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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1 季羡林六四事件投案自首始末 称“不想活了”
文章来源：史海钩沉／2014.5.8.
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78岁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两度前往天安门探望绝食学子。季羡
林门生、作家张曼菱在《季羡林──追念与思考》一文中披露：季羡林坐在三轮车上，
高扬“一级教授季羡林”白幅，学生蹬车前行。另外，他还与荣毅仁联手为广场学子滋
补身体。当局开枪镇压后，季羡林不改其道。任何会议不发言，一发言就是：“别问我
，问我就是爱国民主运动。”某日，季只身坐上出租车到海淀公安局去投案自首。他说
，“我是北大教授季羡林，我两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是受我指使。把我和他们关到
一起吧，我已经七十多岁，也不想活了。”公安局不知就里，打电话到北大。北大去人
把他硬接了回来。
每一位逝者的位置，由岁月和人格构成。人走了，历史的本质会渐显露出，世态炎凉左
右不了。季羡林是值得追思的。
像《浮生六记》
2007年7月，秋凉初透。我到301医院病房探望季羡林。他毫无龙钟之态，白衣凝神，端
坐案前。
送上一套我编撰的《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他讲了几句，说：“这事很有意义”。静
默片刻，我俩有一段对话：
季：“你有没有写《北大回忆》？”
我：“没有，只有零散的文字。”
季：“应该写，值得回忆。”
我：“千头万绪，怎么写？”
季：“像《浮生六记》那样写。”
我顿时有些白云深处的感觉。我和他都一时沉静了。季羡林并不像世俗想象的，总生活
在闹热红火之中；也不是总在思索和讲着格言式的话语。
有的老人羡慕季羡林入住301医院，得到最精确的护理救治。然而先生自从入院，已经
失去他最后的私人空间。
本来孤行于东方文化中的他，可以依托着北大校园之晨昏，寄寓于窗外荷塘；还有师生
来访之情趣，和他的猫儿；尚有着他生命最后提炼的内容。
他一直想回校园
但人们告诉我，由于在301医院无菌的病房里住久了，他一回北大就会发烧。校医院也
不敢负其责。于是只有长住301了。
他突然对我提及的《浮生六记》，那一部是贵在心灵之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
往事。
“浮生”，不只是说生命的短促，更是指这生命不系于任何庞然重物。生命处于自在自
为的状态。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却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像《浮生六记》那样写，就是洗净铅华，我行我素；回到人本，回到来处；赤子之心，
平民襟怀。
翌年夏天，远在西南的我收到挂号邮件。展开是一宣纸，季羡林墨迹、印章赫然：《北
大回忆》，是他为我的未竟之作题辞。
中国开放改革三十来年，风风雨雨，我有幸与北大结缘，聚而不散。散而又聚。知我者
，先生也。
此嘱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纪念邓广铭时的观点，这是“后死者”对先死者必
须完成的。
那天相见，季有一段话令我伤感。他说：“那年我去昆明，没有找到你。”
当时杨锐秘书在旁问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说：“（一九）五七年。”
我与杨不禁相视宛尔。那时候我还在童年。
敏锐清晰的他，开始对岁月模糊了。然牵念之情油然。
他让杨锐取纸，写给我一幅字：“为善最乐，能忍为安”，令我感到他晚年的无奈。“
忍”这个字，听起来不是那么舒畅。
写的是“赠曼菱”。几十年了，我的名字，先生从来不会写错，他心中有我。
今思《浮生六记》，表面写的都是趣闻逸事，其实也蕴含着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巨
大悲哀。
季去世后，我专程访问过原北大领导王学珍。他告诉我：季羡林从校园的一位默默学者
，成为中央领导关注的对像，一举推到社会顶峰，是北大应“上面”要求推荐的。
这就是那些“桂冠”的由来，这是中国政治的一贯的思路。
王老还告诉我：“北大从来没有给季羡林派过秘书”。因北大不会给一个退休的副校长
派秘书。当年马寅初退休后也没有秘书。
那次去301医院，因我眼疾，行动不便，由在京念书的小侄陪同前往。我与他谈过：看
一个大事件，一定要放到大时代里去看，而不是用小范围小原则可以解释的。将季奉为
圣贤楷模的社会现象，我认为是当局“维稳”的一个举措。而季羡林心知肚明，配合之。
小侄认同此见。他说：季见过中国的乱世，所以他也希望“维稳”。
我想，季羡林可以在青年一代身上得到理解了。
身后谤议
在季过世后，有两方面的评论令我关注。
一是来自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的指责。
余英时最不满意的原因是季羡林被大陆称为“大师”一说。
关于“季羡林是不是大师”，在大陆的知识界从来都不是值得讨论的话题。那只是大众
与媒体吸引眼球的勾当，不足为知识界认真说道。
当代中国，“大师”满天飞舞，定义早已混淆。
余先生有一段关于“大师”的评议与慨叹：“所以过去的‘大师’至少可以发挥中国学
术界对政府一种监督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正因为这种监督和批判力量，
才长久地获得学术界的尊敬。而学术界也因为有这样的‘大师’，也慢慢地得到一种应
有的地位。”
此值得思考。
大陆现在有没有如余英时说的那样风范的大师呢？
学界文界，体制已改，时有“遗风”犹存。而遗风能够演衍多久？要看今后的体制是否
有利于其养成。
但余英时的更多指责内容，则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他是连同任继愈先生一起抨击的。
此不敢苟同。
余说任继愈：“很早就陷入权力、势力范围之内了。很早就变成毛很喜欢的一个私人顾
问，常常让他去讲佛教。”
说季羡林：“温家宝胡锦涛等人，对他敬礼有加”。“但就是没有一种硬骨头，能够跟
政府相争，然后又是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就一切不顾了，说起话来毫无根据。”
余所说：“没有骨头”；“后来没写什么东西”；“歌功颂德”“民族主义”等等评论
，是不公正的；是与季羡林、任继愈的人品业绩之事实相违的。
余英时先生自己还是没有脱出那种以“国共”划线的偏见。他在访问大陆时拜访任继愈
，在国外是曾将任先生接到家中住，这是学者的方式。为何在别人逝世之后，又出来这
么“政治”的方式了呢？这不是“二重人格”吗？
有一位史学界的北大学友定居美国，他曾对我说：“那些海外的学者有什么资格来指责
国内学者？”这令我感动。
彼此的生存资源已经完全不同。国内学者所经历的曲折与辛酸，是难以对外人道的。而
国内学者所承负的责任，和那种“跌倒又爬起来”的弘毅精神，“虽九死而不悔”地推
动着中国大地的艰难前进，这种奉献与作用，则更是为海外人所难以取代的。
海外许多有识之士，并不都如余英时这样，持一种“站在干岸上”的态度，来对待国内
知识分子。
前些年李政道博士回来，在北戴河受到国家最高领导江泽民的接见。李博士当面进言：
希望最高层更加重视国内科学家，因为“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更大”。
近读刘再复先生写的《师友纪事》，他并不因易其地而变其情怀，而深情历数国内学界
前辈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虽飘泊流离，心系母土。
此种立场与态度，涉及到人格修养，对历史的理解与负责感，和对同类的敬重心。
说到国内昔日“运动”，我以为“反思”与“追究”是两回事。
这些年我在做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一事，也时常有人对我讲，某位老先生在某次“运动
”中如何，总之是不允许人犯过失，连天真的过失也不允许。
当我面对这些耄耋之年犹未敢忘忧国的老人，见他们忆起少年壮志时的兴奋与惆怅，对
眼前国情的焦虑，不由自问：他们还有何罪？
我刚入北大时，曾邂逅一位忠厚的清史专家许大龄。闲谈中，我提起在云南时曾遭受迫
害事。第二天他满面愧色地对我陪罪，说他“原来是‘梁效’”。仿佛是他要对中国大
地的这些苦难负责。我劝慰无效。许先生一直生活在沉痛中，终于早逝。
中国文界，罪莫大焉，莫过于当年“文化领袖”周扬了。可是他晚年的悲伤与自责，令
人悲悯。
鲁迅说，千年“吃人”，罪在礼教。而这数十年的“整人”，罪之根源又在何处呢？
古人有洞察之言：“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
今年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托翁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损害人的与被损害者，都可以得
到灵魂的“复活”。这是其他只是揭露罪恶的作家不可及的高度。
难道我们经历漫长黑夜的中国知识界就不允许自己的同仁“复活”吗？
如果没有一点托尔斯泰精神，恐怕很难打理我们这片受到重创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山河。
我们成天说“普世价值”，就是要爱人类，为什么连自己苦难的同仁也不爱呢？
近来我常思：经历改革开放后多年的努力、启蒙，那些开创局面的，惮精竭虑的前辈们
一个个地走了，而中国国情屡屡进而复退，文化垃圾弥漫。令我们这代人在“将退”之
际有一种挫败感。
季逝世后，我在京城听到一些小圈子里的评说。
大众认识的只是媒体上的季羡林。本以为小圈子里的人才真正切近季羡林的来龙去脉。
所以我很关注。
但令人失望的是，文人小圈子往往充满太多的相妒与相轻之情，少怜悯心。
一种说道，是拿季羡林与钱钟书先生相比较。
我读“大一”的时候，曾经写信给钱先生，谈《管锥篇》。此书一出，我们都在“热读
”。正当人们指责我“冒味”时，却意外地收到了钱先生的亲笔信。信中说“你已大悟
大彻”，并邀请我到三里河他的家中谈谈。
钱先生的学问名气太大了，令我不敢草率。面对他的过奖，我得拿出一篇有关《管锥篇
》的文章来，才敢上门。这样与钱先生失之交臂。
越到后来，越知道他那封给我的信之珍贵。我浪费了先生给我的这个机会，和为我打开
的这扇门。后来闻钱先生走的消息，我曾遥向上香。
季羡林与钱钟书在人生与人格的形成上面，有极大的不同和反差。季的起点、家学、家
境、以及成才过程，皆不能与钱先生相提并论。一个是贫寒人家，孤儿寄养，另一个是
名门望族，世家才子。
在中国也没有几个人能与钱先生的优越家境与才华相比拟。
这个起点和成长过程的巨大反差，也决定了季的眼界、魄力、和自由度，从学问到生活
，季羡林由于先天的单薄，容易被人利用驱使；远不如钱钟书的成熟，理智，谋略、善
于成就与保全自己。
文人学者之比，是为了增进学术，砥砺人品；岂能去比俗闹和排场？
我来京为季先生和任先生送行时，两度八宝山，景况各异，感触良多。
季羡林的告别仪式人潮汹涌，如赶庙会，几无肃穆。
任继愈的灵前告别那天，早晨大雨，人们神态黯然。来人都是学院、研究所、图书馆这
几个圈子的。规模得体。
就个人命运而言，季羡林比钱先生和任先生都要凄惨得多，应令人有免死狐悲之叹。
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各有抱负，也各有醒悟的机缘。他们各有千秋，各有完成自己的途径
。正如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都是这样。
相识
季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
我认识季，是在他没“走俏”，我也颇不合时宜的年月。
此去三十载，相识风雨中。
1980年，北大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主竞选运动。
现在是小学生都知道竞选了。可那时，“民主”的意识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怜，人们可以
忍受一个不认识的官方提名之人，却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为“候选人”。
作为当时第一个女竞选者，我受到强烈关注。加之我个性自由，平时口出狂言，爱唱爱
跳，剪了一个男孩子的“寸头”，为当时一些同学所不容，不是传统中的“代表”形象。
中文系78届，我的同班人以“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把我的恋爱和宿
舍夜话甚至上课早退等“劣迹”公诸于众；正在社科院读研的男友，也与我分手了。
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看了那些大字报，矛头一时都指向一个女生，担心我承受不住
压力发生意外。他曾叫人暗中跟着我夜行。
我被带到季的家中，受到他的抚慰。
看我大大咧咧的样子，“已摒忧患寻常事”，他就与我谈开了人生与学问。颇为融洽。
1981年初春之夜，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男排顽强拼搏，逆转制胜，冲出亚洲。
在北大学子的游行队伍中，我被推举了出来，站在一辆自行车的坐垫上作指挥。熊熊的
火把燃烧到我的衣服。在那天夜里，我们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
音。
那时的北大，是我们创造自己，创造历史的舞台。
北大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爆发的这一次民主竞选，涌现出来的人物后来各行道。而那
一次竞选中吸引社会各界的各类观点、思想、其丰富、激进、开放和全方位思索的内容
，直接影响和介入了中国后来的改革进程。
毕业离校时，季羡林将刚刚出版的一批书赠我，是印度史诗的译著。文字清明，有东方
素朴之风。记得有我喜爱的《莎恭达罗》。
1986年岁末，电影《青春祭》在美国举办“中国电影首届新片展”，作为原著和编剧，
我应邀访问好莱坞。
飞机起飞后，我突然收到季羡林派人送来的信。
原来，他担心我第一次到美国，万一钱不够花，或有难处，特意将我介绍给他的几位朋
友。
这封信是通过同机的中国民航的一位工程师，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送到我手上的。当
机上人们进入睡眠时，客舱的喇叭忽然呼唤我的名字。我和代表团的成员莫不惊讶。
回国后，与他相对，他却只字不提此事。
季羡林有着激越坦荡的情怀，但一生中轻易不露。
老秘书李玉洁说，季像老和尚似的，秉性活泼的我却能与他一坐几个时辰。而每知我到
京，先生都会兴奋地等待。
季非常细腻和敏锐，谈话直指人的一种精神需求。
他总是对我最狂妄的思想与作为给予明白的肯定。他和我共同思索着，此乃“忘年”也。
八六年我访美归来，正值海南特区初建，促成我心高气大，当时在岛上筹划一所国际性
的“职业大学”，面向中国沿海、港台地区和东南亚。
我对季羡林说：现实社会急需一批具有理想的务实型学子。中国文化也到了向外放射的
时机。季表示支持。一天，李玉洁打电话给我，说先生已经筹到六十万韩币，让我用发
票向北大东语系领取。
职业大学事，最终因申报未果而息。筹款岂敢动用？分文未取。
季羡林交人，肝胆相见。但这种君子一诺便许千金的方式，不适用于当今社会。其实季
在校园内也常发生钱财方面受骗之事，而他依然容忍姑息那些骗过他的人，不知是否系
佛教的影响。
后来，他的圈子变化了，而行事依然如此，不以把握控制，所以很多非夷所思的事情就
发生了。
有一次季羡林要我“代表他”去陪来访问北大的聂华苓女士。记得正是“琼瑶小说”风
靡大陆的时光，我曾请教聂的看法。她对我讲，有一次琼瑶在机场与她相遇，曾说，知
道自己的作品不及聂，可是为什么这样走红，自己也有点惭愧云云。
当时国内文化界有这种忧心：为什么大陆总是流行外头的二路货色？
还有一次韩素音来访。季羡林急着找我，要把我介绍给她。我正在新疆。未竟。
季羡林在最后的时光里曾说，他没有给我提供机会，感到遗憾。
人之相交，贵在相知。校园师生，北大传统，这数十年来一清如水的感情，正是他留下
给我的一笔财富。
护犊
1989年，我是在“五四”这一天到北大去的。原意是为校庆。
一进校门，就碰上中文系教授在畅春园给出发去天安门的学生践行。白幅黑墨的“风萧
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悬挂在南校门口。
我歇脚勺园，即去看望季羡林。
风满高楼时，学者们有的回避，有的闭门。而季羡林平日清静的住宅却门庭若市，学生
们来来往往。
北大是第一个为自己的学生向广场运送去简易床和被褥的，此后，其他大学效仿。
北大教师是第一批到达广场去看望自己的孩子的。当时绝食数日的孩子们躺倒在广场上
，发出微弱的欢呼。
季羡林是那些北大师长们中的一个。
季羡林去广场，与别人不同一格。
在一辆三轮车上放上椅子，他坐上去，学生蹬车前行。在车上高扬一条白幅，上书“一
级教授季羡林”。
两去天安门，季羡林张帜前往。
季没有因其老迈因其地位而退缩幕后。也许，他也要为自己五十多年来以及“牛棚”中
的屈辱讨一个公道；他和那些比他的孙子还要年幼的学生们站在了一起。
多年以后，当他站在胡适墓前的时候，他无愧于他的先师。
他那山东人的耿性，忧国忧民之心，和长期奉献给校园学子的慈爱情怀，在一个特殊残
酷的历史时刻，令他迸发出“冲冠一怒为青年”的惊人之举。
那天，我到季羡林家，他正要派人去找我。
他说，荣毅仁决定捐三百万为广场学子滋补身体。荣先生说，这些孩子都是国家英才，
现在长身体的时候绝食，对他们今后有很大的影响。要尽力让他们休养恢复。
季要我来负责此事。我以为，首先要清查出那些昏迷后由救护车拉走，复送回学校的学
生。
我在校园和宿舍了解情况，原来，学生们天真活泼，有的刚从医院被送回来，就跑去打
篮球。令人心疼。当务之急，要为他们准备营养食品，要监督他们休息。
父母不在孩子们身边，荣毅仁与季羡林联手，为父母护犊，为我斯民惜健儿。
枪声响后，我与先生隔海茫茫，音讯全断。
八九年之后，很长时间我都在海南岛。
后来我才知道，季羡林曾在国内国外寻找过我。一次他在美国听说与我名字相似之人，
就要人专门去落实。
在这段日子里，北大师长们继续着对学生的保护。
八九年的“风波”，在那时是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
季羡林不改其道。任何会议不发言，一发言就是：“别问我，问我就是爱国民主运动。”
他惦念着那些囹圄中的孩子，难以自安于书斋。
有一天季突然从校园失踪了。原来，他一个人走到校门口，坐上出租车，到海淀公安局
去自首投案去了。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季羡林，我两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是受我指使。把我和他们
关到一起吧，我已经七十多岁，也不想活了。”
公安局不知就里，打电话到北大。北大去人把他硬接了回来。
八九年“风波”，起始于一场学生们发动的以“反腐败”为主题的请愿活动，由于得不
到政府的接见，而发生“绝食”，这是一场无奈的诉求。后来所发生的诸多群众游行，
主要宗旨仍是“护犊”，为了保护广场上那些赤诚的孩子们。
护犊之情，原是牛马的本能，何况人乎？何况我传脉五千年的中华民族乎？何况我北大
教师乎？
待到1991年，我们又在他简洁的书桌前相见；真是人生如梦，恍若隔世。
听完我讲述自己后来的经历，他欣慰地说：“你没有出国，这就对了。你还下了海，这
就更对了。”
季羡林青年时代尝尽离国之悲，所以他一生深刻地明白和坚信，不能离开祖国。
风暴陡起，我没有去国，这令他无限欣慰，从此他对我倍加器重。
1992年我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取庄重文文学奖。先生知道后，当晚就一直盯着
电视，看晚间新闻，最后一个镜头才是我。他舒了一口气，说：“曼菱从此可以无碍了
”。
自从这次生死阔别，我与季羡林之间有了一种跨越沧桑的牵挂之情。看到先生如此孤直
，我由衷钦佩。那种孤零于历史之途的苍凉辛酸，不是走过来的人，是很难体味的。
再度相逢后，我开始每年给他寄些小东西，实而不华；大都是云南特产，从药材到小菜
。先生尤爱吃云南的鸡枞菌、火腿。
先生曾经喜悦道：“曼菱跟男孩子似的，还知道这个。”
暮年之人，每喝粥时尝到小菜，知道我惦念着他。
每至中秋前，我从云南寄上火腿月饼。一直到他逝世的当年，季晟告诉我，他已经不能
咀嚼。
我等待和害怕的，停止的一天，终于来了。
写“文革”
季羡林的声望达到极顶，应始于北大“百年校庆”。
1999年，我专程从云南赴北大。一进校门，迎面摆开的纪念品摊上，几无例外，皆是季
羡林题辞与签名。
虽然惊喜意外，却也暗自在思量：既为百年庆，而北大百年之名师，多如繁星，如此只
署一人，是否妥当？别人又会怎么看先生？此必伏下隐患。
而既到朗润园，还想敲门就进屋，却见李玉洁出来正告之：先生是推掉一家海外电视台
，才赢出时间见你的。你不要久坐，下面还有某家报纸。云云。
将久盼的兴致勃勃的叙晤，顿时强加上一点“朝圣”的味道。
从此，我要见到季羡林，不再是随意的事情，有了压力。每经过秘书的许可和限制时，
仿佛有点“被赏面子”似的。
那天他在一本笔记上为我题字：“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与曼菱共勉”。
见到先生诚待依然，想我来去一瞬，遥遥万里，也无须去计较秘书“故设门槛”之举了。
季后来门庭如市，三教九流，而学界人士渐寂然无踪。我明白，人家也受不了这种“自
设门槛”。就这样他的生态环境改变了。
在北大百年校庆的宏大舞台上，季羡林有壮观的表演，没有辜负观众与时机。在这个举
世注目的场所和时段，他推出了重要著作《牛棚杂忆》。
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忆文革，论视野和深度，不及巴金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
思痛录》。然而，他对人性的看透，对自己的看透，却力透纸背，令我敬服。
其中一个细节，他写自己在被工宣队监视，连上厕所都被跟着，他却坦陈，竟然为发现
地上的一枚硬币，没机会去拾而沮丧不已。
知耻近乎勇。还没有人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对自己的剖析达到季羡林这样真挚与痛心的
程度。令人想到鲁迅的《一件小事》。
季其实完全可以只写自己“如何在看大门的时候偷偷地进行翻译巨著的工作”，给自己
留下一个知识分子的“面子”。可是他不放过自己精神史上这最丢人的一笔。
他把文革的源头直接追思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鲁迅的鞭鞑相衔接；这或许是比政治
更加深刻的原因。
季羡林从一个孤儿自幼奋发，至清华深造，留德时期倍尝家国辛酸，他追随大师陈寅恪
、胡适等，从不放弃学业精进和人格修养。
可是那连战火与贫寒都不能改变的风骨，在“文革”中却有此颓唐的沦落。
季把文革称为“人类悲剧”。
他继承了鲁迅的那种自我剖析精神，通过对自己委靡精神状态的暴露，指出了国民性的
贫弱，是由于体制的精神剥夺。
《牛棚杂忆》说：“我们既不研究（指‘文革史’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
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
子上，反正说真话比说谎话强。”
季羡林疾呼“研究文革史”。这使他与巴金、韦君宜殊途同归，具为中华民族觉醒之良
知代表。
在国内对“文革”回忆停止出版的局势下，季羡林利用他的名人造势之高台，用北大百
年校庆的劲风，大声呐喊与疾呼：“建立文革史，研究文革”。在别人不能出“文革”
书的时候，季羡林《牛棚杂忆》以轰动式的效应大批推出。
古云“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季羡林此举居高而借风，可谓谋划已久的大举动。
对此他是有意为之，有志为之。绝非偶然。看他的书中讲到：现在国外人在研究文革，
而中国无。就已经证明他打破禁锢的明确意识和决心。
尊荣之际，他并没有迷失，而是立刻履行自己的反思，他说自己“是一个作家之外的票
友”。他是一个朴素行文的学者，的确并非文采飞扬之人。而这风格恰恰适合“文革回
忆”这一严肃沉痛的话题。
那些瞧不起季羡林的人，他们有如季羡林这样严肃地回忆过“文革”、剖析过自己吗？
反之，有的人虽身受其害，而写起“文革”来，避重就轻，风花雪月，淡如游戏，愚下
媚上，还自鸣得意。这是新的犯罪。
中国需要有担当的人。
人总得扛住一点什么，才对得起自己的一生，和校园、家国。
我带回家的《牛棚杂忆》，立即被父母亲轮流争读。
母亲说：她喜欢季的清淡文字，如同与朋友面谈。同为大学校园知识分子，她回味着浩
劫时代自己身同所感的遭遇。
父亲则沉思道：此为有胆识之文字，应该收藏。于是放在他为数不多的案头书中。
因为这本书的坦诚风格，父亲向我详细询问了季羡林的生活现状。时日正值中秋，我说
：季先生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月饼，每略加品尝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门前的湖前看荷花。
父亲郑重交代我：“以后每年中秋都要给他寄去，记住。”
通过《牛棚杂忆》，父亲已经把季羡林惦记心头，置若亲友。
次年来京，我直奔朗润园，向季先生哭诉父亲逝世的哀痛。他为我写下了：“曼菱无名
有品无位有尊”。这赠辞收入了我记述父亲的作品《中国布衣》一书中。
送书时，李玉洁说：“季老也是一个布衣”。
如今中秋之月，留下我独自守望。古人云“人生代代无穷已”。倘若没有了这些人间的
情节，那一轮满月之辉亦无意思。
望月，乃是望人生，望别离，望期冀。
本色
我所认识的季羡林，执着于记忆中的每一桩珍贵往事。他曾对我讲过鲁迅，讲过胡适，
讲过他的恩师陈寅恪。其神情谦恭无比，如师长犹在前。他说：他们都非常爱护年青人。
北大郝斌曾跟我讲过，他陪季老去台湾的事。
他说，当时邀请一来，季老马上就答应了。说明他心里有事，想去。到了台湾，季就提
出要去谒胡适墓。
那天，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
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是很少有的。郝斌
于是也鞠躬完毕。
后来郝斌跟我说：“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为他在我前头，我意思得等他行礼退
下，我再上前行礼。不料季老那么性急。他怕我不行礼。”
回来之后，季写了《站在胡适墓前》的文章。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终于宣泄。可
见，季是一个有心灵底线的人。大陆多少年来对胡适的谩骂，季只能沉默不语。但该守
望的东西，他没有丢掉。
季羡林是认真的人。学者的严谨个性体现于平素的处世中。
我在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时，提出要采访他。季先是拒绝，以为不合适。因为他本
人不是西南联大的，抗战时期他正留学德国。
我说，我采访他是因为这部片子需要谈当年陈寅恪。季才答应了。
他着重地给我讲了陈寅恪一家“三世爱国”的传统。他说：“爱国，也是遗传”。他们
是唯一的三代人进入《辞海》的世家。
我由此想到，自司马迁以来就以“世家”来命名的那些重要家族，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影
响是不可泯灭与取代的。当代将家族的传统几乎取谛，其实这才是成了真正的“一盘散
沙”。
采访时，也请他谈西南联大，他谈得非常审愼。自己的身份摆得很恰当。
他说，读书需要静，可西南联大在战争中，读书有成就，民主运动也有成就。值得研究。
我想，他大概是想说，一所学校能够容纳异端，所以学术也发展。至于战争只是外丰的
因素的。他在思索校园民主的今昔。
毕业离校后，二十多年的光阴，几乎每度来京都到朗润园去探访季羡林，话题无论巨细
。他的本色强烈地吸引着我。
我曾经专程请教过季：我能不能做西南联大这件事？
他凝视我片刻，说，“你行。你是北大学子，又是云南人，你做很合适。”
在那以后，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一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人。
他希望我做这样的人。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说
，“曼菱要能坐下来，必能成正果”。
关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季羡林的本分，本色。
由于校园反复动荡，季羡林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益。每天他黎明即起
，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
当他还在朗润园家中时，有时一天不断地来人，这样持续着，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
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凳”的时间。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
米寿”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羡林全集》。
季羡林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为主。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作
了交代。而后来人们瞎给他称号，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
再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符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符其实，他
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国学’这
概念搞清楚。”
在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在他半卧床时，我曾到他的卧室与他聊天。他对我说，“够本了”。还指着塌下的鞋说
，“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赶上了，我也陪他一起吃饭。小米粥，窝窝头，炒火腿肠，咸菜。他的午餐不过是别人
早点的份量。
这样的温馨时刻，从他离开朗润园的家后，再也不复有。
以后在301医院见面，谈话时旁边都有人，季羡林变得字斟句酌，极为简洁。人到晚年
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总是不会自在的。他的内心再没有了松驰、随意和悠然。
尤其令我骇然的是，在这位暮年学者身上，那种由清华的严谨和北大的清高所打造出来
的校园风格，竟荡然无存。
报上出现了一些题词，一些不清醒的不合乎身份的话。季羡林被一些有术无学的人包围
着。
有一次我从云南来，也被拒之门外了。李玉洁要我到路旁的“肯特鸡”去见面，递给我
一本季的书。其实这书以前已经给过我了。
我不以为是他不想见我。我有一种季羡林被“绑架”的感觉。
季羡林已经不属于校园，他远离了校园的人群。
在季逝世前后，我在北大校园看见有大字报。学生们抗议：“对一个老人的不人道”。
孩子们的直感是对的。由于财产纠葛，校方表示难以介入。
人皆有老。老去的亲人，和自己的老境。
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老人？
人到衰老，是否还应该承担社会公共角色？
当老年人在生活料理和与外界交流上都必须依赖于他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趋从心理，
一种恐惧感。也有相反倾向。
老年性心理的蜕变，就是伟人也难以避免。
老年人是需要监护的，公平正义与仁爱的监护。如何维护老人的独立与尊严、安宁与健
康？这是一个伦理与人性关怀问题。
无论出于公益还是私利，季羡林这位孤独老迈的北大教授都被人使用得太过分。
先是作为一个学者被使用得过分，后又作为一个老人被使用得过分，季羡林现象，是一
次新的“造神”运动。然而造神的时代已经结束，所以崩溃来得很快。其结果是“寿则
辱”。所有的垃圾又都倒在了季羡林的头上。
最后一次见季羡林，是2009年4月。
我告诉他，我将去台湾。我要去寻访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的踪迹，为他们扫墓。季对
我说，梅校长当年在清华的口头禅：“大概”、“如果”、“也许是”。他重复地讲，
神态茫然。突然间他提出：“还有傅斯年”。他的这位山东老乡，是以风骨耿直和保护
青年闻名的。
季羡林最后的最深厚的感情联系依然放不下校园，清华和北大。
有的东西，看似柔弱，却连广宇透光阴，是为民族的文化血脉。
昔季羡林米寿，父亲曾为我书写贺幅为：“温不增华寒不改枼”。
先生一走两年了。请受曼菱一柱心香吧。
2011年8月2日／定稿于昆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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