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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1 作者: 吴钩
北宋熙宁年间，天下各州正在雷厉风行地推行王安石的新法。这一日，主管河北路河防
水利的中央特派员（制置河北河防水利）程昉，获悉了一个消息——河北路几个县的老
百姓“相率诣阙诉”，即结成团要到汴京上访。原来，由于程昉在河北大兴水利，许多
农户的“庐舍坟墓”都被水淹没、毁坏了，还耽误了秋季庄稼的耕种。有二百余名农户
不肯忍气吞声，便决定进京告状。
程昉闻讯大惊，急忙将几个县的县令叫来：“你们是怎么做工作的？怎么让一群刁民跑
到京城上访去了？还不赶紧派人给堵回来！”各县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截访。截访人员
快马加鞭，在半路截住了上访团：“你们想上访是吧？带回去打一顿。”上访团谎称他
们并非去上访，而是想到京师的登闻鼓院送感谢信（谢表），程昉大人在河北修水利，
这是便民工程哇，我们农民都很感谢他。
截访人员一听，也信以为真，说道：“好事好事。要不，感谢信还是我们来帮你们写吧
，你们写的恐怕文理不通，送到朝廷会影响地方形象嘛，不如让我们写漂亮点。也不劳
乡亲们跑一趟，我们马快，叫两个吏人送到京师登闻鼓院就行了。”就这样，河北乡亲
的上访便很富戏剧性地流产了。京城的王安石看到登闻鼓院转达的感谢信，也很高兴，
以为程昉在河北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却不知道程昉原来搞了截访的把戏。
程昉的截访很及时，但他的行为无疑违背了宋朝的立法精神。宋王朝在京师设立登闻鼓
院、登闻检院，目的之一便是想建立一条快捷、通畅的“民告官”制度渠道，让受到冤
屈或权力侵害的老百姓，有机会直诉于朝廷，获得司法救济。这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有
点像直诉法院，凡有诉状，原则上都要直呈御前，再由皇帝委派官员审理，而不是退回
给地方政府处理。
按照鼓、检二院的受理程序，“诸人诉事先诣鼓院，如不受，诣检院，又不受，即判状
付之，许邀车驾，如不给判状，听诣御史台自陈。”意思是说，告状人先到登闻鼓院递
状，如果鼓院不受理，再到登闻检院递状。如果检院也不受理，必须出给书面意见（判
状）。告状人可以拿着判状拦驾告御状。如果检院不给判状呢？可以到御史台申诉。显
然，宋王朝希望通过周密的制度设计，给予民众一种复合式的直诉机会。
宋代直诉法院的设计有没有效果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宋哲宗绍圣年间，开
封府大户向氏想在自家祖坟附近修建一间慈云寺。这向氏原来是向太后的娘家，非寻常
家族。时任户部尚书的蔡京欲巴结皇亲，便圈了一大块地给向氏，要求“四邻田庐”赶
快拆迁，让给向氏修寺。被拆迁的人家不服，跑到开封府告状。开封府法官范正平（范
仲淹之孙）作出判决：“所拓（拆迁）皆民业，不可夺。”维护了被拆迁户的利益。但
被拆迁户还是不满意，“又挝鼓上诉”，告到登闻鼓院，最后蔡京“坐罚金二十斤”。
不过在北宋中前期，鼓院和检院对诉状的受理也有条件限制：“除官典犯赃、袄讹劫杀
，灼然抑屈，州县不治者方许诣登闻院。”即除非发生“官典犯赃、袄讹劫杀、灼然抑
屈”这类大事，否则，必须一级一级上诉，如果直接就跑到鼓院告状，那叫做“越诉”
，类似于今日所说的“越级上访”。鼓院通常是不会受理越诉的。
到了北宋后期，越诉的禁令逐渐松弛，南宋政府更是制订了“越诉法”，以一系列法令
“广开越诉之门”。越诉案的出现，多数情况下都与当地政府官员的不法行为有关——
如果官员守法，人民又何必越诉呢？人民之所以要越级上访，往往就是因为当地官员徇
私枉法、处理不公。因此，许多越诉案都属于“民告官”性质，被告人便是官员。
那么宋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越诉呢？
一、官员枉法滥权的时候。如审案时，若法官“辄紊常宪法，置杖不如法，决罚多过数
，伤肌肤，害钦恤政”，受害人可以越诉推勘官及行杖人。二、司法不公的时候。“民
间词诉，……苟情理大有屈抑，官司敢为容隐”，当事人可越诉。三、司法不合程序的
时候。宋朝要求诉讼结案后，法院必须给两造出具“断由”，“如元官司不肯出给断由
，许令人户径诣上司陈理”。四、官府侵占人民私产的时候。“官司占田不还，许越诉
”。五、官府横征暴敛的时候。征税时，“州县于数外妄有科折，……以加耗为名，大
秤斤两，如有违戾，许民越诉”。六、官府有乱收费的时候。宋廷曾“累降指挥约束州
县，不得因公事辄科罚百姓钱物。（违者）许人越诉”。七、官吏勒索商贾的时候。“
现任官员收买饮食服用之物，并随市值，各用现钱。不得于市价之外更立官价，违者，
许人户越诉”。八、发现官员贪污腐败的时候。“命官犯入己赃，许人越诉。其监司不
即按治者，重行黜责”。
也就是说，宋人如果遇到上述几种情况，可以直接到各级法院乃至京师的登闻鼓院控告
，地方官员是不允许截访的。宋朝当然也发生过截访之事，不过并不常见。
南宋的“越诉法”还对“告官”之民的权益提出保护，“人户于条许越诉，而被诉官司
辄以他故捃摭者，随其所诉轻重，以‘故入人罪’坐之”。禁止被民众控告的官府另立
名目、罗织罪名打击报复。古代诬告一般要“反坐”，即如果控告不实，告状人反坐其
罪，例如诬告他人杀人，诬告者要反坐以杀人罪。但在宋代，如果是民告官，那么即使
被发现是诬告，也不用坐罪。宋人说，“天下未闻有因诉吏而坐罪者，明知其带虚不坐
，明知其健讼亦不坐，盖诉吏犹诉贼失物，终无反坐也。”
历代王朝都立法禁止越诉，如《唐律疏议》规定，“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大
明律》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
五十。”对越级上诉的草民，不管有理无理，先打几十大板再说。唯独宋代“广开越诉
之门”，这一点确实非常难得。借鉴宋人的做法，设直诉法院，许民越诉，也不失为改
革信访制度的一个可参考的替代方案。
最后，我们还需要将程昉治水的结局交待清楚。程昉虽然截访成功，但纸毕竟包不住火
，宋朝体制内的监察系统发挥了作用，交相弹劾程昉。宋神宗这才得知河北数县民田被
水淹掉的事情，遂下诏减免那几个县的税收，以作补偿；程昉亦“放罪”。
2014年03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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