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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1 柴静：顾准逝世35年祭
2015-04-03 03:26:14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
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
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
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
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
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
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
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
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
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
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
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
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
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
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
，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
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
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
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
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
，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
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
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
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
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
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
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
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
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
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
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我作过一个摘记
，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
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
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
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
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这个题目，不必讨
论了吧”学员说。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
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
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
时也有这样的感受。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
变得强壮的。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
“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
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
对立为止”。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
，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
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
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
以后开始”。“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
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
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
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
，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
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
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
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
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
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
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
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
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
痛”。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
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
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还
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
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
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1960年
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
，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
绞痛！”。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
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
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
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
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
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
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
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
，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
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
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
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
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
”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
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
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
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
面红旗，我不反谁反？”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
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楼肇明与顾
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
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
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
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
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这位参谋答不上来
，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
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
，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
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
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
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
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
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他评价
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
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
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
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
谎，也不可能屈服。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
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
“悒悒寡欢”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
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
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
，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
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
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
怎么还不死呢？”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
“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方采秀
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
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
，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他们之后只见
过一面。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
。“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
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
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
，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
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
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
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
，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
头。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
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
，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
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
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
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
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方式是忍受痛苦—
—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
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
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
，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他曾经是最具备
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
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
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
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
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
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
东西”。
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
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
。”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
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
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
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
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
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
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
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
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
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九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
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
，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
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在他的头脑暂时歇息的时候，暮色四合中，他一个人走回去的
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
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
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象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
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
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
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
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人生只
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
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
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
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
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
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文章来自柴静的新浪博客
lzjgz 发表评论于 2015-04-04 09:20:18
柴静因顾忌而至文字有点凌乱，但不失为一篇好文
想不到柴静有如此情怀和视角
顶一个
autumnsun 发表评论于 2015-04-04 08:52:31
感谢柴静写下这些文字，感谢互联网让这些文字有地方发表，并能加以传播。
MustardSeed 发表评论于 2015-04-04 08:51:00
感谢柴静发人深省的好文。又一次印证了毛腊肉是阎王转世，一手炮制了人间地狱。愿
悲剧永远不再。
颐和园 发表评论于 2015-04-04 05:28:21
我佩服顾准，但对他曾经信仰共产主义，帮助中共夺取政权很不以为然，其结果是害人
害己，祸国殃民。我对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这批老共产党人问：“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也许我对这批民国时期的理想义者过分苛求了，但是他们的信仰及所作所为带来的后
果确实太令人扼腕。
简丹儿 发表评论于 2015-04-04 05:17:44
读的泪流不止。
感谢柴静。
请心姐转发茶坛。
区分大小写 发表评论于 2015-04-03 23:57:51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普适啊。
普适的美国不论是联邦还是地方政府一旦官员不服首长的用，撤职没商量，典型的就是
政府换届。一朝天子一朝臣，亘古不变，而且普适。
iask 发表评论于 2015-04-03 23:27:18
再一次认识了柴静，尽管这一篇对顾准的思想介绍有点凌乱但几个要点抓的很准,在一
个单一文化环境下，在一片浮躁的社会中， 难能可贵令人惊讶. 她改变了我对播音员
的认识!
无烟煤 发表评论于 2015-04-03 22:04:32
看到顾准，想起傅雷，读到柴静，感受到中国知识界良心的薪火相传，虽然在冷寞黑暗
大野中，只是星星之火…
voiceofme 发表评论于 2015-04-03 20:03:45
柴静的这个文字竟然像台湾的农应台，抓住一个不大的东西能撤出一篇感人的文字出来。
无名小绿草 发表评论于 2015-04-03 20:00:25
写得真好，柴静真是位有思想，有深刻独到见解的大才女！
波城冬日 发表评论于 2015-04-03 18:41:39
一个好的国家机制，是发掘，鼓励人性中美好的一面。 反之则可将人性中丑陋，罪恶
的秉性发挥到极致。有时想想自己真幸运， 没有生在那样的朝代！好文， 谢谢分享！
瀛客 发表评论于 2015-04-03 17:56:16
一个宽容大度的人文环境至关重要，否则，天才可能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真理
刚开始只被少数人掌握，多数人都将真理看作异端邪说和毒草，恨不得马上斩草除根。
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经验不知道多少次证明了这个道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大部分人还
未明白。中国发生无数次的整人的政治运动，除了少数人的别有用心和为所欲为之外，
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及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意识基础的。所以，再次发生类似文革这
样的群众运动，也并非一件难事。
明海蓝天 发表评论于 2015-04-03 15:43:31
顾准探索真理的精神令人敬佩，是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和思想家。张纯音的女儿有回忆顾
准的文章，令人感动至深。
藏龙卧虎 发表评论于 2015-04-03 15:41:54
写的好！
共产党就是秦始皇第二---烽书坑儒！
毕凡 发表评论于 2015-04-03 15:41:28
读着竟流泪了。
柴女士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女性。
你在中国没感到孤独吗？
bymyheart 发表评论于 2015-04-03 03:45:20
柴静不仅有穹顶之下对雾霾的发问，她也有在思想领域里的探求和思索，她不止是一个
聚光灯下的女播音员，她还有过深度的对悲剧深层的剖析和追求。
顾准是个具有不可思议的风骨和道德勇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曾经是共产党员，马克思
主义者。在他苦难的一生中因为追求真理遭遇非人的磨难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打击迫
害，但是他始终没有同流合污。难能可贵。读了使人唏嘘不已。
感谢柴静。 |
k*****r
发帖数: 21039 | |
o***e
发帖数: 3526 | 3 过于煽情，文章的可信度就要打折扣了...
”。
【在 s*******w 的大作中提到】
: 柴静：顾准逝世35年祭
: 2015-04-03 03:26:14
: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
: 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
: 撤职处分”。
: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
: 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
: 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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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发帖数: 2257 | 4 易中天：走近顾准
2015-07-15 15:53:33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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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现在想来，少年得志的顾准，确实是天真了点。他只知道天亮了，解放了，革命成功了
，人民胜利了，却不知道夺取全国政权，这才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后面的路还长得
很、尤其是改造国民性，建设新文化，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那可真是任重
而道远。事实上，正是顾准所受的这些无妄之灾，促使他认真思考”娜拉走后怎样“（
即革命成功后该怎么办），但这是后话。
1957年以前的顾准，却是书生气十足。照他看，参加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争取民主
自由。现在革命胜利了，还不能随便说话吗？他哪里知道，他的那些仗义执言甚至半开
玩笑的话，后来统统成了罪状。比如，刚到中科院时，顾准曾说过：我当官当不好，来
庙里当个坐得住的和尚总行吧？这是玩笑话，至多也就是发牢骚，却被认为是反党。因
为这话明摆着就是对1952年的处分不满，而这个处分是组织上给的。因此，对处分不满
，就是对组织不满，也就是反党。看来，
依照这些批判者的逻辑，一个人无论受了什么处分，也无论这处分是否正确，都应该跪
下来，感恩戴德地”谢主隆恩“才是。
顾准的另一条罪状，则是在黑龙江坝的选址问题上和苏联专家意见相左。顾准坚持自己
的意见，原本不过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但在批判者看来，反对苏联专家就
是”反苏“，而”反苏“就是”反社会主义“。既”反党“，又”反社会主义“，不是
”右派分子“又是什么？
不必一一列举了。逻辑变成了这个样子，还有什么真理可言道理可讲？而当权力者存心
要置某人于死地，并诉诸”群众运动“时，你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可能是自投
罗网。面对接二连三的批判，顾准所能做的，也就是在紧抿的唇边带着几分嘲讽之意，
睿智的眼睛里流露出睥睨的目光。
这就进一步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怒。
的确，顾准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整治、批判和迫害，还不在或不完全在于他的
口出狂言或信口开河，更在于他的”得理不让人“。他这个人，平时就恃才傲物、目空
一切，得了理，那还了得？自然是死都不让。他顶撞上级部门，顶撞苏联专家，就因为
他有理么！甚至在沦为阶下囚、俎上肉时，只要他认为真理在自己一边，也”不向恶魔
让寸分“。这就坏事了。在顾准自己，是”坚持真理“，在别人看来，则是”顽固对抗
“。好嘛，那就先杀杀你的威风，扫打你的气焰。这正是顾准在”同类人“或”同案犯
“中挨整特别厉害、挨打次数特别多的原因之一。顾准总是书生气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
的人讲道理。他哪里知道，整人可并不一定要有理。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
要什么理？自然是”整你没商量“。甚至，当整人被视为”革命行动“时，这个世界上
最没有道理的事就变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因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权
威。”革命“这个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顾准的那些小道理。你有理，他还有理呢！你
不让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脚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
的人会让？你和他们讲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全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转变态度“，”低头认罪“，至少
也做”低头认罪“状。再起码，沉默，不吭气，什么也不说，哪怕少说两句，总可以吧
？然而顾准不。只要有机会，他就说，而且还要大声说，当众说。1964年11月，顾准刚
刚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对欢迎他的家人大声说道：”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
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1964年，在批判所谓”张（闻天）孙〔冶方）反党
集团“的会上，当别人都一边倒地慷慨陈辞，或划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时，顾准却站起
身来，以略带嘲讽的目光，睥睨着大批判队伍，铿锵有力地宣布：”我自己顽固坚持自
己的世界观和政治一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结果怎么样呢？”右派帽子“又一
次戴到了他的头上。而且，因为他”态度恶劣“，这回定的是”极右“。
是顾准不识好歹不知厉害吗？否。如果说”少年得志“时的顾准，确实有些”不知天高
地厚“，那么，在吃尽了苦头并被整得死去活来以后，他对自己言行的严重后果应该有
着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在他看来，真理和人格比肉体更重要。因此他决不肯轻易低下自
己高贵的头。不就是孤立吗？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不就是毒打吗？那好，于
脆把脸送过去，让你打个够，反正打死也不就范。不就是低头弯腰”坐飞机“吗？哼！
”你别看我前面的头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实，后面的尾巴快翘到天上去啦！“在”文革
“那个斯文扫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神“、”反动权威“都紧紧夹着”尾巴“。不少
人逢人就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起码，也要穿得”朴素“点，”普通“一点，甚至衣衫
褴缕，以示接受改造，洗心革面。然而，在明港”五七干校“，”罪行“最重的顾准，
不但从不讨好任何人，还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烂衫时，身着西方绅士的背带裤，配西装背
心，戴玳瑁眼镜，在众目睽睽之中昂首阔步，一脸对人爱理不理的神态。顾准的傲气、
傲骨，并不因多次的批斗和毒打而有所收敛。
顾准”出格“的事情还很多。”文革“初期，当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
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时，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
读史“。而且，还要亲手贴到布告牌上，贴上后还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
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如此公然对抗运动，公然向
”革命左派“叫板，没有一身正气一身傲骨一身虎胆，岂是做得出来的？
当然，为了”活下去，并思考“，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里，顾准也曾违心地写过”认罪
交代“，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是可以任意欺侮凌辱的。比方说，他可以承认自己是”右派
“、”反革命“、”牛鬼蛇神“，却断然不肯承认自己在劳动时”偷奸耍滑“。其实”
偷奸耍滑“云云，原不过是”革命左派“为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胡乱找的借口；而
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则是为了表示自己”阶级牛争观念强“，时时都在注意”阶
级斗争新动向“。这类批判会，是最没有道理可讲的。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以谁为
靶子，用什么做借口，都往往随心所欲，心血来潮，无非显示”革命左派“有权任意处
置”牛鬼蛇神“而已。而且，在”革命左派“看来，”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恶极、罪该
万死的人。说你”偷奸耍滑“，那还是轻的。然而顾准却认为这是对自已人格的极大侮
辱，因为他一生做事认真，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偷奸“什么叫”耍滑“，凭于什么要
认账？不认账，那就打。打也不认，那就再打。如是者二，一直打得顾准遍体鳞伤、惨
不忍睹。但是，面对法西斯淫威，顾准却死活不认这个鸟罪。当”革命左派“揪住他，
恶狠狠地问”你到底服不服罪“时，顾准高高地昂起头来，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态度
大声喊道：”我就是不服！“在场的劳改队员和干校人员，无不为之深深震撼。这就不
是傲气，而是骨气了。正是这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使我们一想到顾准这两个字，就肃然
起敬，心潮难平。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
众必非之。“顾准一身都是才华，而且都长在外面；一身都是骨头，而且也都长在外面
。在中国，一个人只要有了其中一条，便几乎注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顾准却兼而有
之。那么，他不受磨难谁受磨难，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四、也有幸免于难的
其实，也并非所有像顾准这样既有才气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都会落到他那种下场。
比如钱钟书。
钱钟书也是极有才气的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八个字，用在钱钟书身上，那可
真是当之无愧，一点含糊都没有。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就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
人才，在老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但
如果硬要做比较，无妨说论”学“，钱钟书或略逊于陈寅恪；论”才“，则钱钟书，略
高于陈寅恪。比方说，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来写情诗，把那些主张”存天理，
灭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条变成爱情宣言。如此化腐朽为神奇，连钱钟书自己都忍不住
要自负地说”自来无第二人“。实际上，当今之世，能在治学与创作之间左顾右盼、游
刃有余，而且，两方面都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约也就是钱钟书了。这就非有过人的才
气而不能为。你看他的《围城》，”写得何等机智睿哲！那里面的警句妙语，多到“美
不胜收”或者“拥挤不堪”的程度，以至于有“卖弄才情”的批评。卖弄不卖弄且不去
管他，有才情却总归是事实。这样的书，陈寅恪就写不出。当然，他也不会去写。钱钟
书也是有骨气的。他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最
痛恨和厌恶那些市侩、风派、软骨头。据说，他曾“情绪激动”地大骂冯友兰“简直没
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节操”；对郭沫若和章士钊迎合“上意”撰写《李白与杜甫
》、《柳文指要》两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会趋炎附势、献媚
邀宠。甚至，他还会“不识抬举”。“四人帮”横行时，上面曾通知他去参加国宴。这
在一般人看来，即便不是大大的面子，至少也是“赏脸”，应该“受宠若惊”的。钱钟
书却说：“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连忙声明：“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钱钟书却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来人觉得无法交代，
便问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身体不好，起不来，钱钟书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反倒郑重声明：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江
青也拿他没办法。其实，这在钱钟书，又算什么！当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
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却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
从贡院前街走回下面胡同宿舍，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却毫不畏缩惶惊，高视阔步
如故。这种风骨气度，与顾准何异？
钱钟书也有傲气。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顾准相比，只怕是有过之而无
不及。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本
科毕业后，学校想让他留下来读研究院，他却口出狂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
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顾准就说不出。尽管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已不再“少年气
盛”，晚年更是变得恬淡平和，但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会做出一些
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说，大年初二权威人士来拜年，他居然只开一条门缝，把人家
挡在门外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这事顾准也做不出。
钱钟书当然还有书生气。1982年夏天，胡乔木写了几首诗，请钱钟书帮他看看、改改，
说是自己“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这在胡乔木，无非表示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
钟书，也只要动一两个字，再打个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了。谁知道通晓世
故洞察人情的钱先生，居然“书生气又发作了”，把胡乔木的诗改得一塌糊涂，涂改、
批注甚多，弄得胡乔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来打圆场。事后，钱钟书去信向胡乔木
“致歉”，道是“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
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适”云云。话说得很客气，但那“味儿”谁都听得出
来。
这也不奇怪，钱钟书“毕竟是书生，即便再”深自谦抑“，那一份”书生意气“其实是
清除不尽的。他和顾准一样，常常有”忍不住“的时候。实在耐不住，就会骂人。于是
，钱钟书平日闯下的祸，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桩桩爆发，累坏夫人杨绛。先是他
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否说过”吴宓太笨“，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吴亦是钱钟书敬爱的老
师，她还特地让人写下书面证词，好像要提供庭审似的；后是钱钟书在美国有没有骂过
冯友兰，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冯友兰是钱钟书的’五大恩师‘之一。但她的辩白相信的
人实在不多。”（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为什么信得人不多呢？就因
为那些话那些事，都带有钱钟书的风格，就像“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很像顾准的
脾气一样。的确，无论禀赋、性格、才华、人品，顾准和钱钟书都不乏相同之处。因此
，他们都是“文革”后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科学学部最受中青年学者崇敬的人。那时
蜇居在八号楼、还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大问题的顾准，身边聚拢了一批中青年
“顾迷”；而正在六号楼撰写《管锥编》的钱钟书，身边也聚集着一批中青年“钱迷”
。这不但说明，杜绝思想交流，阻碍知识传播，让天下灭绝人性，“只不过是专制主义
者一手遮天的病态妄想而已”（高建国《顾准全传》），同时也说明，顾准和钱钟书两
人，有着怎样的个人魅力。
然而两人的境遇，却也有天壤之别。
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大体上风平浪静，少有磨难。非但如此，他还颇受“恩宠”。他
是《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一说顾问）和《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人，据
他自已说，还因此而为“吃一堑，长一智”发明了一句押韵的英文成语。他也可以公然
“谢绝”江青的“盛情邀请”，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这种“福份”，顾准连想都
不要想。钱钟书即便在“文革”中受冲击，其“最高纪录”也不过挨了一耳光，比起顾
准差点被活活打死，岂可同日而语？
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两人身份不同。顾准是党员，钱钟书在党外；顾准是领
导干部，钱钟书是专家学者；顾准虽然有名，但那是“官声”，比起钱钟书的“文名”
来，就差得远了。总之，顾准很容易被看做“党内异己分子”，钱钟书则多半被尊为“
党外社会贤达”。这样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处分也是不同的。建国以
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党内的处分总是比党外的重，这也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吧！
何况钱钟书又没有犯过案。
这就有意思了。以钱钟书的个性，其实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钱钟书的父亲钱
基博老先生，早就发现他这儿子有一种惹事生非的禀性，便特地给他起了个“默存”的
字，语出汉代扬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灾。现
在我们知道，钱钟书并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却也不是完全管不住。1992年，有两个年轻
人（董磊和孙小玲）受托去钱家取校样，钱先生居然对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提出如下
忠告：“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接着
钱先生讲了为什么要谨慎从事的道理：如果对方是小人，可能会把你卖了；如果对方是
软蛋，可能会去做伪证；如果对方诚实，可能会傻乎乎地招供了你；如果对方可靠，则
可能会为了保护你而牺牲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
人又害己。”这话说得实在是够世故的。但如果当真世故，又不会说出来。可见钱钟书
还是憋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对两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说。因为倘若惹出事来，还可以
赖账。又可见，钱钟书还是有点小世故。
说来也是有趣。顾准是搞政治的人，却书生气十足钱！钟书呢，原本是书生，却比顾准
更懂政治。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钱钟书就没有掉进去。是年春天，钱氏即有诗
曰云：“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这
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风不定”而“雨将来”，那就还是闭上嘴巴，不要“鸣”吧！那
天意难测的遥空，已然隐隐地碾着雷霆呢！
然而顾准却听不到雷声。其时他正在中苏联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风声鹤唳，
专政机器正张开巨网，专等“毒蛇”出洞，“游鱼”上钩，更不知道他的“反党言论”
和“政治问题”在北京已被揭发。心直口快的顾准，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天天发表“
右派言论”，弄得自己头上和维吾尔姑娘一样，辫子一大把。这就和钱钟书相差太远。
1957年春，钱钟书也在去湖北省亲的旅途中，且反右斗争尚未开始，不少人鸣得正热闹
，钱钟书却听得见“隐隐遥空碾薄雷”，知道“啼鸠忽噤雨将来”。他的一生平安，难
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五、顾准不是钱钟书
最主要的是，顾准不是钱钟书。钱钟书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就不问政治
，却可以不介人政治，从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钱钟书还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
如冯友兰）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而且能够“为帝者师”、“为王
者师”；更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顾准）那样，认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铁的
，可以担尽天下的忧乐，挽狂澜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过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
问。而且，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那份粮食了。
因此他能超脱。
顾准却不能超脱。因为他既是读书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对于他来说，
革命比读书做学问重要多了。如果说，陈寅恪是以学术为生命并拼死力争，那么，顾准
则是以革命为生命并拼死力争的。他不能够把自己从这个青年时代就为之献身的事业中
分离出来。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开除党籍，他也要大声宣布：“我是共
产党员！”
因此，“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别人可以不思考，作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顾准却不
能不思考；别人想清楚以后可以不说出来，顾准却不能不说出来。这就是顾准常常“忍
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顾
准必然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哪怕这个所谓“现实问题”只不过是房子怎么盖，饭怎
么吃，怎样既应付上级又不让农民吃亏太多等等。
顾准和钱钟书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钱钟书“真的知道人－一’两足无
毛动物‘一一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
个兴高采烈的样子”（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所以钱钟书并不把自
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活得干净、明快、轻松、潇
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待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性一下。顾准却相反。在他看来，
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
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
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可见，顾
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则其实是一
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实际
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
实际上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
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悲观主义呢，没有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为世界
当真就会多么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钱钟书确实是活得比较轻松潇洒的。就连做学问，也看不出有丝毫吃力的地方。骆玉明
教授说陈寅恪的学问总是用力很重甚至是固执的，钱钟书的学问则显得“通脱而活泼”
。但要想学问做得“通脱活泼”，首先得为人“通脱活泼”才行。钱钟书就是这样的人
。从季康夫人杨绛的文章中我们得知，钱钟书是既聪明绝世又痴顽透顶的。比方说，他
会在大热天里，用毛笔墨汁在熟睡的女儿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那时女儿还是一个小娃
娃）。或者把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埋在女儿被子里，听她惊叫然后大笑。总之，钱钟书对
待人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甚至对待学问，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而顾准和陈寅恪是
少有这种游戏态度的。他们也开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谈笑风生，却不会游戏人生。只
有生性顽皮而又看穿一切，远政治而又多谈文艺的钱钟书，才能以游戏的态度艺术的态
度看待生活，活得富于情趣和情感。
问题在于钱先生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肮脏。顾准曾不止一次不无沉重地说：“我的手
上没有血。”钱钟书的手上又何尝有血？但顾准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价，钱钟书
却似乎没有付出过。这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钱钟书没有顾准那么多说不清的关系要交
代），却也与钱钟书的处世哲学不无关系。钱钟书基本上是坚守“默默者存”的诫言，
闭门不问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责钱先生，认为像钱先生这样面对暴政保持缄默
，至少在顾准的光照下应感到“无地自容”。依我看这是苛求了。而且，这种苛求并不
好。顾准当然是勇敢的、坚毅的、让人敬仰的，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顾准。
成不了且不说，当真都成了，没准也可怕。要求所有人都成为英雄，其结果很可能是造
就一人批暴徒；而承认大家都很平凡普通，其实成不了英雄反倒天下太平，都能过安生
日子。用顾准的话说，就是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
家雀的各种权利（《顾准日记》）。世界毕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
人只要有一条底线就可！以了。比方说，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说，不能做亏心事。只
要能守住这条底线，保全自己也就无可厚非。在这方面，并不普通的钱钟书倒是为众多
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识分子其实有很多类型。有顾准那样的，也有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陈寅恪
也没有像顾准那样去拿鸡蛋碰石头，明知不可而为之。但陈寅恪同样坚守着他的底线，
那就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是饭可以不吃，衣可以
不穿，学问也可以不做，而气节不能亏。所以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和读《顾准
全传》一样，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是啊，陈寅恪的底线如此之多，还要公开亮出
来，他活得怎能不沉重！顾准则不但活得沉重，而且艰难。在那个拒不承认“家雀”生
存权利的年代里，公然宣称大多数人不过是“家雀”，是会被群起而攻之的。他不但会
被讥为“蓬间雀”，还会被视为“过街鼠”。因为那时“家雀”们都不认为自己是什么
“家雀”，都以为自己是“鲲鹏”。你把“鲲鹏”说成是“家雀”，不是自找麻烦吗？
于是，原本也可以做做“家雀”的顾准，便不得不去做“海燕”，并为此而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 |
s*******w
发帖数: 2257 | 5 六、绝望之望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
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条
”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来受尽苦难受尽
折磨，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瞑目。
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字女没有一个来看他。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
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
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
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
，顾准继续留在家中，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
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
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
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把脸，便抓紧时间
搞翻译，还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
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上。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
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
也好啊！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
。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
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
，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
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
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
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
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
，“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上了这个死都
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
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
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
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
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沉下，
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例；与“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
，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
、“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们断绝关系。刘少奇
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钟书的没有，我认识的一些人也没有。就算
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
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
叹的：“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说：
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得吗？也不是。军宣队
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也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
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么！难道活人见不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
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别仪式就是“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
，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
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
到过父爱，更不等于对他们父亲的死活就无动于衷；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
东特意提前一个半小时赶到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
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
事情，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
无义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又“脏
”，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朋友骆耕漠、
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在床前陪伴），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
（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
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
对比，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
的眼光，会“像刀子一般”。
我们不想责备谁，我们也没有资格责备谁。我们自己在那个荒唐年月里干的荒唐事还少
吗？有什么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但事情却必须搞清楚。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
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引以为训。
那就恕我不恭了。
七、两难选择
依我的猜测，子女们不愿见顾准，倒未必是自私（怕受牵连和影响），多半也是心里有
一份怨恨（这点想必他们现在不愿意说出来）。所谓“怨恨”，也未必是因为顾准“害
”了他们，而多半是因为顾准“害死了”他们的妈妈。顾准的妻子汪璧是在1968年4月8
日服毒自杀的。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
一事被揭发，因此遗书上有“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的字样。其实，早在
1967年她与顾准离婚之前，就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文革”刚爆发，她就受到顾准的
诛连而被批斗，既是“走资派”，又是“狗右派的臭婆娘”。后来又被当众宣布开除党
籍，而这一切又都无不与顾准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汪璧就是顾准“害”死
的。汪璧被逼死后，几个顿失庇护的孩子哭得昏天黑地，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只
好姐弟几个相互帮衬搀扶着，料理了母亲的后事。这个时候，那个“害死”妈妈的顾准
在哪里呢？可曾来看过亡妻一眼？可曾来为丧事出过一把力？可曾来安慰下痛失慈母的
儿女们？没有。
这当然不能怪顾准。当时，他也在千方百计打听家人的情况，甚至在为家人攒钱攒粮票
。但他被牢牢地管制住了，一点消息也得不到。他同样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可惜
这些情况子女们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末必能抹去心头的阴影，至少是，一边是很少回家
，却不断给家里惹麻烦添乱子带来灾难的父亲，一边是受尽惊吓、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
大的母亲，做子女的站在谁一边，将心比心，还不难理解吗？子女们毫不犹豫也别无选
择地站在了汪璧一边。
汪璧的立场，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汪璧也是个老党员，早在三十
年代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六十年代她帮顾准“销毁罪证”时手法熟练动作
敏捷，就因为她当年用这办法对付过特务。对于这样一个老党员来说，党的立场就是她
的立场，党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党要她奔向何方她就奔向何方。因此，当一个足以逼
死人的两难问题摆在她面前时，她的内心世界就分裂了。这个问题就是：要革命还是要
顾准，跟党走还是跟顾准走，相信毛主席还是相信顾准？她当然是要革命的，顾准也要
革命。这本来不成问题，他们是“革命夫妻”么。问题是，一个人是不是革命，并不由
他自己说了算。顾准说自己是革命者，别人却说他是“反革命”，而这些“别人”又据
说代表党。这一下，汪璧就像哈姆雷特一样，不知道该生还是该死。甚至就像祥林嫂一
样，连“死路一条”都没有（请参看本书《忏悔与做人》）。诚如顾准次子顾南九（高
粱）事后回忆所说：“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以走啊！”
汪璧一开始也想两全，但即使她愿意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前途，子女呢？难道让
他们也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黑牢？倒是做父亲的顾准想得“周到”。1966年，当他看到
孩子的思想与自己尖锐对立时，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爽性与汪璧议定，今后就让子女
把他作为“反党右派”来看待，让子女和主流文化融为一体，他甚至很少回家或不回家
，以确保子女和自己划清界线。由于同样的原因，汪璧也痛苦不堪地同意了丈夫的决定
。她只是衷心祈望：“顾准能逐步向组织靠拢，而组织上则逐步谅解顾准，于是，一切
又恢复常态。”
然而她盼来的却是失望。顾准并没有“逐步向组织靠拢”，反而越走越远；组织上也没
有“逐步谅解顾准”，反倒越整越凶，最后，连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样党的最高层
领导都被打倒，她一个“右派老婆”、“反革命家属”，又能有什么指望？
汪璧自杀了。留下的是无法弥合的裂痕。
从六十年初便已和顾准“划清界线”的子女们，此刻已再也无法理解他们的父亲，站在
他们的父亲一边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算下来他们已冷冻了十四年，已是“积重
难返”。看来，顾准当年的决定实在是错了。本来，顾准是可以争取自己的子女的。至
少长女顾淑林，“一向与父亲平等地讨论问题”，而且“善于思考，爱钻研”，怎么就
不能好好谈谈？张纯音也坦诚地对顾准说：“孩子们今天对你的态度，你自己也要承担
一定的责任。因为你以前只对他们说社会上那些’正面‘的话，而我对孩子说真话。我
告诉孩子，右派分子其实是受委屈的好人，还带她去见了几个右派。”结果，张纯音养
育了咪咪这样的好女儿。这个好女儿不但没有和张纯音“划清界线”，还成了顾准的“
女儿”。
然而转念一想，恐怕还是不行。就算顾准和子女们说真话吧，他们能理解吗？就连汪璧
，其实也理解不了嘛！她自杀前对顾准好，一是夫妻情分，二是凭直觉相信顾准不是“
坏人”，再就是还有改变情况的一线希望。至于顾准的思想，她未必理解赞同。但顾准
是思想家。没有顾准的思想，就没有什么顾准。不理解顾准的思想，也不会认为他是“
好人”。再说，如果子女们理解并赞同顾准的思想，又该怎么说话，怎么做人呢？照顾
准的思想去说去做，要挨整；不照顾准的思想去说去做，不愿意。莫非在外面说主流意
识形态的话，回家和顾准说“黑话”不成？那岂不变成两面派了？以顾准之正派耿直，
又岂能把子女培养成两面派？
顾准同样两难。
这样一想，问题就不在顾准、汪璧和他们的子女，而在于为什么一个社会只准有种声音
？为什么一个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王元化《＜顾准全传）序》）？高建国说：“倘若要问当年殴打顾准的青年，为什么如
此残忍？他们必定会说，顾准是头上戴着几顶帽子的坏人。可是，帽子底下是什么事实
？他们却从来没有看见。”又说，许多人只知道要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至于
这人是探索者、思想家，还是’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的反革命，无需弄清也不许弄
清”。我要问的是：难道帽子下的事实证明他是坏人，就可以毒打？难道当真是“把牛
弄死，把粮食烧掉”的反革命，就该断绝父子关系？我的回答是“否”！就算顾准是那
样的“犯罪分子”，也不必断绝关系，因为这违背了天理人伦；也不能任意毒打，因为
这侵犯了基本人权。不能因为现在证明顾准当年的思想是正确的，就来翻这个案！这仍
然是以思想言论定罪，而思想言论是不能作为定罪依据的。如果因为顾准思想正确，就
说当年不该打他，子女不该和他断绝关系，那么，如果明天又发现顾准思想是错误的，
是不是又可以再给他戴一次帽子，把他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三百，然后让他的子女们再
登报声明断绝关系？不能吧？时至今日，我们实在不能再那样看问题了！为了确保顾准
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大声地说：思想言论的自由，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
每个公民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剥夺，也不能因为他的思想言论而给他定罪，哪怕他的
思想言论是错误的！
错误的思想言论当然要批判，但只能是对等地讨论。而且必须保证对方的答辩权；也不
能因此就把他关起来，更不能动用私刑。把粮食烧了牛弄死了，当然要处以刑律，但不
必把他打入“另册”，让所有的人都和他划清界线。这些最起码的法律常识和人权常识
，难道还要一讲再讲吗？
八、无情未必真豪杰
文章写到这里，不禁感慨系之。做人，实在是很难、很难的呀！在顾准，是家国难以兼
顾；在他的子女，则是忠孝不能两全。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通融的办法，一条让大家都
能过得去的道路？
过去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总是很轻松或故作轻松地说，如果熊掌与鱼不可得兼，那就舍
鱼而取熊掌，不要检了芝麻丢了西瓜。其实，事情哪有那么简单。有时，芝麻的意义也
不一定就亚于西瓜，再说我们也不一定弄得清哪是熊掌哪是鱼。
就说“情”，―—亲情、友情、爱情，难道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是可以轻易舍弃的“鱼
”和“芝麻”吗？
一开始，顾准的子女们大约就是这样认为的。那时他们还年轻，既不太知道自已的斤两
，也不太知道“断绝关系”四个字的份量，何况革命热情又很高涨，外面的形势也是如
火如荼。但要说他们事后心里当真很轻松，我也不信。血缘亲情又不是一根纸绳，哪能
说断就断？想必也是牙关咬了又咬，心肠硬了又硬，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因此，当他们
终于醒悟，终于发现自己背弃的是人间最好的父亲，追随的是祸国殃民的奸贼，割舍亲
情其实是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也就是说，舍弃的其实是“熊掌”，追求的其实是“鱼”
，而已是“臭鱼烂虾”时，你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更何况，他们还要为自己的上当受骗而悔恨终身。
因此我以为，今后还是少说些什么“舍鱼而取熊掌”之类的淡活！生命的价值，情感的
价值，是不可以被看得一钱不值、轻如鸿毛的。一个不知道爱惜自己生命的人，也不会
爱惜别人的生命；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情感的人，也不会懂得尊重他人的情感；而一个
既不爱惜生命，又不尊重情感的社会，决不是健康和美好的社会，只会是病态和黑暗的
社会。因此我怀疑，那些鼓吹任意牺牲自己生命和情感的说教是不是居心叵测。如果说
，在战争年代尚有迫不得已，那么，在和平年代至少是无此必要。因为这只会害人。既
害了个别的人（比如顾准一家），也害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
顾准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顾准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从自已的苦难中引发对人
类命运的思考。思想者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人生体验，思想者的思想不可能
与自己的经历毫无关系。过去我们总是说“不要纠缠个人恩怨”，这当然是对的，但这
并不等于说一个人对自己遭受的迫害和不公可以麻木不仁。一个对自己都麻木不仁的人
也不可能对他人寄予同情，而没有同情心，就不会有对社会和人生的终极关怀。
问题在于超越。
顾准超越了自己的苦难。他没有纠缠于自己为什么会从革命者变成“革命”对象，为什
么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具体原由。在他看来，这一切无非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解决“
娜拉走后怎样”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是伟大的鲁迅提出来的。在当时的进步青年都为娜
拉的出走而一片欢呼时先生面对一群热情而幼稚的新潮女生，却不无忧虑地问道：“走
了以后怎样？”先生说：“伊孛生（即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
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学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
。”这实在是冷静而深刻啊，可惜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听进去了的人微乎其微。结果，
直到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设计新中国的建设蓝图之前，我们还一直在做诗
：“数字指标升火箭，一天等于二十年”；“水稻产量何惊人，已闻亩产几万斤”；“
钢铁产量见风长，速度令人难设想。”总之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要什么就
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芙蓉国里尽朝晖”，“六亿神州尽舜尧”。事实呢？事实是
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相当于一个加拿大。顾准自己在商城县，就
不断看见死人。诗意终止的地方，就是理性分析和冷静思考启动的地方；而苦难和灾难
对于思想者来说，则是思想飞跃的突破日。顾准反复思考：为什么乌托邦越是美丽，一
落实到现实中就越是残忍？他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矛盾永远存在。
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既然我们承认，我们的双脚只能牢牢地
站立在大地上，站立在人间，就得承认所有普通人的权利，承认每个人的“人之常情”
是天然合理不可扼杀的东西。人间毕竟不是长着翅膀的天使们飞来飞去的地方。我们需
要同心协力建设家园，也需要相亲相爱共享天伦。甚至可以说，爱的权利，体验、表现
、交流、传达情感的权利，也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它甚至还是人之为人的表
征。因此，即便英雄人物，也并非无情无义、铁石心肠。“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
不丈夫。试看与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菸莵。”就连老虎，也有舐犊之情呢，况乎我等
“家雀”？
更何况，革命的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难道不原本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吗？人类的幸
福中，难道不包括获得爱情和享受亲情吗？不能把个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幸福对立起来。
人类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个人组成的，没有每个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全人类的自由；没有
每个个人的幸福，也不会有全人类的幸福。因此，从这个终极的意义上讲，情感就不是
“鱼”不是“芝麻”，它也是“熊掌”、也是“西瓜”呢！一个人如果自愿放弃和割舍
亲情，那是他自己的事。但如果有人对你说，放弃和割舍你的个人情感这点子“绿豆芝
麻”，就能抱个大金娃娃，或者就能进人“人间天堂”，那你可就得小心了！他即便不
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至少也是一个没有头脑的糊涂虫，要不然就是被某种狂热的
“信仰”冲昏了头脑的人，就像那些邪教的“教主”和“信徒”们一样。
好在人是聪明的。犯过一回错误，该不会再犯第二回。何况明白人也越来越多。顾准的
家庭悲剧，大约可望不再重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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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6 九、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我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不能。1962年
秋，顾准曾在苏州和张秀彬、徐文娟夫妇彻夜长谈。在说到历次运动和极左路线造成的
种种灾难，说到“大跃进”和“共产风”时，顾准悲从中来，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
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表妹徐文娟闻言大惊失色，这不是“犯忌”吗？顾准当
然也知道这话有“违碍之处”，但他不能不说。因为他在商城县之所见，不是什么“形
势大好”，而是哀鸿遍野，人争相食。他亲眼看见老百姓一个个被活活饿死，生计无着
，求告无门。如果他不说出来，天良何在？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为尤甚。因为知识分子非他，乃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如果知识分
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
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
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
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
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
因此，该说还得说。而且，还得说真话，不说假话。这里说的“真”，不是真诚，而是
真实。“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诚”地说假话啊！以至于事后一想起来就羞愧难言，
一一不仅为“假话”，更为“真诚”（请参看本书《忏悔与做人》）。显然，真实才是
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必须真实，这也是一条底线。
至于顾准，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说的全部真实，而且还要把所有
的真实都说出来。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难。因为即便只是不说谎，有时也是要受
罪的。“文革”中，顾准因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内容或思路交代问题、出具证
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顾准看来，无论出卖灵魂，还是出卖朋友，都是不可容忍
的可耻行为。而实事求是和决不为虎作伥，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为此，他甚至不愿意
对与他有隙、曾经整过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说把患难与共的同志和朋友出卖给恶魔
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对威胁利诱，顾准不惜以绝食相抗争，打
死不开口，使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李云等人和各个时
期的熟人无一受到政治牵连，自己却因“态度特别恶劣”而罪加一等，成为“极右派”。
顾准为扞卫人格尊严和保护他人吃了不少苦头，却也赢得了相当多的尊敬和他共过事尤
其是共过患难的人，都公认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宁折不弯的硬骨头，也是可以以生
死相托的正派人。因为顾准对朋友不但忠诚信任，而民体贴入微。老战友陈易因为议论
毛泽东和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顾准不顾自己身处逆境，常常去看望他，却不让他
来看自己。顾准对他说，我是死老虎，名分已定，你还没有结案，别让他们找到岔子，
陈易说话嗓门大，顾准怕他祸从口出，陪他散步时总是挑僻静处走。1974年12月2日23
时，顾准的生命已细若游丝，却惦记着守护在旁的弟子吴敬琏，要他“打开行军床休息
”。谁都没有想到，顾准拼死挣扎讲出的这句话，竟是他的“最后遗言”。
人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顾准的侠义赢得了敬重，顾准的真心换来了友情。顾准
临终前，守护在他身边的，正是这些以心换心的朋友。双目几近失明的学部委员（即院
士）骆耕漠，拄着拐杖，顶着寒风，四处奔走央告，八方辗转求人，终于让顾准住进医
院，获得名医（其间亦多亏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纯和铁道兵某兵团政委张崇文的
侠肝义胆）。年过六旬的林里夫，不顾自己头上有帽子，身上有重病，坚持每天由他为
主护理顾准，做饭、喂药、倒便，一手包下。林里夫和陈易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喊到医院
来帮忙。挚友张纯音，弟子吴敬琏，更是一有时间就守在床前。在最后的岁月里，有如
此之多的友情，顾准真是“痛并快乐着”。
的确，顾准是不幸的。直到含冤去世，都没能见上子女一面，也没能见到睽违十载的老
母亲。那时，他的慈母就住在公安部大院，和顾准的住处只有一街之隔，却彼此望穿双
眼不能一见。在那个不见天日的年月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顾准，只能孤身一人在无
边的黑暗中蜷缩着身体舔食自己的鲜血、泪水和耻辱。顾准又是幸运的，他有那么多关
心他爱护他的好人。在他两次落难之后，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两次收留了他。这实
在是顾准不幸中之万幸。经济所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
超白、林里夫、巫宝三，还有年轻的张纯音、吴敬琏，皆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
们都是正直正派重感情的人。这就造成了一个奇迹：当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比狼与狼的关
系还不如时（狼不吃同类），顾准的周围却散发着人间的温暖。没有这温暖，顾准活不
下来，也不可能留下那么丰富的思想遗产。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人活着不仅需要使
自己温饱，还需要精神养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种。”也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顾准
能获得如此之多的友情，“证明中国有些人纵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旧良心未泯，
他们心中那朵正义的火焰始终在燃烧”（《＜顾准全传）序》）。是啊，没有良知、良
心、正义感，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友情，更不会有知识者和思想者的友情。作为一个知
识分子，知识固然重要，人品就更重要。顾准的幸运，就在于他遇到的人，不但学问好
，而且人品好。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顾准危难之时伸出的援手，不过是一个正派人该
做的事，是应当应分的。正如事隔多年以后骆耕漠接受采访时淡淡地说的：“做人嘛，
应该这样。”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啊！
这里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张纯音和林里夫。林里夫是顾准的老朋友，落难则比顾准还早。
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他被康生诬为“内奸”，打得植物神经紊乱。从上海奔赴延
安的顾准却不避嫌疑，常常请他喝酒。喝酒时，顾准开玩笑说，林里夫是个受惠必报的
人；林里夫则激动地说，顾准是个值得一辈子深交的朋友。事实证明他们都没有看错人
。更为难得的是，林里夫和顾准并非观点相同之人。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很大分
歧。而且，林里夫因为受旧疾植物神经紊乱的影响，“文革”中在顾准那里作客时不免
出言不逊，甚至情绪偏激地叱责顾准，顾准对他却仁义如初，而林里夫也在顾准病重时
证明了自己的正直、友爱和敦厚，证明了他也是值得深交一辈子的朋友。
这就是“道不同而相知相契”了。这是极为难得的友谊。中国人的交友之道，要么是不
问是非只问亲疏，要么是死守门户党同伐异，学术的论争弄不好就变成人身攻击，学派
之间壁垒森严，不是互相攻击，就是老死不相往来，观点相左而高谊如故的极少。然而
，心灵的契合其实比观点的相同更难得，人品的同气相求也比思想的同声相应更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不思考，也可以不做事，但我们却必须做人。
当然，如果心灵和思想都相契合，气质和品位都相一致，那就更难得了。顾准和张纯音
就是这样的朋友。张纯音是个心地善良又侠肝义胆的知识女性。她的父亲是早期享受“
庚款”资助留学美国的学人，母亲是胡适和李大钊的亲炙弟子，外祖父则是和钱穆齐名
的国学大师。有着非凡家教的张纯音，从青年时代起就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不同
凡响的独到见解，从不苟同俗见，随波逐流。唯其如此，她才能在顾准被泼满污水的身
上，发现闪光的东西，甚至一见如故。顾准逝世后，张纯音深情地缅怀说：“我还记得
，在经济所第一次见到顾准，他便笑着说：你就是张纯音吧？他的灵魂是睿智的！”张
纯音和顾准，几乎天然地有着心灵的默契。
于是，张纯音便成了顾准晚年的唯一位异性知己；因为是知己，因此能理解顾准的思想
，并支持和帮助他把这些思想整理出来，这是汪璧做不到的。因为是女性，因此能给予
顾准体贴人微的关心和爱护，给予顾准不是亲情却胜似亲情的友爱，这又是骆耕漠、林
里夫、陈易、吴敬琏他们做不到的。受难的顾准能有张纯音，是最值得欣慰的事。从
1971年到1974年，和顾准长谈千余小时，帮他梳理思想、权衡轻重、分析问题并提出建
议的，是张纯音；在干校让女儿给被监管的顾准悄悄送钱送奶粉送东西，陪顾准散步谈
心解闷的，是张纯音；顾准病重时，一直守在床前亲侍汤药的，是张纯音；顾准去世后
悲痛得大病一场以致于几乎不能行走的，也是张纯音。鲁迅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
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顾准有张纯音这样的知己，实在是不枉此生了。何况他还有
那么多的知心明友，还有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能够理解他的后辈学人和读者，那么，顾准
还会死不瞑目吗？
不，他的灵魂可以安息了。
（本文所引之史料，均见于高建国《顾准全传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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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发帖数: 12188 | 8 算。
其实他本人是土共体制内的官员。土共的自己人。
而土共最喜欢整自己人，所谓的百炼成钢。
那个共党没有被整过？文革时期，排队被批。
就算是康生，也在以前被吓得不轻。
或者你说老毛没有。老毛年轻时差点被AB团枪毙。
文革时期，老毛也心情极为不爽的。
【在 l*****i 的大作中提到】
: 59岁在北京死于肺癌，算不算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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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发帖数: 1315 | 9 老毛年轻时差点被AB团枪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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