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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1 | 1 1931年11月10日夜，溥仪不顾陈宝琛的坚决反对，背着这位“忠心可嘉”的师傅潜赴东
北。长期以来作为溥仪最倚重的“智囊”，陈宝琛对此虽然气愤，却不愿抛弃君臣之义
而置溥仪于不顾。
1932年1月24日，陈宝琛以85岁高龄，在北方最严寒的季节动身离津，出关北上。当时
溥仪在旅顺，由郑孝胥和罗振玉随扈，正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板垣征四郎商谈伪满的“
建国”问题。婉容的汉文师傅曾寿(字苍虬)之弟陈曾植据陈宝琛自述，将其赴旅顺谒见
溥仪的经过载入日记(括号内文字系本文作者所加)：
弢老(陈宝琛)十八日(农历辛未年十二月十八即公历1932年1月25日)到连(大连)，暂憩
大和旅馆，约苏厂(郑孝胥)来见。苏老怪弢老未先电告，言仓卒赴旅(旅顺)，恐难入见
。欲先通一电话至旅。弢老辞之。言此来只尽己之心，若不得见，亦无可如何。遂行。
到行在，门卫日人闻弢老来颇表敬意，立为传达召见。是夜宿旅顺之大和旅馆。次日，
又入见。第三日，苏厂父子(郑孝胥之子为郑垂)来，言日欲在大和旅馆开会，旅客均不
能容留，催弢老行。弢老言本拟即行，已命几士(陈宝琛之子陈懋复)、午园(陈宝琛之
甥刘骧业)赴连换金票，俟其返即动身也。遂见上陛辞，上嘱至连后稍缓归津。返旅顺
，则苏厂父子不待几士、午园归，已代将行李上车矣。弢老至连，适与几士、午园错过
。及二人由旅复返连，乃知非日人开会，实板垣将到，恐弢老参预，故立促行也。逾日
，上派人召弢老复入见。知板垣见上，言拟建满蒙共和国，请上为总统。上未允。弢老
痛陈其不可，请上坚持。临辞言，臣风烛余年，恐未能再来;即来，亦恐未必能见。愿
上珍重。凄然而行。至连，苏厂来，神气不似前此之高兴。言此事是罗叔言(罗振玉)办
坏，将从此不管。弢老责灾之，言汝随上来，不离左右，此事岂罗一人之责!此时乃言
不管，何以对上?渠默然无辞。弢老遂归。
1932年2月4日陈宝琛返抵天津，这次短暂的旅大之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一个月后溥仪
允就伪满执政。
陈宝琛离开旅顺一个月以后，溥仪就以“暂任执政一年”为条件，当上了伪满洲国的“
元首”，到底还是钻进了日本人的圈套。起初溥仪还跃跃欲试，要“恢复祖宗疆土社稷
”，还在伪满执政府开张之际，拟设“府中令”为管理执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上谕
弢老任之”，陈宝琛却坚决不就。(陈曾寿、陈曾植：《局外局中人记》)陈宝琛固然反
对伪满，反对溥仪当“执政”，而且自己绝不参预伪满的政务和事务，但他还是不愿抛
弃君臣之义而置溥仪于不顾，并不拒绝为复辟清朝的“中兴事业”服务，继续为溥仪“
入主中原”的复辟事业奔走联络。
这一时期陈宝琛为溥仪服务的主要方式，是保持与在溥仪身边管事的伪满执政府秘书长
胡嗣瑗频繁通信，借以沟通两地信息，了解伪满政局的变化，而为大清朝的“中兴”，
定方略，资长策。(陈宝琛与胡嗣瑗这一时期的通信已由辽宁省档案馆编入《溥仪私藏
伪满秘档》，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文中引用陈宝琛致胡嗣瑗的书札，凡出自本书的，
不再一一注明)
由于不得不面对日本武力控制下的伪满洲国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陈宝琛这时所向往的
，首先是改变溥仪的政治处境，使之摆脱“政非己出，事由人断”的傀儡地位。
在1932年12月23日的信中，陈宝琛引述国际社会对伪满“极为轩豁呈露”的评论之后说
：“无人对此虚构之独立国加以承认，即日本亦无此要求，然则有举莫废，亦视此后之
能否勉副独立二字，以求为可承认已耳!”“有举莫废”实在是无可奈何，只有退而求
“勉副独立”了。在这种心境下，陈宝琛也不能不关注着伪满政局，遂在信中又问到关
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虚谷)和伪满总理郑孝胥(夜起)的情况：“虚谷受事后，旬必一见
，于建国规摸，有无裨赞?夜起所聘顾问，能否得人?实为系怀。”溥仪与武藤的定例会
见，郑孝胥和日本顾问的关系，这当然都涉及主权问题。
在1933年1月27日的信中，陈宝琛写道：“彼(指日本)果能赞成我之实现独立，使我可
洗傀儡之诟，彼亦世有统监之嫌，不亦餍人心而息众议乎?是在秉钧者之开诚晓辞也。
”在陈宝琛看来，“但视同蒙藏”，即得到如蒙藏地区的自治权，“已非我所甘受”，
还要争独立权。当然他也知道，“此则固非虚谷所能主”，须经日本政府决策。
溥仪出任伪满执政前与日方约定：一年为期，实行帝制。将届期满，陈宝琛乃在1933年
2月1日的信中提醒郑孝胥和胡嗣瑗说：“所急之者，一年之期已近，不能不予筹表示，
夜起有无计划，公意如何?”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争回几分自主之权。在2月16日的信
中陈宝琛更具体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希望日本对伪满起码能像英国对爱尔兰、加拿大
那样给予充分自治的权力。他写道：
约期瞬届，而西风忽转，邻(指日本)之势成骑虎，虽强支门面，旷日持久，终恐有图穷
匕见之日，则取实而舍名，如蒙藏之自治而内属，早闻青溪有此规划，为调解之地，英
之爱尔兰、加拿大即其例也。然亦必我真有独立之精神，自治之权力，始有以解于旁人
之指摘。
在1933年2月25日的信中，陈宝琛又从国际舆论和“国联”的态度为伪满争主权，他写
道：“亟宜勉求自治，成为独立，使人有可承认，邻为我即自为也。”他如此无奈地向
日本殖民者争主权，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哀。
在1933年3月20日的信中，陈宝琛建议溥仪与武藤信义商洽，明确要求彼方“隐为扶助
”，而不要“显为把持”，再利用可能出现的中日直接交涉的局面，奠定“自治”、“
独立”的基础。他写道：
隐为扶助与显为把持，固自有别。上于虚谷，尽可开诚布公，指陈利害，切实与商，所
谓中外共见共闻者，固不止于一时之得失也。观内田之就商于币原，其杌陧可想。彼若
强硬到底，则不独热河不值一鼓，即华北亦孰当其锋，难保不惹起世界大战争。彼若顾
虑及此，听从调解，则我实先受之。而考其实际，能自比于爱尔兰、加拿大乎?……诚
能乘此转枢，或尚有立脚之余地。否则与其取消于他日，不如此时磊磊落落之表示。不
知已与虚谷商之否?
这实际是让溥仪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摊牌，或者允许“自治”，或者干脆辞掉伪满执政
，然而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没有路。
陈宝琛还通过相识20多年的日本友人神田正雄向日本政界元老进言，“但语以作保护国
之元首，不如为退位之帝王”，这件事写在1933年4月2日的一封信中。在别的许多信中
，陈宝琛也一再表述过自己的这种观点，例如在1933年5月1日的信中他就表示过反对郑
孝胥“省心省事而不惜为太阿之倒持”的主张，这实际讲的还是“自治”、“独立”、
“主权”等问题。
对于伪满的某些政务，陈宝琛也有过评论，提过建议，但无一不是为了“争主权”。例
如当他听说伪满境内“每邑设一推事，皆用日人”时，便在信中追问此事，表示了不满
。又如1933年8月新任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到任之际，陈宝琛又寄望能趁机有所更张，
他写道：“新使已到，所见能逮所闻否?既表示不干涉宗旨，或不至尽食其言，所患我
自无人而授人以柄也。”又说：“主人果有知人安民之本领，使人见而诚服，旁落之权
，何患不可收回?学以广才，能忍而后有济，现惟静修以待时耳!”为此陈宝琛还陆续向
溥仪推荐了王聘三、秦晋元等一些人才，就是为了收回“旁落之权”。再如，溥仪登极
为“康德皇帝”以后，即传出将访问日本以示答谢的消息，陈宝琛担心因此而在世人面
前暴露傀儡的丑态，遂于1934年3月24日写信道：“风传秋后六飞(指溥仪)亦东，则断
断不可，难保无媚外徼幸者，甘言以荧听。所赖离明干断，不为所动，免授诸方以口实
，失众望而梗前途。区区过虑，故于公豫言之。”他虽未能阻挡溥仪访日之举，却也延
缓了这次出访的行期。再如，日本天皇的弟弟雍仁“访满”的消息传出后，陈宝琛也写
信建议：欢迎雍仁的礼遇不要过于隆重，“稍一不慎，即无以保持独立面目，并两国平
等之道”。再如，1934年7月陈宝琛听到溥仪将废掉“皇后”婉容的消息，立即写信表
示反对，他又担心有人乘机把倭女导入后宫以取代婉容，实行枕边监视。
为了改变溥仪的政治处境，最终实现复辟清朝的理想，按照陈宝琛的策略，一方面不得
不向日本“要独立”、“争主权”;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完全
依赖日本人的刺刀肯定是不行的。
陈宝琛积极鼓动溥仪联络吴佩孚、于学忠、韩复榘、石友三以及王怀庆的旧部等各路军
队，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入主中原”。他在1932年8月11日的信中写道：“此节亦
不能不资外力，但究以中人为主，必须划清界限，如果南下收京，则视僻处一隅受人保
护者，难易较然，尤宜豫策安全。”他在1933年2月16日的信中又写道：“都人之望翠
华，固不免于见卵求时，夜但有机可乘，亦不便禁遏。”流露了对溥仪“入主中原”的
渴望。
陈宝琛还希望利用张作相在东北军中的声望和影响，把张学良下野后留下的十万部众变
为溥仪的御林军。承德失守后，作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张作相便离开军职，又未受南
京政府任命的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从此寓居天津“租界”了。他不但与庆亲
王载振为儿女亲家，而且其旧属张景惠、熙洽等已出任伪满要职，似乎有条件接触他。
在1933年4月2日的信中，陈宝琛写道：
爰立(隐指张作相)自木兰归，即蛰伏意界新居，不见“留”(隐指张学良)面，亦不赴“
青”(隐指蒋介石)招，且不作答。东北军队，留此犹逾10万众，得其一呼必立应，“留
”既去，未可柔致也。但须由我出面，俾免顾忌。新京有所亲昵者，与通殷勤否?前伯
材到东，正为此，现尚觅人探其真意也。闻渠去岁，曾访道子，甚款洽。河北以税重饷
加，疾视党治，诚得此辈发难，当能先成一新局面，则难题渐近，既可免受制于一隅，
而后入于互相利用之正轨，公意谓何?
在1933年7月17日的信中，陈宝琛又提出了联络黄郛的策略，黄郛就是1924年11月间驱
逐溥仪出宫时摄政内阁的代总理，经手修改了优待清室的条件。为什么要找他呢?陈宝
琛写道：
黄在北方，为军阀所疾视，而何应钦亦与之不相容，困于孤立，欲去者屡矣。日方能多
方扶持之。查黄于长城血战之始，曾发表意见，抨击日本甚力，并非完全屈服于日者，
我方亟应乘此时势，设法与之联络，收为我用，彼在代阁时，尚有修改优待条件，其非
丧尽天良可知，庶不至终入迷路，听命于他人也。
虽然陈宝琛想出许多办法，招兵买马，希望给溥仪奠下实力的基础，但是，既然溥仪已
经钻进了日本人设下的绳套，就完全失去了号召力或影响力，不要说他已无法建立起军
事力量，即使办得到，日本人也绝对不会允许的。至于向日本人争“主权”要“独立”
也只能是画饼充饥。
陈宝琛对日本殖民统治和伪满傀儡政权怀有深深的戒心，但他还是以高龄之身不顾北方
的严寒两赴长春，以尽“君臣之道”。
从陈宝琛与溥仪的另一位师傅朱益藩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早在1932年7月中旬陈宝琛已
经动了北赴长春的念头(辽宁省档案馆编：《溥仪私藏伪满秘档》第128页，档案出版社
1990年版。朱益藩致胡嗣瑗的信写于1932年7月19日，原书编者所认定的时间有误)，他
8月22日致函胡嗣瑗：“鄙于月内，俗事粗了，尚拟秋后趋赴左右，以遂瞻就之微忱。
彼时政局更新，当有端倪矣。”这正是弢老北赴长春的初衷。在9月4日的信中他又写道
：“来教所谓宜左右之，免与趣旨相背，诚为要义。秋凉本思趋往瞻觐，为此又须入都
静察些时，亦须题旨准定，方可遵循。”可见陈氏北上不仅仅为“瞻觐”，他的心目中
还有政治文章可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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