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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苏联解体二十年祭(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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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大资本只有两类:披着“国家”外衣的官僚垄断资本和披着“民营”外衣的权
贵垄断资本。不去解决大资本问题,却拿“小生产”开刀,这暴露了“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的基本立场。
期待:公众的思潮
不难看出,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其背后是权贵资本的诉求;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则是官僚资本的诉求。这两种诉求造成了主流学术界中声势最大的争鸣--“国退民进
”还是“国进民退”?
然而,争论中“民”与“国”的概念却从未被清晰地分析过。
私人大资本家以“民”的面貌出现,然而各种调查数据显示,逐利资金在国民中的分布
高度集中。近年来,金融界高度关注“私人银行业”的市场状况—即私人“可投资资产
”在国民中的分布状况。2009年,出现了两个市场调查分析报告--招商银行的《200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坐看风起云涌》)和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中国高端客户度身打造最佳价值定位》。报告显示:不超
过1 %的国民拥有了几乎全部可投资资产(见图二)。可见,笼统的“民”事实上已经
明显分化为两大类,一类腰缠万贯,靠财产性收入为生;一类两手空空,靠出卖劳动力
为生。至于主流理论家们大肆宣扬的“中产阶级”,无论在人口中的比重,还是占有资
产的份额,都微不足道。
图二a:2008年资产分布曲线
图二b:资产分布曲线的高端
(摘自《“财产性收入”—一个观察社会性质的视角》
科学时报 2010年1月12日A3版)
官僚资本以“国”的面貌出现,苏联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能力、有欲望“卖国”的
正是他们。至于广大的国民,对“国有资产”根本无权置喙,只能眼看着权贵们瓜分“
国有资产”。这样的“国”,与广大国民何干?倒是那些以“民”的面目出现的私人大
资本家,没有官僚集团对“国有资产”的处置,他们如何能在短短一二十年内聚敛上百
亿的资产?
于是在公众中涌现出了各种思潮,但主流学术界或者假装无视其存在,或者扣上“民粹
主义”的帽子。然而,这些思潮在网络上已经汹涌澎湃,并赢得了越来越多国民的同情
与共鸣。主流学术界还能当多长时间的鸵鸟?
这种现象表现出了两大阵营的疏离:一方是私人大资本群体和官僚群体,一方是社会公
众。这种疏离导致了“毛泽东思想”的回归。“毛泽东思想”是个敏感的话题,2009年
国庆游行队伍中,临时增加了“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竟引起了轩然大波。恐怕全世
界也没有哪个国家对自己的缔造者有如此尖锐对立的态度。
毛泽东在临终前回顾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赶走了日本人和蒋介石;一是搞了
文化大革命。前者就是建立人民共和国,后者则是治理国家。
当年的国民党政权,搞的其实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被共产党恰当地称为“官僚资本
主义”、“四大家族”。德国、日本和苏联模式对国民党的治国理念影响极大。其结果
是资源高度集中,广大国民贫困而愚昧。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武器,其实就是两个主张
:经济上“耕者有其田”,解决广大国民的生产资料问题;政治上“还政于民”,解决
官僚政治问题(见《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
社论)。这两条击中了国民党的命门,使其在国民中彻底孤立。
国民党覆亡的教训深深地印在毛泽东的心里。观察毛泽东的治国理念,有一个鲜明的特
征:始终将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国民放在首位,同时对社会上层的精英集团高度不信任
,无论他们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老精英,还是在“打江山、坐江山”过程中形成的新精
英。这在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就已经显出。在他治国的二十几年里,始终贯
穿着“消灭三大差别”、“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干部参加劳动”、“两参一
改三结合”等等主张。他反复要求医疗、教育、文化系统要面向工、农、兵。对“等级
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
,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深恶痛绝。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
立的阶级。”他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
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
命的对象 ”(《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他还特别担心干部子女,“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可是架子
很大,有许多优越感。”(毛泽东与王海蓉的谈话1964-1965),1952年6月14日 ,在
给周恩来的信中,他提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
,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选集》第六卷)
当年的人们,视毛泽东的这些理念为说教,因为当时的干部和干部子女放在今天,几乎
大多数都堪为楷模。而今,毛泽东的忧虑获得了全社会的共鸣。
毛泽东对苏联模式也保持着警惕,在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中,他写道: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
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
‘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
,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
“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
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抵抗。”(第276-277
页)
“既得利益集团”、“高薪阶层”,上层精英集团在毛泽东心目中就是这般形象。基于
对上层精英集团的高度不信任,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
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第275-276页)
在读到第341页时,他写到: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但“没有一个
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
等读到第742页时,他写道:
“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这个
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到了第743-744页,他写下了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判断:
“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总的趋势是这个革命必
不可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远远跳出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惯例,他心中的目标是消
除“统治-被统治”的社会结构,他看到了上层精英集团与底层社会公众的对抗性矛盾
。这是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根源。从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结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員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
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員会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
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
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員会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
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常设”的“权力机构”由“全面的选举”产生,其成员“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
撤换。”这其实就是马克思高度认可的“巴黎公社原则”,也是列宁在1917年反复强调
的原则。
客观评价毛泽东治国的是非得失,不是本文的主题,但毛泽东提出的,国家不能只由一
部分人管理,却是一个意义极为深远,但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
当年的列宁认为,仅靠“识字的工人”就可以管理国家,已被历史证明不现实。列宁曾
构想将几十名基层工人送进党中央,毛泽东则在实践中将一批工人、农民引进了中央委
员会,并将其中一些人放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但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文
化革命中,毛泽东指望发动群众,批判党内的“走资派”,却引发了大规模的派系斗争
甚至武斗,他寄以期望的“革命小将”们,在“当权派”的巧妙操作下,分化成了相互
对立的派别,毛泽东号召他们“大联合”,却无济于事,不得不以“军管”和“清理阶
级队伍”收场。结果官僚集团获得了更为稳定的地位,而当初的“革命青年”却成了“
幻灭的一代”。
许多左翼人士将这一结果归咎为某些人的“背叛”。如果这就是问题的症结,那人类历
史就取决于少数伟人的选择,我等芸芸众生就只能指望救世主。这种思维模式可追溯到
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犹太人的“弥赛亚预言”,佛教的“弥勒佛”信仰,—
—孤苦无助的人们无力认识世界,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只好期待救世主降临。
观察历史可以发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由全体国民共同治理社会
。哈耶克曾提出过“权力控制财富”还是“财富控制权力”的问题,我们能看到的所有
国家,无不处于这个“双稳态触发器”的某个稳态之中,更有一些国家在这两个状态间
来回跳跃。
可见对左翼学者而言,真正需要的是,深入研究并切实回答以下问题:
社会底层公众如何同时制衡“官僚”与“资本”两大势力?
一个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其社会经济系统应如何运行?如何保
证其运行的效率与稳定性、可持续性?
怎样从现实社会走向理想中的社会?
如果不能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左翼”就只有道义上的批判力量,而缺乏实践上
的建设力量,充其量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与旗帜,而“新朝代”最终只能落入“热
月党人”的手中,社会只能继续在哈耶克的双稳态触发器中震荡,直到自我毁灭。
(注:“热月党人”并非某个政党的成员,而是法国大革命后期反雅各宾派的各派人物
的暂时结合,他们的核心诉求是“秩序”,他们的共同理念是“一个有产者统治的国家
是有社会秩序的国家,一个无财产者统治的国家则是处于自然状态之中的”。-- 1795
年法国宪法草案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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