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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50056
白阳
早在1982年我就知道李辅的大名，那时他任中共平遥县委书记。由于李辅同志衷心拥护
并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刀阔斧实行改革开放
，进而使平遥面貌迅速改观，工作成绩相当突出。1983年秋我调到晋中地委办公室工作
，几位地委领导同志都说：李辅同志德才兼备，有能力，有魄力，是出色的政治家，当
个省委书记也是一流的。我初识李辅，是在1983年秋随地委领导同志到平遥宣布班子，
他仍任县委书记。那次听了他的一番即席讲话，思想解放，思路清晰，谈吐不凡，出语
惊人，改革开放意识强，讲话语气刚劲有力，凭我多年对县委书记的观察和直觉，我断
定此人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难得的帅才，难得的中华英才。从而也印证了许多熟悉他
的人对他的高度评价。
后来我才知道，李辅同志1962年入党，1964年大学毕业，曾被选拔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推
荐考取山西省委党校，学习了四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渊博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理论
功底，同时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才能。省委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省委机关工作。文革中
又到阳曲县辛庄大队插队劳动锻炼，表现突出，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早在1971年，
他就为在“四清”运动中打成“走资派”的大队干部申冤平反。李辅任书记仅一年时间
，全村粮食总产由92万斤增加到150万斤，解决了农民长期饿肚子问题。因能力和政绩
突出，1971年被选为中国山西省委第三届候补委员，后调任山西省委调研室副主任、山
西省委农村政治部副部长等职，那时他才30出头。1973年12月，从省委机关下派出任中
共襄汾县委书记。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全力领导发展生产，任职三年，使襄汾小麦总产
增加1亿斤，粮棉贡献在全省名列前茅，被广大干部群众公认为襄汾历史上最优秀的县
委书记。然而，粉碎“四人帮”后，因山西清查扩大化，李辅同志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反
大寨的“四人帮”分子，关押批斗了16个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地委、县
委才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随后便出任中共平遥县委书记。在任期间，他带领全县
人民大胆改革创新，仅仅两年时间，全县小麦总产由1800多万斤增加到7000多万斤，棉
花总产由100多万斤增加到400多万斤，平遥由财政赤字县变为全省财政先进县。至今平
遥人依然这样评说李辅：他是我们共产党最好的党员，是平遥历史上最好的县委书记。
从山西省委机关到阳曲县挂职劳动锻炼，从阳曲县回到省委机关任职，然后从襄汾县委
书记到平遥县委书记（这两个县都是山西的大县，重要县份），李辅同志一贯坚持党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百姓之心为心，务实、清廉、为民，为人正派，作
风过硬，一心为公，不谋私利，敬业奉献，带头苦干实干，创造了众所公认的显著业绩
。对于李辅同志的德才与工作，当时的山西省委是给予充分肯定的。1981年5月，省委
第一书记霍士廉和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罗贵波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山西工作时曾经专门谈
了李辅同志的情况，当得知李辅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参与过造反，但后来很快觉悟
，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闪光点，工作都十分出色时，有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表示，像李辅这
样德才兼备的优秀年轻干部应该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提拔重用。政声人去后，公道在人
心。李辅同志被迫离开领导岗位20多年了，但是凡他工作过的地方，人们一提起他，无
不充满敬重和惋惜，并引发对某些打击陷害他的人的极大愤怒。
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一位
现代名人说过，“凡是有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压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
1983年，中央决定整党，纯洁党的组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在整党中，小平、陈云等
老同志特别提出要坚决清理“三种人”，即“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留在
党内。李辅同志从小受党的教育，对共产党、毛主席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听毛主席的
话，跟共产党走，也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征。作为一名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
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所谓走资派造反夺权，参加这场运动
是一个党员党性的体现，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是符合党章规定的，是再正常不过的
事情。虽然历史证明这场运动有严重错误，但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李辅同志与其他许多同志一样，也参加了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曾一度担任一
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但他绝对没有参与打砸抢，没有严重的帮派思想，更不是靠造反起
家的。不仅如此，文革中山西省委被夺权后，他还尽力保护了一批老干部，比如把被当
局打成“黑省委特务”的某领导办公室主任从监狱中营救出来。特别是1967年4月，康
生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左权将军的夫人刘志兰打成反革命分子，李辅仗义执言，力保
刘志兰，认为她是一位公道正派的好同志。为此，他不仅受到人格侮辱，而且遭到严重
的打击迫害，被游街示众，关押在地下室折磨三个月之久。李辅的职务完全是凭能力、
凭政绩，一步一步按正常程序提拔上来的。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山西在文化大革命中分
成两大派，一派是所谓学大寨派，代表人物是陈永贵；一派是所谓反大寨派，代表人物
是谢振华。其实李辅同志并不是反大寨的，只是对大寨和学大寨中的某些左的东西有看
法，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而在整党期间，正好是谢振华的对立面在山西主政，李辅同
志被看作是谢振华的得力干将。某些负责人不顾事实真相，偏听偏信，无中生有，捏造
事实，甚至策划作伪证，编造谎言，硬是把李辅这个老百姓公认的好干部打成“三种人
”，开除党籍。熟悉山西政治历史情况的正派人都认为，李辅这个难得的人才是山西派
性整党的最大受害者，把他打成“三种人”，是三中全会后山西最大的冤案之一。在我
看来,李辅同志个性突出,能力突出,政绩突出,但他也肯定不是完人，在全国极左盛行的
年代，他在工作中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是很正常的，并
且他也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是，把李辅定性为“三种人”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按照
党中央关于“三种人”的标准根本不能成立，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李辅同志对党的事业忠诚实干，为老百姓办过许多大事、好事、实事，对于这一点，山
西省委是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予以充分肯定的。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国家需要大
批知识分子和改革人才的时候，被开除党籍时李辅只有40多岁，他是对党和人民赤胆忠
心而被某些人错误地整倒的。当时我这个根本不懂诗的人有感而发，诌了四句话：“天
宇求贤揽才俊，李生资质更无伦。可怜新主弃旧主，丹心化作‘三种人’。”以此为他
悲叹和打抱不平。
我与李辅同志相识相知20多年，他是我的老领导，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有价值的人之一
，更是我终生敬重的良师益友。虽然被开除出党，但他始终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严格
要求自己，以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来观察和思考问题，他生活简朴，乐于助人，勤奋学习
，苦心探索，倾心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李辅同志多次对我说过：中国的问题核心
是政治民主化问题。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民主政治，腐败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贫富
两极分化问题也无法根本解决。身为一介平民，他却一如既往地忧党忧国忧民，衷心希
望我们的党和国家好，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许多基本政见，我与李辅同志是高度一
致的，并向他学到不少东西。
由李辅同志的大冤案，让我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本来是人民当家作主
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事实却是一个干部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的上级
领导手中，人民群众对干部的任免毫无发言权，这是根本违背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精神的
。无论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李辅同志都是佼佼者，都是群众公认的优秀县委书
记，优秀领导干部。如果让人民投票选举，我相信，他肯定可以高票当选更高级别的领
导人。但让某些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当政，却把这样一个优秀县委书记硬是整成“三种人
”，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李辅同志丹心化作“三种人”，固然山西派性整党是一个重
要原因，但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有问题，是以长官之心为心，而不
是以百姓之心为心；是任人唯派，而不是任人唯贤；是专制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为
此，我强烈建议山西省委真正对干部负责，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为准绳，为李辅同志
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时建议党中央彻底纠正清理“三种人”扩大化的错误；更重要
的是建议党中央领导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真正建设“以百姓之心为心”的现代民主制度
。惟有重新公正评价晚年毛泽东，实现政治民主化，才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李辅一类悲
剧的重演。
在国家刚刚颁布正式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一个政党中的邓小平，提
出所谓“三种人”，可以不通过任何法定程序，来刑罚成千上万的党内外一大批干部和
群众，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清查“三种人”运动一开始，还
只是党内整党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
1981年开始的清查“三种人”运动，就把一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非法地推向了全国。
1982年，中央[82]55号文件规定：“对‘三种人’要做结论，同本人见面，连同本人意
见一并归入本人档案。”后来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
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
什么是“三种人”？
按这两个文件的解释，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
人、打砸抢分子”。1983年底，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简报》中，“三种人”是指
：“造反起家，打砸抢分子和其它坏分子。”
1983年4月23日，中央向全国颁发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
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
文件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
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
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
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
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换句话说
，这些被“黑材料”记录在案的年轻人成了隐性的“黑五类”，起码丧失了“被选拔”
和“出国”两项重要的公民权。
从中央文件定义的“三种人”来看，除了“打砸抢分子”尚可能依法追究实实在在的刑
事责任外，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严重”都没有触
犯刑律：前者不符合起码的历史常识；后者以思想定罪，必然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而不具
有任何合法性。即便对“打砸抢分子”的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这里也有一个追诉的法
律“时效性”的界限。除了合法性之外，清查“三种人”的政治运动，还缺乏公平性和
公信力。如果是清查“打砸抢分子”，那么无论他们在“文革”中属于哪一个派别，无
论他们的现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应当一视同仁地清查处罚，“王子犯法与庶民
同罪”。实际上这一运动，只是针对曾经造过他们反的造反派群众而来。
在1966年北京的“红色恐怖”中，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可谓无
恶不作，血债累累。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央，要求清查已经
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人。不料，陈云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
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由此，这批高干子弟被包
庇了下来。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
不能叫‘三种人’。”（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
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
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会有公正可言吗？请看几个不争的事实。
例如：
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韦国清在“文革”中，直接指挥军队和
他操纵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屠杀了近20万群众。其中，既有反对他的“4.22”造反
派，又有从不卷入两派斗争的“黑五类”。“文革”后，数十万群众和受害者家属上书
中央，要求清查这一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因为韦国清和邓小平私交甚笃，非
但被包庇下来，还一路官至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
内蒙古原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是一手制造“内人党”罪魁祸首之一。
1968年在内蒙整莫须有的“新内人党”就有34.6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占75%），仅据中
央发的文件承认：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这一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中
，共打死16，222人，致残87，188人。但因为滕海清是在军内很有人脉的“老干部”，
暮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副司令级别上颐养天年。相反，内蒙古师院学生造反派东方红纵
队的头头之一的高树华，在当时仅是内蒙革委会党委，更曾经对这一冤案公开提出过异
议。但却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被逮捕入狱四年，作为滕海清等老干部罪行
的替罪羊。结果在查了四年都无法查出他任何“打砸抢”问题的情况下才于1983年7月5
日被迫以“不予起诉”的名义释放。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清查”标准，这场运动有
什么法律公正可言？
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借军委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犯
了严重错误，向中央作了检讨墨迹未干，又开始整人。自1970年4月起，掀起了声势浩
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许世友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
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
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一场全歼“5.16”的人民
战争。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3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13万人被打
成“5.16”分子，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江苏省两大派头头，文风来、
曾邦元，一个被整死，一个被整得死去活来。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
冤假错案。江苏省革委副主任、老红军吴大胜当了许世友的替罪羊。许世友暮年在南京
中山陵8号别墅颐养天年，一个共产党的高官死后睡棺材，运回河南还乡土葬。邓小平
特批：“下不为例。”
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在揭批查运动中，挨整人数达400多万人。对部队复员干部所
谓“倒许乱军”的，不问青红皂白就往死里整。对一派实行残酷镇压：有的被直接枪决
，洞头县原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枪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将其喉管割
断，可见铁瑛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马目学习班”学
员张小定，在杭州钢铁厂被另一派活活打死，塞在阴沟洞里；学员孔汉茂，在汽车制造
厂被另一派活活逼死。仅以台州地区为例，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11
人被逼死、23人被判刑、50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3200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临海县
被逼死的有20人、被判刑的有46人；黄岩县当时有20人被逼致死，38人判了刑，其中1
人被判死缓；仙居县被逼死22人，被判反革命罪38人；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4人
，判刑39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44人。
揭批查运动，由于邓小平：“二十年不议”的旨意，加上地方派性的干扰，使中央[82]
9号等文件最终变成废纸。难道邓小平的一句话就是法律？后来的执政者就把“两案”
作为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过去了，远远超过了“二十年不议”的时效，党中央总不该再回
避建国以来最大冤假错案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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