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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88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WaterWorld 讨论区 】
发信人: liushanhu (我代表党和人民处决你！), 信区: WaterWorld
标 题: 毛泽东翻译谈文革: 逻辑越来越荒唐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Nov 8 10:01:21 2011, 美东)
资中筠揭秘：文革高干很朴素坐飞机到上海打补丁
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
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与资中筠先生面对面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惭愧：与老人家相比，我们是多么的粗
鄙。
已经习惯了与世沉浮，习惯了身上的尘埃，习惯了在大是大非面前默默无语。因为
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它让人麻木，让人不愿再向往明天，不愿再提起灵魂
。
对于装睡的人，怎样的呐喊都是沉寂，对于不愿迈出的双脚，所有的道路都是禁区
。然而，一切真的只能放弃？
81岁了，资先生依然那样睿智与优雅，翻开刚刚出版的五卷本的《资中筠自选集》
，有如醍醐灌顶。不论岁月如何匆匆，不论世事如何纷纭，在这世界上，总有人不愿后
退，总有人在坚守着文明。这，是怎样的一种温暖？让我们坚信：再遥远的长路，也将
过去，再艰难的地峡，也将穿越，历史的大潮，终将奔流到海，一往无前。
所以等吧，我们等得起。
百年中国人的自强梦，百年的苦难与坚持，擎着启蒙这面旗，我们唯有顽强地走下
去，才能不愧对前贤，不愧对他们的奋斗、思索与牺牲。
于迷惘处，聆听资先生的教诲，堪称平生幸事，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100年后
的孩子们，必然会翻开今天的细节，他们会看到的，至少还有痛苦是真诚的，至少我们
没有沉沦。
迷信这样被破除
北京晨报：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段从独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过程，您当
年是如何觉醒的呢？
资中筠：这分三个阶段，我们当初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延续着“五四”精神，
东西方内容都有，当时并没觉得冲突，也没有西化不西化之说。解放后，随着一次次被
改造，加之“二战”后，欧洲知识分子集体向“左”转，让人们相信这代表了未来，是
全人类的潮流。这本身并无大错。只是这种理想为掌权者所歪曲利用，实施包括思想领
域的全面专政，加之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和弱点导致自我迷失，产生了迷信，所谓
迷信，就是强迫加自愿，上交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一切靠别人的脑子来判断。有人觉悟
早一点，“文革”前期就明白了，有人晚一点，改革开放后才转过弯来。至于我个人，
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当时正在“批林批孔”，逻辑越来越荒唐，于是想到领导
人年纪大了，糊涂了，这就打开了一扇窗：过去遇到想不通的问题，认为领导总是对的
，便努力说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错之后，便可以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这扇窗一
打开，就不再能关上，从此心中逐渐亮堂，也就是自我启蒙。
为什么集体缄默
北京晨报：那一代知识分子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为什么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呢
？
资中筠：有害怕的因素，但也有主动接受的因素。特别是开始，拥抱一个新时代的
到来，觉得自己也应该改变旧思想、旧观念。当时没有用“启蒙”这个词，但是似乎也
是在接受一种新的“主义”的启蒙。没有想到实际上陷入了蒙昧。后来，一次次的运动
，渐渐挤压着空间。这些运动不是一直都在搞，而是紧几天松几天，松的时候好过一点
，这样一拨一拨，人们不断在自我检讨中，就像温水煮青蛙那样，刚开始并不剧烈，自
我批评一下就能过关，到后来越来越难，“反右”时幸亏我在国外，回来一看吓一跳，
因为那些想法我也有，如果在国内，可能就成右派了。几次运动下来，心里甚至都感觉
不到恐惧了，完全变成了一种自律，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全都牢牢地记住了。“文革
”时，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我内心很赞同，但不敢说，等判决结果下来后，真是很
害怕，幸亏当时没说出来，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文革”时最害怕，因为
谁都可以揪你出来，大家争取留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到后来，对于极左也就接受了。
我们这样改造自己
北京晨报：所以大家都去了“五七干校”？
资中筠：是的，当时提出的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而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
之间的差别，不是让农民变成知识分子，而是让知识分子变成农民。当时我最担心的是
自己养不活自己，真下去了，发现只要不怕脏不怕累，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对我来说，
不怕脏确实是一关，突破起来不容易。
北京晨报：当时没想过回来？
资中筠：真不想，因为觉得不可能回来。当时想的是赶快把脑袋中的知识忘掉，刚
开始干校在京郊，每两周能回一次家，后来“一号战备”下来，各单位自己去找地方，
我们集体迁到河南，在一个空出来的劳改农场办干校，整整两年，全家人都下去了。我
们非常努力认真，加上科学种田，所以我们麦子的亩产量比当地老乡要多一倍。
过去不应神话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认为，那个时代更平等，是这样吗？
资中筠：表面上看平等，因为大家都穷。实际上并不平等，首先身份上就不平等，
如果你出身不好，随时可能被处理，就算没受冲击，也要服服帖帖。第二，特权依然存
在，只是大家在乡下，远离权力中心，所以看不到上面的事。第三，那时干部和国营工
厂的工人有免费医疗，可农民没有，我们下去的人中有的学了针灸，老乡排队来看病，
称他为“神医”。那时各大医院的名医都被打下去劳动，让护士开药方，可首长有病，
哪怕是再小的病，也从来不找赤脚医生，他们会直接到“牛棚”中去找名医，其实他们
每个人的周围本来已配备了小医院。
北京晨报：可那时的人不是很朴素吗？
资中筠：大家确实很朴素，高级干部穿着也很朴素，衣服破了打补丁，有的还坐飞
机到上海找专门的裁缝打补丁。
不愿被介绍为首长翻译
北京晨报：很多媒体上说，您曾给毛主席做过口译，您似乎不愿意提这件事？
资中筠：我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的履历”，收在《士人风骨》中。媒体
还是喜欢这么提这个，说明我们诵颂圣文化的传统依然深厚。仿佛曾经为大人物服务过
你就如何如何，其实那就是正常工作而已，不是一种头衔。个人的水平不因服务对象改
变而改变，我翻译过巴尔扎克，媒体怎么就不说了？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无非
是大家崇敬，我也崇敬，他当时也没说什么特别难翻译的话，因为他不参加具体问题的
谈判。后来“文革”中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把首长翻译看作“身边人员”，我更
加要特别声明我从来不是。这次关于首发式的报道，有人告诉我网上有的报道干脆就把
我说成“毛泽东的翻译”，其他都不存在了。实在令我无可奈何，不知那记者是怎么想
的。
北京晨报：您和周总理接触更多，对他的印象如何？
资中筠：周有非凡的才能，记性非常好，脑子仿佛是一个资料库，见过的人他都记
得，所有服务员都能叫出名字，能记住她们的某个特点，他很周到，能让所有人都有亲
切感，他也愿意在这方面努力。此外他知识面很广，在各领域都能提出很专业很具体的
意见，他外交也很有才能，可惜当时咱们也没有现在这样大局面的外交。抗战时期他在
重庆为中共争取了很多知识分子。
主动挣脱尘网
北京晨报：您后来为何主动转向学术呢？
资中筠：在外交系统，最好的工作是所谓“一线”，即在“部里”和大使馆，其次
是我当时工作的“对外友协”之类，最差的是去学术部门，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安置在那
里。在“对外友协”，需按口径说话，事务性工作多，那时我快50岁，忽然就想独立了
，不想再事事听命。更何况，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国际问题资
料最丰富，我一辈子都是跟着图书馆走，当年上清华也是因为图书馆好。
北京晨报：对这个选择，陈乐民先生同意吗？
资中筠：听说我要去研究所，大家都很吃惊，部里说安排我去驻外使馆。陈乐民生
怕我答应，因为要去两个人得一块儿去，我们都特别不喜欢使馆的工作，闭塞且人事关
系复杂，还必须事事按口径说话。陈乐民更厌恶官场，他最喜欢抄写陶渊明的那句诗“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斯文就这样消逝
北京晨报：老一代学人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他们的风骨与操守，为什么后一代学人就
没能传承下来呢？
资中筠：我们大学毕业时，因为历史相对简单，可以到外事一线工作，逐步替代那
些解放前就业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只是暂时被信任。领导说现在还用你们，是因为工农
子弟还没成长起来，如果不加紧改造自己，等“我们自己的子弟”进来时，你们就要被
淘汰。文革前夕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出身大多符合“红五类”标准。我们已经下乡了，我
和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更多接触，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命运参差不齐，有的是造
反派骨干，有的也被打倒，不得不上山下乡，甚至进监狱。其中高干子弟的命运和他们
父母的命运息息相关，有些人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尝到了民间的疾苦，也就想通了：
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晨报：今天读书人的修养确实有很大的滑坡。
资中筠：修养需要几代人慢慢熏陶出来，今天启蒙说得太多了，甚至成了贬义词，
这也没办法，启蒙关键是要回到生活层面上来。我在小学时有公民教育课，一开始就教
孩子们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讲礼貌，就是基本的公德。到高年级有少数服从多数等
民主原则，一个人讲公德，是从小训练出来的。日寇占领时期，我们学校公民课没有了
，改成“修身”课，学四书五经，讲忠孝节义，这是件有趣的事。从历史上看，异族统
治者往往尊孔，这是为了他们统治的需要。
权力与道德的博弈
北京晨报：我们从小老师也教导要“五讲四美三热爱”，可为什么没起到良好的效
果呢？
资中筠：解放后，宣传个人道德，拔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要求一个人完全“无私
”，可宣教者自己也没做好榜样。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标准放在了第一位，
搞“阶级斗争为纲”，常识中的道德标准服从政治，一个人做了再多好事，只要在政治
上说了错话，那么什么也挽救不了他。相反，如果一个人政治正确，哪怕他男盗女娼，
也没人管他。许多劳模在“文革”中被打倒，是真正的模范，可后来说成是保守派、修
正主义，是“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结果一样挨整。总之，只要跟对人、站对队，
就可以无所不为。当年的乡绅，做了那么多慈善事业，反而成了他们的罪名，说明他们
虚伪、麻醉人民的斗志，好事干得越多，罪过也就越大，在这样的氛围中，道德环境自
然会受到伤害。“文革”结束后，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一切向钱看，又使我们的道德
基础进一步滑坡。
我们输出什么文化
北京晨报：在今天，输出文化成了热词，但在自身问题没解决好的前提下，这是否
会带来负面问题？
资中筠：有可能，输出文化可以，但不能输出腐败文化。在有些国家，确实有不少
中国企业家把国内的做法搬到了国外，贿赂当地官员，搞权钱结合，造成了不良影响。
上世纪70年代，美国也出现过类似如何处理与某些新独立国家做生意的问题，因为这些
国家政府控制的企业多，贿赂成风。美国面临要不要“入乡随俗”的问题。最终经国会
讨论，达成共识：如果听任这种行为泛滥，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商业伦理将崩溃，因
此制定了《海外反腐败法》，要求涉外公司每年做出书面承诺，不行贿，并接受调查。
这时与中国还没有关系。美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受《海外反腐败法》约束，但
是中国生意大，如果因为反腐败而在竞争中失利，损失太大。他们又经过讨论，还是坚
持反腐败法的原则，但稍有放松，比如为了催一个批件，请客吃饭不算是腐败，外企中
很多是中国本土员工，他们会想一些办法。总部虽然年年照例查，但对有些事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前几年有一家外国公司在中国行贿，被自己国家查出，金额达200万，可我
们只承认2万，也许是双方标准不同，也许是我们不愿深究。凡此种种。我们输出什么
文化呢？抬出孔夫子来救不了我们。
不要讳疾忌医
北京晨报：面对这样的情况，启蒙是不是解决之道？
资中筠：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启蒙也白搭。许多人比喻这种心态是“皇
帝的新衣”，我认为这个比喻不太准确，我看更像是一个长了疮疤的人，穿了件华美的
衣服，他以为这就可以掩盖问题，可对于医生来说，一眼就能看出他有病，可谁说他有
病，他就搞掉谁，越是胃痛，越不让人提“胃”痛，其实医生说出来，不是为了出他丑
，而是告诉他：赶快去医院吧。但他不愿意听。
北京晨报：今天不少年轻人都有困惑，我们该何去何从？
资中筠：不要问“我们”该怎么办，要问“我”该怎么办，这可能更实际一些，每
个人都有底线，在任何环境中，一个人凭着诚实的劳动，总可以生活下去，不一定非要
走邪门歪道不可。不过需要有一定的理念和韧性。就看每个人的修养了。
北京晨报：可坚守底线，并不那么容易。
资中筠：坚持底线，不同流合污，确实不容易，因为环境的诱惑相当大，所以我总
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奶粉厂工作，你又明知老板在往里面加三聚氰胺，你如
何办呢？假如你的房子要还贷，需要这份工作，如果你拒绝就会失业（至少是暂时）；
如果举报，风险更大；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是帮凶，如何面对那些受害的娃娃？你会如
何呢？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走过去了，就是海阔天空。每个人守住底线，社会才会
好。不一定要做英雄，因为每个人才能、机遇不一样。
启蒙应润物细无声
北京晨报：今天的网上，一些网友戾气很重，这该怎么办？
资中筠：这个问题我说不出来，戾气很可怕，但只有充分意识到的人，才可能去改
变，这本身就是启蒙的一部分，即回归理性思考，而非情绪宣泄。
北京晨报：换言之，解决这个问题，依然需要启蒙运动？
资中筠：启蒙就可以了，不要运动，启蒙是照亮自己的心灵，它是润物细无声的。
一个社会的戾气，可能更取决于执政者，而非普通老百姓，所谓戾气，大多是在出现不
平时，而又没有正常宣泄和解决的渠道才会集聚起来，对此应认真思考。在社会转型期
，大家都希望平稳过渡而不要暴力动荡，但是纵观历史，走哪条路的决定性因素在上，
而不在下。老百姓都希望安居乐业。“民反”都是官逼出来的。
北京晨报：先生一直在为启蒙而奔走呼号，是不是您这一代人对此更有紧张感？
资中筠：80多岁的人中，关心时事的也不太多，你看那些在公园跳舞唱歌的老人，
他们绝大多数并不大关心，只有做过一些事的人才会关心这些。当然，80多岁的人更敢
说话，因为负担少一点，得失少一点，这是客观环境决定的，经历了这么多事，自以为
看透了。其实，今天年轻人也有看得很清楚的，总之，童言无忌，老言也无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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