平民
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来进入仕途，进入管理群体。到了现代民主社会，三大群体之间
至少实现了流动，尽管中产阶层要进入精英群体还是非常困难，但毕竟还是有不少案例。
下面，我们进入主题，着重分析一下红朝的三大群体。
红朝的精英群体，不用说，是红色勋贵家族，也就是不少人津津乐道的“赵家人”；管
理群体则是由中下层官僚、企业家、垄断国企员工、知识分子及各行业精英人士。在红
朝，他们基本上全部位于体制内，因此可以称为“体制内”；而下层平民群体，则涵盖
了社会的其他成员。至于三大群体人数比例及占有社会资源的比例，由于社会资源种类
庞杂繁复，难以精确地统计。相信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笔者在这里简单描述一下自己
的想法：“赵家人”应该不足总人口1%，占有的社会资源约20%-30%之间，“体制内”
约占15%左右，占有社会资源50-60%，而平民群体人数最多，占总人口的85%，占有的社
会资源却只有10-15%。数字来源于主观估计，或许不准确。但有两点是肯定的：第一，
”赵家人”人数最少，但其人均资源占有率最高；第二，”体制内”所占有的社会资源
总量最大。这两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普适性的。在所有三元结构社会中基本一致。然
而，就是这两个可以被广泛接受的结论，可以推理出一些关于当下中国社会核心性问题
的结论。
流动方面，由于个人将红朝定性为在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特殊的过渡性
社会形态，但封建保守性质多于其开明性质，因此，大体情况其实和封建社会差不多。
平民群体要进入“体制内”，相对来说是可行的。为什么不说容易或不容易呢？因为这
个问题因人而异。你说它容易，那么为什么大部分人还是处于平民群体之中呢？你说它
太难了，但很多人还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或钻营进入了”体制内”，其情形非常类似于科
举考试。能考上进士及以上的，毕竟只是少数，但学而优则仕，到底成了一条读书人出
人头地最主要的途径。以前有人总结说，想要城市户口，无外乎三条路：结婚、升学与
参军。事实上，进入体制内的途径也差不多，只是随着近些年社会的发展，或许还有新
的路径。至于有管理群体向精英群体流动，与封建社会一样，除了极少数通过婚姻、收
养以外，基本上是不可行的。这是因为精英群体的藩篱是通过血统传承而非个人能力及
对社会的贡献结成的。即便是“体制内”中的杰出之士，如胡锦涛、王岐山等人，也都
不可免俗地与红色家族通婚，这才是拿到了真正进入”赵家人”俱乐部的入场券。否则
，即便实力强勉强挤了进去，如郭伯雄徐才厚二将、周永康等人，也很容易被人清出来。
理解了它们之间的流动机制，就很容易看明白三大群体之间的博弈所造成的社会运动。
红朝建立至今，其运动方向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毛化，一种是资本主义化（也可以叫邓
化）。两个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在社会群体方面，毛化的实质是“赵家人”联合平民群
体打压”体制内”，如当年的反右、文革，重庆的唱红打黑、今日的反腐，其实都是针
对“体制内”。是“赵家人”忌惮“体制内”势力过于坐大而进行的“削藩”（余一直
将体制内看作是红色权贵统治的藩篱）行动。因为他们担心，体制内势力过分强大，会
危及他们的统治。比如：周永康、令计划的发难，就是被他们视作是体制内要夺权。另
外，民主派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实现宪政民主，这当然也是体制内要夺权的表现。只不
过打的旗号不一样而已（红朝最早的民主派，即六四运动之前的那批人物，大部分都是
体制内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样的行动，是红朝社会层级的矮化，即降低“体制内”的
社会及经济地位，是一种社会层级收缩现象。
相反的，资本主义化则是社会层级扩张运动。这是“体制内”所喜闻乐见的。因为其实
质是一种对体制内人士能力“价格发现”的过程。只有通过“邓化”，“体制内”才可
能身价陡涨，才可能获得超过平民群体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对于他们而言，这
条途径是“有且只有”，所以，“体制内”既得利益者对于“二次文革”等“毛化”呼
声不仅不感冒，相反还颇为厌恶和恐惧。红朝立国六十多年，“邓化”时期至今算来有
将近四十年了，由于89之后邓小平将政权合法性重心主要放在经济上，即以经济维系笼
络弥补信仰的缺失。这样的策略的直接后果就是吸纳大批平民中的杰出人士进入“体制
内”。比如：大学连年扩招，毕业生数量激增，可又废除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政策，
如果任由其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又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应对之道就是国企及公务员扩
张，每年分配就业指标。国企要达到招聘多少人才能得到一些财政倾斜或奖励。其情形
与北宋时代一闹饥荒，军队就征发饥民一样，结果就是造成了“体制内”的迅速膨胀。
这些人在”体制内“的待遇远高于平民群体。所以，他们面对自己出身的平民群体之时
，倒是自觉维护”赵家人”，成为“精赵”（精神上的赵家人）。这样，就变成了“赵
家人”与“体制内”联合，共同压制平民群体。而前面讲过，两者占有了社会绝大部分
的资源，所以，造成平民群体单独反抗根本不可能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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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55 | 2 然而，笔者说过，“赵家人”对于“体制内”并不是完全放心的。对其只是利用而已，
同时还时刻保持警惕，防止其势力坐大，形成太阿倒持的局面。我们常说红朝实行愚民
统治政策。其实，他们不仅进行愚民教育，同时也进行愚官教育。所谓愚官教育，主要
就是针对体制内的。其典型的言论有：某红二代少将到罗马尼亚访问，看到共产党人的
骨灰被请出墓园。于是大发感慨：共产党人要是失了势，真会死无葬身之地！其言外之
意就是告诫“体制内”，你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跟着我们走到黑，别想反水。我们若是
垮台了，你们也会一个个受到清算，不得好死！可见，愚民政策多以欺骗愚弄，扰乱思
维为主；而愚官政策多以恫吓震慑为主。因为“体制内”往往较平民见多识广，单纯靠
欺骗是糊弄不了的，必须给以有力的威胁。这也就是“赵家人”为何要时常吹响左的号
角，作势要搞文革回潮，不仅是要安抚平民，也是要威吓“体制内”，迫使其收敛就范
。所以“赵家人”在左右之争中扮演的角色——一个不停挑唆，唯恐天下安宁的麻烦制
造者。但在双方即将过火之际，又会出来泼水降温，以免火大烧身。完完全全的两面派
手法。
除了要防范“体制内”坐大夺权和天生的不信任以外，另外一个导致“赵家人”近几年
开始打压“体制内”的原因是经济。我们应该澄清的一个误区是：当前的中国经济的下
滑局面，并不是源自于全球经济整体萧条，而是红朝自身特殊的经济结构所致。简单地
说，就是日益放缓的经济增长的总量与迅速扩张的体制维持成本之间的矛盾。与西方民
主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民主国家的中产阶层是一个可以实现自我供养的机制。私有制
经济一切都以利益为链条，私营企业雇佣员工，创造效益，双方是利益共同体。红朝规
模最大的是国有制经济，体量巨大，员工众多，但效益却十分低下。其经济效益对整体
经济的贡献率不过20-30%，何况还有根本不参与生产的冗余庞大的政府和各类事业机关
及团体。这就注定，“体制内”不可能自给自足，而是要依靠“赵家人”手中的权力，
来压榨来自平民群体的私营和个体经济。而“体制内”本身又是一个快速增殖的有机体
。不仅有每年大专院校的数百万毕业生，还有各色通过裙带关系进入“体制内”的人物
(国企有点小权力的，拉上自己的儿女妻子，七大姑八大姨，朋友甚至小三，进入“体
制内”分这碗体制大锅饭)，造成其开支到了天文数字的级别。而目前的情况是：在长
期的压榨下，平民群体已经基本被榨干了。所提供的油水根本不足以支持“赵家人”与
“体制内”的分赃。所以，笔者也把“体制内”的成员称为食利者。这样一个头重脚轻
的体制，其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是必然维持不下去的。
而“赵家人”对于利益分配的优先顺序是：首先是“赵家人”自己，然后是“体制内”
，最后是平民。第一个可以被牺牲的是平民的利益，如果牺牲了平民还不够，那只能再
牺牲“体制内”食利者的利益来满足自己。这也就是中国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的提
法：习近平上台的反腐，是标志着中共由高成本统治模式（允许贪腐）向低成本统治模
式（对贪腐低容忍）的转变。然而，食利者可不是平民，他们把持着红朝政权的各个部
门，利益受到打压，势必要进行反弹。这就是为何这两年政坛一片混乱。最典型的例子
莫过于3月份的反习公开信事件。公开信本身何人所写并不清楚，其实也不重要，重要
的是：写这封信的人姓“体制”，他发出了“体制内”食利者们心中憋了许久的呼声。
至于其他的小事件，类似于媒体捣乱把“最高”错写成“最后”之类的，全都是可以归
于这个性质。
我们讨论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按照历史发展规律来讲，本应该把希望寄托于“体制内
”的力量，不仅因为他们所占有的资源总量最大，又深入原政权，在接收组建新政府方
面优势得天独厚，而且各国民主革命的脚本也都是这样。然而，”体制内”食利者的腐
朽与糜烂，我们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坦率地说，笔者在出国之前也是个”体制内”的
食利者。当时在北京的一家金融企业任职，单位内部夫妻档、兄弟姐妹档、父老子继的
情况全都有。我的同事还津津乐道于单位里的 “黄金组合”：老婆在银行，老公在区
政府。我开玩笑说：“那要把钱弄到自己家里去，那可容易多了，夫妻俩在床上就把事
情给办了。人言道：阴谋起于密室，这是腐败起于床笫。”其实笔者当时也和他们一样
，浑浑噩噩，毫无危机感。可见，“体制内”的确是温水煮青蛙，多么优秀的人才，进
入了这种污浊的环境，也会迅速地堕落。这一点笔者在前面《令计划现象：体制内食利
者面面观》一文中也有提及。体制内食利者性格懦弱、自私、本位，善于钻营，为了自
己的利益可踏人作梯，落井下石。虽有野心，却不敢于在政治上有所突破，但维护其自
身利益却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所以，期盼他们之中出现民主先锋是不可能的。只能期望
“体制内”食利者与“赵家人”联合的经济基础逐步受到蚕食，双方利尽而相害。为了
自身的利益而你死我活。那个时候中国才可能出现转型。从近两年的情势看，双方之间
原先紧密的联盟已经出现了裂痕，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双方的龃龉不时出现。然而，这
是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之前，红朝还是会维持溃而不崩的局面。
这也就是笔者对中国未来比较悲观的原因。何清涟女士所说的溃而不崩，沈大伟先生所
说的中共的残局，会是漫长的、暴力的、充满混乱的，目前预言中的这些方向，正一步
步变为现实。 |
l******7
发帖数: 155 | 3 很遗憾，mitbbs发不了图。画了个简图来说明三元之间的资源对比以及经济增长与维持
成本的关系。 |
s****e
发帖数: 7018 | 4 王岐山是姚依林的女婿
胡锦涛是与哪个赵家人联姻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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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55 | 5 蟹帝的老婆很神秘。有人说是眼镜帅的女儿，也有人说是刘亚楼的。总之，是蟹帝在清
华的同班同学。那个时代能上清华的，基本上不是高知子弟就是高干子弟。要不，老邓
怎么能那么信任让他做第四代？ |
T********g
发帖数: 4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