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D********r
发帖数: 3238 | 1 批判阅读
什么是“三种人”？
按这两个文件的解释，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
的人、打砸抢分子”。1983年底，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简报》中，“三种人”是
指：“造反起家，打砸抢分子和其它坏分子。”
1983年4月23日，中央向全国颁发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
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
文件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
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
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
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
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
换句话说，这些被“黑材料”记录在案的年轻人成了隐性的“黑五类”，起码丧失了“
被选拔”和“出国”两项重要的公民权。
从中央文件定义的“三种人”来看，除了“打砸抢分子”尚可能依法追究实实在在的刑
事责任外，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严重”都没有触
犯刑律：前者不符合起码的历史常识；后者以思想定罪，必然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而不具
有任何合法性。即便对“打砸抢分子”的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这里也有一个追诉的法
律“时效性”的界限。除了合法性之外，清查“三种人”的政治运动，还缺乏公平性和
公信力。如果是清查“打砸抢分子”，那么无论他们在“文革”中属于哪一个派别，无
论他们的现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应当一视同仁地清查处罚，“王子犯法与庶民
同罪”。实际上这一运动，只是针对曾经造过他们反的造反派群众而来。
在1966年北京的“红色恐怖”中，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可谓无
恶不作，血债累累。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央，要求清查已经
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人。不料，陈云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
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由此，这批高干子弟被包
庇了下来。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
不能叫‘三种人’。”（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
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
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会有公正可言吗？请看几个不争的事实。
例如：
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韦国清在“文革”中，直接指挥军队和他操
纵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屠杀了近20万群众。其中，既有反对他的“4.22”造反派，
又有从不卷入两派斗争的“黑五类”。“文革”后，数十万群众和受害者家属上书中央
，要求清查这一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因为韦国清和邓小平私交甚笃，非但被
包庇下来，还一路官至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
内蒙古原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是一手制造“内人党”罪魁祸首之一。
1968年在内蒙整莫须有的“新内人党”就有34.6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占75%），仅据中
央发的文件承认：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这一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中
，共打死16，222人，致残87，188人。但因为滕海清是在军内很有人脉的“老干部”，
暮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副司令级别上颐养天年。相反，内蒙古师院学生造反派东方红纵
队的头头之一的高树华，在当时仅是内蒙革委会党委，更曾经对这一冤案公开提出过异
议。但却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被逮捕入狱四年，作为滕海清等老干部罪行
的替罪羊。结果在查了四年都无法查出他任何“打砸抢”问题的情况下才于1983年7月5
日被迫以“不予起诉”的名义释放。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清查”标准，这场运动有
什么法律公正可言？
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借军委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
犯了严重错误，向中央作了检讨墨迹未干，又开始整人。自1970年4月起，掀起了声势
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许世友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
、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
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一场全歼“5.16”的人
民战争。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3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13万人被
打成“5.16”分子，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江苏省两大派头头，文风来
、曾邦元，一个被整死，一个被整得死去活来。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
起冤假错案。江苏省革委副主任、老红军吴大胜当了许世友的替罪羊。
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在揭批查运动中，挨整人数达400多万人。
对部队复员干部所谓“倒许乱军”的，不问青红皂白就往死里整。对一派实行残酷镇
压：有的被直接枪决，洞头县原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枪决时为防止他呼
喊口号，将其喉管割断，可见铁瑛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马目学习班”学员张小定，在杭州钢铁厂被另一派活活打死，塞在阴沟洞里；学员
孔汉茂，在汽车制造厂被另一派活活逼死。仅以台州地区为例，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
就有两人被枪毙、11人被逼死、23人被判刑、50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3200多名民办
教师被开除；临海县被逼死的有20人、被判刑的有46人；黄岩县当时有20人被逼致死，
38人判了刑，其中1人被判死缓；仙居县被逼死22人，被判反革命罪38人；玉环这个海
岛小县也被逼死4人，判刑39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44人。
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华地
区判反革命罪662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7
个“反革命罪”。金华地、县有190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4人被判处了死刑。就
在铁瑛眼皮底下的杭州市，一个不到2000人的杭州机床厂，就有3人被逼致死，1人被逼
疯，3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38人；另一家仅有300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3人中
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16人被无辜关入土牢。
与此同时，浙江大地立即掀起了一股全面砍杀先进典型人物的恶流：
毛主席亲自批示：“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
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
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期间镇压群众
一事提出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委副书记刘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
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298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开
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甚至
连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都不放过，使他蒙受了“不揭发”的莫须
有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择手段。
被周总理誉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桐庐县印渚公社南堡大队，被突发的特大洪水冲
毁，全村只剩下一棵苦楝树。罗马尼亚也因洪灾，提出要我国支持，周总理向他们介绍
我国浙江有一个南堡大队，以“泰山压顶不弯”的精神，自力更生战胜洪灾的事迹鼓励
他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大力表彰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与山洪作斗争中舍己为人，不惜牺牲自家十几条生命而一心为公的好支书李金荣。
在揭批查中被铁瑛等人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
为响应党中央“让哲学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的号召，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
扬的农民学哲学的带头人，江山县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
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
“现行反革命”，判刑五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全省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诚然，如果这些被处理的人真的是罪有应得，也无话可说。事实却不是这样。如能进行
一下调查研究就会发现，许多被处理的所谓“三种人”，都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现在
案中人和无辜受牵连的家属，一部分已经去世，但多数还健在，有的没有工作，没有任
何生活保障，在贫困交加中艰难地活着！
这种违犯人权、违犯宪法、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必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
成大量的冤假错案，是建国以来手段最残暴、迫害人最多、时间最长，可创世界之最！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