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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1 972年邓小平为重获信任向毛主席保证:绝不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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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9年，中国和美国开始考虑重新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这两个国家曾经是长达
两个世纪的贸易伙伴，二战时期做过4年盟友，成为冷战敌人也有20 多年。考虑到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后苏联入侵的可能性，毛泽东开始在朝鲜战争以后，首次决定加强与西
方世界的联系，并派遣周恩来执行这一谈判。尼克松此时正在寻求解决越南冲突的办法
，并为了对付苏联而寻求长期合作，于是派遣基辛格担任跟周恩来打交道的人，通过谈
判向中国示好。1971年，为了准备尼克松的访问，基辛格从巴基斯坦至北京的戏剧性到
访，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问都是激动人心的大事件，帮助在邓小平时期中美关系的快
速恢复做好了准备。
1966年至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导致1969年的冲突，邓小平和这一历史没有关系。但
从1961年至1963年，他带领一组人马起草了给莫斯科的著名的9封挑起争端的信，1963
年，他于莫斯科个人发表了中方最后一次的重要讲话超越了这些愤怒的交流。尽管在
1973年晚些时候，他在周恩来的身边帮助执行谈判，邓小平也与向美国的开放无关，因
为这时他仍在江西。
不过，邓小平的贡献在随后才发生。
直到1973年2月，林彪死后的16个月里，毛泽东才邀请邓小平回到北京。因为在
1966年毛泽东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还不期待其他人能很快就接受邓小平，
他也没有决定要启用他。因为走“资本主义路线”，邓小平之前被攻击得非常猛烈，这
给毛泽东向其他人解释为何又让他回来带来了挑战。毛泽东的策略是，先解释说邓小平
这位受人尊敬的党的领导人，过去是遭到了“林彪的不好对待”。在1972年1月参加陈
毅的追悼会时，毛泽东向陈毅的家人说起邓小平和刘少奇的不同：他的情况没那么严重
。周恩来当时向陈毅的家人建议说，他们应该让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广泛地为外界知
晓。当毛泽东的评价传到邓小平的耳里时，这成为首个毛泽东于1971年9月发出的关于
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一个新迹象。然而，更多的迹象还在发生。与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
到的愿望一致，在1972年4月早些时候，邓小平得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他的小
儿子邓质方获准入江西理工大学，他的小女儿邓榕可以进入江西医科大学。
有了这些积极的信号，1972年4月，邓小平有勇气写信给汪东兴，解释说既然他的
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被允许找人帮助卓琳和他自己照看朴方。
他在信中最后说，“就我自己来说，我仍在等你的指示，允许我多做几年的工作。”邓
小平没有收到直接回应或是消息，但是在一个月之内，邓小平和卓琳的工资都恢复到原
来的水平。
邓榕后来写书回忆，这些信号显示邓小平的政治环境已经改善，而这又极大地鼓舞
了邓家。邓家人等待任何积极信号的急切程度，透露出毛泽东对其属下的彻底掌控能力
，即使是他在生病期间，即使他因为林彪的外逃而感到沮丧。事实上，陈云已经于1972
年4月22日被允许从江西返回北京，而毛泽东让邓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将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一连几个月没有获得毛泽东和王洪文的任何回应后，邓小平再次致
信毛泽东，试图消除毛泽东对他的疑虑。信中，邓小平以其所在的工厂向全体工人传达
的关于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报告开始。邓小平写道，虽然林彪是一个精明的元帅，但林
彪不听从毛泽东的命令拒绝赴朝指挥志愿军作战。
邓小平承认林彪在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上胜他一筹。但是，邓小平认为，林彪仅通过
强调毛泽东的3篇作品（老三篇，编者注），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方
法，邓小平本人无法认同，因为还有更多的毛泽东作品需要学习和掌握。邓小平还写道
，林彪、陈伯达对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不知会变成什么
样子的了。邓小平因此感谢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其进行的保护。毛泽东想听什么，
便告诉他什么，邓小平对此做法没有悔意。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强调，在他1968年6月和7月所写的自我批评中关于他的错误是
完全正确。另外，邓小平再次解释了1931年擅离广西革命军（红七军，编者注）所犯错
误。他承认，作为政委，他的表现差强人意，因为他有时未能执行毛主席的观点。
在1960年到1961年间，他未能清除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歪风。他还承认，自
己未能很好地完成毛主席将与国防相关的工业转移到内地的 “三线”建设决定。邓小
平还说，他未能在做报告前及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未能形成汇报的习惯。邓小平还承
认，“文革”中对他的批判，是正确的。
信中，邓小平还试图减轻毛泽东对其在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他绝不会为“文革
”中被批斗的人翻案。他同时暗示，他愿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来。
这一信息，显然正是毛泽东想要听到的内容。1972年8月14日，在收到邓小平的这
些保证后，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让周恩来安排邓小平返回北京。毛泽东强调，邓
小平的情况与刘少奇不同。邓小平从未向敌人投降，也未向国民党传递秘密情报。另外
，邓小平在战争中支持刘伯承，还对党对国家做出过很多其他的贡献。
收到毛泽东的信当天，周恩来就将其在中央委员会中传阅。但是因为江青反对让邓
小平重归政坛，此后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1972年9月，邓小平感觉到他可能被允许获得更多自由，因此要求重放包括瑞金在
内的江西苏区老革命根据地，此要求获得批准。这也是他在江西3 年间第一次被允许离
开所居房屋。他重访江西苏区花掉了5天时间，而且途中享受省部级领导接待规格。邓
小平还获准用两天时间看望了1952年后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王瑞林当时在江西进
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干部再教育。随后，当邓小平返回北京时，王瑞林获准一同返
京，重新担任邓的办公室主任一职。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询问汪东兴和纪登奎有关毛泽东8月指令为何没有执行。
同年12月27日，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汪东兴和纪登奎回应称邓小平可以返京。一个月
后的1973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书记白栋材将好消息告知邓小平。同年2月20日，邓
小平所在工厂的工人为邓送行，而后邓小平乘车到达鹰潭，从鹰潭坐火车到达北京。离
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工作20年。”的确，邓小平此后一直工作了19年零8
个月，直到中共十四大时退出政治舞台。
在中国领导体制中，一个被批斗的人重返重要岗位时，这首先意味着此人重获赏识
:其他人比较容易认可这种任命。当邓小平于1973年2月22日从江西返京后，他并未被立
即任命职位，即使他在北京出现意味着他将重新担任重要角色。当邓小平重新出山的信
息传开后，邓小平拜访了很多老朋友，但是仍然未能参加任何正式会议或者担任任何职
务，也未能与周恩来或者毛泽东会面。
但很快，毛泽东让周恩来召集政治局开会，商讨邓小平未来工作事宜。但是“文革
”中的“四人帮”成员比如张春桥，以及张春桥的后台江青强烈反对邓小平恢复工作并
担任要职。但是毛泽东坚持认为，邓小平应该回到工作岗位，并参加日常会议。最后，
经过慎重考虑，政治局建议邓小平去业务组工作，这一机构由周恩来和李先念主持，其
主要职责是，在混乱的“文革”中维持政府正常工作，邓小平也被允许每周参加一次党
的会议。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希望毛泽东以文件形式将这些针对邓小平的决议稳定下
来，毛泽东批准了，相关文件也发送到邓小平和其他党委那里。
1973年3月28日晚，邓小平已经回到了北京，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与周恩来一起参加
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先念和江青。就在会议结束不久，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
认为邓小平有很多优点，他精神好、身体好，急切盼望恢复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泽东
接见了邓小平，这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六年内第一次。他对邓小平说，“努力工
作，保持健康。”邓小平的回应是，他身体很好，因为他相信主席，随时等待着主席的
召唤。那晚，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来召集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宣布，邓小平将会
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要负责外事。邓小平虽然还没有进入政治局，但他可以参加政治
局的重要会议和讨论。周恩来还给毛泽东一个信，总结了政治局讨论的内容，毛泽东同
意会议结果。邓小平正式恢复了工作。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出席了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招待宴会，这是自1968年以
来，邓小平首次参加官方活动，这时他的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
很清楚，毛泽东希望邓小平能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我们知道的，1973年间，邓小平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仅是主持许多重要会议，还有就是协助周恩来工作。到了同年8
月10日的党代会上，邓小平正式成为党中央领导班子成员。到了1973年12月，邓小平进
入政治局和中央军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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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2 严家祺：邓小平六四清场根源探究
大中小2015-04-11 00:43:01
多维历史
1979年2月，在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严家其提出“废除党和国家最高
领导职务终身制”。1986至1987年，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
1989年4月19日时，立场靠近改革派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决定出版纪念胡耀邦之专
题，而其中一篇由严家其所撰写的文章中对于北京市学生发起抗议活动给予正面评价，
并且呼吁针对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作为重新进行审视。《世界经济导报》也因此遭
整肃。六四事件后，严家祺流亡美国。2007年，严家祺在《北京之春》6月号发表文章
《二十年前旧事重提》，探析八九民运遭镇压的根源。他在文中指出，“八九民运”和
“六四”是两回事，“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六四”则是一场大屠杀。
1992年8月5日，严家其在美国留影
作者按：读到《北京之春》今年5月号陈小雅“关于八九民运史三点更正”的文章，因
为其中有多处涉及本人，不得不重提20年前的旧事。我没有读到过陈小雅的《八九民运
史》，但读她这篇文章，我觉得更涉及“六四”屠杀的根源问题。
六四屠杀的根源不能在八九民运中寻找
“八九民运”和“六四”是两回事，“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六四”则
是一场大屠杀。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可以称为“四五运动”；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就不能称
为“六四学运”、“六四民运”。“六四大屠杀”是邓小平蓄意制造的，邓小平为了掩
盖自己的罪行，还制造了巨大的谎言，说在6月3日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六四”屠
杀的根源是中国的专制制度和邓小平的独断专行、残暴本性。“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
要好好总结，但“六四”屠杀的根源，不能在“八九学运”或“八九民运”中寻找。
21年前，高瑜采访温元凯和我，我谈了“非程序更迭”问题，因为当时我刚出版一本《
首脑论》，是专门讲首脑更迭规则、更迭程序问题以及专制制度下的“非程序更迭”的
，加上胡耀邦下台就是“非程序更迭”。我今天没有觉得当时谈“非程序更迭”有什么
错。陈小雅与鲍彤的对话中，陈小雅提到“譬如李先念散布的，赵不行了？我当时也是
从老严他们这个管道，还有《导报》这个系统里获得这个消息的”。1988年我到美国作
访问学者、参加会议，我根本不知道李先念散布什么，也没有兴趣散布小道消息，我谈
“非程序更迭”从1979年谈到1988年，写过《皇权与皇位》，《王朝循环原因论》，
1983年出版过《终身制与限任制》一书。都是谈“非程序更迭”，我根本想不到什么“
倒邓保赵”。所以，当我在2007年5月号《北京之春》上读到陈小雅整理的她与鲍彤对
话的记录稿时，就产生了疑问。
陈小雅在文章中说，鲍彤说“实际上一直到89年，一直到最后，邓和赵的关系都很好。
非常信任赵。”而严家其说“非程序更迭”，“就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鲍彤
还说，“赵搞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想请胡（乔木）推荐一个学者，胡就推荐了严。”我
当时担任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胡绳是院长，胡乔木是前任院长，胡乔木推荐并非
不可能，奇怪的是此事我从来不知道，鲍彤和社科院领导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有这件事
，陈小雅在文章中还把此事与“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联系了起来。
从陈小雅“三点更正”的文章中知道，姚监复参与了她与鲍彤的谈话。我了解到：赵紫
阳与胡启立等商量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人选时，赵提议严参加，但请胡乔木推荐。
鲍彤邀我参加“政改办”的过程
198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胡乔木、邓力群的指使下整理了一份《资产阶级
自由化言论摘编》，其中涉及12人，这12人是于光远、王若水、苏绍智、吴祖光、张显
扬、孙长江、李洪林、于浩成、吴明瑜、严家其、张贤亮、管惟炎。当时，我在鲍彤领
导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政改办”）工作，我不希望我的原
因影响“政改办”，向鲍彤提出离开“政改办”回社会科学院，因鲍彤坚持要我留下，
我留了下来。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吴稼祥在一篇文章中说，邓力群在书记处会
议上说严家其与“西单民主墙”有联系，公安部还有严的材料。吴稼祥还说，赵紫阳有
一次当面反驳了邓力群，说他了解严家其，是他要严来政改办工作的。我曾与陶斯亮同
为全国青联常委，赵紫阳曾特地向陶斯亮了解我的情况。
21年前，大概是1986年9月，鲍彤曾两次到干面胡同我家找我，要我参加政治体制改革
研究方面的工作，说要成立一个办公室。第一次我没有同意，我妻子高皋也不赞成我去
，不过，高皋并没有像陈小雅文章中说的那样说“做官的没有好人”，因为到“政改办
”参加研究，谈不上“做官”。第二次鲍彤来干面胡同，我同意了，我还说，社会科学
院还没有同意，鲍彤说他会向社科院打招呼。后来，鲍彤让我看了赵紫阳给邓小平、胡
耀邦等人的信，信中提到“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见吴国光《赵紫
阳与政治改革》第22页），邓小平、胡耀邦表示同意此信。我在与鲍彤共事期间，我实
际上只是充当一位研究人员，发表意见，就是在“政改办”工作期间，我没有违心说话
，而是直截了当说话，这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有当时的讲话记录。我曾谈到
“中央政治局也要取消常委。民主就不能实行常委制。”（见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
革》第267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人治的，有问题。人民通过预定程序
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就是民主。”（第319页）“社会上不公正的东西，政府如果听之
任之，就会发生动乱。现在没有一种机制来调节不公正。”（第237页）
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前，我主动离开了“政改办”，回到了社会科学院。在1989年，
天安门学生运动发生前和学运期间，我想到我的行为不要牵涉鲍彤，所以一次也没有与
鲍彤有联系，也没有通过一次电话。后来，鲍彤关了7年，我感到鲍彤受了很大冤屈。
我在《欧洲日报》，在香港、东京的一些报刊上写过为鲍彤辩护和呼吁释放他的文章。
鲍彤获释后，我仍未与他通电话，因为我想到鲍彤的电话会受监听，所以我以公开写文
章的形式与鲍彤“通话”，今天写这篇说明，也是希望鲍彤能看到，并说明我对陈小雅
文章有关部分的看法。
邓力群说公安部有我在民主墙期间的材料
我还想借此让鲍彤知道，邓力群说公安部有我在民主墙期间的材料，我相信是有的。因
为1979年西单民主墙期间，周为民、王军涛开会研究要创办一个刊物，我为这个刊物起
名为《北京之春》。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期间，我把西单民主墙时期唯一一份用铅印印
出的民刊《北京之春》，有几十本送到了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即使只是胡乔木推荐我
到“政改办”工作，把我说“非程序更迭”，“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与“胡乔木
推荐”联系在一起，我也不好理解。陈小雅在《北京之春》上发表的，与鲍彤谈话的记
录稿，提及我的一页有十余处删节号。这一页还涉及当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在1989年5月
16日与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说，那一整段话（指“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
平同志掌舵”一段话）是鲍彤加上去的。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因为读到这一段话，
才在第二天写了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鲍彤对加这一段话回答陈小雅
说是“没有政治经验”。我担心有这么多删节号的记录稿，是否经鲍彤本人看过，不知
道鲍彤是否同意发表。我觉得这样的重大问题，有可能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
在《北京之春》发表的陈小雅的“三点更正”中，有一段姚监复的话“广东顺德的一个
同志看了那段录像（指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
志掌舵“的录像），后来说：如果形势大好的时候，你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谁谁谁指
导的，这是把功劳归于他，但在已经搞砸了的情况下，你说这个话，这不是说这个责任
是属于邓的吗？”陈小雅在上期《北京之春》的文章中说她写过“从1989年初，陈毅元
帅的儿子陈小鲁策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与邓小平反目，甚至自行其事地在香港掀起
了‘倒邓保赵’的舆论风潮”，现在更正了这一说法，变成了鲍彤“没有政治经验”和
严家其“非程序更迭”，“就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这样“更正”，不是越“
更正”越乱了吗？
（2007年5月2日美国纽约）
（作者附注：1988年我到美国作访问学者和参加会议时，曾在《中国之春》杂志上读到
过12个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摘编》。）
(一青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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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8158 | 3 厚黑学经典战例，不过老毛看了那么多古书，专门研究勾心斗角，又玩了一辈子人，怎
么会吃了小平的洗脚水呢
1969
【在 s*******w 的大作中提到】
: 972年邓小平为重获信任向毛主席保证:绝不翻案
: 环球网
: 在1969年，中国和美国开始考虑重新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这两个国家曾经是长达
: 两个世纪的贸易伙伴，二战时期做过4年盟友，成为冷战敌人也有20 多年。考虑到1969
: 年中苏边界冲突后苏联入侵的可能性，毛泽东开始在朝鲜战争以后，首次决定加强与西
: 方世界的联系，并派遣周恩来执行这一谈判。尼克松此时正在寻求解决越南冲突的办法
: ，并为了对付苏联而寻求长期合作，于是派遣基辛格担任跟周恩来打交道的人，通过谈
: 判向中国示好。1971年，为了准备尼克松的访问，基辛格从巴基斯坦至北京的戏剧性到
: 访，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问都是激动人心的大事件，帮助在邓小平时期中美关系的快
: 速恢复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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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4 邓小平六四神隐半月 秘密出京策划戒严真相
大中小2015-04-16 07:27:34
多维历史
查《邓小平年谱》，从1989年4月25日会见李鹏、杨尚昆定性“动乱”之后，一直到5月
11日会见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中间全部空白。在这半个月里，邓小平究竟在干什么？以
致临时取消会见哈梅内伊引发外交风波，赵紫阳多次要求见邓小平未果。流亡加拿大的
赵紫阳智囊吴国光在《动向》杂志2015年4月号撰文《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一九八九
真相的一个推测》推测，邓小平这段时间根本不在北京，而是瞒着赵紫阳出京安排军队
在北京实行戒严，同时解决六四和赵紫阳的问题。全文如下。
六四事件
外交丑闻：哈梅内伊罢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正是万头攒动、人声鼎沸的时候。下午四时，时
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来到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按预定日程，他将在这里与来访的伊
朗总统哈梅内伊举行正式会谈。可是，四点钟的时候，哈梅内伊并未出现，李鹏只好等
待。然而，等了又等，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哈梅内伊的踪影。怎
么回事？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从钓鱼台国宾馆打来电话说，伊朗总统要对双方正式会谈
罢谈，以表示不满。李鹏在《六四日记》中记载说：“这是在新中国外交史上还没有发
生过的事。”①
伊朗总统为什么不满呢？原来，“听说小平同志不准备见他，很不高兴”。李鹏《六四
日记》说：“我和（钱）其琛同志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与伊朗总统商谈。（但）他无法
理解，因为邓在他之后要见戈（戈尔巴乔夫）。”李鹏对哈梅内伊解释说：“小平同志
遵照医生安排正在检查身体，不能见你”。可是，哈梅内伊不依不饶，“提出只要求去
看望一下小平同志，握一下手，而不举行任何会谈，就可以了”。
对此，李鹏后来补记说：“当时，小平同志是因为准备中苏会谈，同时正在密切关注动
乱事态的发展，而不想见外国客人的。”②可是，经哈梅内伊这么一闹，不想见也得见
。拖了两天之后，五月十一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哈梅内伊。③
内政危机：邓小平拒见赵紫阳
这段时间里，和哈梅内伊一样想见邓小平而见不上的国家领导人，还有一位。不过，这
一位不是外宾，而是中国当时的第一把手赵紫阳。
赵紫阳上次见到邓小平，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的胡耀邦追悼会上。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赵
紫阳去朝鲜访问；四月三十日上午，赵紫阳回到北京。④
回到北京之后，赵紫阳很想尽快见到邓小平。为什么？谁都知道，当时形势并不寻常。
就在赵紫阳出访朝鲜的这短短一周之内，北京风云突变，《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发
表措辞强硬的社论，把四月五日胡耀邦逝世以来的学生悼念活动定性为“动乱”。赵在
朝鲜的时候，不可能就此和北京争论；回来之后，他马上采取了缓和矛盾、降低对立的
做法。但是，谁都知道，中国的最终决策权在邓小平手里。所以，如同赵紫阳后来回忆
中所说：“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⑤
可是，整整两个星期，尽管赵紫阳多次要求见邓，但都被拒绝了。邓的秘书王瑞林告诉
赵，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
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⑥
一直到五月十三日，也就是邓小平会见了哈梅内伊两天之后，赵才得以见邓⑦──距离
四月二十二日两人上次见面，已经整整二十天过去了──这可是中国陷入“动乱”（按
照邓的说法）之中的二十天。既然这个国家正处在“动乱”之中，为甚么国家实际上的
第一号领导人，二十天里不肯会见名义上的第一号领导人一起商量对策呢？这位实际上
的掌权者，采取的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
政治阴谋：邓小平究竟在干什么
那么，究竟为什么，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要这样关门谢客，玩起了“失踪”
？查《邓小平年谱》，从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见李鹏、杨尚昆定性“动乱”之后，一直
到五月十一日会见哈梅内伊，中间全部空白。⑧这段时间里，邓小平究竟在干什么？
综合李鹏《六四日记》里的说法和赵紫阳《改革历程》中的回忆，我们可以听到三种解
释：第一，身体不好；第二，准备中苏会谈，要见戈尔巴乔夫；第三，“正在密切关注
动乱事态的发展”。
对哈梅内伊，用了第一个理由，但是人家认为没有说服力；对赵紫阳，开始用的是第一
个理由，后来结合上第二个理由。李鹏日记其实指明了，第一个理由，即所谓邓小平身
体不好、不能见客，明显是个托词。这就是说，邓小平以此理由拒绝见赵紫阳，是对赵
紫阳说了谎话。既然邓“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赵要见邓就是来讨论如何
应对当时的形势（即邓所谓的“动乱”），那么邓为什么偏偏不见呢？
至于说邓要准备中苏会谈，我们知道，邓小平是五月十六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⑨，就是
五月十一日见一下哈梅内伊，中间还相隔一周的时间，应该足够准备下一场会见了。至
于赵紫阳，则是四月三十日就回到北京了，这中间邓更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见赵，不会耽
误邓见戈尔巴乔夫。
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但凡会见某个重要来宾，就必须闭门谢客花上两个星期准备，
连最重要的本国同事来商讨最紧急的事务也不要见面，我看这个国家的外交和内政都不
用搞了，这个领导人也不用当了，因为这说明他根本没有当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的能力
和资格。
当然，邓小平不是没有这种能力。邓的领导风格，按周恩来的总结，是所谓“举重若轻
”⑩，什么大事在他看来都是轻而易举的。现在，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来访，难道就真
的需要闭关十多天？显然，这个解释是很难说得过去的。而且，十一日不还是见了哈梅
内伊吗？十三日又见了赵，这不更耽误“准备”中苏会谈了吗？
我的推测是：邓小平这段时间根本不在北京。所以，他无法见赵紫阳，也无法见哈梅内
伊。很可能他原本计划再晚一些返京，但被哈梅内伊那么一闹，只好尽快回京。
军事政变：邓小平“失踪”的谜底
那么，邓小平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要瞒着赵紫阳呢？我的进一步推测是：他出京安排
军队去了。
安排军队干什么呢？就是要在北京实行军事戒严，以同时解决学生和赵紫阳的问题。为
什么要出京才能安排军队？看一看“文革”中毛对付林彪时候的要搞所谓“南巡”，就
大体可以明白了（其实还有更多的类似事例，此处不赘）。
我们目前当然无法确知邓小平离京的时间，但很可能就在四月底，也就是在定性“动乱
”并激发了民众更大的抗议浪潮之后。这就是说，早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已经决定要采
取军事手段来解决这次政治危机，并完成最高政治权力的改组。
准备周详之后，只是有一件大事在日程上，邓不能不等一等。这件大事，就是戈尔巴乔
夫来访。但是，邓一点儿也不想多等。五月十六日上午，邓见了戈尔巴乔夫；第二天上
午，邓办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午到邓家开会。会上，邓小平提出戒严。[11]
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尚未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五月十八日，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当
天下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杨尚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部署兵力；五月十九日、二十日
，十个集团军的有关部队就从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进驻北京地区的有关目
的地”。[12]
在北京戒严，在和平时期调动大批军队，这是小事情吗？如果见个戈尔巴乔夫就真的要
准备十四天的话，那么，北京戒严这样一件大事，难道邓小平仅仅用了半天就决定了？
决定之后，几十万军队从八方调来，倒是不用四十八小时就完成了？如果我们想象这些
军队本来已经待命，是不是更为合理一些？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待命的呢？推测
是在四月底五月初，邓小平失踪的这段时间里，应该也不是全无来由吧？
当时，邓小平是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按照
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央军委要调动军队，应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按照中共“
集体领导”的原则，军委主席调动军队，最起码应该知会军委第一副主席。难道，为了
避开赵紫阳，邓小平不惜撒谎、装病、置国家脸面于不顾而闹出外交丑闻，也要秘密调
动军队？难道，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到五月中，邓小平事实上是策划并进行了一场军事
政变？反正，结局很清楚：通过戒严，邓小平打倒了赵紫阳，也打倒了赵紫阳“在民主
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并最终悍然对和平抗议的民众实行了血腥的武力镇
压。
注释：
①李鹏《六四日记》“五月九日”日记原文为：“下午四时，原定与伊朗总统哈梅内伊
会谈，因为小平同志不见，对方罢谈。我和其琛同志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与伊朗总统商
谈。他无法理解，因为邓在他之后要见戈。”其他引文，也出自此书，但根据李鹏前言
介绍，是他在准备出书的时候“参考我〔指李鹏本人──引者注〕的亲笔工作记录以及
当时有关文献、新闻报道而写成的。”
②同上。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页1274。
④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页24、26、35。
⑤同上，页37。
⑥同上。
⑦《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5；《改革历程》，页41。
⑧《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2-74。
⑨《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5。
⑩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页198。另外，长期在邓
小平领导下工作并当过其秘书处长的陈鹤桥回忆，邓的工作作风是“沉着稳健，临变不
惊；反应敏锐，敢做敢为；计划周密，有条不紊；凡事抓紧，抓而必成。”陈鹤桥《永
不消逝的怀念》，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上册，页399。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6-77；《改革历程》，页47-48；《李鹏六四
日记》，“5月17日”。赵紫阳是5月16日下午5：40开始会见戈尔巴乔夫的（中共北京
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出版社，1989，页
82），不然也许邓不会等到第二天？
[12]吴仁华，《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Alhambra，CA：真相出版社，2009，页17-
18。
(关岭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